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63年～1966年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规模群众运动。

　　1963年2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上，毛泽东介绍了湖南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及河北省保定地区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简称“四清”)的经验，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督促各地注意抓阶级斗争和进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并作出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的决定。3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要求县以上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有领导有步骤地开展这一运动。此后，各地城市就开展了以“五反”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同年5月，中共中央制定《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主义势力“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队伍，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打退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进攻”。9月，中共中央又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后十条》一方面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另一方面又强调要团结95％以上的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规定了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以及正确对待地主、富农子女等基本政策。以后，各地部分县、社开始抓以“四清”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到1965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中正式规定，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律简称“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为了同以前进行的“四清”相区别，人们把这次称为“大四清”，以前的称“小四清”。《二十三条》规定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一场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而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运动一直延续到1966年7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才告中止。

　　一、城市“五反”运动

　　根据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指示和中共广东省委的部署，中共广州市委于1963年3月，成立了广州市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领导小组，组长王德，下设办公室。5月13日～6月4日，市委召开“五反”运动干部会议。市委第一书记、“五反”运动领导小组组长王德代表市委作了题为《认清形势，提高觉悟，揭开盖子，放下包袱，坚决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的动员报告。6月13日，市委批转市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领导小组《关于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的方案》，对全市各行各业开展“五反”运动作了具体安排。大体分为三批进行：第一批是市、区两级领导机关；第二、三批主要是工交、财贸等战线和基层单位。方案规定，国家机关、国营和公私合营等全民所有制的国家干部都要参加“五反”运动，工人主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即通过学习雷锋和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材料，听取有关“五反”运动的报告，组织座谈，端正思想，提高觉悟。在工商业者中，除在工商业企业和机关团体等单位担任实职的人员，要和干部一起参加运动外，其他的不参加“五反”运动，主要是组织学习，继续进行自我改造；对宗教界人士主要是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守法教育；手工业、船民、小商贩及集体所有制的职工和街道居民则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文教部门中的民主党派人士和非党作家、教授、教员、医生、护士、运动员、演员等知识分子，都不参加“五反”运动，而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从此，广州市的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正式开始。6月24日，市委召开第一批开展“五反”运动单位处以上干部会议。王德在会上作了题为《坚决揭盖子，主动引火烧身，把“五反”运动搞深搞透》的报告。与此同时，全市成立了“五反”运动工作总团，各战线和区成立分团，抽调干部1000多人作为工作队，进驻第一批开展运动的单位。当时市委决定广州重型机械厂、广州造纸厂、七五○工厂、中山五路百货商店为运动试点，总结经验，指导面上单位开展运动。半年之后第一批单位结束运动。第二批，即工交、财贸战线的基层单位开始进行“五反”运动。市委决定以南洋电器厂、保滋堂制药厂为试点，由王德、李金锡(当时任组织部副部长)分别带领工作队到这两家厂搞试点，总结经验，指导面上单位。1965年1月，根据中央发布的《二十三条》规定，广州市区的“五反”运动改名为“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运动，“五反”运动工作总团亦改为广州市“四清”运动工作总团。重新整顿工作队，增强力量，分派到各单位领导运动的开展。市委还参照《二十三条》中关于衡量农村“四清”运动是否搞好的五条标准，结合本市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搞好市区“四清”运动的四条标准，即要求：第一，把工人阶级充分发动起来，组织一支有阶级觉悟的、有坚强骨干的阶级队伍和树立一个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领导核心；第二，要很好地把运动与生产密切结合起来，真正做到抓革命促生产，广大群众树立起当家做主的思想，自觉地搞好生产，改进企业管理；第三，干部参加劳动要真正形成风气和制度，克服官僚主义；第四，群众划清了阶级界限，提高了阶级觉悟，挖出了敌人，并且敢于管制改造他们，随时能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一切侵蚀。在进行城市“四清”运动过程中，一般都经历揭阶级斗争盖子、批斗“敌人”、组织思想建设3个阶段，中间还搞复查漏划资产阶级分子的工作。由于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把一些资方从业人员、小商贩中政治思想表现不好的人，作为漏划的资产阶级分子进行补划。据1965年12月统计，全市500多个开展“四清”运动的单位中，认为有“20％～30％左右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查出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为的2200多人，贪污金额130多万元；查出隐藏的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719人，漏划的资产阶级分子1681人。这次查漏补划的分子大部分是属于扩大化的，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已落实政策得到纠正。

　　二、农村“四清”运动

　　60年代初，广州市的农村包括从化、花县和郊区。1963年～1966年上半年的“四清”试点主要在郊区和花县进行，从化属于面上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单位。

　　1963年4月22日～29日，市委召开两县一郊的党委书记会议，研究部署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问题，确定郊区的石井公社、花县的炭步公社、从化的江埔公社为试点。进行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6月1日，市委书记处书记朱荣带领工作队到石井公社大环大队办试点，到11月结束。1964年1月18日，市委批转市委农村工作部关于农村宣读和讲解中央制定的《前十条》和《后十条》两个文件的安排意见，对农民普遍进行社会主义教育。7月，根据中共中央“四清”试点工作组在河北桃园大队总结的经验(简称“桃园经验”)，中共广东省委认为在这之前广东各地农村搞的社会主义教育试点不合格，是低标准的，应该重新按桃园大队那样搞高标准的试点，并提出农村应反对“和平演变”和“反革命两面政权”的问题。同年9月8日，成立中共广州市委农村“四清”运动工作总团，由市委候补书记、副市长杨毅任团长，下设办公室，重新确定第一批试点单位为花县的花山、狮岭、赤坭、人和、江村、石龙6个公社和郊区的三元里、沙河、新滘3个公社；从化作为面上进行一般社会主义教育。第一批试点共抽调5879人作为工作队员(在市党校学习的党员都作为工作队成员参加运动)，组成9个分团派到第一批试点公社去开展运动。花县是中南局的试点单位，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化名金科长亲自到花山公社蹲点，采取访贫问苦，同农民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办法，发动群众，组织阶级队伍，背靠背了解干部情况。第一批试点到1965年7月结束。从8月起第二批试点单位便开展运动，计有花县的花东公社和县属芙蓉嶂、百步梯、九湾潭、华侨等4个农场，郊区有黄埔、太和、萝岗、九佛、鹤洞、竹料、钟落潭等7个公社和8个农场5个镇。农村第二批试点总共抽调工作队员7121人，组成13个分团、134个工作队到试点单位开展运动。

　　1965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了《二十三条》后，农村“四清”即转向以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为内容的“大四清”。1月25日，市委即发出宣传《二十三条》的通知，明确今后城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统称为“四清”。2月9日，市委、市政府在越秀山体育场召开贫下中农代表大会，郊区和从化、花县的贫下中农代表3万多人出席大会，市区的部分工人代表也参加，大张旗鼓宣传《二十三条》，市委候补书记、副市长杨毅在大会作了题为《〈二十三条〉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力武器》的讲话。

　　这次“四清”运动，被看作是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也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基本建设。其目的是要反对“和平演变”、“反修防修”。在中央制定的《二十三条》中，还规定了衡量运动是否搞好的五条标准，即：第一，要看贫、下中农是真正发动起来了，还是没有发动起来；第二，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和退赔问题，是彻底解决了，还是没有彻底解决；第三，干部是参加了劳动，还是不参加劳动；第四，发现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是将其矛盾上交，还是留在那里改造；第五，要看是增产，还是减产。

　　在贯彻中央《二十三条》过程中，中共广州市委自始至终都十分强调要抓好生产。特别是1965年3月，中共中央中南局在《广州市农村四清总团委扩大会议纪要》批语中指出“当前点上工作应当以生产为中心，结合生产搞运动”之后，在城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都把抓好生产作为重要任务，动员工人、农民大搞生产，把一些在运动初期受到错误处理的基层干部及时落实政策，使他们获得“解放”，重新出来工作，从而使广州的城乡生产仍有所上升。这次“四清”运动，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营管理等方面曾起了一定作用。但运动以“左”的思想为指导，把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认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已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基层领导权有三分之一不在我们的手里，把整所谓“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为运动的重点，阶级斗争的领域扩大到政治、经济、思想、组织等方面，并采取了一系列错误的做法，使一批基层干部受到不应当有的打击，伤害了他们的感情，文化部门也受到很大的冲击，造成较严重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