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新中国成立初期，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兼中共广州市委书记的叶剑英，始终牢记着这一法宝，以其卓越的政治智慧，高超的领导才能，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在领导广东省、广州市人民建立和巩固新生政权，整顿社会秩序，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切实加强了党的建设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绩。本文仅就叶剑英主政华南期间对党的建设的探索与实践问题，试作探讨。

　　一、 切实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为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贯彻实施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

　　组织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环节。在革命战争年代，党的各级组织是领导各地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核心力量。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时期，也同样是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核心力量。由此，叶剑英在主政华南期间，切实加强党的建设，将组织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基础，使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从而为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贯彻实施，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叶剑英主政华南期间在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方面。着重抓了如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整顿原有的地下秘密党组织。早在广东解放之前的1949年9月召开的赣州会议上，叶剑英就提出了把“整顿共产党在城市中的秘密组织。并建立党的组织”，作为解放广东后的一大任务。①广东解放以后，叶剑英在加强党的建设方面，首先抓了原有共产党在城市中的秘密组织的整顿工作，提高党员的政治素质和思想理论水平，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广东解放以前，当地已经建立有党的各级组织，发展了大量党员。他们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是解放华南、建设华南的重要中坚力量。然而，由于长期的地下秘密活动的环境，已经不适应新中国成立后的新形势、新要求，因此，整顿共产党原有的秘密组织就成为了当务之急。鉴于建国初期广东工作任务繁重，而党的干部又处于“少、弱、杂”的状况，叶剑英提出了做好整党、建党的工作。他认为，“由于我们任务将更繁重，而且我们的干部情况是少、弱、杂，若不加整顿，就不能完成任务，因此就需要整党。但我们党员还少，一方面要整党，一方面还要建党。”他还提出了整党的步骤、准备工作和必须注意的问题。他说：“整党分初整、深整两个步骤。初整是分清敌我，深整是分清党群”。①为了搞好整党，叶剑英还特别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做好三件准备工作：第一是训练整党干部；第二是做好整党试点工作；第三是普遍训练党员。②在整党的过程中，“要严格清洗一些坏分子，教育、改造、提高不够条件的党员，以巩固和提高党的组织。”③1951年，在叶剑英的直接领导下，广东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开展了整顿党组织、普遍训练党员的工作。广东党员通过学习共产党员的八项条件，逐条进行对照检查，寻找差距，提高了做一格合乎标准的共产党员的自觉性，既纯洁了党的组织，又教育了广大党员干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特别是原在华南地区坚持革命斗争的党员干部，经过了整顿和组织公开后，精神面貌大为改观，焕发了青春。他们利用自己熟悉地方情况的优势，把自己的聪明才智投身于建设新华南的火热斗争中去。

　　二是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员。叶剑英要求各地党委在开展整党的同时，应抓好建党工作。他特别强调：“凡原有党组织的地方，建党必须在整顿党组织的基础上进行”。④在开展建党工作的过程中，应在实际斗争第一线中物色党员发展对象，将在实际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进行党纲党章教育，使他们加深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加深对共产主义的认识，提高其政治思想觉悟。叶剑英要求，在农村可结合土地改革运动，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将其吸收进党的组织，建立乡一级党的支部组织；在城市，则结合民主改革运动，在完成民主改革的工厂、企业中吸收新党员，壮大党的组织。

　　吸收新党员，必须按照党员的标准。叶剑英历来反对“拉夫式”的突击发展党员的做法。他指出：“建党必须坚持积极方针和慎重态度。降低和提高八条标准都是不对的。”⑤广东解放初期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后，有些县委担心没有建立党组织的地区的征粮、土改工作任务难以完成，因而出现了突击发展党员的错误做法，结果造成了发展党员的步子过大、过快，甚至有降低标准吸收党员的现象出现。叶剑英了解到这一情况之后，立即以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组织部名义签发了《贯彻整党精神纠正发展党偏向》的电报中说，要求各地委、县委在发展新党员时，应该贯彻整党精神，严格要求，把好质量关，做到“个别的接收其中条件成熟的进党”，而不能在“现有组织未经整理，思想准备未做好之前即普遍发展（党员）”⑥

　　长期以来，我们党的工作重点在农村，城市中党的力量比较薄弱，尤其是工人党员的人数更少。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叶剑英提出了要加强城市的建党工作，特别是要注意在成熟的产业工人中间发展党员。1951年7月1日，他在题为《为建设一个有高度觉悟的有高度纪律性的当而斗争》的报告中，就特别强调在城市建党工作中，“发展党员要着重发展产业工人”，要求各级党组织“一定要加强发展工人成分的党员，加强无产阶级骨干”。①此后，华南地区各城市的党委加快了在工人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的步法，工人党员的比例明显上升。据当年广东省的统计，1952年，在全省64619名党员中，工人党员只有1127人，仅占全省党员总数的1.7%。但经过了提出加强发展工人成分党员要求之后，至1954年广东全省工人党员人数突增，达到10377人，占全省党员总数148936人的7%，使全省工人党员人数偏少的状况得到了明显的改观。

　　三是注意抓好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广东解放以后，城市工作刚刚走上轨道，叶剑英就提出了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并将其作为一段时期的中心工作来抓。1950年9月19日，叶剑英在《整理农村基层组织的重要性》一文中，明确指出：“目前最严重的问题在乡村，区有问题，县还可下去掌握，乡村太多了，不能直接下去掌握。因此，深入工作，巩固基层组织，是今后几个月的中心工作之一。”②他认为，抓好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工作十分重要，如果“这工作不做好，一切政策就会走样”。他还提出，在1950年“12月以前，应使基层组织问题获得基本上解决”。③他指出1950年是“铺开棋盘，摆好棋子”的一年，要将乡村这颗“棋子”摆好。而要摆好乡村这颗“棋子”，关键是要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他要求对一些农村老区原有的党组织，要充实和健全党的领导班子，健全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以带领农民群众搞好乡村工作；对于新解放地区的乡村，则结合土地改革、清匪反霸、减租减息等斗争，从中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并将其吸收入党，建立起农村党的基层组织，使新解放地区乡村农民群众有了“主心骨”。这样，全省各地农村的工作也就会开创出新的局面。

　　解放初期，由于主政华南的叶剑英重视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中共广东地方组织在这期间得到了巩固和健康发展。当时广东刚解放，党的组织也刚从秘密状态转向公开，党内的审查整顿十分严格，经常淘汰那些不合格的党员，清除那些混进党内的腐化分子、异己分子，吸收新党员业比较审慎。尽管如此，广东地方党组织仍然发展迅速。据统计，1949年广东全省有党员41803人，1950年增加到47684人。此后逐年递增，1951年为48467人，1952年为64619人，至1953年解放仅四年多一点时间，全省的党员人数就比1949年增加了一倍多，达到87835人。广东党员人数的逐年增加，使广东地方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党的力量日益加强，这也就为党的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准备了干部，奠定了组织基础。

　　 二、 积极开展党内思想教育，始终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重要位置，不断克服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想

　　思想建设是党的根本建设，也是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内部分同志在革命胜利面前滋生了贪图享乐、不愿再艰苦奋斗、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的错误思想和行为。针对这些问题，叶剑英十分重视广东党组织的思想建设。在他主持广东工作期间，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作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反复要求广大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加强学习，改造思想，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合格的共产党员。

　　开展党内的思想教育，是提高党员思想认识和政治觉悟的有效途径。鉴于解放初期党内干部队伍的政治意识和思想状况，叶剑英在主政华南期间注重要求广大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应加强学习革命理论。他认为，理论是行动的指南，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武装党的各级干部和广大党员。因此，他始终倡导党员干部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强调共产党人“必须有高度的觉悟，这就是说，要有共产主义的觉悟”，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不断学习，“不断地进行教育”。④叶剑英还指出学习政治理论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政治水平，为了解决为谁服务的问题”。⑤叶剑英要求党员向列宁学习，学习“列宁在工作中常常翻书和马克思商量”，希望同志们“在工作中多翻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主席的著作”。⑥叶剑英还向党内同志阐明学习理论之方法：学习理论应该在实际工作中学习，要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单学理论不去实践，就犯了教条主义；或有了工作经验不去总结，提升到理论，便犯了经验主义”。①在叶剑英的重视和倡导之下，解放初期广东各级党组织学习革命理论蔚然成风，效果显著。

　　叶剑英针对党的工作重点已从农村转向城市的新情况、新特点，要求广大党员应认真学习好党的政策，执行好党的政策。他反复强调：“政策是党和政府的生命”②，“如果我们不学好政策，掌握政策，就会犯错误”，如果我们“不研究政策，执行政策”，就难以将工作做好。“所以，共产党员不学习政策，就不算为共产党员”。③特别是对于各级党的领导干部和从事宣传、秘书等工作的党员，叶剑英更是强调要重视学习党的政策。他认为，每一项政策的制订和颁布实施，都与人民群众的利益息息相关，因而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干部“在考虑、决定、发布和执行政策上必须多方考虑，慎重从事”。④因为“一个法令发下去，就关系全国全省人民对党和人民政府的信仰”，所以，“县委、地委，以至分局都要好好地研究政策”。⑤

　　为了使党内干部明白和了解中国共产党光辉的奋斗历史，以便对人民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叶剑英还要求党员都要学习党的历史。他认为，广东党内新干部多，且有许多党员在战争年代长期在孤悬敌后、远离党中央的环境中活动，对党的奋斗历史了解不多。因此，很有必要“在党内普遍进行党史教育”。他还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请求党中央印发有关党的历史方面的学习提纲和资料。对于新发展的党员，叶剑英很重视对他们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他强调对新党员应在农村土地改革和城市民主改革斗争中，广泛结合进行党纲、党章的教育，以加深他们对的认识，提高他们履行共产党员义务的自觉性。

　　为了能更好地开展党内的思想教育，以叶剑英为第一书记的中共中央华南分局还采取了如下的方式和措施：

　　（一） 创办党校，对党员干部进行培训。解放初期，为了提高广大党员干部

　　的政治素质和思想理论水平，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决定创办广东革命干部学校（后改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党校）。开设了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党的建设和党的方针政策等课程，对党员干部进行培训。广东革命干部学校自1950年3月开办后，迅即开展党员干部的培训工作，“抽调县委及区委常委一级的干部来受训”。第一期抽调500人，受训时间为6个月，至同年8月底结束。学员受训结束后先被分派到各地去协助开展党的中心工作，如参加农村征粮工作队，参加反霸清匪和减租减息的斗争等。广东农村土地改革运动开始后，党校学员又被分派到全省各地去参加土改工作，使广大党员干部既学习了革命的理论，又参加了实际斗争的锻炼，对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均起了积极的作用，效果十分显著。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党校除了抽调各级党员干部进行脱产培训之外，还对在职的党员干部进行培训。

　　（二） 以会代训，使党员干部经受锻炼。即让党员干部多参加各种会议，一方面请领导同志讲话、作报告，使党员干部认清形势，了解政策，明白事理，以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是通过各种会议，让党员干部结合自己的思想，反省思考，抒发己见，经受锻炼，以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和政治理论水平。1949年10月下旬，中共广州市委召开了广州地方党员大会，叶剑英到会并作了重要话。当时，广州刚刚解放，财经工作和经济建设对于广大党员来说，均是从未经历过的全新的课题，需要重新进行认真的学习。因为过去在战争年代，广大党员都处于地下活动状态，难以有公开集中学习、共同交流的条件与机会，现在党员集中在一起交流思想很有好处。因此，与会同志听了大会的报告，都觉得自己获益匪浅，“眼界扩大了，知识增加了”，工作也摸到门径了。当时，叶剑英就认为“召开党员大会进行思想教育”这种形式很好。他在大会上说：“像今天这样的大会，请人作报告，以后还要继续地开，有系统有计划地帮助同志们学习！”①“通过会议，帮助大家学习，提高政治理论水平”②。自此以后，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经常召开党员大会对党员干部进行思想教育，并逐渐形成了一种经常性的党内思想教育的方式。

　　（三）利用报刊，对党员干部进行宣传教育。叶剑英在主政华南期间，十分重视发挥报刊的功能和作用，通过报刊对广大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进行思想宣传教育。叶剑英深知，利用报刊等宣传媒介，既可以向广大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进行宣传，也可以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宣传。此外，报纸等大众传媒对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还具有社会医疗极大的作用。因为在传递信息方面，报纸又具有公开、快速、覆盖面广等特点，可以产生巨大的社会效应，其宣传效果更为显著。所以，叶剑英极为重视报纸的宣传，他说：“报纸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要办好报，办得像一个党报。”③他要求党的宣传工作部门的同志，要重视党的宣传工作，认真做好党的宣传工作，告诫从事宣传工作的同志们“要记住：宣传是党的生命”，“一定要把宣传工作搞好”。④

　　此外，叶剑英还根据各个时期党的中心工作任务的不同，有针对性地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如在“三反”运动期间，叶剑英以党内出现的一些反面典型实例，对广大党员进行现实教育，要求每个党员以这些反面例子作为镜子，对照检查，引以为戒。在整党期间，则采取举办各种类型的训练班的方式，对广大党员进行培训，使之从中接受教育。

　　 三、 整顿党内不良作风，严肃党内组织纪律，狠刹党内居功自傲和享乐主义思想

　　作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关键。搞好党的作风建设，历来是加强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党的作风问题，关系到党的性质，关系到党的路线的实现，关系到人心的向背，也关系到政权的巩固和国家的命运。因此，叶剑英在主持华南工作期间，始终把党的作风建设作为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

　　解放初期，许多党员干部离开了农村，进入了大城市。由于活动环境变了，工作条件改善了，生活也比以前安定了，于是逐渐放松了对自己作风方面的严格要求。有些党员干部进城以后思想发生了变化，滋生料贪图享乐、不愿再艰苦奋斗、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的错误思想和行为，“追求享受，习染洋化”，党内组织纪律观念淡薄，出现了抢占华侨房子、借老百姓的家具不还等现象。针对这种情况，叶剑英严肃地批评了这一错误的思想和行为，要求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应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严禁有损党的声誉、影响党群关系的不良现象发生。他平时经常告诫政府机关中的党员干部，要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要善于团结一切非党工作人员，要经常与广大群众建立密切联系”。⑤叶剑英还要求党员同志要摆正个人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树立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他说：“每一个共产党员，起码要正确解决个人与人民、党员与群众的关系，这是立场问题，也是党员为谁服务的问题。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在思想上正确地认识这个问题”，要像革命先烈那样，“充满着为人民服务，勇于自我牺牲，忘我工作，不知疲劳地进行工作的精神”。⑥

　　开展党内整风教育，是克服党内错误思想、纠正党内不良作风的一条重要经验。为了克服党内的一切不良作风，叶剑英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于1950年6月在广东全面开展了整风运动，着重纠正办法共产党员特别是各级党员领导干部中存在的居功自傲、马列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思想作风，进行阶级教育。他认为，党内整风是为了“力求根绝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密切联系群众”。①他曾三令五申，劝诫党内同志：不要贪污浪费、穷奢极侈，否则就“不能保持无产阶级思想上组织上的纯洁性”，“就会脱离群众，就不能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就有亡国、亡党、亡身的危险”。②叶剑英以“亡国”、“亡党”、“亡身”的高度，要求党员干部认识贪污浪费、穷奢极侈的严重危害性，这在今天仍有现实的意义。

　　在开展党内整风的过程中，叶剑英从当时广东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城市和乡村的不同特点来考虑问题，布置工作。他主张，在城市的机关单位，结合开展“三反”运动进行整风；在工厂企业，由于是直接的生产单位，不能停产停工来搞整风，而是利用“工作间隙”，“结合民主改革工作总结进行”。而在农村生产第一线，也是“利用农闲”，“结合土改”工作总结进行整风。这样，既顾及了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又注意了整风的实效性，做到生产、整风两不误。从中也可以看到叶剑英的科学、高效的耕作方法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叶剑英十分强调党的组织纪律性。他认为，党的组织“必须有铁的纪律”，这是克服组织松弛涣散现象、改变不良作风的有力保证。他要求各级党委，“必须在工作中强调纪律，经常检查纪律，使工作有纪律保证”，“谁犯纪律就要受上下、内外的批评，就要受党的处分”。③只有这样，“才能使错误得到及时的暴露与纠正，也可使犯纪律的减少些”。④对于蜕化、腐朽思想及行为，叶剑英也予以严厉批评。有些在当时的《南方日报》等报刊上公开点名批评，有些情节严重的还被开除党籍或逮捕法办。总之，广东解放初期，由于以叶剑英为第一书记的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注重抓好党的作风建设，党组织的面貌大为改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

　　 四、 积极探索规范党内生活的基本途径，建立和健全党内各种制度，并将其作为维护党的先进性的一种措施和手段。

　　党内制度建设，是党的建设的又一重要方面。叶剑英主政华南期间，十分重视党内的制度建设，也下大力气抓好党内的制度建设。他根据党的工作重点已从农村转向城市的新环境、新形势，并针对当时广东出现的新情况、新要求，有的放矢地进行了党内制度方面的建设。其主要建立和健全了如下一些党内规章制度：

　　一是加强和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的组织制度。叶剑英主政华南期间，极为重视加强和建立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要求党内生活必须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他强调“党内民主集中制是党的领导归功于广大党员群众相结合的制度，即是从党员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党员群众中坚持下去的制度”，⑤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都必须贯彻执行。他还告诫党内的同志：党内的民主集中制“照党章规定，即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两者是一个统一体中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必须做到两者紧密地结合，不可偏废。他还特别强调，在民主集中制中，不能离开民主讲集中，也不能离开集中讲民主。如果取此舍彼，离开了对方，民主将不是民主集中制的民主，集中也不是民主集中制的集中。所以，叶剑英要求各级党委和广大党员都应该模范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指出“党内的民主应该扩大，但党内的决议必须无条件地执行”。⑥

　　二是建立联合办公制度。加强党的建设，其目的就是增强党的战斗力。叶剑英在主政华南期间，为了改变党的机关作风，提高工作效率，特地建立了领导干部联合办公制度。由于华南分局领导机构的架子“是在赣州时候才搭起来的，很不健全”。进驻广州以后，“各部门之间的联系和集体地解决问题，都表现得不够。因此，许多事情不能精密地认真讨论和及时解决”，有些“牵涉到几方面的较复杂的问题，就往往很久地拖延不决，减弱了工作效率”。①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叶剑英要求华南分局各位常委和分局各部门的负责同志，以及广州市的党、政、军方面的负责同志，于每周的星期一、三两天为分局办公时间；星期二、四两天为省视办公时间；星期六则为分局与省、市联合办公时间。这样，既可以交流各部门的情况，又可以聚首商讨和议决一些重大问题。领导干部联合办公制度实行以后，能够及时地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提高了工作效率，从而改变了以往领导干部难于集中讨论问题，或“会而不议”、“议而不决”的状况，工作绩效极为明显。

　　三是建立党内纪律检查制度。叶剑英认为，制度是一种行为规范，党的制度对于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具有强制性的约束力，是维护党的先进性和战斗性的一种措施和手段，也是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的保证。为了建立和健全党内监督制度，增强党的组织观念，1950年5月，在叶剑英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成立了党内组织纪律检查委员会，分局的各个部门也相应成立了组织纪律检查组，以监督党内纪律和整饬党内作风。华南分局这一制度实施以后，各区党市委、地委、县委也都成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纪检会的人员“挑选作风正派、纪律观念强、在党员群众中有威信的同志参加”。②叶剑英要求各地的“纪检工作可以经常检查，向分局纪检会报告”，③如发现有违反党内纪律的行为，“纪检会一方面要积极教育，一方面要开展党内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④为了防止党内纪律检查制度形同虚设，将党内纪律检查工作落到实处，叶剑英还经常要求华南分局、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组织检查组，分赴全省各地检查党内纪检工作的落实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除此之外，叶剑英在主政华南期间，还建立了严格的请示报告制度，并要求将这重要工作交给负责可靠的干部去做。⑤党内请示报告制度的建立，既可以使“下情”及时地“上达”，帮助领导全面了解和掌握情况，以便做出正确的决策，又可以防止因主观妄为、擅自主张、草率从事的现象发生。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叶剑英主政华南期间对党的建设的探索与实践，不仅为当年党的建设摸索出了一条新的路子，而且也给我们加强新时期党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在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今天，我们要进一步充分利用这些宝贵经验来指导新时期党的建设实践，按照党的十七大要求，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切实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永葆党的先进性，全心全意带领人民群众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而努力奋斗。

　　（作者：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