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以土地滋育万物,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所以普遍立社祭祀。社坛供奉的神灵是社稷之神，除了地标作用外，还供社区民众祭祀。它是社员生活的主宰，社员对其满怀敬畏之心，祈盼“社稷神”保佑生活越过越好。传说祭祀社稷坛与古代祭初地祇有关，广府也不例外，因相沿日久，民间祭社的仪式也不一，较大型的祭祀有“土地诞”。诞会又分春秋两诞,春诞为农历二月初二,秋诞为农历八月初二。这种对社稷的祭祀，是出于古人对乡土国土的深厚感情。

社日祭社

社日是古代农民祭祀土地神的节日。汉代以前只有春社，汉以后开始有秋社。自宋代起，以立春、立秋后的第五个戊日为社日（约在春分和秋分前后）。魏晋南北朝时期，基层社会组织——“里”已开始让渡为地域性的“村”，村虽然大小不一，但“百家为村”的形态较为常见。村社活动表现为“结综会社”的形式（即百家共立之社）。据南北朝梁代宗懔（注：宗懔（499—563），字元懔，河南邓州人，曾任临汝、建城、广晋县令，累迁至吏部尚书。）的《荆楚岁时记》载：“社日，四邻并结综会社，牲醪 （注：牲醪（shēng láo），指祭祀用的三牲和甜酒。），围屋于树下，先祭神，然后食其胙（注： 胙（zuò），指古代祭祀用供奉的肉。）。”春社日，村邻纠集，准备社猪、社酒，在社树下搭起供台，祭祀社神，然后分享祭肉，百家共度社日，社日活动的规模较前代为大。秋社一如春社，“以牲祠社”，并有卜问年成的内容。此期亦由于佛、道信仰渗入，村社生活相应地发生了一些变化，出现了与佛、道有关的社会活动。唐宋时期，社日活动达到全盛状态，社日的欢愉成为唐宋社会富庶太平的标志。社日是乡村的集体节日，家家参与，人人踊跃，“桑柘（注：桑柘（sāng zhè），是一种不结果的树。）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的咏社佳句给我们传递了社日宴乐的盛况。（注：王驾：《社日》，载《全唐诗》卷690，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918页。）诗人韩愈在社日中寻找到了身心的快乐，“愿为同社人，鸡豚（注：豚（tún），小猪，亦泛指猪。）宴春秋”。鸡豚社、鼓社、祈蚕社等社日活动名称亦反映出社日内容的丰富性。后来，除传统的社酒、社饭外，还有表演性与仪式性更强的“社会”“社火”。社日在唐宋盛极之后，元明时期逐渐衰退，在整个节日文化体系中乃至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大大下降。然而，在偏远地区社日的遗风仍有保留（个别地方还比较热烈，古风犹存）。如，广府偏远地区在元宵节日除祭祀外，日间还有举行“社火”活动，民众在地上或台上，击鼓打锣、舞龙、舞狮、耍杂技和歌舞表演；是日民间如生有男孩的人家，除在家中神厅高挂花灯、欢宴亲友外，必备祭品到社坛参拜，并在社坛挂上纸扎四方灯表示添丁入社。

随着封建宗教文化的兴起，宗族势力在乡村迅速强化扩展，逐渐将村社挤至边缘状态，宗族活动替代了村社集体活动，祠堂取代了社庙，祖灵成为主神，恤助宗族代替了邻里互助，村社原有的功能或者被淡化，或者被转换，民间社日祭社活动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土地诞”和其他节庆活动。

春秋二诞

敬拜“土地神”是广府人精神生活的重要部分。每年农历二月初二和八月初二土地神的神诞之日，这即是春秋二诞，土地庙都被围得水泄不通。这里，土地神“统领着”天地、人和、阴阳、内外，象征性的精神感知使人超脱了物性，成为灵性之物。当天，广州城隍庙、河南金花庙和黄埔波罗庙都举办规模较大的祭奠活动，各地城镇、村庄的土地庙张灯结彩，并吸引着当地百姓全家老少前往土地庙祈福求平安。打醮酬神、观音送子、抢花炮、“打小人”等习俗，营造了一派社区热闹祥和的节日喜庆气氛。有些宗族在土地诞辰之日集体购买三牲祭神，请喃呒佬打醮和戏班演戏酬神，祭拜结束后把三牲等祭品按人头分给族人，上年添丁的人家可以多分一份。祭品一般被加工成烧猪肉和猪红粥，由各家各户派人去领取。据说，20世纪40年代前广州河南居士地（街名）土地诞日的“抢花炮”活动是远近闻名的，抢获炮圈者有镜屏、茶具、酸枝木台椅等赠送，晚上还要设宴招待乡亲饮“得胜酒”，次年节前一天“还炮”，并具回礼送归土地庙。新中国成立后，广府民间土地诞娱神活动渐渐消失，但农村社区二月初二供奉土地神的习俗至今还流传。

土地诞蕴含的特殊意义

第一，土地诞是古人“尊天而亲地”传统理念的诠释。土地载万物，又生养万物，长五谷以养育百姓，这是中国人所以亲天地而奉祀土地的原因。农业丰产是古代社会最为关注的问题，它们直接关系到人类社会的生存。祭祀土地神是土地诞的第一主题，“土生万物，地发千祥”。仲春时节，正值春播，春诞祭祀田祖“以祈甘雨”；秋收时节，秋诞报答社神的福佑，并祈求来年丰产、年丰岁熟。除了被动的祈请外，诞日还有组织指导农业生产的活动。贾思勰（注：贾思勰（jiǎ sī xié386—543），北魏齐郡益都县（今属山东省寿光市西南）人,农学家，官至高阳太守（今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一带）。著有农学巨著《齐民要求》）所著《齐民要术》也有栽种丝瓜，社日为上，即宋人所说“种社瓜”。土地诞与农事联系密切：一是利用土地诞开辟农事宣传活动，邀请农经专家讲授农业种植栽培技术；二是交流农事经验，通过诞会让农民之间交流种植、养殖等致富经验；三是统一村社的农事安排，协调村社共同体的生活节奏。因此，土地诞对促进古代农村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二，土地诞是古代沟通社员情感的重要平台。集体性的祭祀与娱乐是土地诞的两大主题，它们适应了社员生活与心理的需要。社员在同一地域环境下朝夕相处，有着大致相近的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在较早的时期应该还有部分村社公产，相互之间在生产、生活上亦有着较多的互助的需要，因此以祭社为中心结成较为牢固的村社共同体，并且在村社共同体内逐渐形成自己的文化传统。唐宋时期，民间更有祈蚕社、桑神社、鸡豚社、斗草社等名目，反映出社日活动的地方特性。由于社日贴近村民生活，适应地方文化特性，因此，无论是社日祭祀，还是社日娱乐，都表现或强调这一文化特性，强化社区传统，在土地诞集体娱乐中，人们获得了沟通思想、交流感情的机会。人们不仅借此协调人际关系，同时也调适了社员的心理，给单调的个人家庭生活涂上亮彩。人们在鼓与酒的激发下，释放自己的情感，或“聚饮酣歌”“牲酒相欢”或“联臂踏歌”，在情感宣泄的同时，也实现了社内成员之间的心灵沟通，进一步融洽邻里关系，增进社员之间的情感联系，还增加敬老聚餐、茶叙以及热闹的商贸集市，通过诞日活动，团结坊众，发扬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别具意义。

第三，土地诞是古代整合社区文化，促进社区平安的重要文化载体。在社区成员集体礼敬的过程中，以社区领导为精神核心（作为“土地神”的化身），它有着一种内在的凝聚力量，一年两度的土地诞，是这种精神力量周期性的激发与强化。由于社区是区域社会的基本单位，因此它客观上成了建设平安社区的基本平台。同时，土地诞不仅以祭神、娱乐的形式唤起社员共同的宗教意识与地方情怀，而且还以相应的教化形式和具体的规条来引导、约束社民，使他们遵循地方传统。传统的土地诞日即是村社自我教育、服务及规范的宣传日。据说，主持土地诞祭祀者多被称为“社老”，诞日的座次以年齿为序，“虽贵显人不先杖者”，并且由耆老讲解古人的“嘉言懿行”，同时宣讲地方社会生产条律，会社之后，各户参与者回家传达有关村规民约，这与古代社日“谕以乡约”的做法有着一致的联系。

第四，土地诞“观音送子”习俗体现着人们珍惜生命、永享太平的美好愿望。“观音送子”既是广府地区观音诞重要活动，也是土地诞的重要仪式之一。当日土地庙中有公主拜神、村妇上香、信众争夺象征“送子观音”的布娃娃等活动，民间认为，小孩的平安长大，有赖“观音娘娘”的保佑，因此当天也有向神明祈求护身带与护身符，让儿童上契观音为干娘，希望神明保护儿童快高长大等，这些习俗意味深长。它寓意大地孕育了生命，赋予了万物之源，愿土地神庇佑万民枝繁叶茂，生活蒸蒸日上，福源滚滚。

第五，土地诞“打小人”习俗寓意人们新一年远离是非口舌。每年农历正月十九、二月初二、二月廿三或每月“收日”“除日”“破日”，（注：黄历里，在每个日子的下端都标有：建、除、满、平、定、执、成、收、破、危、开、闭(俗称12值位)字样，说明该日吉凶。其中“收日”“除日”“破日”具体含意如下：收日，指收回、收敛，只宜收敛、索取、埋葬，此外诸凶事不宜；破日，指破裂，冲破，忌办一切喜丧事，刑破日就是指此日；除日，指清除的含意，宜于吐故、清洁、沐浴、求医、安葬等。）广府地区都有“打小人”的习俗，尤其以二月初二土地诞为甚。当日，在土地庙可以见到一些老妇人，一边口中念念有词地念：“打你个死人头，打到你有气冇（无）定抖(休息)，打到你食亲野都呕”的打小人咒语，一边手起“鞋”落，噼里啪啦不停地在地上拍打着什么。这就是广府人所说的“打小人”。据传，“打小人”的习俗，早在盛唐时已经流行。当时，这种习俗叫做“厌诅”或“厌胜”，是一种具有诅咒作用的巫术。透过法师施法，借助神灵的力量，使那些专爱嫁祸他人或暗箭伤人的阴险“小人”自动停手，甚至受到应有的惩罚。前来打小人的，大多是生活、工作、身体面临逆境和困顿，或爱情遭受挫折和磨难的一众弱势群体，于走投无路之下泄一泄私愤，顺顺气，这恰似“打烂坛坛罐罐”的一次心理治疗。此习俗，对于众多弱势人群的身心健康无疑是大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