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澧，字兰甫，世称东塾先生，广州番禺县捕属人。９岁能诗文，１７岁中秀才，肄业于粤秀书院，与卢同柏、桂文鐀、扬荣绪被誉为“四俊”。１８岁起向张维屏学诗，向侯康学经；得张维屏指导研读《四库全书提要》。

道光十二年（１８３２）中恩科举人，即随侯康等向梁汉鹏学数学。他２０年后刊刻的《弧三角平视法》等，即此时的习题集。

２３岁乡试中举后，历２０年共６次到京会试，均未能中进士，从而放弃考取进士做一个好官的初衷，而选择了读书、著述、培养人才的道路。

陈澧精于填词。后人对其早年词集《忆江南馆调整》评价甚高。２５岁时他领悟到苏轼“多好竟无成，不精安用博”的至理，又抛弃早年想当诗人的志向，不再致力诗词创作，转到以经史等为主的学术研究。他开始著书立说，甚而几部书同时动笔。他的学术研究成熟较早，久负盛名，广东巡抚郭嵩焘说：“到广东只要会晤过陈澧的，便不枉此行了。”

他的早年著作《切韵考》，用双声、迭韵剖析了切韵法。把双声分为４０类，其中清声２１类，浊声１９类；迭韵则以《广韵》的４声为准。还把全部汉语语音列表定位。梁启超称其为“绝作”。他还写了便于初学音韵的《音说》；更科学地分析了广州方言，揭示其规律而写成《广州音说》，为最早研究广州方言的著作。他说“广州方音合于隋唐韵书切语，为所不及”，指出广州方音是因中原移民而保存了我国中原中古时代音韵，这是他一个重要的发现。

陈澧读凌廷堪《燕乐考原》时发现讹误甚多，便著《声律通考》予以论辩纠谬。他考证出音乐中的８４调的流行应提前到隋唐时代，并对历代乐理上的１２律、１２宫、４清声、１６字谱、唐宋２８调等详加考证和论述，成为研究我国古代乐理和音乐史的专著。他还据阮元《积古斋钟鼎款识》，考出荀.“笛”的声位，而仿制了这支古笛，成为我国研究和复原乐器的先驱。又在唐宋诗词中考出调曲、调名，选出最符合原曲音乐的诗词，制成乐谱，编写了《唐宋歌曲新谱》。

道光二十年，陈澧出任学海堂学长。他坚持创办人阮元确立的以经史及汉魏六朝唐宋诗文为主的讲学宗旨，不搞应科举考试的时文制版艺术。他以顾炎武“行己有耻，博学于文”为校训，提出打破历来汉学与宋学的门户之见，主张要沟通汉、宋而以义理为依归的治学思想，发扬了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所开创的朴实、严谨的学风。多年来，他还取得盐运使方濬颐的资助，先后刊刻了《十三经注疏》、《四库全书提要》、《通志堂经解》、《古经解汇函》、《小学汇函》、《通典》、《续通典》和汉代经学大师郑玄《郑氏全书》等巨著，为岭南文化、学术提供了重要的典籍。

鸦片战争前夕，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积极提出设险以防，水师与水勇并重的战略思想；主张“中国兵强，乃能驱策四夷，”力反当时“以夷制夷”一派的论调。他赋下了《虎门观潮》、《得藕江书却寄》和《炮子谣》等爱国诗篇。

咸丰七年（１８５７）十一月，英法联军攻陷广州，他举家避难南海县横沙村，还协助当地办团练御外侮。三年后侵略军退走，他即返广州修葺被战火所毁的学海堂，邀集了张维屏、梁廷柟、谭莹、金锡龄、李应田等几十位学者名流，举行复课典礼，并各赋诗为纪。

陈澧学识过人，他指出魏源的地理名著《海国图志》中许多不实之处，深得魏源敬服而一一改正。邹伯奇的《学计一得》、《格术补》、《地图》等科学著作也请他作序。他还用欧几理德《几何原本》来参核《墨子》中有关数学问题的论述，写了《读墨子》。

中年，他的研究集中到经学和史学上。开始著述最具经学思想的《汉儒通义》。他以９年时间，集汉代义理之说，论证了汉学与宋学门户之见毫无依据；提出不能以训诂（即汉学）和义理（即宋学）来衡量学术上的分野；主张打破门户之见，互为补充，各取所长。

他考证出《后汉书》作者范晔谋反被处死是一起冤案，以丰富的史实写了《申范》一书为其平反，在史学中独树一帜。他研究了《水经注》，著《水经注西南诸水考》，纠正其在温水、泿水、若水、淹水、沫水、青衣水、叶榆水、存水等水系地理状况的讹误。他考证了我国最早的历法，即汉代“三统历”，著《三统术详说》。

《汉儒通义》快成书时，他投入了《学思录》的著述。《学思录》略仿顾炎武《日知录》，但更扩展为对经、史、子、文字学等作全面和系统的考证和论述。该书每章都作史料搜集、前人议论和自己考订、阐述、论辩，均能独立成为评传、史论或学术史，是陈澧学术研究的崭新开拓。

同治四年（１８６５），应两广总督瑞麟、广东巡抚郭嵩焘之聘，与学生赵婴齐测绘广东省全图。他们搜集大量资料和数据，绘制成经纬度与比例尺的《广东图》２０卷及资料详尽的《广东图说》９０卷，在当时处绘图学的领先地位。

同治六年，他离开主持了２７年的学海堂，转聘于菊坡精舍任山长。他主张改变科举制度，指出“政治由于人才，人才由于学术”，并开始用启发式教学。其间，他参加了同治《番禺县志》编纂工作，又主编了《香山县志》。

同治十年，他大病愈后，即将积稿数百册的《学思录》撮为《东塾读书记》。

光绪元年（１８７５），远在江苏的学者刘熙载深知《学思录》的学术重要性，来信劝他把著作立即载刻成书。他接受了，到他去世前，《东塾读书记》已刊至第九卷，每一卷刊出，均为时人所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