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义失败后的广州社会状况

　　广州起义失败后，反动派在广州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他们狂叫“宁可枉杀三千，不要放走一个”，许多走避不及的工人、农民、学生和革命士兵，都大批地被逮捕，随后是严刑拷打，枪杀和活埋，敌人只要从哪家翻出了一条红布、一块红绸子或者捉到一个说北方话的人，就不问青红皂白的一概格杀勿论，甚至连穿红衣服的新娘子，也被推到火里活活烧死，广州市的一些街上布满了革命者的尸体。仅14日至19日，就公开屠杀了 5700多人，苏联驻穗领事馆5名工作人员亦惨遭杀害。广州又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广州起义的爆发，促使汪(精卫)派军阀张发奎等在广州的统治迅速崩溃，桂系李济深的势力重占广州。另一方面蒋(介石)系军阀在广州的代理人陈铭枢，极力拉拢广州军阀李福林等扩充实力，因而广东政权分别落在蒋、李(济深)军阀之手。两系军阀对峙抗争而其他小军阀则各依一系以求生存。各系军阀霸占险地，到处征派军费、招募新兵，残酷地镇压工农革命力量。

　　桂系军阀重占广州后，即与当地豪绅买办资产阶级陈廉伯等勾结起来，对工农革命运动继续进行血腥的镇压，他们对革命群众施用酷刑后，或斩首或烧死，惨无人道。与此同时，恢复了反动的“商团”组织，解散革命工会并迫害罢工工人。在乡村，他们极力帮助地主武装“民团”，进攻农民，解散农会，镇压农民暴动。在城市，他们还以工贼爪牙组织“街坊自卫队”。无数群众被当作共产党员而遭杀害。

　　由于桂系与蒋介石矛盾加剧，1929年3月，蒋介石利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时机，以邀李济深到南京开会为名，待其到达后即予以扣留，并剥夺了李济深在广东的统治权。粤籍军阀陈济棠和陈铭枢分别取得广东的军政大权。二陈为了争权夺利，又勾心斗角，各自扩充实力。

　　1931年，陈济棠为了撵走蒋介石的追随者陈铭枢，他趁与张(发奎)桂联军作战之机，不断扩军，使陈铭枢受到威胁。同时，陈济棠联合国民党元老古应芬反蒋，陈铭枢自感不能在广东立足，于4月悄然离穗。广东的军政大权遂落入陈济棠手中。

　　在这之前的几年中，由于军阀混战，横征暴敛，使社会经济严重混乱。工厂商店大批倒闭，百物腾贵，民不聊生。同时资本家又恢复包工头制，降低工资、增加工时，任意开除工人，造成大批工人失业。地主也以办“民团”为名，搜刮农民。人民群众过着悲惨的生活。

　　陈济棠独掌广东军政大权后，大力扩编军队，以重金向国外购买武器装备。为了解决其军事扩张的费用和保持广东半独立的地位，他利用当时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引进资金、设备、商品和先进技术，发挥广东优越的自然条件，制定了保护粤省工业的一些法规和政策，在组织管理制度上也作了一些改良。几年后，全省在工业、农林渔业、商业、交通、市政建设、文化教育等方面都取得了不少的成绩。对这段历史，1980年7月邓小平在接见陈济棠的儿子陈树柏(美籍华人、大学教授)时已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他说：“令尊治粤8年，确有建树。”⑥

　　被称为“南天王”的陈济棠，在政治上惯于耍弄两面手法：一方面同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军阀联合，成立西南政务委员会 (即西南政府)和国民党西南执行部，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相抗衡，一方面又接受蒋介石的委任，充当剿共的南路军总司令，联合“围剿”中央红军；一方面打着反蒋抗日的旗号，一方面又压制抗日救亡运动；为了保存自己的地盘和实力，他一方面摆出进攻中央苏区和红军的架势，搞些小接触，向蒋介石请功，一方面又于1934年九十月间，电约中央红军派代表举行秘密谈判，达成了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互通情报、互相通商、必要时互相借道等五项协议，使中共红军1935年能顺利通过粤境进行长征。这一停战协议的签订，是陈济棠为保住自己地盘而对蒋介石借刀杀人的做法而作出的一个反抗，而不是说明陈济棠已经转向拥护共产党。⑦陈济棠统治广东期间，仍然视共产党和革命人民为自己政权的仇敌。他不仅通过其爪牙暗杀迫害共产党人，而且对工人和知识分子进行的革命活动也加以镇压。由于陈济棠政权具有的这一残酷性，使中共广州地下组织在黑暗中进行着艰苦的斗争。

　　二、市委机关屡遭破坏，领导人前仆后继

　　1928年1月1日至5日，以李立三为书记的中共广东省委在香港举行全体会议，在总结广州起义失败的教训时，过多地追究领导者个人的责任，并采取了惩办主义做法(后来中共中央对此作了批评)，原广州市委书记黄平在这次会议上被撤去了职务。在省委的指示下，以麦裕成为书记的广州市委迅速组成。麦裕成曾参加广州起义，他深知在广州敌人的刀光剑影下，出任市委书记是极其危险的，但他仍以党的事业为第一生命，毅然地挑起了这付重担，与市委委员周文雍、季步高等人一起为实现省委全体会议上确定的工作任务而进行斗争。但不出麦裕成所料，仅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市委机关就被国民党卫戍司令部谍报队破坏，市委委员黄丽江、范慎修相继被捕，麦裕成则在召集区委联席会议时亦被敌人抓去并杀害。省委指示迅速恢复市委，季步高任市委书记，市委委员中仍有周文雍。

　　周文雍是广州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起义失败后，省委派他由香港重返广州，担任市委委员，并派女党员陈铁军当他的助手，开展工作。他们回到广州后，扮成一对华侨富商夫妇，租住房子，以此作为党的秘密机关，很快恢复了被严重摧残的基层组织，重新建立了联络网和交通线。根据党的指示，他们酝酿在春节期间发动工人举行骚动(又称“春骚”)。由于叛徒告密， 1928年2月2日，他们两人在安乐坊住所同时被捕。在狱中，周文雍坚贞不屈，尽管敌人施以酷刑，使他多次晕死过去，但都未能得到任何东西。当敌人拿来纸笔强迫他写自首书时，他却愤笔疾书，痛斥反动派的无耻和罪恶，还在监狱的墙上写下了一首气贯长虹千秋传颂的壮丽诗篇：“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志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敌人无计可施，最后判处他和陈铁军死刑。面对死亡，周文雍和陈铁军神态自若，毫无惧色。1928年2月6日，他们被押赴红花岗刑场，沿途高呼：“打倒国民党新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群众闻声赶来，尾随刑车，形成了悲壮的送别行列。周文雍1905年出生在广东开平一个贫苦的知识分子家庭，1922年考入广东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著名的中共党员，就义时23岁。

　　2月27日，省委派吴毅到广州，与季步高共同进行恢复市委的工作。战友的牺牲，更激励了他们要与敌人斗争到底的决心。在他们的努力下，5月间，中共广州市委重新组成。市委书记的责任再次由吴毅去承担，季步高任市委常委兼兵委书记。

　　吴毅与季步高来自四川和浙江，分别在广东大学(后称中山大学)和广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学习，均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已在广州留下了他们战斗的足迹，广州起义期间又驰骋在枪林弹雨之中。起义失败后，他们仍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先后从香港潜回弥漫着白色恐怖的广州，开拓党的工作。吴毅重新任市委书记期间(1928年5月至7月)，在党的经费十分拮据的情况下，通过交通员宋维静(宋石锋)向她在国民党政府里当官的父亲那儿取得一笔钱，并巧妙地将她的家作为党的秘密机关，从而在这里先后油印出版党的刊物《手锤凿》和《工农兵》，及时报道了有关斗争消息和传播革命道理，指导广州的革命斗争。他分配特派员到油业、手车、起落货等业工人中去发展工会会员，并派人指导郊区农民进行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季步高除深入到工人中开展革命活动外，还利用黄埔军校老同学的关系，到国民党部队中开展兵运工作。在他们的领导下，广州将要熄灭的革命火焰又重新燃烧起来。但1928年七八月间，他们先后不幸被敌人逮捕杀害，牺牲时年仅21岁和22岁。

　　1928年7月，省委派蒋光廷等人重建广州市委。但在8月 17日，市委书记阮峙垣在出发增城开展工作时被国民党军队抓走，市委其他负责人蒋光廷、吴星崖、闻禧、方达史等十余人先后被捕。

　　1928年8月，广州市委在省委派来的钟伯喧的筹划下，迅速重建，9月，市委书记李耀先被捕，市委再遭破坏。李耀先是广东揭阳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教育宣传委员。广州起义前夕，他协助周文雍等人组织广州工人赤卫队，并参加了起义。起义失败后，他仍留在广州坚持斗争，先后担任中共广州市河南区和芳(村)花(地)区的区委书记。在任广州市委书记期间，在他的领导下，广州工人进行了经济斗争，郊区的农民亦起来反对“护沙队”的欺压，反对征收渡江租、谷埠费等。但李耀先不久被捕，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毫无惧色，当敌人要他写坦白书时，他却利用这个机会详尽地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英勇就义时仅 24岁。

　　李耀先牺牲后，至1929年1月，仅在4个月的时间里，在省委指派下有四届广州市委产生。在这四位市委书记中，许潮和邓发很快回到香港调任其他职务。姚常和黎伟雄则被捕叛变，给中共广州地区党组织造成很大的破坏。为扭转这个局面，省委于 1929年5月派遣长期在番禺地区担任领导工作的凌希天主持广州市委的工作。凌希天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9月间，他组织了部分工人和市郊农民开展政治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罪行。10月10日，他还利用国民党纪念“国庆”节活动，组织一些党员和积极分子到街上散发传单，动员群众起来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经过几个月的工作，凌希天恢复了一些党员的组织关系，并发展了一些党员，重建了党支部。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凌希天和广东省委交通员沈卓青以假夫妻身份作掩护。10月下旬，他们去香港请示工作回广州时，在西濠口码头被广州市公安局特别侦缉队长梁子光逮捕，10月27日，才29岁的凌希天被枪杀于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坟场。此届市委亦告结束。

　　1929年11月至1932年8月这段时间，中共广州市委(曾改称中共广州特别支部)仍有五次重组。其中三次又遭敌人破坏。1930年5月27日，因市委所在地被敌人侦知，市委成员10余人被捕，市委书记杜式哲牺牲。杜式哲1905年在泰国曼谷的一个贫苦华侨工人家庭出生，后回祖籍广东澄海县读书。1926年入党，潮梅地区是他与敌人进行斗争的主要战场。1930年4月省委派他前往广州任市委书记。他要求市委机关的同志，利用各自的公开身份和职业条件，做好宣传教育各阶层群众的工作，打好党在工人中的基础。在狱中，他大义凛然地表示：“为革命，为人民，为党的事业，乃自身之夙愿，夙愿以偿，抛头颅也在所不惜。”7月1日，杜式哲与其他被捕的市委成员就义于广州红花岗。1932年3月中共广州市特别支部书记杨泓章，到香港汇报工作。由于省委驻香港特派员廖亦通叛变，省委遭受破坏，杨泓章在省委招待所被捕。1932年8月10日下午，敌人逮捕了广州市委宣传部部长陈复，于当晚秘密杀害于南石头“惩戒场”。“惩戒场”的工人冒着生命危险，把噩耗送到樗园陈宅。其父陈树人是著名的岭南画派的创始人之一，又是著名的民主革命者，一贯支持陈复的革命事业。当他获悉爱子牺牲后，悲愤万分，写下了《哭子复》八首七绝，怒斥国民党反动派“人情天理已无存”，称赞陈复“革命至情能似此，已非吾子是吾师。”陈复是广东番禺人，1925年被广东革命政府选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在苏联学习期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9年毕业回国后，在广东和天津等地开展党的宣传工作，被敌人杀害时才25岁。陈复任宣传部长的这届市委在1932年10月被破坏后至1936年这段时间里，广州党组织被迫中断。

　　广州市党组织屡遭破坏，领导人接连被捕遇害的原因，从外部来说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从内部来说则是党内出现的“左”倾错误的危害。在广州起义失败后，广东革命形势仍处于低潮。但在1928年1月广东省委召开的全体会议上却片面地根据海陆丰一些地方仍有农民暴动的情况，就以为广东革命形势仍继续高涨，把组织广东的第二次暴动作为当前的工作中心。 1928年1月25日省委在《致广州市委第一封信》中就说“我们目前的策略应是积极的进攻”，4月12日省委在《广东政治任务的工作方针决议案》中又指出“广州是全省政治中心”，“广州暴动的再起，又必然是全省暴动的完成。”广州起义失败后，广州地区的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有不少人惨遭敌人杀害，已使革命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同时敌人也加强了白色恐怖的统治，此时党在广州地区的工作应是采取隐蔽的方针，逐步发展革命的力量，以待时机再起。而省委却急于要求广州市委为发动第二次暴动而采取进攻的做法，则把广州市内很有限的力量暴露了出来，更容易遭受敌人的镇压。而且，省委在干部政策上采取“左”的惩办主义的做法，也是使党牺牲了不少同志的原因之一。广州起义失败后，广州已是乌云翻滚，血雨腥风，但省委却把曾参加广州起义领导工作被通缉而退却到香港的同志再派回广州，让他们“戴罪立功”，这样做无疑是把他们送进虎口。再者，党刚转入地下斗争时间不长，还缺乏从事秘密工作的经验。所以在1928年期间，广州党组织遭受了最严重的破坏。另外在1930年，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了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它虽然很快得到清理，但是193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又使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开始了长达四年的统治。这两次“左”倾错误不仅给苏区工作带来巨大损失，同时给各白区党内的工作也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当时中共中央机关就设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其错误路线则能更快更直接地在其他白区的党组织中推行。这些便是广州党组织几年来付出惨重代价的主要原因。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8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81页。人民出版社1952年出版。

　　③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第487—488页。人民出版社1952年出版。

　　④  叶剑英：《大革命失败与广州起义》人民日报1958年7月30日。

　　⑤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5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出版。

　　⑥  《南天岁月》第36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出版。

　　⑦  《南天岁月》第418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

　　三、低潮时期广州的工人运动

　　中共广东省委在1928年1月举行全体会议时，由于对革命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而确定的发动第二次全省暴动的工作方针，对广州工人运动亦产生了有害的影响。

　　1928年上半年，工人自发的经济斗争连续发生。渣甸船务公司大涌口货仓起落货工人反对工头克扣工资的斗争，因得到市委的领导而取得了胜利。但铁路工人要求恢复以前订定条件的斗争，粉面工人反对取消零碎收入的斗争，还有自来水厂、兵工厂、电灯厂等工人的斗争都归于失败。这不仅因为工贼从中破坏之结果，更主要的是因为党在工人工作方面存在如下的问题：在发动工人进行经济斗争时，必定提出过高的政治条件和政治口号，最后还是归结到暴动，这就把当时因广州起义失败、还存有恐惧情绪的工人群众吓跑了。而一般工人当时迫切要求的是解决经济问题的小斗争。当时党内的做法却是寻求大的斗争，忽视小的斗争，对工人自发搞起来的经济斗争大都没有给予重视，所以这些斗争有的就因无人领导而消沉了，有的后来虽然派人去领导，但由于没有抓住时机，使斗争不久即被反动势力镇压下去。

　　为了急于发动第二次暴动，党在开展工人工作时，还有一种偏向，就是命令罢工。组织罢工的人员或只联系一部分积极分子，找几个人守在厂门口叫工人不要返工，或用秘密恐吓信威胁工人罢工。由于没有发动群众，不仅罢工搞不起来，还使一部分工人产生抵触情绪。另外，党的领导人用“左”的态度对待黄色工会，提出消灭黄色工会。对于一些不明真相而加入黄色工会的群众不是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团结争取他们，而是简单粗暴地强令他们退出黄色工会，去组织赤色工会。这种脱离群众的做法，不仅黄色工会没有被削弱，赤色工会也组织不起来，反而在某种程度上使黄色工会扩大了影响。

　　为了总结广州起义失败后广东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确定其方针路线和工作纲领，中共广东省委在1928年6月18日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通过了《职工运动决议案》。会议检查了半年来广东职工运动中存在的问题，分析了自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济南惨案”后，各地人民掀起反日反蒋运动的形势，认为当前城市工作已进入一个新时期。因此，关于职工运动的路线问题，《决议案》指出应把反日运动以至民权运动用公开方式发动起来，强调要利用经济问题来鼓动群众，要在工厂或工人集中的地方，利用各种原有社团，把工人组织起来；要帮助黄色工会中的群众为争取自身的利益而斗争，并脱离黄色工会的影响；对黑色工会(指反动工会)下的工人群众则从反对其头头的压迫剥削入手，使群众认识其反动面目。关于斗争方法问题，《决议案》强调“目前要由小的斗争做起，然后转到大的斗争；对群众自发的斗争，要加以引导，使其能达到目的。”此外，《决议案》对组织、宣传、党与工会的关系等问题，都作出了决定。省委扩大会议上通过的《职工运动决议案》其路线是基本正确的，它强调党的工人运动工作要最广泛地争取群众，同时指出的工作方法也是适合当时的政治环境的。

　　1928年6月2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在确定党在职工运动中的主要任务时指出，要“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必须坚决反对强迫工人罢工和盲目实行武装暴动，必须用最大努力恢复革命工会，用一切力量团结统一无产阶级群众，尽可能地领导群众的日常的经济政治斗争，发展工农群众组织。11月间，广东省委在香港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在会上传达了中共“六大”会议精神，从而从根本上把广东工人运动的工作重心从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转到从事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方面去。

　　根据中央和省委的会议精神，中共广州市委把工作重点放在争取群众组织群众上。由于广州的工人骨干在广州起义时大部分牺牲，幸存者也被迫出走，加上反动工会以欺骗手法拉拢工人参加其组织，这为党开展工人运动增加了许多困难。但中共广州市委没有因此而退缩，在争取群众方面做了大量的艰苦工作，并逐步取得成效。首先，在1928年12月11日，在纪念广州起义一周年时，发出《告机器工人书》，揭露机器工会的头目出卖工人阶级利益、充当反动当局爪牙的面目，号召广大机器工人为自身的利益而斗争。市委还派人深入到机器工人中去做宣传、争取的工作，从而在机器工人中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其次，市委派人到油业、土木建筑、煤炭、运输、钢铁、邮务、碾谷、米业等行业中去做发动组织工作，揭露工贼的罪恶行径，使群众逐步提高觉悟，在这些行业重新组织起革命工会。广州市委在一些行业还发展了党员，重建了党支部。

　　1928年6月至1930年6月，中共广州市委在深入做争取群众、组织群众工作的同时，还加强了对工人进行经济斗争的领导，并利用时机，开展公开的政治斗争。突出的如1928年6月，市委用“雪耻会”名义散发传单，揭露帝国主义与新军阀狼狈为奸，迫害中国人民，镇压革命运动，残杀无辜等罪行。“济南惨案”发生后，市委又发动工人、学生进行公开的反日运动，组织各界群众开展抵制日货等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群众的爱国热情。1929年手车工人为反对包车资本家一再增收车租(由每日3角增至8角，后又升至1元)而愤怒举行罢工，并于12月 28日发动了4000多工人包围了公安局。中共广东省委即秘密散发《一致援助广州手车工友的斗争》的公开信，号召全市工人支援手车工人。斗争直到1930年1月7日才胜利结束。1930年4月，在中共广州市委的领导下，粤汉铁路工人开展了“清发工资，每年例假15天”的斗争，在共产党员的带领下，600多工人举行大会，并包围了铁路局。经过斗争终于迫使当局答应了工人的要求，发清拖欠工资，每年例假15天。群众情绪受到鼓舞。

　　1930年下半年，由于“左”倾路线已逐步在党内占统治地位，严重地干扰了工人运动的发展。1932年到1936年间，由于广州党组织停止了活动，工人运动处于沉寂状态。但共产党的影响在群众中是根深蒂固的，广大工人等待着党的召唤。

　　四、在南石头监狱中的党组织

　　位于广州河南的南石头监狱是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广东唯一的大监狱，名为“惩戒场”。1927年“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反动派把大批共产党人和群众都关押在此。著名的共产党员萧楚女、熊雄、刘尔崧、李森、邓培等都是在反革命事变中被捕押南石头监狱，数日后被秘密杀害的。仍被关押在狱中的共产党人，牢记烈士的教导，坚持在狱中开展斗争。他们秘密推选8个代表组成领导小组，与中共广州市委取得了联系。1927年7月，领导小组成员大部被杀害。根据市委的指示，狱中的共产党员重选负责人，组成了特支。广州起义失败后，特支与广州市委失去联系，至1928年冬，特支书记潘云波出狱，他到香港找到了省委，特支遂由省委领导。①

　　南石头监狱中的党组织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采取各种方式与敌人作斗争，保护了自己的同志，争取教育了群众。

　　狱中的党组织建立了一个侦察队，利用各种途径侦察敌人内部情况，破坏敌人在狱中的组织。

　　狱中党组织还成立了“群众运动委员会”，以不同的名义将基本群众组织在“三合会”、“东莞同乡会”、“广宁同乡会”、“一心泪社”(为文艺组织)中，使他们成为党组织的外围。还设法使全场政治犯的买菜代表人员由可靠的人来担任，从而获得了较多的方便条件，以利于党的活动。

　　国民党反动派在狱内成立了“感化院”。狱中党组织便成立了“感化生干事会”，及时揭露反动派的欺骗宣传，使敌人的“感化”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狱中党组织订立了严密的学习制度，利用放风和其他松散活动的机会，向党员传达上级指示和信件，从中学习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他们还召开党的小组会议，分析敌情或研究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反省，以保持坚定的革命立场和气节。

　　狱中党组织还采取措施接济生病和困难的同志。在与市委未断联系前，经费每月由互济会拨钱。失掉联系后，狱内党组织成立了储蓄会，规定凡同志中有家人或亲友接济的，便按比例提取一部分，以作为买药治病之用。随后又成立了“经委会”，对有外援的同志征收特别党费。狱内同志团结一致，患难与共，增强了生活的信念。

　　由于狱方供给的伙食愈来愈坏，为了改善伙食，狱中党组织领导难友进行了数次的绝食斗争。1934年4月间，一场大规模的绝食斗争在狱中展开。事前党组织推选出7人组成了总罢食委员会(简称罢委)，筹划绝食的有关事宜，还起草了《快邮代电》稿，准备向社会揭露监狱虐待政治犯等罪行，以争取外界舆论的支持。

　　绝食斗争按计划进行。一天傍晚，当伙房把饭菜摆开时，难友们齐声呼喊“总绝食开始了!”人们敲打盘碟的声音汇成一片，震动全楼。狱方当班值勤齐出动，加强戒备，并派人把饭塞进各仓内，逐仓进行劝食，但遭到难友们的一致拒绝。为了把斗争进行到底，狱中的难友又开始绝水。在绝食斗争的四天时间里，难友们滴水不沾唇，粒饭不入口，表现了顽强的斗争意志，终于迫使敌人作出让步，提出要政治犯派出代表协商解决问题。邓少卿、李光、周启明被推举作为代表与狱方进行谈判，经过近一天的周旋，狱方接受了改善伙食、改善卫生设备，准许政治犯通风、家属探监等要求。政治犯们复食才一个星期，在绝食斗争中与敌进行谈判的3个代表就被敌人秘密杀害了。

　　组织读书会，也是狱中党组织领导难友们进行斗争的一种方式。他们买通一些狱卒每天从外面购进报纸，还通过亲友探监时带进了不少革命书籍，组织难友们互相秘密传阅。有的人在狱中还学习了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学习了英文、日文和世界语。

　　南石头监狱也关押了不少女共产党员，区白霜(区梦觉)、莫琼兰等人都曾在1934年秋被投进女牢。他们与男难友一起与狱方进行斗争。

　　南石头监狱像一座魔窟，吞噬了无数优秀的共产党人的生命，也摧残了无数热血有为青年的身躯。然而，狱中的中共组织开展的各种斗争，使南石头监狱又像一座“政治大学”，使不少人在这里锤炼了坚强的革命意志，面对魔鬼而勇往直前。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经中国共产党的交涉，囚禁在这里的政治犯获得释放。这些人便继续战斗在抗日救国的战线上。

　　①  《中国共产党广州市组织史资料》第51--52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