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影响下，全国燃起了全民抗日的烽火。香港各界爱国同胞，特别是香港众多学生，迅速行动起来。首先是香港大学学生会主席李政耀发起组织“中华医药救济会”，于1937年9月20日在香港大学召开二十四校的代表会议。为了更广泛的发动抗日救国运动，中华医药救济会更名为“香港学生赈济会” ( 简称“学赈会” ) 。当时中共香港工委认为“学赈会”的成立，有利于动员全港青年学生开展抗日救亡工作，遂特派钟子马辛( 钟明) 参加该会活动。钟明是香港英皇书院学生，香港工委青年部部长，他从此成为“学赈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学赈会”成立不久，我在进步老师的指引下，参加了该会组织的为抗日献金的卖花、卖旗和募捐等活动。钟明此时特别注意发现和培养教育“学赈会”的积极分子，连我这个黄毛丫头小学生也被纳入他的视线。

　　1937年底，由进步同学正式介绍，我第一次见到了钟明。我是个小学生，一下子接触一个青年大学生觉得很羞怯，可是见他很友善、随和，我很快便大胆地与他交谈，回答他的提问。他首先问我的家庭情况及学习成绩。我快言快语地说：“我父亲是海员工人，我学习成绩每学期都考第一名’。钟明微笑点点头说：“我早知道”。我心里很奇怪，为什么他早就了解我的情况？钟明接着说：由于你家庭出身清楚，学习成绩优良，我想介绍你参加“二六团” ( 当时党领导下的外围秘密组织“课余社”的核心) ，“二六团”由十二人组成，所以称为“二六团”。你有什么问题和想法可以大胆提问。我第一问：“这个组织是干什么的？”钟明说：“这是个抗日救国青年组织”。我来不及思索，第二问就说：“只要是抗日救国我就参加。” 当时“七七事变”发生不到几个月，我只知道日本侵略中国，作为中国人要起来抗日救国，更多的道理我就不懂了。接着，钟明简要向我说明，参加“二六团”要认真学习革命理论，积极参加“学赈会”活动，遵守“二六团”的纪律。

　　从此，我经常到九龙深水钟明家参加学习。钟明的家庭为一般富有，父母亲比较开明。钟明自己住的一间十多平方的小房子，是我们活动的场所。钟明衣着简朴，学生装打扮，他对我们一班青少年很关心。他知道我们一下课背着书包饿着肚子来参加学习，就把他家里给的零用钱买上一些面包、牛油、果酱，冲上一壶香喷喷的咖啡。大家饱餐一顿后就开始认真学习。钟明每次参加指导，杨升礼主持，学习《论持久战》等。( 杨升礼即杨德元，钟明1937年1月介绍他参加了共产党，当年他仅15岁，曾在“学赈会”担任儿童团团长，建国后（年代曾任广东省副省长）。开始学习时，我总是坐在一个角落很少发言。有一次，钟明有意提问我：“秀云( 我的学名) ，你讲讲抗日为什么要打持久战？’我十分胆怯，红着脸照着书本讲的说了几句。钟明详细讲了抗日为什么要打持久战的道理，并鼓励我今后学习时要大胆发言。钟明当时只有18岁，但政治上的成熟使我们极为佩服，觉得他领导大家学习，谈论国家大事，投身抗日救国，很有意义。

　　在“二六团”组织的学习中，我显得知识太浅薄。此时钟明可能也认为我不够成熟，为了加速我的进步，他单独另抽时间对我进行培养教育。他极其认真地给我讲解什么是无产阶级，什么是资产阶级，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国民党，什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时还指着地图给我讲述国际、国内形势，使我懂得了一些革命理论。我觉得自己一下子长大了，而且感到思想上有了新的向往。这个新的向往就是钟明于1938年4月4日指引的一条光明大道——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一生铭记这一天，钟明约我到他家。他很严肃地对我说：“秀云，我想介绍你参加中国共产党。入党后要不怕死，要准备牺牲一切，要保守党的秘密，永不叛党，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他随着问我：“你愿意吗？ 有决心吗？” 因为有前一段党的教育，所以我毫不犹豫地答道：“我不怕死，我坚决参加共产党？”。其实我当时还比较幼稚，不懂得更多的革命道理，只认为共产党为穷人谋幸福，坚决抗日救国，加入共产党是光荣的。同时我觉得钟明是大好人，跟着他是不会走错路的。就这样，我14岁那年在钟明引导下，带着纯朴的阶级觉悟和鲜明的抗日救国思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我人生的重大转折，从此走上为革命奋斗的征途。1942年党组织又派我回东江游击区参加了东江纵队，使我成为一名女战士。

　　钟明不仅注重在政治上培养教育我，他对我少年时代的生活和健康也非常关心。我家比较穷困，由于缺乏营养，身体瘦弱，当时有人说我得了肺病。钟明得知，就经常约我周六到一间普通的餐室，为我加餐增加营养。所谓增加营养，不外乎是一杯牛奶咖啡，加上一碟咖喱牛腩饭或一碟扬州炒饭，对我来说，这已经是很丰盛的一顿饭。钟明一边看我美美地吃着，他一边总要问我的学习情况，又讲些时事。我现在已是%&岁的老人了，忆起当年那杯牛奶咖啡，那碟扬州炒饭，心情仍激动不已。

　　1939年下半年的一个周六晚，我照例到那间饭店，钟明早已点好一杯咖啡、一碟扬州炒饭，但我发现多了一盅鸡汤。钟明微笑着对我说：“秀云，这是为你点的最后一次晚餐了。”我感到很突然，天真地反问为什么。他说：“我要远行了，不能再照顾你了，你也长大了，又入了党，要大胆工作，注意健康。”他没有告诉我去哪里，我也不敢多问，因为这是党的秘密。后来才知道，他和吴有恒及一个工人同志三人要北上去延安。临别时，他还教导我要服从党组织，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原则，不要忘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钟明不仅在政治上严格要求我，同时也像兄长般在生活上关爱我。现在他说要离开香港远去，我真的心中十分难舍，一时快将哭出来了。钟明看着我说：“共产党员牺牲都不怕，哭鼻子怎样去发动群众抗日救国，要坚强些！”他这几句话使我止住了将要流出的泪水。

　　这一别十几年。解放初期，钟明在广州市任中共市委书记，我们才又相逢。转眼几十年过去了，我始终没有忘记钟明对我的教导。特别在那是非黑白颠倒的“文革”年代，钟明遭受严重迫害，历尽坎坷。我在武汉挨批斗时，红卫兵诬说在敌伪档案中查出有个人叫“钟明”的是特务，要我交代在香港如何加入了钟明的特务组织，怎样在香港接受任务潜回国内。我虽受到残酷的迫害，但我谨记钟明的教导：共产党员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原则！于是我严正地回答：“钟明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他介绍我参加的是伟大光荣的中国共产党。”钟明是我投身革命的启蒙人，如没有他指引我加入共产党，就没有我今天。

　　钟明同志，您永远铭刻在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