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质生产力与广州文化建设的一点思考

刘根勤

　　全会是高瞻远瞩的全局性会议，相关精神会产生广泛、持久、深入的影响。作为文化工作者，我们要重点学习精神文明的相关内容。

　　全会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快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培育形成规模宏大的优秀文化人才队伍，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要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

　　我个人认为，这段话给当下与未来，我们的文化建设，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指向与有力的支持。结合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也就是新质生产力，特别是落实到我们所处的广州市，过去叫岭南，现在叫大湾区，这样一块热土的文化的建设，我们需要有一些认真、到位、贴心的思考与建议。

　　我个人认为，我们可以向三个着力点发力，这就是加强广州文化的本土化、时代化、先进化建设。

　　先说本土化，就是广州是什么，广州在哪里？

　　广州的面积不算很大，但对生活在广州的人来说，广州是个巨大的概念，从从化增城花都到南沙番禺，从黄埔到荔湾，都很遥远，“老八区”的概念早就不够用了。但许多人在广州待了很多年，不知道自己脚下的这片热土，曾经发生过什么，现在又在创造着什么样的精彩？这是广州主政者，或者说文化工作者的责任。

　　比如说，生活在广州的潮汕人，他们对自己的英歌舞有多么热爱，整个广州的市民，尤其是城中村的村民，他们对龙舟赛和龙舟饭，有多么痴迷，还有风靡广州的千村足球赛，简称广州的村超。我记得没错的话，村超最后的冠军，是海珠的五凤村。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的冠军，也是海珠的一条村，大唐五甲龙船运动俱乐部。

　　所以说，我们谈广州文化，不光不能是纸上谈兵，即使到线下，也要到最具代表性的广州文化的基地，这些基地，不一定在图书馆里，也不一定在高墙大院中，往往在城中村，在车站与港口，在阡陌之间，在街头巷尾的士多店与餐饮店，在批发市场，比如中大布匹市场，无数的湖北人，出身低微，凭着他们的吃苦耐劳，团结互助，为自己，也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这些，才是最好的文化题材，需要以最大力度进入文化人的视野，不然，文化真的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自娱自乐的小圈子罢了。

　　其次是时代化。

　　什么叫时代化，就是与时俱进。

　　全国人民提到广州，是什么印象，打多少分？这个应该见仁见智。

　　最近三元里限制电单车，引发舆情。很多人认为这里变萧条了，其实当地的官员有话说，治安与交通肯定变好了，人气也没有变淡。怎么说不重要，要去现场看才知道。但能去现场的，毕竟不多。

　　在座诸位大多是本地人，或者来广州很多年了。大家都记得90年代广州文化的鲜活与生猛，也对曾几何时的治安混乱记忆犹新。当时火车站附近的治安，还有街头的飞车党、砍手党，无比猖獗，但稍加整治，广州现在的治安，好的不得了。

　　2010年亚运会之前，广州的空气质量极差，闷热湿毒，当然这也是因为污染的原因。这10多年来，广州的生活质量大为提升，固有的美食，相对合理的房价，加上风调雨顺，绝对是一线城市中最适合生活的。

　　最厉害的，现在社会进入老龄化，年轻人不婚不育的比重加大，但广东，尤其是广州，人口稳定增加，原因有两个，一个是用脚投票，外来人口增加，湖南湖北河南四川广西的务工人员，一个是年轻人婚育的热情不变，这是对未来有信心的表现。再以我生活的海珠区为例，婚庆与时尚产业始终兴旺，这个堪称中国式现代化的优秀样本。

　　最后是先进化。

　　先进化大体可以分成两个层面。

　　首先是技术层面，以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工程等领域为核心的高质量发展，这是未来的主流，文化的使命，就是“文化+”。这也是前几天曾德雄老师他们参加活动时提出来的。可以不懂新技术，但不能拒绝与新技术接轨、合作，不然是没有活路的。

　　在技术增值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盘活存量。

　　三中全会要求加强国际传播。广州是一带一路的起点，国际传播的前沿与重镇。

　　其实国际与国内并无冲突，进军国际的前提是做好国内传播，影响身边人。

　　从南宋以来，广州一直属于文化名城，明清两代的辉煌，近现代史上的气势磅礴，红色风云，改革开放中的大显身手，几乎无人不知。但具体的影像与成功的品牌，却少得可怜，这不能不引起深思。

　　80年代的《雅马哈鱼档》、90年代的《公关小姐》，还有现实中90年代公安系统的“南华西路”经验，其他几乎乏善可陈。三大报风行天下，但也时过境迁。这20多年来，属于广州市的，契合市民记忆的文化品牌基本欠缺。

　　按照我前面所说，好故事的题材简直不要太多。为什么现实与创作还有传播的隔阂如此宽阔？主要领导难辞其咎，当然也是文化人记录与传播功能的缺失。

　　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20多年前我在《南方都市报》做记者，参与《广州地理》专版著作，还出了一批专书，由南方日报出版社与花城出版社出版。当时领导的指导思想，大家一提到上海和香港，头脑里会有相对清晰甚至成体系的影像，希望广州也能像它们那样。但结果很难令人满意。

　　2016年，广州市文化局制作了《山海之间》的纪录片，我在《羊城晚报》上也写了评论。后来我参与广东电视台关于“一带一路”相关纪录片的制作，还有两年前作为广东电视台国际频道文化顾问，参与《24食者》专题节目的内容把关，与24家驻穗领事馆合作，在外事领域得到广泛好评。但这些终究没有形成合力。

　　所以，今天广州市委党史文献研究室召集这次活动，我个人觉得机会难得，更是良好的开始，希望我们能借助三中全会的东风，一起进步。

　　（作者系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