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观应（1842—1922），本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慕雍山人、罗浮待鹤山人等，广东香山（今中山）县雍陌乡人。中国近代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著名的实业家。他出身于地主士人家庭，幼读经史，应科举未中，遂弃举业，向往西学。1858年（咸丰八年）奉父命赴上海经商，次年任英商宝顺洋行买办，长达十年之久。郑观应关心时事，勤奋学习，“究心政治、实业之学”，曾撰著政论时评，支持当时的洋务运动；但在呼吁全国上下从事“商战”、开放民间资本与收回关税自主权等问题上，却表现出与洋务派官僚的明显歧异，而对洋务派学习西方科学技艺方面存在的问题批评更多。这种矛盾心理，可概括为商民与官僚的矛盾。1868年（同治七年），宝顺洋行停业，郑观应入和生祥茶栈任译员，不久便与他人接办了这个茶栈。同时，他还投资由外商经营的公正长江轮船公司，并经营荣泰驳船公司。1873年起，郑观应任太古洋行轮船公司经理，并在牛庄、汕头、上海等地开设了一些商号、钱庄，成为一个洋行买办兼经营旧式金融、贸易业的商人。在此期间，他曾三次捐资，官至候补道。

1878—1879年（光绪四年至五年）间，郑观应曾受命经办直隶、山西、河南赈捐，以才能出众，受李鸿章赏识，被任为上海机器织布局会办，参与该局的集股筹建工作，1880年升为该局总办。这是郑观应参加洋务活动的开始。1881年，郑观应受李鸿章委托，招股创办上海电报局，任总办。次年，他正式离开太古洋行。值得注意的是，郑观应不仅广泛投资于近代工业，而且还注意到对开垦和农牧业的投资。1881年他与唐廷枢等人一起集资13万两，合办过天津塘沽耕植畜牧公司，这在当时是仅见的，可贵的。

郑观应先后投资于机器织布局、招商局、开平煤矿、电报局等洋务工业企业，还与他人合资举办煤矿、金矿、缫丝、印刷、玻璃等新式工矿企业，开始了由买办商人向民族资本家的转化，资产阶级改良维新思想随之得到进一步发展，与洋务派代表人物的思想分歧日益扩大。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后，他反对李鸿章在沪的“和议”活动，积极主张抗法并参加抵抗法国侵略的战争，他协助张之洞筹划从汕头运兵械增援台湾，还冒险亲自前往西贡、金边和南洋一带探查敌情，去香港购置军械、租船运送粮饷等，以致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受到外商和洋务派的排斥和打击，弄到贫病交加，有苦难言。正如他自己所说：“年来命途坎坷，事多拂逆。以致上司朋友责于外，父兄妻孥怨于内，进退维谷，申诉无门。反不如冲锋陷阵，效命尽忠，落得一身干净也。”这段时期，郑观应的政治态度是消极的，致使他一度热衷于寻仙访道，于是便有1886年的罗浮山之游，并表示要潜心修道炼丹了。虽然这样，他骨子里的维新改良思想和意志却没有动摇；正是由于时代的发展变化和本人经历的不断丰富，使他的思想逐步走向成熟。一部体现其成熟而完整的维新思想体系的《盛世危言》，恰恰主要是在这段时期的隐居式生活中编著而成。

政治上，主张效法西方的资产阶级政治，“立议院、达民情”，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认为君主立宪制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富强的原因；而封建专制主义在中国的长期统治，是使中国积弱不振的根源。指出：随着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也必须发生变化。郑观应除对封建顽固思想作了严厉的抨击外，对洋务派思想也进行了一定的批判。揭露顽固派官僚是一群自甘愚昧、祸国殃民的伪君子，“一事不为，而无恶不作”，“泥古不化，……甘守固陋以受制于人”，并对他们出卖民族权益、垄断新式企业的种种倒行逆施，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经济上，郑观应认为“外洋以商立国”、“借商以强兵、借兵以卫商”，主张既要讲求武备，对付外国资本主义的“兵战”，更要振兴民族工商业，同外国进行“商战”，坚张摒弃传统“崇本抑末旧说”，强调“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还说：“凡通商口岸，内省腹地，其应兴铁路、轮舟、开矿、种植、纺织、制造之处，一体准民间开设，无所禁止，或集股，或自办，悉听其便，令以商贾之道行之，绝不拘以官场体统。”并指出“论商务之源，以制造为急，而制造之法，以机器为先”，主张发展机器制造工业，发展资本主义。

文化上，郑观应主张倡西学、兴学校，培养通晓西学的人才。郑观应所谓的西学内容包括较广，除格致舆地之外，兼及历史和“商政、兵法、造船、制器以及农、渔、牧、矿诸务”。提出将西学列为独立的一科、改革科举制度。

军事上，郑观应把强兵的重点放在“人”和“器”两方面，主张仿西法，建立一支近代化的陆军和海军，以抵抗外国侵略。

《盛世危言》是郑观应在其另一部著作《易言》的基础上扩写而成的。1884年在从新加坡去槟榔屿途中，他在日记上这样写道：“晨起，披阅《易言》，觉昔日见闻，以今日证之，多未透彻。”于是他决定修订增写，乃有后来的《盛世危言》。

甲午中日战争后，郑观应参与了由盛宣怀控制的汉阳铁厂、铁路总公司，中国通商银行、电报局等大企业的经营筹划，先后在这些企业中任过总办等职，同时还担任江西萍乡、安徽宣城煤矿等企业的总董。1902年，袁世凯北洋集团从盛宣怀买办集团手中夺取了轮船、电报两局，郑观应遂离开招商局等企业，到广西巡抚王之春幕中任营务处会办，曾参与捕杀反清起义者。1905年，郑观应在广东参加反美爱国运动，被推举为广州拒约会主席。次年，任粤汉铁路总公司总办。1909年，第三次回招商局任会办，入民国仍担任该局董事。

郑观应晚年热心于教育与实业。1922年（民国11年）5月病逝于上海提篮桥招商公学宿舍，次年移葬于澳门前山（一说卒于澳门）。其著作除《盛世危言》外，还有《盛世危言补编》、《救时揭要》、《易言》、《罗浮待鹤山人诗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