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荔枝，驰名寰宇。明清两代，广州荔枝盛极一时。“后皇嘉树产番禺，柔实离离间叶浓。”产地之广，产量之丰，品质之美，为世人注目。

一、汉唐时期广州荔枝的兴起

西汉初年，广东荔枝已远上长安，献之汉帝了。晋代成书的《西京杂记》卷三说：“尉佗献高祖鲛鱼、荔枝，高祖报以蒲桃锦四匹。”“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破南越，起扶荔宫(原注：宫以荔枝得名)以植所得奇草异木。……龙眼、荔枝、槟榔、橄榄、千岁子、柑、橘皆百余本。……荔枝自交趾移植百株于庭，无一生者，连年犹移植不息。后数岁，偶一株稍茂，终无华实，帝亦珍惜之。”赵佗的统治区，主要在广州一带。交趾，当时包括广州，广州荔枝树苗，在公元前2世纪已大批北运，移植长安了。

东汉时期，广州荔枝栽培已较普遍，产量较多。和帝时(89～104)任临海太守的广州人杨孚《异物志》载：“荔枝为果多汁，味甘绝口，少酸，所以成其味，可饱食，不可使厌。”《后汉书》载：元兴元年(105)，旧南海献龙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腾阻险，死者继路。

在东汉，荔枝还是朝廷赠送外国使臣的礼物。《东观汉记》载：建武二十六年(50)，南单于遣使献骆驼两头，文马两匹。南单于来朝，赐御食及橙、橘、龙眼、荔枝。当时南海有贡荔，赐南单于的荔枝，当是南海即广州所产。

在东汉，已出现荔枝加工的副食品。

南北朝时期，广州荔枝湾种植荔枝已见记载。南朝沈怀远《南越记》云：“江南洲周回九十里，中有荔枝洲，上有荔枝，冬夏不凋。”据《广东考古辑要》，荔枝洲即荔枝湾。

唐代，广州荔枝是远上京城的贡品。杜甫《病橘》诗云：“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枝。百马死山谷，到今耆旧悲。”杜诗所云，史有明证。《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唐纪》三十一载：“玄宗天宝五年(746)，(杨贵)妃欲得生荔枝，岁命岭南驰驿致之，比至长安，色味不变。”《新唐书》卷七十六《列传》第一《后妃》上杨贵妃传云：“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岭南节度使张九章)乃置骑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

晚唐时，广州一带已有专植荔枝的“荔园”了。荔园在哪里?据阮福考证，在广州城西荔枝湾。

荔枝，经过一年复一年的栽培选择，晚唐时有优良品种“焦核”、“蜡荔枝”。昭宗时(88 9 ～904)为广州司马的刘恂在《岭表录异》中记载：“荔枝，南中之珍果也。梧州江前有火山，上有荔枝，四月先熟(原注：以其地热，故曰火也)，核大而味酸。其高新州与南海产者，最佳，五六月方熟。形若小鸡子，近蒂稍平，皮壳殷红、肉莹寒玉。又有焦核者，性热液甘。食之过度，即蜜浆制之。又有蜡荔，黄色，味少劣于红者。”

时至五代，中国瓜分豆剖。南汉刘氏割据岭表，广州政治相对稳定，经济有所发展，荔枝的栽培亦有进步。

二、宋元时期广州荔枝栽培的发展

赵匡胤统一中原后，社会相对繁荣，广州荔枝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开宝四年(971)随潘美平定广东而摄南海的郑熊，在他所著的《番禺杂记》中说：“荔枝树似嫩槐而枝叶繁郁，岭外东西旁海，皆产此果。”他在广州五年，“每食荔枝，几与饭相半。”宋仁宗时为侍读的陈襄描写过广州的荔枝：“番禺地僻岌烟锁，万树累累产嘉果。”“炎炎六月朱明天，映日仙枝红欲燃。”随着社会商品发展，广州荔枝必然步入市场，当时“闽粤荔枝食天下，其余被于外国”。

荔枝生产的发展，必然促使有关荔枝的专著问世。北宋初年，出现了中国第一部荔枝专著— —郑熊的《广中荔枝谱》，它比蔡襄《荔枝谱》早89年。可惜此书宋以后已佚。熙宁九年(1176)张宗闵作《增城荔枝谱》记增城荔枝百余种。可惜，自《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以后，公私书目，均无其踪迹。

元代国祚既短，文献资料颇缺。《永乐大典》卷11907引《元一统志》云：“荔枝，番禺、南海、东莞、新会、增城并有之。”大德八年(1304)陈大震《南海志》卷七《物产》载广州府荔枝品种十六种，可见经过不断选种，品种大有增加。

三、明清两代广东荔枝的大发展

这时广州地区内出现以荔枝命名的山丘、村落和庄园：番禺有荔枝山(在鹿步司)、荔枝庄(在茭塘司)、荔庄(在文冲北)；增城有荔枝迳(在清湖都)、荔枝山(在清湖都)、荔果园(村名，在绥福都)，都是盛产荔枝的地方。

到了明末清初，逐渐形成了几个荔枝的主要产区：

1、广州西邻的荔湾、泮塘。荔枝湾盛产荔枝，晋代已有记载，1300多年以来，产荔不衰。到了光绪中年，由于城市扩展，“绅富相率购地建屋，数十年来，甲第云连，鱼鳞栉比，菱塘莲渚，悉作民居。”该地的荔枝生产，逐渐成为历史陈迹。

2、番禺大石、新造一带。这一产区面积较广，西起大石，东至思贤。在大石、李村，屈大均记叙说：“又东为番禺之李村、大石，一带多荔枝树。”到清代道光初年，这里还是“牛首山头鹿步前”，“家家种树(按：指荔枝)当耕田”。广州名荔糯米糍，就以鹿步为著名。

3、增城沙贝(新塘)。沙贝栽培荔枝，明代中叶已很闻名。到明末清初，广东“荔枝，以增城沙贝所产为最”，“其状元红等，贱如菽粟，岁收数千万斛，贩于他方。”经过沙贝人民多年的培植，“所产荔枝多异种”，驰誉海内的名荔挂绿，就是在这里培育出来的。

4、番禺萝岗。萝岗梅、荔，驰誉岭南。清初时的荔枝，该地非甚盛产。到了乾隆之世，情况变化，乾隆三十九年(1774)成书的《番禺县志》卷四《山水》说：“(萝岗)环山四面……钟氏世居其地，繁衍至四五千人。其他田狭人多，居民种果为业，而梅、荔为独盛，夏时荔火流丹，全洞皆赤，有火山、田岩、贵味(又作“桂味”)数种，各墟市鬻之，鲰两月余。”

萝岗荔枝，也有“萝岗万树照初日，火云堕地风为驱”之句。萝岗之荔，自乾隆以后，一直不衰，据黄遵庚在1917年统计，是年萝岗产荔38万斤。

萝岗还培育出“清酣香爽”的贵味，在萝岗附近的荔枝山，乾隆以前，亦多产荔。乾隆《番禺县志》称：“荔枝山在萝岗果村乡前，……山旧多荔，以故得名。”乾隆中，荔枝为梨所代。此外，在广州之北的白云山，明初已多植荔枝、杨梅。从化县城南，荔枝种植颇盛。

四、晚清以来荔枝生产之继续

鸦片战争以后，在国际市场需要的刺激下，广东蚕桑业突飞猛进，大大地排挤了原有的果树栽培。广州地区的番禺、增城两县本为荔枝的主要产地，非蚕桑产区，荔枝生产继续发展。

番禺产荔之区，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中部的鹿步、茭塘两司，其中以萝岗洞36村为最。“当荔果方红之时，一望红云，隐现于岩岫之间”。萝岗附近的暹冈，“多种荔枝”。唐山村“荔枝极多，山顶亦是”。“环观群山，荔枝、榄树，无不蕃殖其间”。

东圃、车陂、黄埔、鱼珠等地“沿岸多种荔枝”。相对冈“荔枝极多”。乌涌附近小山冈，多种“乌榄、白榄、黑叶荔枝”。太平沙围“以黑叶最多，约万余株”。北山“栽果之面积，约千余亩，以甜橙，荔枝为最”。北山之南的官洲，“在山冈者，则种荔枝”，“多属连种一二亩，排列整齐。”

五、广州荔枝栽培技术

广州荔枝的生产，从见诸文献记载的时候算起，已有两千余年的历史。但是在封建社会里，向无专书。在嘉庆以前，涉及荔枝栽培技术的，仅有《广东新语》的零星记载，可视为广州荔枝栽培技术的散篇。

圈枝繁殖   荔枝的圈枝繁殖，张世南在南宋绍定元年(1228)成书的《游宦纪闻》中已有记载。广州的做法是，“荔枝用博，博之法：当花发时，以其枝削去青皮寸许，傅之以土，子结后即生根，乃落之为栽(按：“栽”，名词，树苗)”。

土宜选择   在万历二十九年一度来粤的王临亨，已注意到粤人种荔，重视选择土宜。他说：“荔枝近水则生，尤喜潮汐湍激之地，故乡人多植之。”屈大均说：“荔枝以增城沙贝所产为最。土黄润多沙，潮味不到，故荔枝绝美。”“荔枝属火，宜使向阳，龙眼属水，宜使向阴”。

定植栽培   “广州凡矶围、堤岸皆种荔枝、龙眼……”“种荔枝必使叶向东，斜其本，使叶荫根。……以土培，壅高二尺，下为沟洫。”

保鲜、加工   “藏荔枝法：就树摘完好者，留蒂寸许，蜡封之，乃剪去蒂，复以蜡封剪口，以蜜水满浸，经数月色味不变。”在科学不昌明的古代，上述荔枝保鲜之法，是有一定效果的。

荔枝的加工，宋代已盛。《东京梦华录·州桥夜市》记汴京夜市有荔枝膏、糖荔枝出售。南宋初年，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五《方物》中记有广州土人做荔枝馒头之法。明末清初，广州荔枝产区常制荔枝酒。

六、民国时期荔枝栽培的衰落

民国初年，由于社会动乱，民生凋敝。荔枝种植，由树苗到结果，短则五六年，长则十余年，难以急功近利，所以新植者甚少。所余老树，又有越年结果的特点，往往被砍伐改种他物。

广州荔枝生产，遭受最大破坏的是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10月以后，广州地区相继沦陷，荔枝“损失70余万株，而以番禺、新会、宝安、东莞四县损失最大”。据温文光《广东果产概况与改进》所载，沦陷时期，广东荔枝损失40%。又据罗淳涛《番禺果树特产概况调查报告》，番禺荔枝损失达80%，增城的新塘，损失竟达90%，无怪乎何立才说：“须百年后始可恢 复原状。”

广州荔枝品种繁多，据郭华秀在1921年的调查，仅萝岗就有“宋家香”、“亚娘鞋”等34种 ，土华村有“玫瑰露”、“锭死牛”等20种，北山有“玉荷包”、“脆皮枝”等16种。1920年，郭华秀在萝岗、官洲、乌涌等地亲自吃过的荔枝有36种，光怪陆离，不一而足。屈大均曾指出：“火山善变，滋味百出，随其土为高下。”同一品种，古今殊名，因地而异，名目日增。治丝愈芬，莫可究诘。1960年开始，广东省进行了全省果树资源调查，分广东荔枝为七大类，52个品种，才澄清了命名上的混乱，详叙于《广东荔枝志》一书中。广州为广东省荔枝的主要产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