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日本侵略者统治下的广州

　　日军占领广州后，即对广州人民实行残暴统治和血腥镇压。从1938年10月到1945年8月，长达7年之久。日军占领广州期间，杀人放火，奸淫掳掠，逼迫得广大市民家破人亡，四处逃难。一个拥有100多万人口的南方名城，一下子仅剩下10多万人。．

　　日本侵略军为了巩固其法西斯统治，除在市区和郊区驻扎重兵外，还在广州设立宪兵司令部，扶植汉奸组建伪军警部队，1940年1月12日，成立“和平救国军”、“广州治安维持会”，同年5月又成立广东省保安司令部、广东省江防司令部等敌伪机构。在日伪军警统治下，广州人民人身安全没有保障，没有生存自由权利。日伪组织人员随意进入民房，杀人放火，奸淫妇女，掠夺财物，发现可疑的人或不服从其侮辱的人，便横加种种罪名加以杀害。伪警务处规定：凡穿便衣的，警察问话不答者，一律枪杀。1939年11月，日军将拘留在黄德光医院内的2000多名妇女，编为“姑娘慰劳团”，强迫送往前线充当军妓，凡拒绝者当即遭杀害。日军在广州东郊黄埔设立的宪兵大本营，每天都有从各地抓来的抗日志士，经刑讯迫害后，被押往黄埔附近的牛山脚下旧炮坑里杀害。长百米宽3米的炮坑，堆满着中国死难者数以万计的尸体，人们称之为“万人坑”。新中国成立后，文冲船厂在牛山建筑宿舍时，还挖出许多尸骨。类似“万人坑”集体屠杀中国同胞的地方，在广州不止一处。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伪开始鼓吹汪、蒋合流联合反共。日军在沦陷区大城市采取所谓“怀柔政策”，宣传建设“王道乐土”。沦陷前逃难到四乡的市民开始陆续返回广州谋生。据1942年统计，全市人口恢复到90万左右。但在日寇铁蹄蹂躏下的广州，经济崩溃，百业凋零，粮食紧缺，民不聊生，常有饿殍横尸街头。而市面却又出现畸形“繁荣”，烟赌盛行、妓馆林立，为一小撮敌伪汉奸寄生虫剥削者花天酒地服务的茶楼酒馆，一时又旺盛起来，这同广大市民在饥饿线上挣扎呻吟形成鲜明对照。

　　广州沦陷之后，中共广东地方组织全力发动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沦陷区的城市地下工作，亦主要为游击战争服务。初期，党着重利用香港作为敌后活动基地，这是由于香港所处的政治、地理、交通等客观条件形成的，当时香港还处在英国人统治之下。但到了1941年12月，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于12月25日攻占香港。之后，香港交通被封锁，其战略地位也就发生了根本变化，作为敌后斗争基地的客观条件已不复存在。此时，广州的地位和作用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交通往来，传递信息，收集敌伪情报，为游击队采购物资等，往往需要转移到广州才能办到。加强广州地下斗争，已是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从1941年开始，中共粤南省委、北江特委、东江游击队、珠江游击队等四个系统，分别派了一批共产党员进入广州开展地下斗争。以后，随着斗争的需要，广州地下党的力量不断有所加强。到1945年1月，上述四个系统的地下组织统一归于中共广东省临委直接领导，直至抗战胜利。在此期间，广州地下党克服重重困难，为配合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中共粤南省委领导的广州地下斗争

　　按照1938年10月18日省委紧急会议的决定，广州沦陷后，广州的党组织应由新建立的东南特委领导。1938年10月24日，东南特委在香港成立，梁广为书记。但东南特委的活动基地在香港，它的主要任务是在惠东宝地区组织敌后游击武装，难以顾及广州。1940年6月，东南特委撤销，粤南省委成立(设在香港)，梁广为书记。这时，粤南省委开始着手重建广州地下党组织。

　　从1941年底开始，粤南省委从香港和珠江三角洲地区陆续派遣党员进入广州。其中有余美庆、萧泛波、黎秀琼、冯平、曾珍、何雪云、黎培之、萧芳、曾序棠等。他们进入广州后，首先通过社会关系隐蔽下来，然后寻找职业，建立工作据点，广交朋友，密切联系群众，站稳脚跟。在组织形式上，采取极端秘密的单线联系方式。梁广只直接联系余美庆、萧泛波、曾珍3人，其他党员则由余、萧、曾3人分头单线联系。

　　1942年广东大旱，日军强征军粮，造成广东大饥荒，因饥饿而死者难以计数。这时广州地下党的经济也非常困难，上级完全没有经费发下来，党员必须自己解决生活问题，还要想方设法避过敌伪密探的魔爪。余美庆等同劳苦大众一起去做泥水工，在劳动中同群众打成一片，隐藏在劳动群众当中。萧泛波沿街卖杏仁饼，以此作掩护，密切注意和搜集敌伪动态。曾珍冒险打入伪法院当录事。冯平打入伪妇女会当职员。他们战胜种种困难，生存和隐蔽下来。这时抗日战争正处在战略相持阶段，也是抗日战争中最困难时期。广州地下党组织本着“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十六字方针，深藏不露，准备迎接战略反攻阶段的到来。

　　尽管这个时期不存在发动大规模群众斗争的条件，但广州地下党仍然在可能情况下，带领群众同敌伪进行斗争。效果比较显著的，是1944年破坏广东化工厂军需生产的斗争。

　　1944年，敌华南派遣军司令部指派汉奸蓝穆仰开办广东化工厂，企图生产炸药原料。由萧泛波领导的地下党员马禧打入该厂做工，发动该厂工人谢岳(后发展为党员)等多人，巧妙地制造技术事故，使生产不断下降，无法完成军需生产任务。敌不得已到佛山开设新工场，地下党员谢岳又发动新工场工人制造技术事故，致使新工场生产效果甚微，急得日本军官大骂汉奸厂长无能。破坏敌人军需生产的斗争再次取得了胜利。

　　三、中共北江特委领导的广州地下斗争

　　1941年春、夏间，中共北江特委为配合北江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需要，派王磊、徐恩、梁庄仪、陈新、王强等10多名党员进入广州，任命王磊为广州沦陷区特派员，直接隶属于北江特委书记黄松坚领导。

　　他们到广州后，首要的任务是隐蔽下来，站稳脚跟，作长期埋伏的打算。经过努力，先后在万福路梁培基药房、二沙头颐养院、泰康路洪门小学及其西关分校等处，建立了隐蔽的地下工作据点。

　　梁培基药房和二沙头颐养院都是民族资本家梁培基的产业。梁先生热心爱国，他的几个子女都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在梁家支持下，梁培基药房和二沙头颐养院成为地下党的可靠立足点。颐养院有一个名叫柯岛的德国医生，他在颐养院门口挂上德国国旗。由于德日联盟关系，日本人从不骚扰，颐养院成了地下党安全庇护所，党曾在这里举办过党员和积极分子培训班。

　　洪门小学本是帮会组织洪门会主办，校长陈淑珍同情抗日，她的妹妹陈新是中共地下党员。党通过陈氏姐妹，安插不少共产党员在洪门小学任教。由于洪门会投靠日寇，敌人对此不加防范，因而洪门小学也成为地下党的一个可靠立足点。党在洪门小学建立了一个秘密印刷点，大量抗日宣传品都在这里翻印。

　　站稳脚跟之后，党员采取分散活动方式，利用个人的社会职业和地位，广交朋友，团结群众，培养骨干，建立读书会，发展外围组织“游击之友”等。党员陈新、徐恩等以学生身份在广东大学和省立二中活动，党员林照明、王培燊等以教师身份在洪门小学活动。虽然这些都是小范围的活动，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培养了一批抗日积极分子，发展了10多名游击之友。①党在二沙头颐养院先后办了三期抗日积极分子学习班，每期10人左右(其中有几名共产党员为骨干)，学习7至10天。学习结束后，一部分学员输送到游击区，一部分吸收入党，留在广州进行地下工作，共发展新党员5人。

　　为了给游击部队筹集经费，王磊以商人身份出现，在海珠南路和桨栏路开设了两间贸易行。贸易行的货船冒险偷渡日军封锁线，把货物运到沙坪、肇庆、梧州一带销售。盈利所得，供给游击部队使用。

　　1943年，王磊因一些意外事故被日本宪兵拘留。但敌人未能发现任何破绽，只好把王磊释放。事后，为安全起见，党把王磊调到东江游击区工作，另派何君侠接替。

　　何君侠到广州后，先在洪门小学立足，继而打入洪门会，取得股长职位。敌伪委派大汉奸冯壁峭为洪门会理事长，企图通过洪门会控制“工人休憩室”②。何君侠利用股长职位，掌握了纺织、机器、香烟等13个行业的“工人休憩室”。省临委领导人梁广指示何君侠，要尽量掌握更多的“工人休憩室”，以便密切联系群众，培养骨干，积蓄力量，以待将来抗日战争进入反攻阶段时发挥作用。

　　①  “游击之友”是沦陷时期党在广州建立的外围组织，它本身没有独立的组织系统，只是作为地下党员发动和培养抗日积极分子的一种形式。

　　②  “工人休憩室”是日本人的叫法，实际上是日伪控制的相当于工会性质的组织。

　　四、东江游击队领导的广州地下斗争

　　为配合东江游击武装斗争，东江游击队(后为东江纵队)从 1941年开始，在广州建立地下组织。

　　1941年，东江游击队大队干部陈坤到广州治眼疾。在此期间，陈坤在泰康路和平药厂附近建立了一个秘密据点。

　　1942年，东江纵队派杨和到广州，同先期奉命从北江撤回的地下党员钟国祥会合，在惠爱路谈家巷二号之一建立地下交通站。钟国祥夫妇任交通站负责人。谈家巷二号之一是一幢四层民房，本是钟国祥父亲私人住宅。钟父是爱国老华侨，他积极支持儿子参加抗日斗争，把住宅底层及二楼留给自己和家人居住，三、四层全部交给交通站使用，并且慷慨解囊，为居住在交通站的地下工作同志提供膳食。他宁可让自己家人吃粗茶淡饭，也要让地下工作同志吃好。中共北江特委书记黄松坚曾在该站养病，与钟老先生结下深厚情谊。这个交通站是东江纵队在广州最重要的一个交通站，一直使用到1949年10月广州解放为止。

　　1944年，东江纵队派党员钟文钜、关婉明、彭会到广州，在广州东川路、一德路石室前等处建地下交通站。该站由关婉明、彭会任正副站长，专门负责护送从北江前往东江游击区的地下人员，前后共护送100多人。

　　1944年下半年，东江纵队政委尹林平派麦任到广州。麦同先期到广州的杨和一起，从事情报工作。他们在敌伪军、警、特内部以及社会上建立了为数不少的情报关系，多次获取敌人军事、政治重要情报。一个在战场上被游击队俘虏后释放的伪军团长，他重任旧职后即开始为游击队效力；一个在敌军情报核心部门工作的特务被策反使用；一个在汪精卫老婆陈璧君身边担任警卫的警卫连连长，也被争取过来。著名拳师陈某愿意为抗战出力，凭着他在社会上的地位和众多、复杂的社会关系，为地下党提供了不少重要情报。地下党的情报工作直接配合了敌后游击武装斗争。

　　五、珠江游击队领导的广州地下斗争

　　1940年6月，在中共珠江三角洲中心县委领导下，成立了中共南、番区委，由严尚民、黄友涯等人组成。区委分工由黄友涯负责开展广州地下工作。之后，南、番区委先后派党员梁铁、陈立光、岑公汉、曾宪犹、夏天心等，安插在广州南郊裕安围、步@@乡、沙溪乡、鸭仔田、三@@乡等地，以乡村私塾老师身份为掩护，在群众中扎根串连，宣传抗日救国，并采取读书会、兄弟会等形式，把进步群众组织起来，进一步发展党的组织，输送积极分子参加珠江游击队。

　　从1941年春开始，中共珠江三角洲中心县委先后派党员崔佳(即崔楷权)、李淑明、黄少英、麦祺、翁志中等进入广州，由黄友涯分头单线联系。1942年春，黄友涯另有任务，中心县委改派郑鼎诺接替，3个月后又加派郭静之加强领导。他们在广州的主要任务，是为珠江游击队(珠江纵队)建立地下交通站和联络站。

　　云台里二号交通站。云台里二号是共产党员崔佳住宅，崔家在当地是老住户，崔本人又“出任”伪甲长，故有良好掩蔽条件，成为珠江游击队在广州最重要的地下交通站。中共广东党组织和珠江游击队的领导同志，来往广州至珠江游击区，主要由这个交通站负责。交通站提供食宿，并派交通员带路。这个交通站一直安全使用到解放战争时期。

　　广安柴店联络站。广安柴店是崔佳贡献出他母亲私己钱开设的，专为地下工作人员接头联络使用。该柴店地处米市路闹市区，地下工作同志佯作买卖为掩护，不容易被察觉。此站为崔佳负责。当时广州百业凋零，广安柴店亦入不敷出，崔隹宁可自己吃粥挨饿，也要让店员吃饱。故有“老板”吃粥、工人吃饭的美谈。

　　大德路交通站。为适应地下交通工作日益增多的需要，1945年3月，郭静之又在大德路与维新路拐角处增设一交通站，由周伟群、吴执其分任正副站长。

　　万善小学据点。万善小学是基督教会主办，位于十八甫路万善里内。地下党员郑鼎诺通过社会关系在该校谋得一教师职位，后升任校长。在郑的引荐下，地下党员萧芳、何婉莹、吴兴文3人在万善小学任教。万善小学成为广州地下党一个重要活动据点，曾在这里大量翻印抗日传单。

　　六、中共广东省临委领导的广州地下斗争

　　1942年5月，根据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指示，打算撤销粤南、粤北两个省委，恢复统一的广东省委。但在工作进行中，粤北省委遭国民党特务机关破坏，书记李大林被捕，原定恢复统一的广东省委计划未能实现。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南方局指示：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党组织马上停止活动。

　　1942年12月，中共中央指示成立中共广东临时省委，并指定由林平、梁广、连贯三人组成。翌年1月，中共广东省临委正式成立，林平为书记，梁广负责敌后城市工作。

　　1943年底，梁广从香港潜入广州，在广州十三行路开设华昌京果药材行，作为广州地下党的秘密活动机关。这时，广州同时存在着原中共粤南省委，中共北江特委，东江游击队和珠江游击队四个系统的中共地下组织。从当时地下斗争的实际需要出发，还不适宜统一组织、统一行动，保持原状较为有利。但梁广作为省临委敌后城市工作的负责人，他除直接领导原粤南省委系统的地下组织外，还先后同其他系统的地下组织领导人取得联系，并指导和协调他们的活动。

　　1944年底，中共中央南方局指示，为安全起见，梁广不适宜长期留在沦陷区，省临委遂决定调原珠江三角洲临时工委副书记陈翔南接替，梁广返回东江游击根据地。

　　1945年1月，省临委书记尹林平在东纵司令部单独接见陈翔南，对广州地下工作作了三点指示：“1、把广州各线的地下党组织全部统一起来，并在此基础上继续稳步发展；2、以东纵和珠纵名义进行政治宣传活动，扩大东纵和珠纵的政治影响；3、继续做好地下交通站、联络站工作，防止意外事故发生。”

　　1945年2月，陈翔南从东江游击根据地进入广州。他先后同原粤南省委系统的余美庆、曾珍，北江特委系统的何君侠，东纵系统的麦任，珠纵系统的郭静之等地下党组织领导人取得联系，由陈翔南、麦任、余美庆三人组成广州地下党组织领导核心，陈翔南总负责。此时，广州地下党组织共有党员80人左右，其中，前粤南省委系统15人左右，北江特委系统30人左右，东纵系统20人左右，珠纵系统10人左右。各条线相对独立地进行活动，同时又有了一个全面统一指挥的领导核心，战斗力大为增强。这是广州地下党贯彻省临委领导意图，为迎接抗日战争最后胜利而采取的必要的组织准备。①

　　1945年上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5月2日苏军攻克柏林，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之后美军在太平洋对日展开作战取得成功，日本完全陷于孤立。在中国战场上，从 1945年5月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对日军展开了大规模的夏季攻势，并取得了节节胜利。抗日战争战略反攻阶段终于到来了。

　　此时广东境内东江纵队和珠江纵队加紧了对广州的包围。东江纵队第四支队迂回到广州东北郊沙河、联和、长湴、岑村、东圃、南岗、萝岗一带，珠江纵队第二支队(原广游二支队)也日渐逼近广州南郊，中共广东省临委和东江军政委员会领导核心作出了收复广州的计划准备，广州地下党面临着艰巨的战斗任务。

　　1945年3月，中共广东省临委书记尹林平派余慧为省临委特派员进入广州，向广州地下党领导人当面传达了省临委的重要指示，要求广州地下党为配合游击部队收复广州作准备，一旦部队对广州采取行动，地下组织必须全力以赴，配合部队作战。② 5月，省临委交通员又送来了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报告指出，在论陷区的共产党人，应当号召人民组织起来，“一俟时机成熟，配合从外部进攻的军队，里应外合地消灭日本侵略者。”广州地下党在党内传达了“七大”会议精神，学习了《论联合政府》，从而进一步明确了当前斗争的方向。

　　1945年5月下旬，广州地下党为贯彻省临委指示和“七大”会议精神，发动了一次大规模散发政治传单行动。以往，散发政治传单也曾进行多次，但由于规模小，效果不显著。考虑到抗日战争已到了最后关键时刻，加强政治宣传攻势，号召人民起来战斗，鼓舞人民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信心，已是形势发展的迫切要求。广州地下党决定全力以赴，进行一次全市性的散发政治传单行动，务求引起轰动效应。为此目的，地下党核心领导人陈翔南、麦任、余美庆等共同制定了周密的行动计划。传单底稿由陈翔南负责起草，标题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告全市同胞书》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告全市同胞书》，各1000多字。内容要点，一是打破敌人新闻封锁，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取得重大胜利，德国已无条件投降，日本将要被战败等重要消息告诉人民知道；二是针对当时广州市民一般存在着国民党正统观念，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已经成为抗日战争的主力，同时突出宣传广东境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纵队和珠江纵队的辉煌战果；三是号召人民起来斗争，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传单底稿交由地下印刷点秘密印刷，共印4000多份。散发传单时间，是选择在一个晚上灯火管制开始之时(晚上9时左右)同时行动。地下党员和“游击之友”几乎全部投入这一行动，以两至三人为一行动小组，包干负责一个地段，把传单塞进家家户户的门缝里或信箱里，部分张贴在公共场所(如市场、公厕)显眼处。有一位工作人员还把一叠传单放在一间茶楼最高层的临街栏杆上，让其自行飘落。这次行动的地段有永汉路、惠爱路、太平路、东华路、西华路、长堤、黄沙、十三行路、海珠路、泰康路、惠福路、光复路、上下九路、宝华路、西关一带，以及河南地区等，广州市所有主要马路干线和一些横街小巷都包括在内。经一个小时左右，任务胜利完成。次日清晨，全市为之震动，到处都在议论：“游击队昨夜进城啦!”人民群众大受鼓舞。敌伪方面则异常恐惧，赶忙派出大批马队、摩托车队到处进行搜索，撕毁传单。这次行动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立即无条件投降。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了原子弹。8月9日，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对日本关东军发动大规模进攻。同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号召全国人民为夺取抗战最后胜利而斗争。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8年艰苦抗战终于赢得了最后胜利。

　　日本投降之时，广州外围的抗日游击部队主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纵队和珠江纵队。但在这时，蒋介石急忙抢夺人民的胜利果实，在美国援助下，空运新一军、新六军抢占广州，致使东江纵队和珠江纵队收复广州计划未能实现。

　　1945年9月16日，侵粤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举行，日南支那派遣军司令田中久一中将在投降书上签字。

　　①  陈翔南：《抗战后期的中共广州地下党》，载《沦陷时期广州人民的抗日斗争》第10页。

　　②  余慧：《三进广州》，载《沦陷时期广州人民的抗日斗争》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