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延年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从1925年2月至1927年3月，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为广东党的建设、为大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陈延年1898年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市的一个封建官僚家庭，是陈独秀长子。他幼年在家读书，1915年前后，和二弟乔年离家到了上海，初学法语。后进震旦大学。这时，各种思潮随着新文化运动兴起而广为传播。无政府主义传播比较早，它主张个人绝对自由，不要政府，对一些不满和反抗反动统治的知识分子颇有影响。当时胸怀巨大抱负、热诚探求救国真理而又年青的陈延年，还缺乏识别真理和谬误的能力，认为无政府主义最激进最彻底，因而参加了无政府主义组织“进化社”。后由华法教育会负责人无政府主义者吴稚辉介绍，陈延年兄弟于1919年12月赴法勤工俭学，翌年2月3日抵巴黎，进巴黎大学附设学校学习。参加了无政府主义组织“工余社”，主编《工余》杂志。

　　当时，在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组成了各种社团，他们积极学习理论，研究、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常常引起争论。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等人活跃在勤工俭学学生中，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蔡和森在蒙丹尼开过一次怎样救中国的讨论会，会上各种主张展开了争论，蔡和森提出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是救中国的唯一出路。陈延年在参加讨论中受到影响，促进他对各种主义和思想的重新认识，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对马克思主义逐步有所了解。1921年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曾发动三次重大的斗争。在这几次斗争中，打着无政府旗号的吴稚辉，竟然与北洋系公使陈箓合作，勾结法国政府指派军警迫害勤工俭学学生。这些丑恶的表演，暴露了无政府主义者的虚伪本质。积极投身这几次斗争的陈延年，在斗争过程中对无政府主义从怀疑到失望，认识起了重大变化。当他看透吴稚辉欺世盗名的面目时，思想剧变，奋然而起，毅然与无政府主义者决裂。

　　正在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忙于筹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赵世炎，观察到陈延年的巨大变化。赵在1922年4月26日在《致陈公培信》中说：“有一部分之安那其倾向颇变，其最善者为大陈——延年——趋向极为可爱。”30日的信中又说：“二陈等近时倾向大变。”并要求陈公培“即以青年团为题”速即写信与陈延年接洽。在赵世炎等争取团结下，陈延年的政治信仰发生根本变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了青年团，出席了1922年6月在巴黎郊区布森林广场举行的“ 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成立大会。后被选为执委，和赵世炎编印《少年》杂志。在10月前后，陈延年、赵世炎、萧三等由法共党员阮爱国（胡志明）介绍加入法共，是年冬，中共旅欧总支部成立，陈延年等转为中共党员。1922年3月，党组织送陈延年、赵世炎等十二人到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

　　1924年9月，陈延年回到上海，10月初，他任团中央特派员来广州，参加5日召开的团粤区代表会议，主持团粤区执委政组工作。1l月，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周恩来兼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陈延年任区委秘书。1925年1月中共“四大”后，广东区委在执委会内设立有陈延年、周恩来、彭湃、刘尔崧等人组成的主席团，陈延年任书记。广东是大革命的中心和根据地，广东区委的决策和工作，影响全国大局。陈延年和区委特别重视党的建设。首先健全了区委的领导机构，对党组织进行整顿，区委主要负责人亲自参加广州重要支部会议，派人到外县党委巡视，具体指导党组织的建设工作。同时陈延年着力于党的思想建设，加强党的团结。他在《告同志》（《我们的生活》发刊词）中，强调要“推进党的教育与训练”，“要在党的正确的政策下面，很坚固的团结起来。”区委逐渐建立了党课制度，开办学习班、训练班、党校等，组织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基础知识。随着工农民运动动的迅速发展，广东党组织也迅速发展。到1927年3月，成为有9000多名党员，有凝聚力、有战斗力，团结坚强的组织。

　　陈延年依靠工农群众的观点明确坚定。他在《民族革命与工农阶级》（见《革命月刊》第一期）文中指出“革命运动中只有最受资本帝国主义与军阀压迫的阶级是最能革命的阶级，这个最能革命的阶级就是工人与农民。”区委主要负责人到工厂、到农村、到基层，大力开展工农革命运动。陈延年到工人中去，和人力车夫、搬运工人一起拉车干活，和工人们交谈，参加工会活动，了解情况指导工作。在区委的领导组织下，广东工农民运动动迅速发展。在1925年和1926年，由广州工人代表会召开了两次工人代表会议；并召开了广东省第一、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成立了“广东省农民协会”。这几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加强了工农联盟、。推动了工农民运动动的发展。

　　“五卅”惨案后，中共中央决定把反帝斗争扩大到全国各阶层中去。5月31日晚，区委召开党团员会议，决定在6月2日举行声援上海工人和各界群众反帝斗争示威大会。区委和全国总工会决定发动省港工人罢工，开展反帝爱国运动，即派邓中夏、杨匏安、苏兆征和杨殷等到香港，李森、刘尔崧等到沙面组织发动工人罢工。6月19日，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爆发。23日，在陈延年、周恩来亲自指挥和参加下，省港罢工工人同广州工农兵学商10万多人举行反帝示威游行。英法帝国主义开枪屠杀游行群众，制造了“沙基惨案”。这更激起中国人民愤怒，热烈援助省港罢工。罢工后，香港罢工工人纷纷撤回广州。区委组成以邓中夏为书记的中共省港罢工党团，抽调一批党团员加强对罢工的领导力量，迅速组成省港罢工工人代表会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等罢工领导机构和纠察队等组织。在广东区委的领导下，省港大罢工斗争坚持了十六个月，给予英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推动了广东工农群众运动的发展。到1927年初，参加工会和农民协会的会员已有100多万人。他们在广东区委的领导下，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陈延年在深入开展工农民运动动的同时，积极开展青年和妇女运动。他在《我们应做什么？》（《做什么》发刊词）一文中，号召青年们要“坚决与一切黑暗的过去奋斗”，参加到革命斗争中去。延年和区委加强青年团和新学生社的领导，成立了广东妇女解放协会，协助周恩来组建青年军人联合会。通过这些群众组织，团结组织各阶层青年和妇女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陈延年非常重视建立和掌握革命武装，他和周恩来决定选派一批党团员到黄埔军校学习，以培养军事干部。1924年11月，他协助周恩来建立以徐成章为队长的铁甲车队。1925年，以铁甲车队为基础，组建了以叶挺为团长的独立团。区委抽调有军事知识的干部到农会，扩大健全农民自卫军，把广州工团军改编为工人自卫队，建立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这些由党直接指挥的革命武装，支援工农革命运动，保护了工农利益。后来独立团被派为北伐先遣队；工人纠察队和自卫队成为日后广州起义时赤卫队的骨干力量。

　　在国共合作中，陈延年坚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认真执行对国民党左派团结，对右派斗争的方针。在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之前，左派和右派的斗争已非常尖锐，陈延年、周恩来等商定了“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方针，计划在国民党“二大”会议中彻底制裁和打击右派。但遭到陈独秀的反对。到3月，新右派蒋介石一手炮制了“中山舰事件”，向共产党突然袭击，陈延年和周恩来都支持毛泽东反击蒋介石的正确主张，但又遭到陈独秀、张国焘的反对和阻止。时隔两月，蒋介石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抛出了旨在排斥共产党、分裂国共合作的“整理党务案”。当时参加会议的共产党人以及陈延年和广东区委都极力反对，但张国焘迫使共产党人接受。陈独秀等接二连三对右派妥协，作了三次大让步，成为导致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

　　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主张，陈延年一再反对和抵制，他在区委会议上，曾尖锐批评陈独秀“不相信工农群众力量”，“在行动上始终不敢同国民党右派作斗争，将会把革命断送。”

　　陈延年十分尊重廖仲恺等左派，团结他们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共同奋斗。他对知识分子也很尊重，1927年1月，鲁迅应聘到中山大学任教。陈延年亲自布置欢迎和团结鲁迅的工作，指定学委副书记毕磊与鲁迅联系，陈延年又和鲁迅会见交谈，帮助他了解政治形势和党的政治主张，为党和鲁迅建立密切联系做了重要工作。

　　1927年3月底，陈延年离开广州去武汉。4月上旬，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一个以准备反蒋为中心内容的关于沪区工作的决议案，派李立三、陈延年、聂荣臻到上海贯彻执行。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的第三天即4月14日，陈延年到达上海。16日由李立三、陈延年、周恩来、罗亦农和赵世炎等组成中共中央上海特别委员会，讨论通过由周恩来起草的《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电文，联名发出向中央建议，但不被接受。不久罗亦农调往武汉，陈延年代理江浙区委书记。4月27日，中共“ 五大”在武汉召开，陈延年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6月，江浙区委撤销， 26日江苏省委成立，陈廷年任书记。当天下午，他在上海施高塔路恒丰里省委机关研究工作时，由于叛徒供出省委地址，陈延年等四人被捕。吴稚辉得知陈延年被捕消息，大喜若狂。吴在陈延年抛弃无政府主义加入共产党后，就曾咒骂“陈延年非杀不可”，此时立即写贺信给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在信中大骂陈延年“ 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竭力催促杨虎立即进行杀害。7月4日，陈延年英勇就义于上海龙华刑场。

　　陈延年诚恳待人，团结同志，工作艰苦深入，密切联系群众，生活朴素，他不作闲游，不上饭馆，不讲穿着，不作私交。赵世炎称赞他说：“延年同志的生活非常俭朴，他是个只知工作不管其他的人。”陈延年烈士英勇的奋斗精神，高尚的革命风格，优良的工作作风，受到当时同志们的赞扬和钦佩，亦堪为后来革命者的景仰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