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7月，孙中山在广州首次提出“行之非艰，知之惟艰”的命题，由此开创了他的“知难行易”学说。 

　　1917年7月1日，张勋在北京复辟帝制，废除《临时约法》。7月6日，孙中山偕同廖仲凯、朱执信、许崇智、章太炎等人乘海琛号军舰，由上海赴广州。7月17日抵达广州当晚，中山先生在黄埔公园的欢迎会上即发表护法演说。7月21日，孙中山在广州举行的广东全省学界欢迎会上再次发表了重要讲演，在这次讲演中，孙中山首先明确宣告他所信仰的“知难行易”学说是超越中国传统学说的崭新创造，称“本总理的学说和古人的学说不同。古人所信仰的是‘知之非艰，行之惟艰’；我所信仰的是‘知难行易’。”提出“行先知后”。他说：“宇宙间的道理，都先有事实然后才发生言论，并不是先有言论然后才发生事实。”他认为，人类对于很多事情很早以前就会做，但一直不知其中的道理。只有在经过数十百年、甚至千年的“行”后才逐渐明白。这说明“知”和“行”比较起来，“知”是困难的，“行”是容易的，人们是先行而后知。他尤其认为：“世界上考究万事万物，在中国是专靠读书，在外国人却不是专靠读书……要靠实地去考察”。他还指出，检验知识真假要靠试验、靠事实，“我们要拿事实做材料，才能够定出方法，如果单拿学理来定方法，这个方法是靠不住的。这个理由，就是因为学理有真的有假的，要经过试验才晓得对与不对”。他批判“知易行难”旧说的谬误与流毒，高度评价了“真知”的重要作用和求获真知的艰难。在孙中山看来，中国革命之所以多次失败，就是因为革命党人在思想上受了传统的“知易行难”之说的毒言。“知易”的说法使人轻视革命理论的作用，进而对革命理想信仰不忠；“行难”的说法则使人害怕革命实践，不能在困难时期坚持斗争。所以，“此后革命应该要先求知，然后才去行。本总理发明的学说是‘知难行易’，如果知得到，便行得到。” 

　　此后，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之一·孙文——行易知难（心理建设）》、《欢宴国民党各省代表及蒙古代表的演说》、《三民主义》等重要著作中继续详细阐述了“知难行易”的思想。他曾列举“十例”，一方面批驳“知易行难”，一方面证明“行之非艰，而知之惟艰，以供学者之研究，而破世人之迷惑焉”。他说：“予之所以不惮其烦，连篇累牍以求发明行易知难之理者，盖以此为救中国必由之道也。”他还按照知识在人类进化中作用表现之不同而将社会发展阶段作了划分：“先行而后知，进化之初级也；先知而后行，进化之盛轨也”。肯定了知识越来越多，知识的力量越来越大，人类进步越来越快的趋势。 

　　孙中山“知难行易”的思想是适应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提出来的，对推动革命的发展起着促进作用。在中国哲学史上，尤其是认识论发展史上占有着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