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广州失陷和中共广东省委的应变决策

　　芦沟桥事变发生后不久，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便已威胁华南。从1937年8月起，日本空军连续轰炸广州市区及广九铁路沿线，海军不断骚扰和封锁广东沿海。其时华南守备部队为国民党军第四战区余汉谋部13个师11万人。国民党中央军事当局对广东形势一再作出错误判断，误以为广州毗邻香港，涉及英国利益，日本不敢贸然侵犯，因而没有作好认真的防御准备，反而调动广东四个师北上，使广东守备部队兵力大减。1938年10月 4日，余汉谋接到国民党军委会发来的情报：日军在台湾集结陆军两个师团，海军舰艇30艘、空军各种飞机七八十架，即将向广东进犯。但余汉谋对此情报不予重视，并没有在军事上采取相应措施以加强戒备，前线各级官佐仍任意离开驻地前往香港、广州等大城市寻欢作乐。10月10日，前线部队突然发现敌海军舰艇云集大亚湾海面，才惊觉形势已经十分危急。当晚，广州、香港各电影院急忙打出字幕，通知各部军官赶快返回营房。10月 12日，日军在大亚湾登陆，之后便向广州方向长驱直进。国民党守备部队除个别师、团同日军进行过短暂的遭遇战之外，实际未作认真抵抗便狼狈弃守①。厂州市政府当局对形势突变毫无准备，10月17日还在组织市民进行火炬示威大游行，声言保卫大广州，但次日便急忙通告全市居民赶快疏散。10月21日，日军冲入市区，广州市民扶老携幼往四乡逃难，秩序大乱。广大群众对广东当局狼狈弃守极为不满，一首民谣在民间广为流传，叫做：“余汉无谋，希德唔得。吴铁失城，曾养无甫(谱)。”这首民谣辛辣地讽刺了余汉谋、莫希德(惠阳前线15l师师长)、吴铁城(广东省主席)、曾养甫(广州市长)等人的无能。

　　当日军登陆大亚湾消息传到广州时，中共广东省委和广州市委仍不遗余力地号召共产党员和全市人民奋起抗战，支持政府保卫华南、保卫广州。但由于政权和军队掌握在国民党手中，中共广东组织不可能扭转局势。为了对付急剧变化的形势，10月18日，中共广东省委在广州百子路八路军办事处召开紧急会议，由省委代书记李大林和中共长江局巡视员黄文杰主持(张文彬赴延安开会未归)。会议分析了当前局势，认定国民党当局必然放弃广州逃跑，保卫广州已不可能。决定：1、省委机关立即迁往粤北，原在广州的党员分散转移到各地农村；2、成立中共西南特委、东江特委和东南特委，分别领导各个地区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3、省委领导人分赴各地加强领导；4、由广州市委组织部长陆新率部分党员留在广州坚持地下斗争。省委果断地作出这些决定，总的目的是要保存党的力量，并从中心城市转移到广大农村，“全省播种，四面开花”，为以后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造条件。

　　①  参见李洁之：《广州弃守的经过》。

　　二、党组织和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撤离广州

　　广州失陷前夕，留在广州的共产党员(包括广东省委和广州市委两个领导机关以及抗先队中的党员)300多人，还有党领导的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其他队员200多人，总人数为600人左右。这是自抗战全面爆发以来，党在广州地区经过艰苦努力而逐步积聚起来的抗日骨干力量。如何把这支队伍迅速、安全地转移出去，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根据省委决定，全体共产党员和抗先队员编在一起，打着抗先队旗帜，整队撤离广州。

　　10月17日，抗先队参加当晚全市火炬大游行之后，即宣布全队集中市郊芳村住宿。18日，一面进行队伍整编，一面派人同广东当局交涉有关撤离广州事宜。交涉结果，当局同意给抗先队以“广东省动员委员会战时工作队”名义和少量经费。

　　10月20日，以原中共中山大学支部书记刘汝深为队长，率领“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东江区队”共70多人，先行撤出广州，奔赴东江区域。

　　10月21日凌晨，在中共广东省委青委副书记梁嘉率领下，抗先队本部400多人撤离广州，奔赴西江、北江后方区域。省委领导机关主要负责人李大林等亦随队撤退。队伍从芳村出发，路经佛山、三水，于10月25日抵达四会。由于抗先队取得“战时工作队”合法名义，故能顺利地通过沿途岗哨抵达目的地。27日，在四会凤凰村召开抗先队队员大会，宣布成立抗先队总队部，邓明达、梁嘉等23人当选为总队部委员。随即召开总队部委员会议，选出邓明达为总队长，梁嘉、陈恩为副总队长。稍后，全队编为41个战时工作队(其中先行撤出的东江区队占8个队)，分别派往全省各地农村。中共党员亦以抗先队员身份编在其中，具备条件的队则成立中共支部。这41个工作队，作为革命的种籽，撒向全省，对全省党和抗先队的发展，都起了重大作用。

　　党从广州撤出之后，市委领导机关不再保留。10月20日，市委书记罗范群率市委其他领导同志张定邦、邓健今、周楠、谭本基等，从广州转移到开平，与当地党的领导同志冯燊、谢创、陈翔南等会合，在开平赤坎镇成立中共西南特委(后改称粤中特委)，罗范群为书记，冯燊为副书记。

　　根据省决定，广州市委组织部长陆新和李进阶等几个党员，打算在广州沦陷后，隐蔽下来，坚持地下斗争。但由于时间紧迫，陆新等未及准备，日军已经入城。广州沦陷后第二天，陆新尚未找到可靠的立足点，遂离开广州前往粤中与罗范群会合。李进阶等几个党员因失去上级联系也相继离开广州。广州党组织暂成空白。

　　三、广州市郊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

　　广州、武汉相继沦陷以后，抗日战争逐渐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以主要军事力量对付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场，而对国民党则采取政治诱降为主的政策，中国共产党肩负起抗击日本侵略军的主要责任。这时，游击战争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中共中央及时提出“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开展华南”的方针：大力加强敌后游击战争和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建设。继华北、华中解放区战场之后，在中共广东地方党组织领导下，又开辟了华南敌后战场。在广东的东江、西江、北江、韩江以及珠江三角洲等广阔农村地区，中国共产党各级地方组织领导的抗日游击武装和抗日游击根据地纷纷建立起来，并在战斗中不断成长壮大，最后发展成为包括东江纵队、珠江纵队、韩江纵队、南路纵队等各路队伍在内、统称为华南抗日游击纵队的一支强大的人民抗日游击武装队伍。这支队伍抗击和牵制着华南敌伪军的大部分，给敌伪以沉重打击。同时，又在国民党顽固派勾结敌伪夹击人民抗日武装的复杂环境中，“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及时粉碎敌、伪、顽的联合进攻，支撑起华南抗日战争的局面，有力地配合了全国各地战场的对日作战，不愧为华南地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华南敌后战场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三大战场之一。

　　广州在沦陷以后便成为日军在华南的大本营——日本南支那派遣军司令部驻扎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州市郊抗日游击战争，集中在广州南郊和东北郊两片地区，成犄角夹击之势，直接牵制和威胁盘踞广州的敌伪势力，在整个华南敌后抗日战场中，具有其特殊意义。

　　(一)广州南郊的抗日游击战争

　　广州南郊毗邻番禺、南海、顺德、中山等县，是广东著名的珠江三角洲鱼米之乡，又是广州连结香港、澳门的主要通道。日军侵占广州后，又继续侵占南、番、中、顺大片地区，并部署重兵把守，企图把这片地区作为日军后勤给养基地，实现其所谓以战养战的目的。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困难条件下，深入敌后，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在这片地区建立起闻名中外的抗日游击武装：广州市区抗日游击第二支队，其后又进一步发展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战绩卓著。

　　“七七事变”后不久，爱国人士吴勤在香港同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取得联系。吴勤原是一个大革命时期珠江三角洲农民运动领袖，曾任南海县四区农会会长、南海农民赤卫军第二团团长，1924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逃亡南洋，与党失去组织关系。“七七”事变后，吴勤回国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并主动与中共组织取得联系。中共南方工委考虑到吴勤的威望和影响，授意他回广州组织抗日武装。1938年10月22日(广州沦陷后第二天)，吴勤率19名爱国青年，在广州南郊崇文乡成立抗日义勇队。当月，义勇队在南海平洲夏窖村附近河面伏击日军运输船队，击毙日军10多人，缴获大米面粉400多包，打响了广州南郊武装抗日第一枪。接着，义勇队又乘日军追击国民党部队之际，袭击广三铁路小塘车站，成功地破坏了交通，阻延了日军的行动。义勇队连续两次水陆战斗的胜利，震动了珠江三角洲，大大鼓舞了人民的抗敌致胜的信心。义勇队也从19人发展到50多人。

　　日军侵占广州后，原广州市长曾养甫跑到四会，在该地宣布成立广州市游击司令部。眼见吴勤率领的抗日义勇队不断壮大并得到人民拥护，曾养甫便给义勇队以“广州市区抗日游击第二支队”番号，并委任吴勤为该支队司令。吴勤在取得中共同意后 (中共驻香港代表廖承志给予大力支持)，接受了该项委任。1938年11月，抗日义勇队正式改编为广州市区抗日游击第二支队，简称广游二支队。

　　广游二支队成立后，吴勤即赴韶关和香港，分别会见张文彬和廖承志，要求中共派干部来领导广游二支队。中共广东省委对此十分重视。张文彬指出，要把二支队改造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为在珠江三角洲敌后发展抗日武装打好基础。廖承志又指示，要按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改造二支队。

　　1938年12月，广游二支队开始整编队伍。由于吴勤的声望，很多爱国农民踊跃参加，广州市郊及南海、番禺、顺德一带，不少地方实力派和绿林武装亦纷纷投靠。二支队迅速扩编为三个大队、一个直属队，总人数达2000多人。曾养甫为控制二支队，委任反共分子史文坚为二支队副司令以监视吴勤。此时二支队情况复杂，真正可靠的骨干队伍仅有直属队的70多人。

　　1939年1月，中共广东省委、东南特委和中山县委，先后派党员刘向东、黄柳言、吴德堂、陈侠光、张日清等到二支队，刘向东担任二支队政训室主任。同年6月，东南特委再派党员严尚民、林锋、黄友涯等到二支队，严尚民任二支队政训室秘书。二支队中党的力量迅速壮大。9月，正式成立中共总支委员会，由刘向东、严尚民、黄柳言3人组成，刘为总支书记兼直属队支部书记。

　　1940年6月，中共广东省委划分为中共粤北省委和粤南省委。同月，在粤南省委领导下，成立中共珠江三角洲中心县委，由罗范群、林锵云、陈翔南、刘向东、严尚民5人组成，罗范群为书记，广游二支队隶属于中心县委领导。同年9月，中心县委在顺德西海召开会议，决定进一步加强党对二支队的领导，要求．把二支队改造成为党绝对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式的人民抗日武装。为此目的，中心县委决定以林锵云率领的顺德游击队为基础，加上从中山、番禺等地抽调来的一批党员和青年骨干，组成二支队独立第一中队，作为二支队的核心队伍。同时，中心县委又派出大批共产党员担任二支队属下各大队和中队的领导职务。另外，中心县委又把中共中央派到广东加强军事指挥工作的谢立全(原延安抗大三分校大队政委)、谢斌(原延安抗大三分校大队长)两人，派到广游二支队。谢立全任司令部教官，谢斌任司令部参谋。从此，二支队又有了经过正规训练的优秀军事指挥员。经过以上一系列措施，二支队的政治素质大为提高，战斗力大为增强。

　　由于吴勤威望越来越高，又主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而深为敌伪顽所忌恨。1942年初，正当中共广东党组织准备恢复吴勤党籍之时，国民党顽固派勾结日伪汉奸暗杀吴勤。是年5月7日，吴勤夫妇在顺德陈村水枝花河面过渡时，遭预先埋伏的伪、顽武装袭击，吴勤夫妇等船上11人全部遇难。

　　吴勤遭暗杀后，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部企图取消二支队番号，中共珠江三角洲中心县委从团结抗战出发，坚决顶住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逆流，任命林锵云为广游二支队代司令。

　　1943年2月，为统一领导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中共广东省临委和东江军政委员会联合决定，成立南、番、中、顺游击区秘密指挥部，由广游二支队代司令林锵云任指挥，中共珠江三角洲中心县委书记罗范群任政委。指挥部统辖南、番、中、顺四县抗日游击武装，其中之南、番、顺部分，对外仍使用广游二支队番号。1945年1月15日，根据中共广东省临委和东江军政委员会联席会议决定，在广游二支队基础上，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原广游二支队代司令林锵云担任珠江纵队司令员，梁嘉为政治委员，原广游二支队编为珠江纵队第二支队，郑少康为支队长，邝明为政治委员，直至抗日战争胜利。

　　广游二支队自成立以来，辗转战斗于广州南郊和南、番、顺一带，大小战斗数十次，战绩卓著。其中发生在广州近郊及其邻近地区的重要战斗有：

　　西海大捷。西海位于广州以南20公里处，是广州通往珠江口水路交通要冲之一。这里河汊纵横，蔗林、蕉林密布，到处是天然的“青纱帐”，实为水网平原开展游击战争的好地方。从 1940年11月开始，广游二支队司令部率主力独立一中队进驻西海，广泛发动群众，逐步把西海建成广州以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坚强堡垒。1941年10月17日凌晨，伪军第四十旅七十九团、八十团、补充一团及伪护沙总队等2000多人，向西海抗日游击根据地发起全面进攻。广游二支队在谢立全指挥下，充分利用西海有利的自然环境，同敌人展开激战。其时西海的蔗林、蕉林长得高大茂密，鱼塘星罗棋布，河汊纵横其间，伪军大部队在这样的地形环境中运动十分困难，在“青纱帐”面前成了瞎子。游击战士分散隐蔽在暗处进行狙击，到处是喊杀声、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把伪军打得晕头转向。战斗至当日下午4时结束。是役歼灭伪军一个团，击溃两个团和一个护沙总队，击毙伪军前线总指挥祁宝林以下200多人、俘敌110多人，缴获轻机枪5挺，步枪 400多支，手枪50多支、子弹1万多发，而游击战士仅伤亡各1人。这是一场以少胜多的游击战著名战例。西海大捷震动了珠江三角洲。

　　智擒沥滘“八虎”。沥滘是广州南郊一小镇，面临珠江口，是敌伪防卫广州的一个重要外围据点。当地以卫金允为首的卫氏十兄弟，投靠日伪、鱼肉乡民，横行于沥滘一带24个乡村，群众恨之入骨，称之为沥滘“十老虎”。这十兄弟是一伙杀人越货、无恶不作的土匪、流氓、汉奸、恶霸，卫金允还当上沥滘伪联防队长，他们掌握着沥滘伪武装，充当日伪鹰犬，经常带领日本侵略军进犯我抗日游击根据地，对我构成严重威胁。为了扫除通往广州市郊的障碍，严惩这伙害民贼，广游二支队决定铲除这股汉奸势力。1943年春，中共珠江三角洲中心县委派卫国尧、卢德耀两人组成广州市郊工作组，进入沥滘，为歼灭“十虎”作准备。卫国尧是当地人，为了在沥滘站稳脚跟，他一方面同“十虎”周旋，取得他们的信任。另方面又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发动群众，秘密建立“学习会”、“兄弟会”、“关帝会”、“同心会”等组织，把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并从中发展骨干分子入党，秘密建立党的支部组织，他又在沥滘办了一间米厂和一间小学，作为党的秘密活动据点。之后，卫国尧等经过一番调查探索，终于摸透了“十虎”的活动规律，制订出歼灭“十虎”的战斗方案：打算利用“十虎”清明扫墓之际，将其一网打尽。1944年4月8日，在沥滘党支部密切配合下，广游二支队指挥员谢立全、郑少康亲自率领手枪队，佯作清明扫墓，潜入沥滘附近礼村山头埋伏。是日上午11时许，“十虎”率伪联防队上礼村后山扫墓，手枪队乘机发动突然袭击，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当场歼灭敌伪联防武装30多人，“十虎”中除老大卫金润、老二卫金汝漏网外，其余“八虎”被活捉，后来将其处决。这场战斗打得十分漂亮，为民除了害，沥滘周围24乡群众人人拍手称快。

　　夜袭新造。新造位于广州东南约10公里处，为番禺二区伪区政府所在地，驻有伪军400多人。1944年6月23日夜，广游二支队300多人在谢立全指挥下，向新造伪军发动突然袭击，激战两小时，毙俘伪军100多人，活捉伪区长冼尧甫，缴获机枪3挺、长短枪20多支及军用物资一批。24日拂晓前，游击队安全撤出。

　　突袭市桥。市桥是广州外围一个重要城镇，番禺县府所在地，沦陷后成为珠江三角洲敌伪武装重要据点之一，驻有日军警备队300多人，伪军第四十旅(李辅群部)1000多人。李辅群绰号李朗鸡，自称“市桥皇帝”，集大地主、大恶霸、大汉奸三位于一体，经常带领伪军攻击我游击部队，可谓罪大恶极。1944年6月26日夜，广游二支队在谢立全、郑少康、严尚民、卫国尧等指挥下，兵分两路突袭市桥，直捣李朗鸡老巢——伪军第四十旅司令部。经三小时激战，伪军司令部被二支队攻占，驻市桥日军企图增援，又被游击部队的密集火力封死，不得不缩回据点。此役共毙俘敌军100余名，缴获长短枪190多支，子弹1万多发。李朗鸡仓惶登上汽艇从水路逃跑。

　　血战植地庄。1944年7月25日，广游二支队新编二大队 250人集结于广州南郊附近的植地庄，准备第二次袭击市桥，不料被潜伏奸细何志英告密。当夜，日军指挥官吉田率领独立步兵第八旅500多人分别从石榴岗、市桥出发，于26日凌晨6时进抵植地庄，占据了村前村后有利地形，二大队游击战士和全村群众被包围，情况十分危急。大队领导当即果断决定由中队长何达生等8人和当地民兵立即占领植地庄周围的高地、坚固的房屋抗击敌军，掩护主力分两路突围：一路由教导员李海带领撤至江南；另一路由大队长卫国尧率领，经梅山向江南集结，途中受敌狙击。何达生等留在庄内狙击敌人的游击战士利用土墙、闸门作掩护，与敌人进行奋战，经10多个小时战斗，连续打退日军8次冲锋。这次战斗共毙伤日军70多人，但我游击部队亦遭到严重损失，大队长卫国尧等48人牺牲，22人受重伤。战斗中表现突出的守庄指战员何达生、植枝、陈耀祥、梁细九、曾九、孔联、黄贤、黎明等被誉为智勇双全的“八勇士”。建国后，人民政府在植地庄建立了纪念馆和烈士纪念碑。

　　(二)广州东北郊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广州东北郊毗邻增城、从化、番禺、龙门等县，是广州东部交通咽喉。这里水路有东江可通惠州，陆路有广梅汕公路可通粤东，铁路有广九线直达九龙、香港，因而在军事上成为攻守广州必争之地。广州沦陷后，这片地区成为抗日游击战争的一个重要场地，到抗战后期，更成为东江纵队罗浮山根据地的前沿屏障，游击部队前进包围广州的重要基地。中国共产党在这片地区深入发动群众，通过各种方式建立起党直接或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武装，其中主要的有：

　　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增城县第三区常备队。1938年7月，中共增城县仙村支部和雅瑶支部，以地方民众自卫组织的名义，分别建立“广东民众自卫团仙村大队”和“雅瑶大队”。同年10月，两个大队合并组成“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增城县第三区常备队”，共100多人，共产党员阮海天担任指挥。这支队伍后来成为东江纵队三个组成部分之一。

　　魏友湘杀敌大队。1940年初，中共增城临工委通过统战工作，以原增城福和地区抗日救亡自卫队为基础，组成以魏友湘为队长的“六十三军随军杀敌大队”，并在其中建立中共支部组织，李南为书记。这支队伍是中共在增城地区利用国民党军队番号建立的抗日游击武装。

　　王达宏杀敌中队。1939年冬，日军侵占龙门永汉，中共永汉特支发动当地群众，建立了一支五六十人的抗日游击队，王达宏为队长。日军退出永汉后，中共永汉特支又通过统战工作，发动当地爱国人士共同组成永汉联防委员会，永汉抗日游击队改名为永汉自卫联防队。1940年初，国民党政府进入永汉，下令解散这支联防队。中共永汉特支通过统战工作，把联防队改编为六十三军随军杀敌大队的一个中队，并在其中建立中共支部组织。这是中共在龙门地区通过统战工作、利用国民党军队番号建立的公开合法武装，全队100多人，王达宏为支部书记兼队长。该队以永汉为后方基地，活动于龙门、增城和博罗交接地带。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增、从、番独立大队。1940年3月，原博罗县第三游击纵队独立大队(一支使用国民党部队番号而为中共所掌握的游击武装)，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攻击，其中一个中队撤到增城。中共增城中心县委派李镇靖、潘祖岳两人帮助其整顿，改编为增城抗日游击队基干队，全队40多人，何洪川为队长。1941年3月，在基干队基础上，扩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增、从、番独立大队”，全队100多人，卢伟良为大队长兼政委，隶属于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总部和中共增、龙、博中心县委双重领导。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独立第二大队(后称东江纵队独立第二大队)。1941年11月，原驻博罗的国民党部队独立九旅某排排长徐荣光，因不满该旅消极抗日，毅然率部投奔中共领导的游击部队。在中共增城中心县委帮助下，顺利到达增城油麻山地区，参加中共领导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增、从、番独立大队，编为一个中队。1943年10月，该中队扩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独立第二大队，阮海天为大队长。同年11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改称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该大队也随着改称为东江纵队独立第二大队。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第四支队。1944年12月，中共广东省临委和东江军政委员会对广东游击队进行整编。其中，东江以北地区(即广州东北郊地带)各路队伍，统一整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第四支队，蔡国梁、阮海天先后任支队长。东江纵队第四支队成立，标志着这片地区的人民抗日游击武装从分散到集中，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东江纵队第四支队(包括其前身各路抗日游击武装队伍在内)，在抗战8年间，活动在广州东北郊及其毗邻增城、从化、龙门、番禺等县，主动出击敌伪驻军，破坏敌伪交通设施，惩办汉奸卖国贼，直接牵制和威胁盘踞广州的敌伪势力，大小战斗 100多次，对抗日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中，与广州有直接关系的重要战斗有：

　　仙村狙击战。1938年10月20日上午，日军一部数百人经仙村向广州进发，阮海天指挥增城第三区常备队和仙村、雅瑶两个自卫队在仙村一带进行截击，在当地群众支持协助下，从上午激战到傍晚，击毙日军20多人，击沉敌汽艇一艘，缴获枪支、弹药和军用物品一批。

　　夜袭官圹。1940年9月中旬，侵占广州地区的日军主力集中向粤北进犯。驻守增城福和官圹村的日军井野旅团留守人员共约600人，在日伪联防队长冈田统一指挥下，负责保卫营地和占领区。9月16日晚，魏友湘杀敌大队联合翁源大刀队共120人，夜袭官圹地区的日伪军，在国民党军第459团的支持下，经过激烈战斗，歼灭日伪军冈田以下260多人，取得了重大胜利。

　　突袭龙眼洞。龙眼洞是广州东郊的交通要道，1944年7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独立第二大队130多人，向驻守龙眼洞的日伪军发起突然袭击，全歼守敌伪三十师一个连，伪连长被当场击毙，余敌60多人被俘，缴获长短枪60多支。由于此役发生在广州近郊，政治影响很大。延安广播电台为此播发了消息，《解放日报》也作了报导。之后，独二大派出短枪队或武工组，深入到广州近郊沙河、联和、长湴、岑村、东圃、南岗、罗岗一带活动，散发传单，张贴东江游击区出版的《前进报》，袭击敌伪仓库，破坏敌伪军用设施，对盘踞广州的敌伪势力构成直接威胁。

　　夜袭新塘火车站。新塘火车站是广九铁路靠近广州的一个重要车站，站内还设有日本兵站和驻广州日军警备部的物资供应站，日伪部署一个连的兵力把守。1944年11月一天深夜，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独立第二大队在副大队长郑伟灵、政训室主任杨步尧率领下，神出鬼没般插入新塘火车站伪军驻地，当场活捉日本兵站站长阿南中佐以及伪军副连长以下30多人，缴获长短枪30多支及弹药一批。在焚毁日军仓库及伪军营房之后，游击队迅速撤回基地，战斗仅半个小时便告结束，我军无伤亡。阿南中佐被押送东纵政治部，后参加了日本人民反战大同盟，于日本投降后返回日本。新塘火车站一役沉重打击了日伪，致使日军控制的广九铁路长达半个月之久不敢通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