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黄光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英勇的无产阶级文化运动战士和地下工作者。

　　陈黄光原名锡光，号再华，笔名白明，浙江省平阳县敖江镇人。1904年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父亲是一位热心教育事业的人，陈黄光幼年在其父亲创办的敖江公学读书，1920年至1924年夏就读于温州艺文中学，毕业后考入天津南开大学附中，读了半年便转学到上海自治学院，因参加进步学生活动被开除学籍，回到家乡自学了半年之后，又到上海光华大学读了两年，1928年冬毕业。

　　陈黄光在上海学习期间，对当时军阀连年混战，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压迫，造成国弱民贫的情况，心中非常忧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研究当时各种改造社会的学说，最初曾信奉过无政府主义，但很快就屏弃了它，成为一个坚强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积极参加世界语运动，因而结识了许多世界语的学者。

　　1929年，二十六岁的陈黄光经友人介绍，到广州市培正中学任国文教员。这是一间有名的教会学校，不少学生是豪门子弟。但由于陈黄光学识渊博，治学严谨，深得学校当局和学生的欢迎。尤其可贵的是，他一反当时存在于教师之中的师道尊严的旧习，和学生的关系非常密切，每逢课余或假日，来找他的学生络绎不绝，他总是同学生谈论形势，研究学问。在教学中，善于联系历史事实启发学生的觉悟。比如当地率领学生到三元里、沙面等地去游览时，就联系“平英团”和“沙基惨案”等历史事件，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激发同学们的爱国主义热情。陈黄光又是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通过讲学、办刊物和参加各种文化团体活动，宣传革命道理和爱国主义。他是广州市东山区世界语学会的会长，主编《培正文艺》和世界语学会会刊《绿波》。

　　三十年代初期，处在“南天王”陈济棠统治下的广州一片黑暗，共产党被迫暂时停止了组织活动。“九·一八”事变之后，人民逐渐觉醒起来，纷纷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陈济棠这时正与蒋介石闹矛盾，成立所谓“西南政务委员会”，标榜“倒蒋抗日”，实际上是拥军自重。陈黄光等一批热血青年，就利用这一时机通过写文章、讲演、文艺演出、组织读书会和苏维埃之友会等活动，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团结抗日、反对蒋介石卖国内战政策的政治主张。为了把当时穗港自发组织起来的各种文艺群众团体，尽快地置于党的统一领导之下，他于1933年暑期利用回浙江探亲的机会，代表香港的黑炎、陈光、李拉特和广州的潘皮凡等人，以白明的化名写了一份书面报告，向上海左联的领导汇报广州和香港文化运动和各群众团体的组织情况，要求党和左联给予具体的指导，把广州与香港两地的文化运动统一起来。他就在这个时候找到了党，并和潘皮凡同时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组织决定，由陈黄光对潘皮凡保持单线联系，直接受中共中央特科领导，负责收集广东、香港一带敌人方面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情报的工作。通讯联络地点设在香港旺角街的一间房内。陈黄光接受了党交给的特殊任务之后，以教师这一公开职业作为掩护，通过各种关系，了解情况，利用节假日秘密往香港进行活动。他通过进步学生李克筠（《打回老家去》一剧的作者、“中大抗日剧社”的主要负责人）的关系，与“中大抗日剧社”取得联系，对这个当时影响比较大的群众组织进行具体指导。特别是帮助他们在“新兴读书会”的基础上成立了“苏维埃之友会”这一秘密组织。并向这个组织的主要成员介绍中央苏区红军反“围剿”取得胜利的情况，提供党的宣传品，组织大家传阅学习。他还要求该组织成员要拥护中华苏维埃政府，并以各种实际行动支援苏区和红军。曾计划在“苏维挨之友会”的基础上建立C·Y（团）的组织。后来“苏维埃之友会”主要负责人被捕，其他主要成员受通缉。就在这个紧急时刻，陈黄光立即介绍他们去香港、上海找党组织。许多学生在陈黄光的引导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为了号召人民起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陈黄光发表了《奋起救国》的歌词。后来，这个歌词由当时培正中学教师、著名音乐家何安东谱曲，制成唱片，流行于广东和香港等地，是当时为群众所喜爱传唱、激发人民抗日救国热情的爱国歌曲。歌词说：“暴敌凭陵，破坏远东和平，连天炮火，遍地血腥。我劳苦民众士兵，莫不愤恨填膺。来，时机已逼，真诚团结，死里求生！奋起奋起！共作猛烈斗争！民众士兵，一致奋起斗争！宁战死不为奴隶、忍辱偷生！民众士兵，一致奋起斗争，毋庸逡巡，毋恤牺牲，争取自由光明！暴敌内侵，神州濒于陆沉：闾里丘圩林园灰烬。我劳苦民众士兵，陷于火热水深，看，时机已逼，唯图自救，团结一心！奋起奋起！共作猛烈斗争！民众士兵，一致奋起斗争！……”。

　　陈黄光还在《培正文艺》，《新兴文艺》、《绿波》、《一般文艺》，《新文艺评论》、《绿天》等刊物上发表了大批作品和译作。1935年12月出版的《再论文拾》就收集了他在1929年到1934年间的作品三万多字，译作五万多字和书信四十封，从这些作品中也可以反映出陈黄光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1933年6月，他在一篇题为《联合反帝战线》的文章中，就愤怒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在其他帝国主义和“国联”的纵恿下侵占了我国的东北三省和热河。妄图灭亡中国的罪行，号召人民起来斗争，他说：“半殖民地的数重压迫下的中国民众啊！现在应该彻底觉悟！我们要争生存的权利，我们要争自由，必须跟全世界所有醒觉的穷苦民众，醒觉的知识分子联合反帝战线，共同猛烈地推进反帝运动，扶助前进的势力，发动另一种战争，代替帝国主义的战争，根本消灭帝国主义，以及一切跟帝国主义相勾结的势力！”并指出要使我们的国家富强起来，就必须改革腐败的政治制度，他说，“这世界上一向都是大多数人吃苦、而极少数人在享福。现在，享福的总还觉得亭福的不够，可吃苦的却再吃不下苦了。”唯一的出路就是改变过种不合理的制度。并坚信，只要民群众团结一致是能够改变这种状况的，他说：“所有一切人类社会的制度是人民自己造成的，要给改变，要给怎样都可能，只要有大的力量，要有大的力量，就得团结。”

　　在他的译作中，主要是介绍一些反映受压迫受剥削的劳苦大众的悲惨境况和反抗精神的外国文学作品，比如他翻译的《碧色的草原》就是苏联著名作家肖洛霍夫描写俄罗斯凡得顿省农村激烈的阶级斗争的《顿故事集》中之一篇。《鑛坑里》这个短篇小说是从一名新兴作家小说集《维也纳的障壁》中选译出来的，写的是当时美国堪萨斯州监狱所管辖的鑛坑里做苦工的328个犯人为反对监狱中的迫害而起来暴动的经过。他还翻译了进步作家罗曼·罗兰的《以战争反对战争》、《革命作家国际同盟宣告全世界的作家们》等作品，揭露帝国主义准备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谋，号召作家拿起自己的文艺武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军国主义。

　　1933年下半年，政局有了新的变化，统治广东的军阀陈济棠一方面与蒋介石的磨擦暂时缓和了，另方面对蓬勃发展的革命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非常忌恨，开始实行镇压。1934年1月底，先后逮捕了广州“文总”成员和革命群众六十多人，陈黄光也开始受到敌人的注意。1934年7月，他去上海向中央特科汇报工作时，组织上告诉他：“敌人已经在注意你的行踪了，今后要多加小心。”陈黄光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毅然回到广州继续工作。

　　1934年11月26日，陈黄光正在知用中学观摩教学的时候，突然被敌人逮捕，关押在广州市维新路（即现在的起义路）市公安局的监狱里。尽管敌人耍弄各种卑鄙的手段，施以酷刑，也丝毫不能动摇黄光的坚强意志。从他身上得不到任何东西。最后，市公安局长何荦亲自出马审讯，假惺惺地对陈黄光说：“你不愿谈组织内部的情况也可以，只要愿意悔改，就可以得到从宽处理。”陈黄光义正词严地回答说：“我的行为光明正大， 做了一个中国公民应该做的事，没有什么需要悔改的，应该悔改的倒是你们自己。”敌人诱降的阴谋失败后，便老羞成怒，更加残酷地折磨陈黄光。但他始终宁死不屈、视死如归。他在被捕前十四天写给母亲的一首诗中就表示：“什么祖业他（指黄光本人）看不起，什么的古训他全忘记。什么困迫着他不理，他只懂得——为了那占着绝大多数的一边，为实践他的行为真理，母亲啊！他永远地前行!”当时他已作了牺牲的思想准备。1935年1月24日，陈黄光被反动派枪杀于广州东郊黄花岗侧的荒坡上，时年仅三十一岁。临刑时他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

　　陈黄光同志英勇牺牲之后，他的生前好友王颂三等人，将烈士的遗体，用棺木收殓运回故乡安葬。全国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颁发了烈士证明书，发给家属抚恤金，以慰烈士的英灵。陈黄光烈士的精神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