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尽快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党中央力图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打开一个崭新的局面。1958年正式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并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经过实践证明，这个努力是不成功的。

面对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遭受严重困难，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通过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标志党中央决心认真调查研究，纠正错误，调整政策。因农村的经济困难最突出，调查的重点便由农村开始。毛泽东直接组织和指导3个调查组，分别前往广东、湖南、浙江三省，摸清情况，找准问题。他自己则于1月25日晚离京，经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杭州、南昌、长沙，于2月13日抵达广州，一路考察。

在南下调研中，毛泽东发现人民公社化中的平均主义问题仍未完全解决，于2月25日完整地提出了两个“平均主义”的问题，即小队与小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平均主义，这是对人民公社体制和分配弊端的重要概括，成为由其主持起草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的指导思想。

1961年3月，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为系统解决人民公社工作中包括两个平均主义在内的各种问题，围绕“农业六十条”的起草和修改，在广州先后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三南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等重要会议，史称“广州会议”。党中央集思广益，调整政策，迅速作出符合群众要求的正确判断，在仍保持人民公社总体框架的前提下，纠正了公社化以来突出存在的若干问题，解决了当时群众意见最大最紧迫的问题，重新调动起农民的劳动生产积极性。

广州会议是“公社化以来中央领导同志第一次坐下来一起讨论和彻底解决农业问题”的一次重要会议。广州会议的成功召开是全党重新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的重要标志。广州在充分调查研究基础上制定“广州城市工作十六条”，基本符合广州的实际情况，成为其后开展国民经济调整的重要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