钟明同志离开我们两年了。我和当年追随他参加香港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小青年”们，（健在的也耄耋之年了）都深切地敬佩他，怀念他。

　　钟明同志原名钟子马辛。从小，父母把他送到香港祖父和叔父的家里。长大后，在油麻地书院读书。

　　七·七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开始后，我认识了钟明。他当时是英皇书院三年级学生，我是丽泽女中学的初中三学生。丽泽当选香港学生赈济会的执委、捐款部副部长及随后产生的湾仔段段委会（丽泽位于湾仔段）总务（即主席） 。作为丽泽的代表，我便担任了这些工作。我从工作中知道，钟明是学生头头，很有名。我也逐渐和钟明熟悉起来，有时也去他家。

　　钟明家较富裕，他单独住一个小房间。当时，这小房间已是进步学生常聚的处所。1938年6月我申请入党，获批准后，钟明代表党组织就在这间小房子里同我谈话，随即领着我们三个新党员在这里开第一次小组会。这地方，标志着我新的人生道路的起点。事后我得知，这时的钟明，已是党的香港市工委委员、青年部部长了。那几年，从这小房间走出来的青少年党员或革命者不少，例如杨升礼、何秀云、雷晓天……等。有人说，我十五岁入党是“早熟”。其实，1938年是党组织大发展的一年，“早熟”入党的同志不少，而钟明则比我们还早熟得多。

　　祖国百年灾难，帝国主义侵略，人民困苦……，都是促使爱国青少年政治上早熟的主要因素。钟明幼小时很得姑母的宠爱，姑母教导他用功读书，给他讲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从小学起，历史课老师徐香全讲过鸦片战争和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更是步步入侵的历史。钟明在少年时代就在长辈和老师的薰陶下开始思考救国的途径，开始读课外书。他陆续读了不少鲁迅的小说和杂文，读了巴金的小说，还经常读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还参加了邹韬奋为首的七君子组织的救国会；同时，他刻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他把自己熟悉的爱国青少年朋友团结起来，组成晨钟社体育社（后改名课余社），担任社长。大中骨干有雷福棠、杨升礼、林剑鸿、李锦光、李锦辉等。他们的活动内容是读书、讨论时事、学习革命理论和体育活动、假日郊游等。

　　钟明曾说过：指引他成长的，初期有四任教师，第一任是岳飞，第二、三、四任是鲁迅、巴金和邹韬奋；之后就是马、恩、列、斯了。1936年11月，钟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实际生活也促使钟明早熟。他在油麻地书院上学时，一位英国籍教师公然在课堂上责骂中国学生是“Foolish pig”（蠢猪） ，他很气愤；他和一些同学都挨过老师无理罚跪。为什么我们中国学生就可被外国老师这样随便侮辱？他深感中国人必须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同时，封建制度和恶习也促使钟明的觉醒。当年的香港，封建包办婚姻还很盛行。钟明的家长专制包办钟明的婚事，为他订了婚，并逼他接受。钟明得知后坚决反对。他祖父、父亲和叔父曾列坐厅中，“三堂会审”，逼他服从。他仍坚决反抗，拒不从命。这事件使他进一步认识到，反帝反封建是中国青年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从此，他便经常地出去从事社会活动，很少在家。这一来，家长们着急了，担心他会自杀，包办的婚事只好不了了之。抗日战争开始。香港同胞，特别是青年学生，很快地行动起来了。以李政耀为首的香港大学学生会率先行动，发起组织全港学生救亡团体。1937年9月20日，港大学生代表和第一批响应的24所中学的学生代表开会讨论，一致通过成立香港学生赈济会。

　　翌日，党的香港市工委以及钟明从报纸上看到学赈会成立的消息，决定立即行动起来。经商议后，即日由钟明代表课余社、少年之友社等爱国组织到香港大学学生会找到李政耀。钟明对李政耀说：“得知你领导组织了香港学生赈济会，非常佩服。”还介绍了课余社等青年组织的情况。李政耀说：“好，好。欢迎你们参加，一齐工作。”过两天，钟明应邀列席学赈会第一次常委会议，并发表了不少意见和建议。会后，李政耀向各校代表们称钟明为“学赈会的参谋长”，还说：“有了他的帮助，工作就放心了。”从此，原来团结在钟明周围的一群青少年学生都参加了学赈会，同各校代表和积极分子一起工作。香港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从此广泛深入地发展起来了。钟明在香港学赈会虽然没有担任很高的领导职务，却是群众公认的学赈会创始人之一，实际上他肩负了与李政耀共同领导香港学生救亡运动的重任。那几年，香港学赈会在发动全港学生宣传抗战、筹募捐款支援前线、组织青年回国服务团回国服务、参加国内和国际的青年反法西斯活动……等方面都作出了很大成绩，获得了很高的声誉。这些成绩，反映了广大香港学生的爱国精神和高度觉悟；也反映了不过20岁的钟明的政治敏感、政治水平和组织能力。1939年，学赈会的同志们很少见到钟明了。不久，我从领导同志处得知，钟明当选了党的“七大”候补代表，已同广东的“七大”代表一起启程赴延安了。这一消息给我们很大的鼓舞。这是香港学生、香港党员的光荣。

　　随着战争和革命的变化发展，我和钟明同志一别几十年。后来得知，建国前后，钟明奉命从延安回到广州，组织工联、教联、妇联等地下组织，迎接广东的解放。广州和广东全省解放后，他先后担任广州市和广东省的党政领导职务。我还得知，在所谓“反地方主义运动”中，钟明同志受到错误的打击和处分；在十年“文革”恶浪中，他又遭到严重的迫害。但这些厄运，钟明极少与别人谈及，足见他光明正大、胸怀豁达和修养很高。

　　改革开放，全国气象一新。钟明任省顾委副主任期间，兼任省青运史研究委员会主任。他领着一批同志千方百计搜集资料，编篡了一本抗日战争时期香港学生救亡运动的史料书；一方面，他邀集健在的在广东、北京的当年骨干座谈、忆述；同时，钟明和时任广东省副省长的杨德元一起，以东道主的身份，邀请健在居留香港的学赈会老学友近十人到广州来聚谈、献计献策。这次由钟明主持在白天鹅宾馆的数日聚谈，给每位参与者都留下了美好的记忆。白天围坐忆谈，审阅史稿，晚上品茗叙旧，举盏联欢，其间还引出了不少畅怀倾心的诗。此外，还有一件难能可贵而又鲜为人知的事：钟明曾约请参加这次聚会的一、二学友，晚间到他的卧室个别谈心。一位同志曾在当年香港学运工作中犯过原则性错误；由于当时“左”的路线的影响，遭受了极端过份的、无可挽回的惩处。钟明在谈心过程中同这位学友分析当时的历史环境和主客观条件，勉励他乐观向前，继续为祖国、为社会主义事业作贡献。两人推心置腹，谈到深夜。钟明同志这样实事求是地分析事物，评价当年的决策，这样坦率诚恳地慰勉犯过错误而又受到过分惩处的好同志。这种精神是很感人的，很值得我们学习。

　　2003年1月7日上午，钟明同志约我到他家里，谈他的一些经历。谈话完后，我把他写在一页便笺上的谈话要点带了回家，这便笺上写着短短的七行字：

　　“历史启迪，国难当头，

　　形成爱国主义思想；

　　反对盲婚，出走社会，

　　拒绝留学，参加革命，

　　为一生事业找到定位；

　　参加救亡活动曾遭挫折，积极找寻领导。

　　认识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我万万没有想到，当天下午，钟明同志竟突然犯病，离开了我们。这七行自述，竟成了他最后的遗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