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统治者对海外贸易非常重视，采取了开放和鼓励的政策。外国商人可以在中国自由贸易，允许他们把商品自由运进口岸，而且可以往来各地市易或开铺经营。当时的长安与广州，南北对峙，都是中外通商的要地，而广州海外贸易，更是进入鼎盛时期。

当时南海诸国与唐朝通好的约有二十多个，其中关系最为密切的有：林邑、真腊、丹丹、盘盘、堕和罗、赤土、骠国(缅甸)、室利佛逝、堕婆登(在今苏门答腊)、诃陵(爪哇)、波斯、大食、婆利、印度、罽宾、师子国、大秦等国。这些国家与广州都有贸易往来。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史书作了大量的记载:

《旧唐书•王方庆传》:“广州地际南海,每岁有昆仑乘舶，与以珍物中国交市。”

《唐大和尚东征传》:“(天宝九年)广州……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有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师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可能指欧洲人)、赤蛮(非洲人和阿拉伯人)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

李肇《唐国史补》:“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师子国舶最大，梯而上下数丈，皆积宝货。至则本道奏报，郡邑为之喧阐。”

韩愈《送郑尚书序》:“其海外杂国若耽浮罗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腊干陀利之属，东南际天地以万数，或时候风潮朝资,蛮胡贾人舶交海中。”“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故选帅向重于他镇”

柳宗元《岭南节度使飨军堂记》:“唐制岭南五府，……其

外大海多蛮夷，由流求诃陵西抵大夏康居，环海而国以百数，则

统于押番使焉。

广州对外贸易范围已大大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欧洲、非

洲的商人都来贸易。故《广东通志》卷一九八说:“旧时所未通者，重译而至，又多于梁隋焉。”

至于广州港当时的对外贸易情况，可以说是“环宝山积”、珍

货辐辏”。《旧唐书》卷一三一《李勉传》记载，大历五年(公元七七o年），李勉任岭南节度使后的一年，海舶岁至四千余艘。按张星娘的考证，广州港一年有八十万人进出，参加贸易活动。当然，这个数字有可能夸大其词，但唐代曾经到过广州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却证实：广州是中外船靠泊之处，世界商人群集的港口。《全唐文》卷五一五王虔休《进岭南王馆使院图表》亦有:

大舰飞轩……陆海珍藏……蕃商列肆而市，交通夷夏，富庶于人”等句，据岑仲勉考证，这是描写广州对外贸易的情况。

在这期间，广州的人口也有很大的增加，隋时广州的户口数三万七千四百八十二户，到唐开元时增至六万四千二百五十户，元和时又增至七万四千零九十九户，与隋时朝比增加了二倍。因此，当唐朝末年，黄巢起义军在进军广州途中，义军都统黄巢要求任命他为岭南节度使时，右仆射于踪便立即反对说:“南海市舶利不资，賊得益富而国用屈。”可见广州在全国中的地位又是何等重要。

另外，从广州地方官贪污枉法特别严重，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唐代广州海外贸易的繁盛。

《旧唐书》卷一七七《卢钧传》载:

“凡为南海者，靡不捆载而还。”唐玄宗时，节度使刘巨麟、彭杲皆因“坐脏巨万而死”(即贪污巨款败露后被处死)。

《新唐书》卷一二六《卢奂传》说:

“自开元后四十年,治广有清节者宋璟、李朝隐、奂三人而已。”可见当时在广州的高级官吏中，清官是凤毛麟角。事实上贪官污吏过份侵占外商利益所引起的后果也是严重的。《资治通鉴》卷二百十《唐纪》称：乾元元年(公元七五八年)九月，广州发生大食、波斯商人武装抢掠仓库、焚毁房舍后，泛海而去的事件。刺史韦利见逾城而走。可见外商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亦作激烈之反抗。

唐时，聚集在广州的外商，据说有十多万人，他们侨居的地方叫“蕃坊”。“蕃坊”的出现亦是广州对外贸易繁荣的一种标志。最早反映广州“蕃坊”的书籍为房千里的《投荒杂录》，该书写道:“顷年在广州蕃坊，献食多用糖蜜、脑麝、有鱼俎，虽甘香而腥臭自若也。”房千里字鹄举，唐文宗太和初年进士，太和中(公元八三二年左右)任高州刺史，《投荒杂录》是他离任北归时所著，描写山川物产，人民风俗习惯。可惜此书已失佚。有关“蕃坊”的引文是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百零四中转引而来的。

外国文献亦有描写“蕃坊”之事，阿拉伯商人苏莱曼在《东游记》一书称:“中国商埠为河拉伯商人群集者，日康府(即广州)，其处有回教牧师一人，回教教堂一所……各地回教商贾既多聚康府，中国皇帝因任命回教判官一人，依回教风俗，治理回民。判官每星期必有数日专与回民共同祈祷，朗读先圣戒训。终讲时辄与祈祷者共为回教苏丹祝福。判官为人正直，听讼公平，一切皆能依《可兰经》圣训及回教习惯行事。故伊拉克商人来此者，皆颂声载道也。”刘恂的《岭表录异》(成书于唐昭宗时，公元八八九年至九○四年)亦记载:“恂曾于番酋家食本国将来者(波斯枣)，色类沙糖，皮肉软烂，饵之乃火烁水蒸之味也。”番酋即蕃长，可见广州“蕃坊”的出现，不会迟于第九世纪三十年代初。苏菜曼所指出的回教教堂是现在的怀圣寺。古时珠江仍很辽阔，怀圣寺以南尚未成陆，是一个码头区。外国人因是“化外人”，不得在城内居住，只能“流富海滨湾泊之地，筑石联城，以长子孙”所以蕃坊地点在今光塔街一带。又据《旧唐书•卢钧传》载:开成元年(公元八三六年)冬，卢钧为广州刺史、御史大夫、岭南节度使，“先是土人与缭杂居,婚娶相通。……钧至立法，俾华蛮异处。”说明卢钩进一步严格“化外人”不得与华人杂处的规定，把所有的外国商人，都集中到“蕃坊”一带居住。唐朝末年,黄巢起义军攻陷广州，大批外商在战乱中离开广州，“蕃坊”一度蕭条了下来。

“蕃坊”设蕃长进行管理，其办事机构为蕃坊司。蕃长的主要职责有两条：一是对“蕃坊”进行管理；二是招邀蕃商来华贸易。蕃长在实施“坊”的行政管理时，应根据侨居国的法令和本国的惯例行事。按照《唐律议》规定:“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就是说同国籍侨民犯法，可按本国的惯例处理；不同国籍的侨民互相斗國或串同作案，触及刑法时，则按侨居国法律处理。

关于外侨财产的保护，地方官亦有简单的规定。按《新唐书•

孔集父传》所说:凡来中国贸易的外国商人，如不幸死去，其财产在三个月内家属不来认领者，则全部入官。元和十二年(公元八一七年)，岭南节度使孔戣考虑到海舶受季候风的影响，一年才能往返一次，因此规定不受三个月为期的限制。这也是保护外侨利益的一种措施。另外，外侨可以同华人通婚，但华人不能跟随外侨回国。当时有许多外侨在中国娶妻生子。

唐代输入广州的物资有珠贝、象牙、犀角、紫檀木等。另外，药和植物也是大宗进口商品，香药、植物中又以下列品种为主：

乳香或薰陆香:山天然国和波斯等国输入。

苏方木:由爪哇输入。

龙脑香:由婆利国输入。

安息香:由波斯国输入。

青木香:由昆仑(今缅甸南部萨尔温江口一带)输入。

苏合香:由爪硅输入。

无石子:由波斯国输入。

胡椒:波斯国输入。

荜拨:由波斯国输入。

白豆寇:由爪哇、柬埔寨、暹罗等地输入。

阿日浑:由波斯或大食输入。

无漏子:由波斯输入。

骐麟竭:由爪喹、苏门答腊输入。

紫钟:由真腊输入。

诃黎勒:由波斯国输入。

没药:由波斯国输入。

波棱菜:由尼泊尔输入。

无花果:由波斯国输入。

耶悉茗、茉莉:由波斯国输入。

由广州输出的商品，则以瓷器、丝织物、纸、铜钱、铁器、

金银为大宗另外，在唐人著作中，亦有关于奴隶输入之记载，此等奴隶即所谓昆仑奴。其肤黑身高、孔武有力，在富人家中从事笨重的体力劳动。当时广州亦有奴隶买卖。《旧唐书》卷一五四《孔传》对此事略有所记，言京师有权有势之家，多托人至广州购买奴隶，孔戣职后，严加禁止，曾一度取缔奴隶的买卖云。

以上是史料记载有关唐代广州对外贸易的大概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