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重视知识分子，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毛泽东在延安时期便提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1956年1月14日至20日，党中央为解决知识分子使用中的若干问题，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央宣布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奠定了社会主义时期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基础。为纠正在“大跃进”中知识分子遭受的错误批判，1961年起，党中央开始对科学、教育、文化等领域进行调整，先后颁布“科学十四条”“高教十六条”“文艺八条”等条例，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促进上述各领域工作秩序的恢复。

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1962年2、3月间，国家科委在广州召开全国科技工作会议，文化部和中国剧协也在广州召开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为了端正对知识分子工作的方向，对我国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作出正确判断，周恩来和陈毅临时飞抵广州，召集党内负责人，讨论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3月2日，周恩来向与会代表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重申了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的观点，这个讲话精神与1956年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是一脉相承的。陈毅在会上动情地表示要为知识分子行“脱帽礼”，即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随后，周恩来在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肯定这一论断。

融融春意暖羊城。中央在广州召开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之后，市委迅速传达贯彻，并开始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市委书记处书记曾生在越秀宾馆召集80多位文艺工作者开座谈会，他勉励大家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导下，敢于创新，解放思想。此外，市委开始为历次运动中尤其是在反右派斗争中被错误批判的部分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甄别平反，并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多方照顾他们的生活。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渐好转，广州市的科研、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事业也日渐发展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