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 

3月开始，广州进行了清査“四人帮”帮派体系的工作。清查“四人帮” 帮派体系，是揭批”四人帮”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4月20 3至23日，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部署深入揭批“四人帮”，清査“四人帮”妄图大乱广东、广州的活动，揭发和清査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对问题较多的人进行立案审査。根据干部和群众的揭发，广州地区与”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有337人，其中问题较严重的有177人，主要有梁锦棠、刘继发、刘均益、孙亦武、武传斌等5个帮派团伙，他们在“文化大革命” 中，犯有打硼抢抄和诬陷迫害干部群众的罪行，以及指挥武斗、策划抢枪、拉帮结派等违法乱纪行为。6月16日，省委宣布对孙亦武实行停职审査。24 日，市委、市革委会召开了有7万人参加的批判孙亦武的大会。7月12日和17日，省委分别召开了共有100万人参加的批判刘继发、梁锦棠的大会，省委宣布对刘继发、梁锦棠实行停职审查。清査“四人帮”帮派体系的工作一直进行到1978年12月。通过一年多的揭发和批判，基本上査清了与“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彻底摧毁了“叫人帮”在广东、广州的帮派体系，深入批判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活动，肃清了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并为下一段整顿领导班子、纯洁干部队伍创造了条件。

广州市召开工业学大庆会议 

5月23日至6月2日，广州市在中山纪念堂召开了工业学大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级领导干部和会议代表4869人。会议传达了华国锋和叶剑英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的讲话，市委第二书记梁湘作了《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精神》的传达报告，巿委第一书记焦林义作了《奋起直追学大庆，鼓足干劲争上游，迅速把我市工业学大庆运动推向新阶段》的报告。会议表彰了2899个先进单位和先进生产（工作）者，并讨论了“五五”期间广州市工业学大庆、普及大庆式企业的规划，提出在”五五”期间，广州市要实现工业生产翻一番，把广州逑设成为一个轻重工业相协调的综合城市，更好地发挥全省工业基地的作用的方案。会议之后，巿委对各条战线进行了整顿。

市委部署开展“三大讲” 

6月25日，巿委召开各部、委、办领导干部会议，部署在广州迅速开展“三大讲”（大讲“四人帮”横行时党受其害、国受其害、身受其害的深仇大恨；大讲同“四人帮”斗争的经历；大讲同“四人帮”斗争的经验体会）， 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广州地区的亲信和黑干将结帮营私，以帮压党，迫害干部，煽动武斗，破坏生产、教育、科研，大乱广东和广州的罪行。在市委的领导下，人们把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与揭批林彪反革命集闭紧密联系起来， 揭批其共同的反革命本质和历史根源，揭批其互相勾结，打着“高举”、“忠于”毛主席的旗帆，推行极“左”路线，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的罪行，并进一歩清查了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

广州开展向科学进军活动 

6月29日，广东省、广州市联合召开“向科学进军动员大会”。会后， 广州巿革委会做出加强科技管理机构建设，调整和配备好研究所领导班子， 认真落实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等若干措施，决定恢复市科学技术协会，召开全市科技大会，重新部署发展科学技术事业。10月15日至19日，市委召开全市科学工作会议，号召全党动员，大办科学，组织千军万马，掀起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新高潮。1978年，市科委组织编制了《1978至1985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恢复高考 

10月21日，《广州日报》头版头条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从1977年开始，高等学校进行招生制度改革，废除“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办法，恢复招生考试制度，实行自愿报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办法。这是“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社会生活的一大变化，也是“文化大革命”后中国最早的拨乱反正。招生制度的改变，意味着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强加于教育领域的“两个估计”的推翻，意味着我党从“文化大革命”时期轻视科学文化、轻视知识分子转向重视知识、重视人才。它重新确立了公平、公正和平等竞争的原则，使大批知识青年能够通过考试、靠自己的努力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耽误了的青年来说，这是极大的机遇和福音，他们得到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一大批知识青年的人生从此改变。恢复高考之后，广州市青年中掀起了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热潮。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首次南下广州 

11月11日，邓小平与叶剑英、苏振华、罗瑞卿、梁必业从北京乘专机抵穗，住广东省第六宾馆3区7号楼。

11月17日下午，邓小平和苏振华、罗瑞卿在广州珠岛宾馆听取了广东省委负责人韦国清、王首道等的工作汇报，并谈到了如何使工农业降低生产成本、农民负担过重、外汇、发展旅游、分配制度、口岸工作、华侨政策等问题。他说，“农民负担重的问题要很好地研究一下。现在农村中好些东西是搞形式主义，实际上我们也存在'苛捐杂税'“，“民主评分不能普及，大队核算也不能搞早了。生产没有发展到那个程度，不能随便过渡。同工业一样， 过去许多行之有效、多年证明是好的的政策要恢复”，“说什么养几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多养几只就是资本主义，这样的规定要批评，要指出这是错误的”。

在谈到外汇和港澳关系等问题时，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前，全国侨汇才3亿美元，现在广东就有4亿多。所以我们搞外汇有很多门路，多搞点外汇，争取进口些大设备。要找几个省来共同出力解决香港供应的问题， 光靠广东一个省解决不了。供应香港、澳门，是个大问题。你们要提个方案， 把情况作个分析，如实反映情况，说清楚你们负担的是什么任务、遇到了什么问题、哪些可以自己解决、哪些要中央解决。比如，搞儿个现代化养猪场、养鸡场，宁可进口一些粮食养猪养鸡，以进养出，赚回钱来。生产生活搞好了，还可以解决逃港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

邓小平还谈到发展旅游事业问题，他说：“有位华侨对旅游事业提了很多意见，其中说到广州，说我们的建筑大而无当，还说住房不能放痰盂，不要设蚊帐，外国人不搞这一套。他说中国把旅游事业搞好，随便就能挣二三十亿外汇。用这些外汇进口大中型设备有什么不好？'四人帮'搞的'洋奴哲学'帽子满天飞，把我们国家赚钱的路子都堵死了。从旅游角度可以解决广东许多问题。要用旅游养旅游，无非是进口一些材料，盖点旅馆、餐厅，一两年就赚回来了。当然还要搞些飞机、汽车，修点道路，还要保障安全，也不那么简单。”

在谈到按劳分配问题时，邓小平说：“农村中有个按劳分配问题，工厂同样有这个问题”，“要采取精神鼓励为主、物质鼓励为辅的按劳分配制度。奖金制度要恢复。规章制度、管理制度，好的要恢复。总之，要把那些合理的恢复起来，改掉那些不合理的。这些想法，中央的意见是一致的”。邓小平得出的结论是：”看来最大的问题是政策问题。政策对不对头，是个关键。”

邓小平还谈到了华侨政策：“广东、福建还有个华侨政策问题，中央侨委建立后还要研究。”

听完广东省委负责同志的工作汇报后，邓小平说：“你们的问题相当集中，比较明确，要写个报告给中央，把问题分析一下，什么是自己要解决的， 什么是需要外省和中央解决的，看来中心问题还是政策问题。”

11月18日上午，邓小平与苏振华、罗瑞卿、梁必业等听取广州军区负责人许世友、向仲华等的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邓小平指出：“清查工作要好好抓一下，你们这里不是清水衙门。广州军区出了黄永胜等好几个与林彪有牵连的人，问题比其他单位多，不能低估。跟着林彪犯错误的人，有的改变了立场，有的没有改变。清查工作要搞好，不注意会留下后患，也不能教育帮助干部。现在有错误的还可以改，滑过去了，至少少了一个改错的机会。”四人帮'罪证材料之一、之二、之三很重要，但还要用从运动中揭发出来的活人活事来教育人，从运动中可以了解干部、发现干部，可以看出干部思想作风的表现。运动没有搞透的要补课，有阻力的要冲破他。揭批‘四人帮’的运动，军区党委要再好好抓一下，一定要放手发动群众。只有充分发动群众，先把问题都揭露出来，然后加以分析区别，才能按政策去办。在这个问题上，军区党委要注意打破顾虑。”

在谈到落实政策问题吋，邓小平指出：“我收到金敬迈的一封信，有人说他整了江青的‘黑材料’，至今不让他搞创作。你们要查一査。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四人帮’打倒了，政策到现在还没有落实。”

当天下午，邓小平与叶剑英接见广东省、广州巿局级以上干部和广州驻军师职以上干部。

邓小平这次到广州，还与叶剑英一起主持过两三次会议，研究为即将召开的军委全会起草文件事宜。在起草叶剑英在军委全会上的主题报告文稿的过程中，邓小平指出，这个文件不能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

11月20日，邓小平乘飞机离幵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