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卫生系统为姚碧澄等人平反 

5月26日，市革委会文教办公室召开卫生系统揭批“四人帮”，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大会，为卫生系统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领导和专家姚碧澄、李迎汉、王怀乐、李矩泉、黄榕增、李仕政、郑显准等7 人平反。姚碧澄原是市卫生局副局长、广州医学院院长，曾任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市科委副主任、市第六届人民代表，1966年8月24日逝世。大会宣布，在“文革”中强加于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等不实之词应予推倒，恢复名誉。会后，将分别为7人举行骨灰安放仪式。

在这次大会上，市委还宣布了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打击迫害的陈安良、梁毅文、莫淦明3人重新任命职务的决定。

市教育局为万骥等人平反 

7月10日和10月中旬，市教育局分别召开揭批“四人帮”、落实政策大会， 为一批受林彪、“四人帮”路线迫害的干部、知识分子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在“文革”中，林彪、“四人帮”诬蔑教师队伍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968年广州举办中教系统学习班，重点批斗了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教育界人士1900人。凡参加学习班的学员要填写登记表和自传，巿教育局干部也全部下放干校。原市第二教育局副局长万骥也被加罪，并在隔离审查期间不幸逝世。7月10日巿教育局召开落实政策大会，会上宣布了市委的决定：

（一）对在林彪、“四人帮”路线破坏下，在被审查期间逝世的7位同志，予以平反，恢复名誉。他们是：原市第二教育局副局长万骥，原龙归华侨中学副校长刘榕福，原市第六中学总务处主任黄今巨，原市实验学校总务处副主任邓松荫，原市越秀区豪贤二小副校长吴允洁，原市第五中学副校长潘元浩，原广州巿归国华侨实习学校教师黄正江。会后分别举行骨灰安放仪式。

（二）对被错划为敌我矛盾性质的4位同志予以平反，恢复名誉。他们是原盲童学校教师简景波、原市第十六中学护士唐文焕，原市第七十一中学教师唐轼，原越秀区一德东路二小教师陈崇年。

对结论不当的两位同志给予恢复名誉。他们是现市第十七中学副校长徐航，现执信中学校长虞肯堂。

恢复原市教育局教研室副主任陈忠恕、原市第四十八中学会计徐超材两位同志的党籍。

恢复陈忠恕市教育局教研室副主任、刘坚广州市外国语学校校长、

张颖仪广州市聋哑学校校的职务。

会议还宣布，过去强加给蔡三坚同志“三反分子”等诬蔑不实之词全部推倒，恢复名誉；对教育系统教职员工1968年清队期间，参加学习班的学员登记表及自传等材料一律作废，全部销毁。

10月中旬，市教育局党委再次召开会议，宣布为“文革”期间受到错误处理的杨煊、徐照、班英等30位同志给予平反昭雪、落实政策的决定。

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进行整风 

7月14日至10月5日，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进行整风。参加会议的有区、县、局和市直属机关部、委、办负责同志近400人。省委第二书记习仲勋在会议期间先后作了3次讲话，省委常委吴南生受省委委托自始至终参加和领导了这次会议。会议深入揭批了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对广州的严重破坏，并对广小I工作长期上不去的原因作了深刻的解剖。会议发扬了延安整风精神，采取会内会外相结合的方法，充分发扬民主，开展积极思想斗争。巿委领导焦林义、梁湘及市委分管各线的领导作了检查。会议结束时，焦林义作了总结讲话。会议提出当前要抓好几项工作：（一）抓纲治穗，一定要打好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要把林彪、“四人帮”连在一起批，从理论上、思想上、路线上和作风上肃清流毒，拨乱反正。（二） 认真抓紧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调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三）认真搞好各级领导班子的整风。（四）要突出抓好群众生活。（五）狠抓重大经济政策和措施的落实，努力搞好工农业生产。

市委为庄辛辛平反

7月14日，市委在中山纪念堂召开平反大会，为庄辛辛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庄辛辛原是广州巿半导体材料厂青年工人。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发生后，庄辛辛给《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提出“打倒张春桥！”“打倒江青!”“打倒姚文元!”“舍得一身剐，誓把阴谋家拉下马！”等口号，并明确支持邓小平。为此，庄辛辛被司法机关逮捕和批斗，并以“反革命罪” 判处有期徒刑15年，刑满后剥夺政治权利5年。

省市委、省市革委会为前市长朱光举行骨灰安放仪式 

9月29日，省委、省革委会，市委、市革委会为前广州市市长朱光举行骨灰安放仪式。朱光在1949年任中共广州市委副书记、广州市副市长，1954 年10月到1960年10月任广州市巿长，前后主政广州市达11年之久，政绩卓著。1960年10月，朱光调到国务院对外文委担任副主任。1965年12月，调往安徽省工作，任中共安徽省委常委兼副省长，主管科技战线。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朱光受到林彪、“四人帮”迫害，于1969年3月9日含冤辞世。粉碎“四人帮”后，中共安徽省委于1978年8月决定，推翻在“文革”期间强加给朱光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并于同年9月23日在安徽合肥为朱光举行追悼大会，为朱光恢复名誉。之后，由广东省委、省革委会和广州市委、市革委会主持，将朱光的骨灰移至广州银河公墓安放。

市委统战部为“文革”中受迫害的爱国人士平反

10月7日，市委统战部在中山纪念堂召开落实党的统战政策大会，为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爱国人士昭雪平反，恢复名誉。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期间，广州巿曾对49名爱国人士，分别以“国民党残渣余孽”、”反革命分子”、“地主分子”、“汉奸”、“反动资本家”、“大右派”等等罪名，分3批进行了拘留或逮捕。其中全国政协委员、市政协副主席，以及市一些爱国民主党派和工商联负责人、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市参事室参事等代表人物占了 43%。有10人还被扣上各种罪名而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历史反革命，有1人被重新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使他们精神上受到挫伤，政治上蒙受不白之冤，家属子女受到株连。1970年，又将根据周恩来总理在党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指示精神，于1956年知识分子登记时，经过正当审批手续，吸收安排在市参事室、文史馆的47名爱国人士， 诬蔑为“招降纳叛”，采取了取消安排、清理出去的错误做法，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在10月7日的大会上，市委统战部部长孙伽俐宣布了巿委的决定： (一）对当时被拘留、逮捕的49名爱国人士公开恢复名誉；其中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历史反革命和重戴右派分子帽子的11名爱国人士，公开宣布平反， 恢复名誉。并采取以下措施：对此案中有些人受到行政处分的，已作了复査， 对的维持原有处理，错的纠正，处分偏重的，予以合理处理；彻底清理档案材料，推倒一切不实之词，与此案有关的审查材料，由组织负责，按规定手续，全部加以清理销毁；分别去函其家属子女所在单位，澄清问题，消除影响；对已死亡未按规定发给丧葬费、抚恤金的，予以补发。（二）对参事室、文史馆受错误处理、取消安排的人员，除个别确属敌我矛盾者外，一律予以收回，恢复原职原薪；在处理期间死亡的，按规定发给丧葬费、抚恤金；去函其家属子女所在单位，澄清问题，消除影响。

市委召开文化系统落实政策大会，为华嘉平反 

10月14日，市委召幵文化系统落实政策大会，为“文革”中被迫害的原广州巿委宣传部副部长华嘉平反，恢复名誉。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 初期，市委根据上级指示精神，专门组织力量整理了巿委宣传部副部长华嘉等人的材料，对其进行批斗，造成思想上、政治上的极大混乱。此次会议上， 市委宣告原来强加在华嘉身上的诬蔑不实之词通通作废，并宣布1970年受“文艺黑线专政”迫害调离的一批文艺工作者原则上调回原单位的决定。

市委主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及补课

10月18日，巿委召开会议，对全国正在开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作了高度评价，认为它对于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加快“四化”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市属机关各单位领导还作了开展学习、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动员，讲述开展这场讨论的重要意义，发动干部群众解除思想顾虑，积极参加学习讨论。各单位培训了学习骨干，领导带头学、带头谈体会，理论骨干先学一步，然后组织全体干部群众阅读文件，加强辅导，开展讨论。阅读文件的重点是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实践论》，叶剑英、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以及中央报刊登载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重要文章。讨论的中心围绕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意义、坚持真理标准和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关系等问题展开。12 月，在充分开展学习讨论的基础上，市委宣传部召开了有700人参加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学习心得交流会，巿建设局、橡胶局、工交干校、越秀区委、交运局、郊区区委等6个单位的代表在会上介绍了学习体会，市委第一书记焦林义在会上作了总结。

1979年8月，市委批转了巿委宣传部《关于召开农村宣传工作座谈会的情况和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请示报告》，提出要补好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一课，必须做好思想发动工作，克服怕损害毛泽东的形象、怕引起争论和与己无关的思想，认真学习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有关文件，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掌捤思想武器，把讨论提高到思想路线的高度，同时要联系实际，着重联系干部群众对三中全会的重大决策和各种方针政策的认识， 联系被林彪、“四人帮”搞乱的问题，以及从本地区、本单位实际出发，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8月31日到9月15日，市委宣传部在番禺召开会议，传达中央精神，布置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要求领导带头，联系实际，开展讨论，把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思想统一到三中全会精神上来。

9月中旬，共青团广州市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幵，巿委第一书记杨尚昆在开幕式上说：共青团组织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组织团员、青年再学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课题。所有部门，从机关、厂矿到农村、学校，都要联系实际，认真补好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一课。

此后，广州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全面展开并走向高潮，由思想理论界扩展到各个领域，由党政机关深入到工厂农村，形成了规模更大、更为普及、更为热烈也更深入的大讨论。它也可看作是对前一阶段讨论的补课，而补课所起到的对思想解放的作用和对实际工作的促进，也是第一阶段所没有达到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在讨论中打破了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逐步解放思想，以实事求是的精神，认真总结“文革”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的经验教训，纠正“左”的错误认识，在思想路线上进行了一次拨乱反正。

杨箕村等生产队搞起包产到户和家庭联产承包 

1978年冬，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杨萁村搞起了“包产到户”，而从化县江埔公社禾仓大队迎福里生产队和风院大队黄一、黄二等3个生产队则试行“包产量、包成本、包报酬、包上调，增产节约归己”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问期，花县炭步公社大涡大队也试行“包产到户，增产全奖，减产全罚” 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些生产队推行”包产到户”后，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并影响到周围的生产队，使“包产到户”开始蔓延。1979年9月，广州巿农村包产到户的也有50多个生产队，分田单干的有60多个生产队。到1980年，实行包产到户的有198个队，实行分田单干的有136个队。

市委、市革委会召开落实华侨政策大会 

12月11日，市委、市革委会召开揭批林彪、“四人帮”罪行，落实侨务政策大会，为在”文革”中受迫害的归侨陈玉娣等昭雪平反，为华侨新村恢复名誉。“文化大革命”中，华侨新村被诬为“资产阶级的安乐窝”、“阶级敌人的避风港”。华侨则因“海外关系”受到冲击、批判、审査，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有的还被作为“特嫌”而“控制使用”，影响了他们的入党、入团、升学、参军、提干，还有的侨改户被重戴地富帽子，被疏散下乡，其私有住房也被长期占用，造成一批冤假错案。

市委发出《关于认真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通知》12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的召开，对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会后，市委发出了《关于认真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通知》。通知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关系到我党、我国人民命运、前途的重大战略决策，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市委要求各单位立即广泛深入地开展学习和宣传，使广大干部、职工群众的思想和工作迅速跟上当前的形势发展。

广州开办河鲜货桟和开放清平农副产品市场 

年底，广州率先在全国放开部分水产品市场，办起全国第一间水产品行栏货栈一广州河鲜货栈，对河鲜杂鱼实行自由购销，随行就巿，议价成交。接着又办起咸鱼、塘鱼、海鲜品货桟，开展议购议销。行栏货栈的出现，对疏通商品流通渠道，减少流通环节，活跃城乡物资交流起到良好作用。

水产品巿场放开之后，广州又放开了农副产品价格，并于1979年3月在广州清平路开办了清平农副产品市场，当年商品成交总量为340.5万公斤， 总成交额608万元。到1982年，市场当年总成交量增至1564万公斤，总成交金额增至5222万元，分别比1979年增长3.5倍和7倍，商品品种包括肉类、水产、三鸟、蛋品、蔬菜、海味、药材、水果、花鸟虫鱼等11类、600多个品种，货源来自巿郊农村及全国18个省区，经营范围涉及批发零售业务，成为广州市区内规模最大、商品品种最多的农副产品市场，它对促进生产，活跃城乡经济，沟通不同地区之间的物资交流，补充国营商业的不足，方便群众，起到积极的作用。

国民经济得到初步恢复和发展 

到1978年，广州巿国民经济结束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停滞不前的状况，得到了初步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开始有了初步的改善。1977和1978 年，广州巿的国民生产总值分别比上年增长8. 62%和10.35%。1978年，广州市社会总产值为105. 01亿元，比1976年增长13. 67% ，国民收入为39. 04 亿元（以上按当年价计算），比1976年增长17.09%，工农业总产值为81.69 亿元（1980年不变价），比1976年增长7. 66% 。工业生产幵始从文化大革命”吋期的停滞乃至亏损倒退转向赢利发展，全市工业总产值比上年有增长， 主要产品产量大多数有增加。1977和1978年全市工业总产值分别为72. 35亿元和75. 39亿元（当年价，下同），比上年分别增长6. 17%和4. 42%。广州农业也获得全面丰收，1977年全巿粮食产量达1134474吨，总产、单产都超过历史最高水平。1978年也达到1110649吨。1977年，广州外贸系统出口额达13850万美元，比上年增长5. 53%, 1978年出口额13424万美元，增速回落了 3.1%，但仍是广州解放以来出口较好的年份之一。1976年至1978年， 广州市区住宅建筑面积增加了 160.65万平方米，相当于“文化大革命”10 年所建住宅面积的总和。1978年，广州巿职工年平均工资714元，比1976年增加了4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