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义的决策

　　为了挽救革命和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中国共产党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又发动和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

　　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八七会议上，张太雷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张太雷、张国焘等组成南方局，以张国焘为书记(未到职)，下设军委会，以周恩来为主任，在周恩来等未到职前，由张太雷、杨殷等组织临时的南方局；任命张太雷担任广东省委书记。8月20日，张太雷在香港召开省委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中共广东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作出在全省举行武装暴动的决定，发出《关于暴动后各县市工作大纲(决议案)》，并决定成立广州、西江和北江暴动委员会，以配合南昌起义入粤部队一举夺取广州政权。9月底至 10月上旬，由于叶挺、贺龙部队在潮汕失利，中央指示省委“在最短时间暴动夺取广东全省的计划，暂时已经不可能”，“广州暴动的计划应立即停止。”①

　　在党的领导下，工人群众对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反抗斗争连绵不断，在农民方面，自9月起，省内许多县掀起了秋收抗租的暴动，日益动摇了桂系军阀在广东的统治。同时粤、桂两派军阀为争夺广东统治权的军阀政变正在酝酿之中。10月15日，张太雷与阮啸仙、杨殷等人以及共产国际代表纽曼召开了南方局和省委联席会议，分析了广东当时的政治形势，认为南昌起义的失败“并没有增加敌人的稳定，反而更引起剧烈的内部冲突”，“工农运动的高涨非特不因东江军事失败而低落，实际上更形高涨”。因此，在广东举行武装暴动的计划“应继续实现”，“不应停止。”②并制定了具体的行动计划。

　　11月中旬，广东、广西两派军阀之间的战争爆发。张发奎、黄琪翔赶走了李济深、黄绍竑，夺取了广东的政权。张发奎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任命黄琪翔为前敌总指挥，率领部队开赴西江，以防御桂系军队卷土重来，而留在广州市的部队，除了公安局的保安总队和各区局的警察约3000人外，还有第四军教导团、第四军新编警卫团。而这些部队多由共产党员及倾向革命的士兵组成，实为共产党所掌握的武装力量。张发奎把重兵集结于外围，使广州市内兵力空虚。

　　此时，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认为“目前广东的局面正是工农进攻的一个极好机会”。11月17日，中央常委通过了《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命令广东省委“急速”发动全省暴动，“建立工农士兵代表会议的统治”，并规定暴动的中心是夺取广州政权。11月26日，张太雷由香港抵达广州召开了省委常委会议，具体研究了广州起义问题，决定“立即暴动”，“准备夺取广州政权。”会后，成立了由张太雷为书记，黄平、周文雍为委员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作为起义的领导机关。广州起义进入实际筹备阶段。12月7日，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召开了广州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选举产生了执行委员会，作为广州苏维埃最高权力机关，并正式决定于12月12日举行广州起义。

　　二、  起义的准备

　　中共广东省委作出了“立即起义”的决策后，即与广州市委共同加紧进行起义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一)在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设参谋团，杨殷任参谋团主任。同时还成立了起义军总指挥部，叶挺为起义军总指挥、叶剑英为副总指挥。

　　(二)加强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力量。“四一五”政变后，新成立的中共广州市委由吴毅担任书记。但为了加强广州起义准备工作的领导，省委派了省委常委黄平担任广州市委书记，吴毅及其他省委委员和党的骨干陈郁、张善铭、贺昌、周文雍、麦裕成为广州市委委员，充实了广州市委的力量。同时，省委和市委还派出部分共产党员参加工代会属下的一些支部，并注意在工人、农民和士兵中发展先进分子入党，增强了党的力量。全市各级党组织在省、市委的领导下，立即行动起来，全力以赴地投入起义的准备工作。

　　(三)大力开展宣传鼓动工作。11月28日，省委发出暴动宣言，号召工人、农民、革命士兵“变军阀战争为工农兵革命胜利的战争!”“准备为广州苏维埃而战争!”③12月1日，省委向全体党员发出紧急通告，号召“广州须立即准备暴动，以待时机的到来即可暴动，实行夺取政权。”12月，共青团省委发表宣言，号召革命青年加入共青团、少先队，“打倒反动政府，把政权夺在我们手里，建立工农兵政府。”中共广州市委也印发了大量传单，号召“工农兵联合起来，以革命的暴动，消灭为个人抢地盘的军阀战争!”还向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秘密印发《红旗》、《广州工人》和传单、标语，以造成宣传声势。

　　(四)开展对士兵的发动和组织工作。9月29日，张太雷写给中央的报告就提到开展士兵工作的情况。10月15日，在南方局与省委联席会议上，又确定了“尽量发展在士兵中的组织与影响”的行动计划。④11月26日，省委发出“加紧张发奎军队内部工作”的指示。11月28日，省委公开发表举行暴动的宣言，号召“士兵与下级军官到处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违抗所有反对共产党的命令，逮捕一切反对共产党的人，预备工农兵的专政。”省委和市委特别重视对第四军教导团；警卫团和黄埔军校特务营等作为起义中的主力部队的组织发动工作。第四军教导团其基础是原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学生，原来的团长是叶剑英，全团1500多人，绝大多数是在中共影响教育下、同情和支持革命的青年，其中有200多名共产党员。为了加强对教导团党组织的领导，在该团成立了中共教导团委员会，各营、连成立党支部或党小组。11月18日，省委派军委干部曾干庭到该团开展工作。12月4日，张太雷出席了该团党小组长联席会议和全体党员大会，说明广州起义的意义，号召教导团官兵作好起义准备，并说明该团担任的战斗任务。随后，教导团加紧了训练，并向该团党组织发出总动员，要求每个党员至少掌握四五个群众，因此，“教导团群众的革命情绪，一时热烈到沸点。”⑤又在起义前两个星期，吸收了一批新党员。另外，革命士兵对各连反动分子开展了调查，起义的军事组织工作也同时紧张地进行着。

　　第四军警卫团是张发奎回粤后成立的，全团约1000多人。团长梁秉枢是共产党员，领导骨干中也有一批共产党员。在该团招募新兵时，省委又选派删多名原省港大罢工工人纠察队员参加进去，改编为第二营。党还通过叶剑英的关系把一批党员军事干部调到该团工作，这样就加强了中共在该团中的力量。

　　由共产党员吴展为营长的黄埔军校特务营和宪兵一连中也有不少共产党员。他们根据党的指示，积极准备武装起义。省委还与朱德领导的部队取得联系，通知他们举事，以响应广州起义 (后因广州起义的失败太快而未按计划实行)。

　　(五)把工农革命群众组织起来，进行军事、政治训练。省委先后在长寿路、黄沙、芳村、花地、石围塘等地设立党的秘密活动机关，设法联络市内各业工人和失业工人，广州市委委员周文雍派员前往香港、澳门、粤北等地联络被遣散的省港大罢工工人纠察队员及其他失业工人，动员他们返回广州参加起义。并把“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工人自救队”、“剑仔队”和“海员义勇队”等工人秘密组织统一改编为工人赤卫队，总共3000多人，分为7个联队。另外，将原省港大罢工时的模范纠察队员组成一个敢死队。还建立了消息局、汽车队等工人组织。由于工人赤卫队员大部分都未受过军事训练，省委和市委又派员把他们组织起来进行军训，授以利用地形、地物、投掷手榴弹等技术，这种训练，直到起义前几个小时仍在进行中。⑥

　　省委还十分重视用土地革命的口号组织和发动农民群众进行暴动，以保卫广州起义的胜利。11月26日，省委在作出立即准备起义的同时，把发动市郊农民的暴动“作为准备起义的一项重要任务”，并指示各地农民更须尽可能与广州工人联合，特别是海丰农军，要准备向北方移动，以待时机，而东莞、宝安的工作更为重要”。随后，便派出赵自选、周其鉴、黄谦、潘兆銮、吴勤等领导干部分别赴琼崖、西江、南路、东莞、宝安等地领导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而且在广州郊区和花县、南海等地组织农民赤卫队，准备参加起义。广州起义前夕，省委再次强调：“为要保卫广州之胜利，则须各地农民群众暴动起来，才有把握。特别是海陆丰暴动必须向惠州之南部平山、淡水发展，直趋广九路，与东莞、宝安之农民联合，以保护广州之暴动胜利。”⑦

　　(六)确定起义的口号、政纲和筹建苏维埃政府。12月8日，省委向中央报告起义的准备情况时，确定了起义的口号和政纲。口号是：“要饭吃，要田耕，要太平；没收资本家财产，没收一切田地给农民、士兵；一切权力归工农兵政府。”政纲是：“8小时工作，增加工资，工人监督工厂，政府抚恤失业工人，恢复罢工工人原有利益；没收一切土地给农民、士兵；增加一切雇员薪金，兵饷每月20元；消灭军阀战争，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联合苏俄，反对帝国主义”。⑧

　　广东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拟建的苏维埃政府，是“由工人代表会选举苏维埃执行委员10人，革命兵士的会议选出3人，市郊农民协会选举苏维埃执行委员3人，此外，还有共产党的代表参加。苏维埃执行委员之中，工人占三分之二”。

　　此外，省委和市委还进一步开展工人运动，举行罢工游行示威，造成声势；派人建立地下兵工厂，赶制枪枝弹药；筹措起义经费；调查广州以及东江至石龙、黄沙至韶关、石围塘至三水等地的敌军状态；派人打入市公安局当“特别侦缉”，联络公安局长朱晖日的司机为起义时的内应等。

　　正当起义准备工作紧张进行之际，中共广州市委设在市区小北大安米店的武器转运站被泄露，教导团内部也有人告密。汪精卫在沪风闻广州即将发生事变，急派其老婆陈璧君衔命来穗，并于12月9日三次驰电张发奎、陈公博、朱晖日等反动头目，催促他们立即解散教导团，捕杀共产党员和工会领袖，封闭工会和禁止工人活动，搜查苏联驻穗领事馆等等。12月10日晨，“护党军”前敌总指挥黄琪翔奉命从前线回穗待命，同日，朱晖日宣布全市特别戒严。在这形势突变的关头，省委当机立断，决定将广州起义时间提前至12月11日凌晨3点半钟举行。

　　①  《广州起义资料》(上)第281页，人民出版社出版。

　　②  《广州起义资料》(上)第40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③  《广州起义资料》(上)第73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④  《广州起义资料》(上)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

　　⑤  《广州起义资料》(上)。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

　　⑥  《广州起义资料》(上)，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

　　⑦  《广州起义资料》(上)，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

　　⑧  《广州起义资料》(上)，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

　　三、  起义的经过

　　12月10日晚7时许，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团召开会议，向教导团、警卫团、工人赤卫队部署了作战计划，分别下达了战斗任务。11日凌晨一点钟，省委领导张太雷、恽代英及总指挥叶挺亲临教导团驻地向士兵们作了简短的战前动员。全体革命官兵个个磨拳擦掌，心情激奋，等待起义时刻的到来。

　　12月11日凌晨3点半，驻北较场四标营教导团的枪声划破夜空，震撼中外的广州起义爆发。各路起义部队和工人赤卫队按照作战任务分别奔赴预定目标，有如万箭齐发，全城倾刻沸腾起来。教导团二营五连和炮兵连，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奔袭沙河，歼灭了敌步兵团，俘敌600多人；随即挥戈直指燕塘，包围了敌炮兵一、二团。打入炮二团的共产党员闻声立即行动，成功地动员了第三营官兵宣布起义，旋即配合教导团迅速解决了战斗，俘敌1300多人，缴获山炮30门，野战炮4门，重迫击炮数门，以及一大批枪枝弹药。这一仗的胜利，使起义部队扼住了从东北方向进入广州的咽喉。

　　教导团一营一连由营长叶镛率领，在工人赤卫队第一联队和敢死队的配合下，勇猛冲杀，锐不可挡，直取市公安局。公安局长朱晖日越墙狼狈逃走。起义军攻占了公安局后，随即砸开牢．门，放出了被囚禁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他们立即拿起武器投入战斗。

　　警卫团革命官兵在团长梁秉枢带领下，处死了团部的反动军官，宣布起义。但驻守在观音山的张发奎的亲信第一营营长反对起义，妄图率部据守观音山(即越秀山)制高点，控制广州全城，与起义军对抗。于是，梁秉枢亲自到第一营去解除其武装，不幸负伤。正在这时，教导团战士赶到，会同警卫团官兵，一举摧垮了顽固之敌，控制了观音山。

　　在各处集中待命的工人赤卫队听到起义枪声后，纷纷举起红旗，系上红巾带和红臂章，手持各种枪支和梭标、铁尺、手榴弹等武器，按预定作战目标向敌人发起攻击，夺取了各区的敌机关。黄埔特务营的革命官兵也迅速占领了渔珠炮台等险要据点。

　　天亮前，除国民党第四军军部、军械库，第十二师师部、中央银行等少数敌据点尚未攻占外，起义军已占领了珠江北岸的大部分地区。6时，市公安局屋顶上竖起了绣着斧头镰刀的大旗，大门口悬挂着“广州苏维埃政府”的横额，广州工农民主政权一广州苏维埃诞生了!刚成立的工农红军总司令部也设在院内，总司令叶挺、副总司令叶剑英、省委军委负责人黄锦辉、聂荣臻等都在这里指挥起义军战斗。天刚亮，苏维埃政府在这里举行了首次会议。会议通过了苏维埃政府政纲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人名单：主席苏兆征(未到任前由张太雷代理)，内务兼外交委员黄平，肃反委员杨殷，土地委员彭湃(未到任前由赵自选代理)，劳动委员周文雍，司法委员陈郁，经济委员何来，海陆军委员张太雷，秘书长恽代英，工农红军总司令叶挺。会议还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定，颁布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告民众书》、《广州苏维埃宣言》、《广州苏维埃职员名单》、《广州苏维埃革命纪实》、《工人武装起义》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公布了苏维埃政府的主要政纲。

　　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后的主要任务是，扩大和巩固起义的胜利成果。11日傍晚，工人赤卫队在市郊和南海县农民的配合下，全歼了石围塘的敌军。

　　但是，广州起义第一天取得的胜利，仅仅是局部的胜利，它并没有改变敌强我弱的全局形势。逃往河南第五军军部的张发奎、陈公博、黄琪翔等敌军头目与李福林密谋凭河顽抗，同时电令其外围作战部队迅速回广州；尚未攻克的第四军军部、军械库等据点又牵制了起义军一部分力量；反动工会的“体育队”也在市区捣乱；停泊在白鹅潭的英、美、法、日帝国主义军舰相继脱下炮衣，把炮口对准起义军据点；日本海军陆战部队还以保护日侨为名，于11日晚在西堤强行登陆等。起义军遭受的压力越来越大。起义军总指挥部立即召开军事会议，在会议上叶挺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提出撤出广州的正确意见，却被否决，会议决定以全力进攻西关和河南。

　　12日，形势急转直下，李福林两个团在“江大”舰和“宝壁”舰掩护下，分别从河南渡江。黄埔、虎门、江门、韶关、佛山以及驻市区陈家祠等地之敌相继从东、西、北面进逼广州。英、法、日驻穗领事馆也召开紧急会议，调兵遣将，加强沙面布防。英舰“摩轩号”、“莫丽翁号”和美舰“沙克拉明号”均派陆战队登陆，日水兵则在长堤开枪射击起义军民。中外反动势力已采取一致行动向广州起义军发起疯狂的反扑，起义军被迫转入防御。

　　这一天，起义军民一面继续在市区围攻残敌，一面抗击外围进犯的敌人。在长堤，起义部队数度击退强行登陆的敌军；在观音山，起义部队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中午，李福林部的小股敌人已越过观音山向吉祥路进犯，广州苏维埃政府和起义军总指挥部受到严重威胁。叶剑英立即命令副官率部前往观音山增援；徐向前、沈青等亦奉命带领工人赤卫队增援观音山。起义部队经过几小时的勇猛冲杀和白刃格斗，终于击退了来犯之敌，夺回观音山阵地。

　　中午，广东人民拥护苏维埃政府大会在西瓜园召开，当大会正在进行的时候，敌人已从四面八方向市区反扑，情势异常危急，大会不得不提前结束。张太雷驱车返回总指挥部的途中，不幸遭反动武装“体育队”伏击，中弹身亡。他的牺牲，使起义军失去了统一的领导和指挥，使形势变得更加严峻。黄昏时分，敌人的援兵源源而至，我起义军民四面受敌，各个阵地全面吃紧。在这严重的时刻，在起义军总指挥部召开的紧急会议上，纽曼决定“党及工农运动负责人可以暂退，留军事同志在此指挥，看形势再说。”会议仍未作出撤退的决定。但此时形势进一步急剧恶化，东面，李汉魂部进攻沙河和广九车站；南面，李福林在帝国主义军舰掩护下渡江北犯；西面，英帝国主义海军陆战队正配合许志锐部和薛岳部进攻观音山。在这干钧一发之际，叶挺和聂荣臻当机立断，决定立即组织撤退。此时，市内部分地区已开始巷战，敌我战线犬牙交错。起义军的指挥系统已乱，领导人之间失去联系，结果除教导团及少数部队接到撤退命令突围外，大部分工人赤卫队员因没有接到命令而仍留在市区与敌人浴血奋战。

　　13日，敌军以数十倍于我的兵力，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压向起义军。未撤离广州的起义部队和工人赤卫队，同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战斗。工人赤卫队第二联队大队长石喜在与敌人肉搏中，用枪托一连砸倒了2个敌人后，突然中弹负伤，他忍痛扑向敌人，紧紧掐住敌人的喉咙，一起滚下山坡，同归于尽。工人赤卫队中队长冯苏在刺死了3个敌人以后，身中数弹，但他挺立不倒，最后使尽全身力气将刺刀捅进敌人胸膛。守卫长堤的起义军指战员，也以有我无敌的气概，英勇顽强地抵挡蜂拥而来的敌人的围攻。教导团女兵班战士们，面对敌人的疯狂反扑，英勇无畏。她们在班长游曦的率领下，全班开上街头，守卫在面对河南的长堤街垒中，由于没有接到指挥部撤退的命令，因此仍然坚守阵地，与众多的敌人反复冲杀搏斗，最后弹尽粮绝，刺刀也拼弯了，游曦望着几个负伤战士，指着飘扬在阵地上的红旗，坚定地大声说：“同志们!只要有一个人活着，就要高举起这面红旗!”终因寡不敌众，除一名派回指挥部请示的女战士外，全班壮烈牺牲，她们为保卫苏维埃政权而献出了壮丽的青春!执信中学十几位女同学秘密组织“飞蛾队”参加广州起义，在战斗中有8人不幸被俘。当敌人押解她们路过街道时，她们大声说明自己的身份，高唱“国际歌”，高呼“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视死如归，最后全部英勇就义。参加起义的朝鲜籍官兵亦有100多人在战斗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3日下午3时，广州苏维埃政府所在地陷落。反动派卷土重来。

　　四、  起义的意义

　　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保留了一批革命种子，转移到农村继续斗争。从广州撤出的起义军主力1000多人，在花县改编为工农红军第四师，由叶镛、王侃予、徐向前等率领，奔向海陆丰，同董朗、颜昌颐率领由南昌起义军改编的红二师会合，在以彭湃为书记的中共东江特委领导下，为创建东江革命根据地进行艰苦的斗争。转移到广西的部分起义者，后来参加了由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领导的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另一部分起义军突破了敌军的重重包围，在韶关附近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会合，经过艰苦转战，走上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因此，广州起义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连接在一起，是中国共产党单独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开端。

　　广州起义是一次光荣的失败。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顽强奋战后的失败是和轻易获得的胜利具有同样的革命意义的。”①起义部队在共产主义理想的支配下，表现出无产阶级的坚定立场和大无畏的气概。他们临危不惧、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已成为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革命烈士用自己生命谱写的可歌可泣的诗篇，成为我党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宝贵精神财富。

　　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时期领导的一次武装暴动，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对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和实行屠杀政策的又一次英勇反击，也是工农武装夺取政权的一次伟大尝试。正如1928年1月3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通过的《广州暴动意义与教训》的决议中所指出的：“这次暴动决不是政权从一派政客之手转移到另派，而是政权之阶级与社会的转移，这是全中国以及全亚洲第一次的伟大尝试；用被剥削者的政权代替剥削者的政权”；“城市中的苏维埃政权第一次出现于中国及整个殖民地的亚洲，被压迫及受列强帝国主义与国内反动势力双层剥削的民众，用自己的力量把压迫者及剥削者的统治推翻了，建立起自己的政权，是世界历史上的第一次”。

　　由于广州起义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1928年6月，中共“六大”决定把12月11日作为广州起义的纪念日，号召千百万劳动群众每年都来纪念这个光荣的日子。1929年12月11日，毛泽东在上杭县主持召开的红四军纪念广州暴动两周年的大会上，号召全军指战员学习和发扬广州起义的革命精神；1931年12月11日，毛泽东还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签署了《劳动法》，明确规定每年12月11日这一天停止工作，集会纪念广州起义。

　　五、起义的经验教训

　　广州起义发生在党对领导武装斗争进行探索的初期，它局部的胜利和全局的失败都为以后中国革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广州起义所选择的时机以及作出的许多决策措施都是正确的，特别是既依靠党所控制的正规部队的革命官兵与工农武装的紧密合作；又积极宣传群众、发动群众，使起义得到市区广大群众的热烈支持。这是广州起义的宝贵经验。广州起义的胜利仅维持了三天就失败了，其根本原因是敌强我弱，力量对比过于悬殊，当时敌人的力量超过起义军数十倍。“劣势而有准备之军，常可以对敌举行不意的攻势，把优势者打败。”②正因为如此，广州起义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但这个胜利不可能长久维持。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广州起义很快地归于失败的客观原因。

　　广州起义迅速失败也有其主观上的原因：一是没有让起义的重要领导人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如何指挥广州起义。叶挺和叶剑英是广州起义的重要军事领导人，可是，叶挺是在起义的前一天才由香港回到广州，叶剑英是在战斗打响了才参加指挥的。由于时间是如此的仓促，他们不了解起义的详细计划，这样必然不能很好地发挥他们在起义中的指挥作用。二是对敌人的镇压不力，没有逮捕歼灭反革命头子。起义前两小时，叶挺发现了这个问题，但时间已来不及，致使张发奎、黄琪翔、朱晖日、陈公博等于11日天亮前逃往河南，以河南为反革命大本营，迅速调军队向广州起义军反攻；他们还与帝国主义勾结，共同镇压起义军。如果起义军逮捕了这班反革命头子，敌人就会因群蛇无头而反攻缓慢得多，这样便有利于起义部队扩大战果，扩大力量，军事形势就不会这么快发生剧变，使进攻转入防御。这就决定了广州起义迅速失败的结局。三是没有攻占西村石井兵工厂和敌人的军械弹药库，使敌人有充足的弹药供应。四是没有制定撤退计划，没有及时撤退。广州起义的指导机关在对起义后如果失利应如何退却，如何保存革命力量，基本上没有考虑过，更没有一个计划。曾干庭提出这个问题，张太雷以为起义“只能顾成功，不能顾失败”，没有听取他的意见。起义后，经过一天的战斗，军事形势向不利于革命的方面发展，叶挺认为在这种军事形势下，不可能在广州坚持，主张向海陆丰撤退。这个意见是正确的。因为“凡被迫处于不利地位，根本上危及军力的保存时，应该勇敢地退却，以便保存军力，在新的时机中再行打击敌人。”③如果叶挺的正确意见被采纳，“自觉地、主动地迅速向农村发展，与当时正蓬勃发展着的海陆丰农民运动相结合，建立农村根据地，并开展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游击战争，那么起义就会取得更大的胜利。”④但当时的共产国际代表纽曼不懂打仗，主观武断，大骂叶挺动摇，是主张去做“土匪”，强调“进攻、进攻、再进攻”。其他同志也大多不同意撤退。因此，叶挺的正确意见没有被广州起义主要指挥者采纳。正因为起义军没有及时撤退，所以造成很大损失。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还受到了共产国际和党内一些同志的指责。但是，周恩来说：“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到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还说他政治动摇。共产国际没有人理他，东方大学请他作报告，共产国际也不允许他去。这样，他就离开党跑到德国去了。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伸冤。”⑤

　　广州起义的失败进一步证明了照搬外国以城市为中心，在城市举行暴动夺取政权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后来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一大批共产党人，经过在井冈山创造、发展红军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践，才逐步找到了一条使中国革命走向复兴和胜利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