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0月24日创刊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第一期扉页，《悼赵世炎陈延年二同志及其他死于国民党刽子手的同志！》一文中指出：“在赵世炎陈延年二同志就义前后，有无数之革命的英雄领袖及中国共产党忠实战士亦先后就义于江浙闽粤皖赣湘鄂川桂豫陕各省，其最著者如何今亮（汪寿华）、张佐臣、宣中华、侯绍裘、谢文锦、佘立亚、李森、熊雄、梅中林等。”

　　熊雄由积极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并为他一生追求的革命理想和伟大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从19岁参加辛亥革命起走上革命道路，30岁加入共产党，33岁回国参加大革命，36岁牺牲于国共两党合作创办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和中共广东区委军委书记的岗位上。他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者、革命军队政治工作奠基者之一。他短暂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可以概括为两个阶段：

　　1911年10月参加了辛亥革命的南昌起义和1913年7月“二次革命”的湖口起义。出亡日本后，参加了孙中山重组的中华革命党及该党创办的浩然军事学校。1916年回国投身于孙中山领导的护国护法运动。是积极的民主主义革命者。

　　1919年12月旅法勤工俭学，寻找改造中国社会的新路。1922年3月转学于德国，不久即在柏林参加德国共产党（德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均是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按照共产国际章程的规定，亦是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此后，便在共产主义旗帜下，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斗争着。1923年3月赴俄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和红军学院学习。1925年9月回国由中共中央分配至广东革命根据地工作。1926年1月主持黄埔军校政治工作，并任中共广东区委执委、军委成员，中共军校党团书记，是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参加了军校由单纯的军事学校改组为军事与政治并重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工作，对师生进行系统的革命的政治教育，建立起一整套的政治工作制度，培养了一批懂军事懂政治的革命军事干部。使军校由1924年6月初创时师生500余人，发展至1926年2万余人，成为国共合作时创办的黄埔军校鼎盛时期；为军校的发展壮大，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熊雄以他追随孙中山革命15年和留日留法留德留俄的经历，敢于善于与蒋介石及其广东代理人违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言行相抗争，保持和扩大了党在军校的领导地位和积极影响。

　　当蒋介石及其广东代理人叛变革命时，熊雄临危不惧，以共产党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坚守军校岗位，视死如归，以身殉职，与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共始终。

　　熊雄被捕入狱后，自知为党工作时日不多，仍然对被捕的黄埔学生和进步青年进行革命和气节教育，留下了“组织起来，团结群众，巧妙斗争，迎接光明”的教导，播下了坚定革命的火种，点燃了熊熊铁窗烈火；终于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后，在党的营救下，这批难友走上了抗日的征途。

　　熊雄在1926年12月15日对黄埔军校移往武昌的炮工两科学生最后的临别训话中曾这样说过，为了革命而死，“便是于革命有贡献”，“若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死，为了恋爱而死，为了军阀作走狗而死……等等毫无意义之死，还是死于非命。”（见1926年12月16日《黄埔日刊》）他是以一名共产党人崇高的品质和坚定的态度，忠实地履行了自己说过的“干革命总会有牺牲，要以极少数人的牺牲去争取工农大众的幸福”这一神圣的诺言的。

　　一

　　江西省西北部九岭山脉中段东南山麓的宜丰芳塘（芳溪）有一近千户的熊姓村落。相传，始祖熊友诚，湖北江陵人氏，是元朝末年与朱元璋争雄的陈友谅（湖北沔阳渔家出身）的部将，因陈友谅兵败鄱阳湖口而逃匿至此，见一荒塘便隐居下来，历经600余年的蕃衍，熊姓已成为宜丰县的望族。抗日战争胜利后，宜丰熊姓修族谱，据主修熊春和告知，宜丰熊姓计1万余人，约占全县人口1/8。

　　宜丰县地处丘陵山区，居民务农为主。西北山区盛产杉、竹，伐树做纸者居住的房屋均系茅竹、杉皮搭盖的棚屋，长期居住的劳动者称为棚民，棚民世代在此营生，遭受官府豪绅压榨，生活极端贫苦，离芳塘30多公里外有处官山，原称黄岗山洞，主峰海拔1400余米。明朝嘉靖末年，黄岗山洞棚民李大銮兄妹和表弟杨青山等，不堪官府豪绅种种压榨，聚众揭竿起义反抗朝廷，坚持斗争10余年，四方八面从者云集，多时达到8万多人，起义地域到达赣西北数县，直逼省城南昌。明王朝多次纠集重兵围攻，均未得逞。直至万历初年，起义军以减员过多粮草无继而告失败。可起义军英勇顽强征战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在当地居民中广为流传，起义军的聚义厅、点将台、跑马场和将军洞等遗迹至今依然俱存。明王朝害怕起义军再起，勒令黄岗山洞仅存的居民尽数迁徙，并将该地封为禁山，由官府管理，遂称官山。足见起义军影响之深远，及明王朝处置之残酷。

　　芳塘地处宜丰、万载、铜鼓三县通衢，与上高徐家渡、万载卢家洲三地每三天轮流当圩一次。这里交通方便，商贾往来，消息灵通，风气开化。下屋村处于村落南边近丘陵处。一条三丈多宽小港在村南逶迤而过，三尺多宽的石桥横跨港上。桥东南七口水碓和油榨时时轰鸣，小港两侧数百亩稻田纵横，不远处松树油茶树葱葱郁郁。村居东南绵亘30多丈的土堤，樟枫古树参天挺立，堤内一条水渠蜿蜒而过，流水潺潺，数口水塘蓄养灌濯，堤后即是熊雄的祖父构筑的新居。

　　熊雄，原名祖福，小名中和，谱名中世，字罴士、披素，号介孙、壮飞、铁血书生。1892年3月11日（清光绪壬辰二月十三日）生于芳塘下屋熊氏祠堂西边的老屋内。

　　祖父文三务农，伯祖父裕三经商，因经营有方而渐置一些田产和山林，并在村东头堤形内另建砖瓦结构的新屋。因人口日多，收入匮乏，仅建一进（当地建房一般均为两进以上）。

　　父亲景星系清末孝廉方正（即举人），过继到伯祖父裕三为嗣，即一子双祧。母亲邹反贞，生有四女七子（即林珠、春和、士珠、盛珠、清和、平和、中和、致和、谦和、季秋、宽和）。熊雄在男子中排行第四。这个家族遂称“七和堂”。伯祖父见孙辈渐多，乃在新屋后侧另辟四室一厅木瓦结构的书院，取名“培兰书屋”。聘请塾师武师，教诸子女读书习武，以学就谋生和防身本领。书院门前，翠竹一丛，掩映朗朗书声，书院后边，场坪一方，朝昏习武之地。

　　熊雄，忠厚耿直，聪颖端谨，敬老爱幼，崇尚气节，富于正义感和进取精神，国文和武术均有扎实的基础，尤喜历代英雄和忠贞之士，并抄录田横、项羽、祖逖、杜甫、刘伯温、石达开的诗词和吊颜杲卿、许远、文天祥、秋瑾等人的诗词共一百多首，编为《古今诗录》，时常吟咏，以励志向。平时待人接物谦虚冷静，观察事情谨慎认真。一个酷暑午间，他在新屋大门旁石墩上休憩，忽见一只麻雀垂下双翼，避着炎阳向他踱步走来，他即将这一世人不易觉察的现象告诉母亲，母亲夸他“看事清楚”。一个寒冬深夜，他和二哥三哥同睡书院右边卧室各自单人床上，一小偷在室东木板墙下挖土打洞进入室内，取走他二哥身上的盖被，再来取熊雄身上的盖被时，他即惊醒大呼“有贼”，小偷闻声仓皇逃去。他见二哥失被尚在室内，便要二哥不必鸣锣。事后，父亲称他“处事稳重”。当时，熊姓村落并无外姓，全村设有联防组织，即在出村的大道边上盖有小屋，雇人居住，由族中壮丁轮流值班，一旦发现偷盗等情，即以鸣锣为号，族中各家各户壮丁均须出动，缉捕盗贼，进行处置。

　　随着伯祖父的经商，家境日渐富裕，便在离芳塘10多公里直源官山，置有一块山场，俗称“百岭百窝”。并在该地设有看守山场的庄屋，取名“桐梓山庄”。每年可出产杉树上千株，表芯纸上百担。杉树多是卖青山，由买主盘定付银，雇人自砍自运；表芯纸则设纸棚雇人做纸。熊雄和他的二哥三哥均曾轮流前去桐梓山庄察看生产情况，同时也了解一些种植和做纸等生产知识。熊雄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的。

　　1840年鸦片战争后，清王朝丧权辱国，一些人士力图实施新政，以挽救垂死的封建专制王朝，于是便有废科举兴学堂之举。中学堂一般在州府一级所在地设置。宜丰县隶属瑞州府（今高安市）。1907年初，熊雄和比他年长11岁的大哥春和一道考取瑞州府中学堂。中学堂设有国语、算学、自然、音乐、图画等科目。熊雄由于勤奋好学，学习成绩日见长进。课余，他在一块一尺长两寸宽的竹片上刻写唐朝诗人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中的著名诗句“一片冰心在玉壶”，字迹雄浑有力，充分表白他的胸怀和抱负。

　　三年的中学堂学习结束，熊雄以最优等成绩毕业。当时宜丰熊氏祠会为奖掖后人入学致仕光宗耀祖，自县、村及房祠会均设有读书津贴，规定了取得秀才（小学）、举人（中学）等的津贴（当时没有读高等学堂和出洋留学的，所以没有议过有关津贴）。下屋村这年在瑞州府中学堂取得最优等毕业的有两人，另一位为熊雄远房叔叔。可这位堂叔在下屋村祠会中仅言他一人取得最优等成绩，在场的熊雄当即据实说明他也是最优等成绩时，却遭到该堂叔及其房下众人的围攻，幸好熊雄及时出示他带回的喜报，才使不明真相的从者赧然而退，从而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殴斗。事后，熊雄的双亲称赞他为人诚实机警，处事谦忍大度，讲究道理和方法，自然息事宁人。

　　1909年冬，熊雄与邻村（约10公里）万载县卢家洲的卢桂华女士完婚，翌年育一男孩，不幸夭折。

　　1910年初，熊雄前往江苏南京升学，考取了南京优级师范学堂。他有感于清王朝日益腐败，备受帝国列强欺凌，要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必须投身于受到革命党人影响的新军，于是弃学从军，走上了新的人生道路。

　　1911年初，清王朝被推翻的前夜，熊雄在省城南昌考取了江西新军的学生军。同年10月，湖北武昌起义成功后，各省革命者纷纷响应。江西新军与陆军小学、武备学堂、测绘学堂中一批富有革命思想的青年也宣布了起义，从顺化门越过城墙进入南昌城内，一道攻占了抚台衙门，南昌得到光复。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宣告结束，新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诞生。从此，熊雄即以满腔热血追随孙中山的民主革命事业。不久，李烈钧被任命为江西都督，对驻省的军队进行了整编，学生军改编为学兵团，熊雄成为学兵团积极的领导者之一。

　　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北洋军阀袁世凯窃取后，孙中山发动了“二次革命”，1913年7月上旬，孙中山在上海召集南方各省国民党人都督和党内主要干部会议，商讨武力讨袁。不久，李烈钧就任江西讨袁军总司令，在湖口宣布独立，通电讨袁。安徽、江苏、广东、福建、湖南、四川六省相继响应。熊雄所在的学兵团驻守在湖口石钟山前沿阵地上。熊雄那时欣赏当时公认的德国一著名宰相以铁和血解决国内问题的勇气，自号“铁血书生”，表示了他崇尚武力讨袁保卫共和政体为国牺牲的决心。他抄录了当时流行的《从军乐》《击军歌》和《祈战死》等革命歌曲，在军中传唱，以坚定军心，鼓励士气，唤发斗志。《从军乐》的歌词是：

　　亚东民国大国民，赫赫同胞轩辕孙；

　　祖国之流泽长且深，祖宗之遗念远且存。

　　保国保种保我家庭，尽我天职献我身；

　　枪林弹雨仇莫忘，大敌当前我军壮。

　　横刀向天人莫当，国民侠骨有余芳；

　　国旗飘飞正当扬，五色灿烂风飘荡。

　　祖国千秋万岁之金汤，增我国民之荣光。

　　在讨袁军中，熊雄决心武力讨伐国贼，巩固民主共和政体，与来犯之敌进行殊死的战斗，他的这些革命行动，赢得了大家的称赞。熊雄后来同他三哥平和谈及一件趣事，即他在石钟山上站岗放哨，不敢有丝毫懈怠。一个月夜，万里清辉，他向山下杂树丛中小便时，突然窜出一只野兽，为执行军纪，他没有开枪，只见这只野兽徐徐而行，不时回首向他张望，天上明亮的月光，照出来却是一只斑斓猛虎，熊雄没有一点惊恐，安静地看着它的离去。他说，这是他第一次在山野间看见的活老虎。

　　江西讨袁军任命林虎、方声涛为左右翼军司令。左翼军提前在九江沙河发动攻击，初战获胜，迫敌撤退。右翼军未能及时配合，丧失战机。在强敌偷袭得逞的压力下，讨袁军虽然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被迫节节退守，最后撤至南昌。形势对讨袁军极为不利，战局无法挽救。熊雄见此，乃要他在省城的三哥星夜赶回家乡禀明双亲筹措他出走的川资，他三哥一夜一日步行一百余公里回到芳塘，向双亲禀告情势，可家中并无积蓄，他父亲便向街上商号告贷，可街上商号均以“手头无款”婉拒，他父亲复又去15公里以外的县城商号求援，幸一外县人氏商号深明大义，允借120银圆，使得熊雄得以随李烈钧、林虎残余军队撤至赣湘边境，然后辗转亡命日本。

　　湖口起义仅仅坚持一个多月，“二次革命”也随之宣告失败。气焰正炽的袁世凯，于是年10月下令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籍国会议员的资格，进而解散国会及各省议会，通缉“二次革命”参加者及所有护法人员。孙中山、黄兴等也被迫逃往日本。熊雄在东京得识孙中山先生，他的革命行为受到孙中山的钦佩。

　　这时，“二次革命”部分参加者及国民党员纷纷逃至海外，以日本居多，江酉讨袁军的李烈钧、林虎、方声涛、李明扬等人也来到东京。至1913年年末，亡命日本的已达千余人。他们不仅精神上受到极大的打击，而且经济上也极为拮据。由于仓促出走，以至囊空如洗，辗转到达日本后，生活上立即陷入窘境。熊雄等一些人不得不自食其力，有的靠卖报以维持生计。

　　寓居东京的孙中山，卓见远识，鼓励同志愈挫愈奋，再接再厉继续奋斗。乃派居正、陈其美、廖仲恺等人分别调查来日同志，并和黄兴、李烈钧等人认真总结“二次革命”的得失，认识到：一是国民党缺乏严密的组织，无法统一意志，于是乃有中华革命党之筹建；一是党内缺乏革命专门人才，于是先后办起了军事学校、政治学校和航空学校等三所学校。

　　鉴于日本政府与袁世凯政权相勾结，在日本的中华革命党人均受到日本政府的严密监视。孙中山便婉请日本友人青柳胜毅出面申请办学，在一段时间秘密而紧张的筹备下，首先开办了浩然军事学校，学员均由孙中山亲自挑选，并由黄兴、李烈钧等人负责筹措经费。

　　1913年冬末，在离东京约10公里的大森区新井宿开学的军事学校，大门外悬挂“浩然庐”的牌子，以示掩护。所以军校又称“浩然军事学社”。这是中国革命政党第一次创办培养革命军事人才的学校，也是革命政党训练党员的一个开端。熊雄（罴士）、吴先梅、胡景翼、李明扬、陈铭枢、蒋光鼐、施方白、钱大钧、周贯虹、殷汝耕等一百四五十人是第一期学员。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这所军事学校也只办了一期。

　　浩然庐校舍是临时修建的，入校学员全部在校膳宿，每人每月还发给15元零用钱。所学课程纯为军事方面的，如攻防战术、行军布阵、射击投弹、拚刺拳击等，采取理论与实战相结合。各课教师除筑城学教师周应时和日语教师殷汝骊外，全部聘自日本士官学校的日本籍教师。各课教材也是全部采用日本士官学校的日文教材。孙中山、黄兴、蔡元培、胡汉民、陈其美及日本左派人士寺尾享、头山满等也到校为学员演讲。

　　浩然军事学校开课后不久，在校全部学员参加了孙中山重建的中华革命党。1914年6月22日，孙中山在东京召开了中华革命党第一次大会，到会的有八个省逃亡日本的革命党人及浩然军事学校的学员，选举孙中山为总理。尔后，中华革命党在东京筑地精养轩举行大会，宣告成立，到会者300余人。孙中山在会上宣誓加盟，正式就任总理，并公布了手书的《中华革命党总章》，规定中华革命党的宗旨为“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入党者都要按手印，立誓约，绝对服从总理。中华革命党坚持武力，并把国内的军事活动作为主要的工作内容。同年9月，孙中山亲拟了中华革命党《革命方略》，并和廖仲恺、胡汉民、田桐、居正等人讨论组织革命军等问题。此后，熊雄更是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国护法运动。

　　1915年，袁世凯窃国称帝，各地反袁浪潮迭起。孙中山决定兴兵讨袁。流亡日本的中华革命党成员和浩然军事学校学员纷纷回国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国战争。1916年初，熊雄从东京回到国内，初在李烈钧护国滇军中工作，后在程潜护国湘军中工作，担任护国湘军总司令部上校参谋，先后奋战在衡阳、耒阳、郴州一带，被大家公认是年轻有为的军官。此间，同他共事多年的林虎，亲书“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相喻以天无所事，有为于世不虚生”两副对联相赠。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共同的经历以及林虎对熊雄为国为民心胸和抱负的了解，鼓励熊雄要有所作为，方不虚度此生。

　　熊雄回到国内，曾回家省亲一次。后因军务缠身，又因交通不便，没有再次回到故乡。只是不时向双亲及家人通报军旅及他安适的情况，寄回一些薪饷帮助家需。偶而，他的兄弟亲友顺道前去他的驻地探望，共叙离别之情。军旅闲暇之时，熊雄也常出去探询民情了解疾苦。一次，他在衡阳市场上购得汉代城墙砖一方，随身携带，不时审视，常以为鉴，明辨得失。

　　 二

　　在多年的戎马生涯中，熊雄目睹了军阀割据连年混战，帝国列强恣意宰割，国家民族陷于水深火热之中，黎民百姓遭受莫大的苦难的情景，心中充满忧愤，而又无可奈何。这时他受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和影响，北京五四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的激荡和启迪，心中萌发了只有走出国门，学习新的思想和科学知识，才能找到救国救民之路。

　　1919年夏，护国湘军总司令程潜被迫辞职出走广东，湘军总司令一职由湖南督军兼省长谭延恺接任，熊雄毅然辞去谭延恺的继续留任的聘请，准备远渡重洋赴欧求学，探索改造中国和社会的新路。这时，他的三哥己离开军队，考取了广东韶关讲武堂（又称云南讲武堂韶关分校，负责人为驻粤赣湘边防军务督办李根源）一期，并告知熊雄“二期即将招生”，由是，熊雄即去信家中，望双亲安排弟侄来韶关就读。不久，他们的七弟宽和（17岁，比熊雄小10岁）和大侄承武（16岁，大哥春和长子）一同来到熊雄的驻地一一湖南郴州，准备前去广东韶关应考。韶关讲武堂只办了两期，二期还有陈奇涵、王根僧、童陆生等人。熊雄陪同七弟、大侄来到韶关，亲人们欢聚一堂共话离情，同时筹措路费，准备行装。这时他仅有湘军发的几个月薪饷，好友林修梅（林伯渠堂兄，湘军师长，时在湘南郴州一带屯垦）闻知熊雄赴欧留学，便予以资助。熊雄在韶关稍事休顿后，即去广州办理出国事宜，并于同年12月取道香港搭乘外轮去法国。

　　熊雄所乘自香港启碇后，途经南洋各商埠，穿马六甲海峡，进印度洋，停锡兰岛，继续西行，入红海，航苏伊士运河，达地中海……沿途异域风光，港口奇特建筑，当地民俗风情，使他增长了不少见识。尤其是土耳其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民族民主运动给他的印象很深。

　　这一个月的海上航行生活，同船的赴法勤工俭学同学相互交往，各自叙述着乡情和向往，倒也不感寂寞。

　　1920年1月，熊雄抵达法国巴黎。由华法教育会安排在巴黎西郊的圣日耳曼公学补习法语（华法教育会登记编号为749）。这时，他完全抛弃了过去校级军官的优裕生活，过着勤工俭学同学一样的艰苦朴素的学习生活。

　　圣日耳曼是巴黎的著名的风景区，位于西郊大森林旁边。从市区乘火车或电车约需一小时即可到达。此处有著名的凡尔赛宫，第一次欧战和约前不久曾在这里签订。来此观光的游人络绎不绝，站在坐落高岗上的街区，俯瞰景色优美的塞纳河及其彼岸的平原，心旷神怡，流连忘返。

　　熊雄在巴黎很快与在旅法华工会任职的江西同乡谢寿康取得了联系，从而使他较快地了解法国的情况。

　　谢寿康，江西赣南人，李烈钧任江西都督时派出的留法官费生，久居法国。这时他在巴黎大学研究法国文学。异国际遇同乡，无疑一大快事。因而，熊雄生活和学习中诸多问题都迅速得到解决；对法国和欧洲一战后的情况也有了更多的了解，特别是结束才几个月的巴黎和会给中国人民带来奇耻大辱，以及圣日耳曼公学不远的和会地址凡尔赛宫，给熊雄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熊雄在圣日耳曼补习法语时，课余寝前，常与贵州籍的熊自难、熊味根、汪颂鲁，四川籍的秦青川、萧金芳，云南籍的张伯简，陕西籍的李仲三，福建籍的陈祖康等同学集于一处，切磋学业，交流思想。但他仍然保持过去“军官”的气质，衣着整齐，行动敏捷，待人诚恳热情，倾向新鲜事物，喜欢结识青年朋友，并注意培植，因而受到贵州、四川、福建等省同学的欢迎。他们经常一道去华法教育会和华侨协社参加活动以及参观游览。熊雄的经济情况较其他同学为好，但从不浪费，也不吝啬。有公共汽车、地铁，绝不坐计程出租车，而且争着付钞。有时动员大家提前动身步行前往活动。这样，一可锻炼身体，二可沿途观光，三可节省支出。他说，这是一举数得的事。熊雄在参加集会时，总是先倾听与会者的发言，然后才发言，寥寥数语，言简意赅，慷慨激昂，富有说服力。熊雄在圣日耳曼公学的补习以及和勤工俭学同学的结识，他的言行，他的意志，在同学中赢得了好感；因而同学在与他接触后都有了较深的印象。

　　熊雄在补习法语的半年中，认真刻苦，勤记多问，较快地克服了年龄大、学外语难的弱点，初步掌握了法语。

　　熊雄远在欧洲，却非常关心国内和俄国的动态，他常常阅读国内出版的《新青年》等进步书刊以及巴黎的华文报刊，从中汲取知识和营养。初到法国，看不懂法文书刊，又无条件订阅国内出版的书刊，为此，熊雄和同学们交谈旅法的勤工俭学同学可否相互交换阅读各人身边的华文书刊。久居法国的谢寿康赞成这一办法，并建议采用法国邮局通函的方式进行交换。由于得到熊自难、秦青川、萧金芳等人的支持，他们便组织了巴黎书报流通社（以后熊雄在黄埔军校政治部内即设立了书报流通所），邀请各地勤工俭学同学参加，每位同学接到通函后，可在上面填写自己可以交换的书刊。如郑超麟就写上了从国内带去的《老子》《庄子》《列子》三书。他们在交换书刊的同时，也讨论了文字改革和革命道路等问题，从而增进了勤工俭学同学间的交往与了解。熊雄在圣日耳曼公学补习法语结束后，即与熊自难迁居市内拉丁区（即学校区，巴黎文化教育中心），一面选择学校，一面阅读社会主义著作，一面结交旅法同学，一面参加华法教育会组织的活动，从而先后结识了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李立三、盛成、陈公培、鲁其昌、罗清扬、周钦岳等，他们志同道合，交往甚深。

　　从当时提倡的“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来说，其所取者多为农工商各科，且他们大多数来自中国南方，对建设祖国和家乡，不乏同感。熊自难说，盖吾黔僻处边隅，山岭丛多，务农牧畜又属风习，研究的学科，“即教育、哲学，兼以农业”；熊雄家居山区，种田植树，自幼习惯，因而“研究农学，尤注意林科”；这正是他们留学初衷。经过农校工读，“益知森林对于吾人关系甚大，盖可调气候，防风沙，蓄水源，除旱灾，清洁空气，健康人畜。其他当多，不胜枚举”。并要家人“劝导乡人，注意林业，实改良乡村之要图也”。

　　1920年秋，他陪同来自英美的友人游巴黎埃菲尔铁塔，并在塔巅购得巴黎名胜明信片一套，并在其中一张印有铁塔远景的明信片上写下了抒怀诗，“塔高三百米达，有雄视天下概，东望沉沉，用伤故国”，拟将这张题诗的明信片寄往正在日本东京青山陆军大学就读的旧友熊式辉、曹浩森、陈锐三人。诗曰：

　　登高东望一咨嗟，长剑倚天信手拿；北海鲸鲵终就戮，南圻逐鹿竟谁家？

　　这首七绝，抒发了熊雄“用伤故国”的心情，称颂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喜悦，以革命军官固有的气魄，赞叹了巴黎埃菲尔铁塔无比的巍峨雄伟，思忖着国内军阀混战是种什么结局。他这样的忧国忧民的情结，把中国社会美好的前景和走俄国十月革命之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年年底，他和赵世炎、李立三、熊自难、陈公培、盛成、张伯简、鲁其昌、罗清扬、周钦岳等十余人，在巴黎组织了劳动学会，专以精神及知识上的互助及引导国人实行劳动为主旨，明确地提出“互助、劳动、改造社会”的口号，要把华工组织起来，要到工厂做工了解工人，参加工人运动。并且对“会员选择甚紧”。这时，熊自难因他擅长国画，已在一家工厂“实行自劳自给自学之生涯”。可见劳动学会成员遵循会旨的决心。后来，勤工俭学同学以劳动学会等团体为核心，成立了留法勤工俭学会。

　　为了实现勤工俭学的初衷，贯彻劳动学会的宗旨，熊雄于1921年初去法国西南部工读。先后在纪龙德省罗米尔农业学校和夏朗德省赖古龙农业学校学习农学，并做农工。在一年多的工读生活中，他“处处能够发现资本主义之罪恶和劳动者的痛苦，回顾乡国又为军阀官僚和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者勾结为乱，糜烂不堪”。深深认识到：“一个社会的改造，必须要社会基础的经济制度上根本改造。”并且坚定地认为：“俄罗斯十月革命的成功是一大证据。”因此，他更加向往苏俄，时时考虑“游俄事”。

　　熊雄远游异域求知，探索改造中国社会之路，同时也心系自己的大家庭。家庭是社会的一个细胞，也必须适应社会发展的潮流。他将国事家事系于一身，定期同国内同事好友和家庭亲戚书信联系，以了解情况征询意见。然而当时邮递不便，书信往返一次约需二至三个月。他每次回信，除告知在外游历状况和见闻外，还要谈述自己对家庭和乡里适应社会发展的意见，并要家中把处理情况及时告诉他。

　　熊雄在致双亲的一次信中，陈述了他对乡族关于留法学子津贴的看法：“纯欲留弟侄入学之用，以减轻家中的负担。”并对乡族已定的国内津贴，建议弟侄入天津南开学校、上海震旦大学预科、南昌心远中学或其他善校，以备西来就读。“近感新潮，人人须谋自给，无端掠夺社会，实所不愿”。“二哥及五、六弟留故园，治生产，供奉侍”，建议依照社会趋向，分居独立生活为善。并告知种植树竹之法，“诸妇亦可行之，可谋自给”。

　　1921年初，熊雄收到大哥春和从北京的来信，得知大哥已通过文官考试，即将分配工作。念及大哥年及四十，考取文官资格，“实属壮心弥笃”，亟宜谨慎择职，不要随俗忤世，指出“京华宦场，最为娱怠，国势不振，实缘于此”，并道出了他“伤时去国，宦情澹泊”的原因。

　　在致哥侄亲友的信中，更以游学国外所见所闻所思所虑，尽情地在书信中表达出来。他说现在“社会革命呼声日高”，“农工实为中坚”，建议乡邑“尽可创设农会，兼办教育”，以提高乡邑劳动者的素质，同时并要将他寄回的培植树竹之法传授乡人，劝导注意林业，建议二哥经理“下屋各众会”，注意“村中公益事，如道路、沟渠之修理，及培植森林种种”，“皆可与房人商量多做，并望办一国民学校或半日学校，俾众人子弟，同沾教化也”。

　　1921年中，熊雄数月未得父亲手书，甚为惦念。后从友人来信中，得知父亲已经谢世，甚为震惊悲痛。于收信后的第三日，赋《哭亲诗》三章，“附闻亲朋，聊写我忧”。

　　夕阳照槐末，亲友辱书还；远涉重洋至，乡情岂等闲。

　　何期读未卒，乔木萎故山；欲哭已无泪，忧萦方寸间。

　　虫声鸣败叶，游子痛乡关；大错长征铸，何时补缺残。

　　负笈频浮海，从军远渡河；离情天独厚，埋恨地无多。

　　怕忆郴江约，怆怀风木歌；庐山今惨淡，游子意婆娑。

　　暗落伤时泪，空挥挽日戈；仰观云岫白，此恨不消磨。

　　遥望太行云，亲舍在何处；追慕狄梁公，息鞭证芳素。

　　意气感平生，纵横明互肋；之子乡书来，哀深江南赋。

　　绵绵恨无极，胡予此遭遇；天步方艰危，惆怅欲何去。

　　并表示要“改葬先人于庐山，聊表一生清白耳”。这时，他父亲棺柩暂厝上屋村祖茔地鸡形上。他母亲1940年辞世，棺柩也浮厝新屋旁菜园中的水塘边，意待“熊雄归来”。直至1949年全国解放后，得党和政府的资助，熊雄的双亲才得于1950年初合葬乡间。

　　熊雄在哭亲诗中，道出了他远渡重洋未归而父亲早逝，有违郴江省亲之约，陈述他十年来从军渡河负笈浮海的经历，表示要“追慕狄梁公”，直至“息鞭证芳素”的意愿，吐露出“天步方艰危，惆怅欲何去”的心境。

　　1921年，旅法勤工俭学生在法国进行了“二二八”请愿、“反对中法借款”、“进驻里昂大学”三次重大斗争，熊雄因在法国西南部工读未能亲身参加。但他对勤工俭学同学的每次斗争都寄予极大的同情和坚决的支持。“二二八”请愿的消息传到纪龙德省罗米尔农校后，熊雄即来巴黎，和劳动学会其他成员集于熊自难寓所进行议论，印发声明和意见书，斥责中国驻法使馆勾结法国军警殴打留学生的暴行，号召勤工俭学同学坚持勤工俭学，不择条件，有工就作。

　　10月，法国当局将进驻里昂中法大学的勤工俭学学生代表蔡和森、李立三、陈毅、陈公培、鲁其昌、罗清扬、颜昌颐、周钦岳等104人武装押送回国。这一迫害中国留学生事件，更激起在法勤工俭学生和华人的极大愤慨，认为这是中国驻法公使陈录、里昂中法大学副校长褚民谊和法国某些方面人士相互勾结罗织罪名造成的，尤其对陈录这个人的反动行为更为痛恨，乃思对陈录有所惩罚。在法国西南部夏郎德省赖古龙农校工读的熊雄、李合林、郭须静等人也有同样的想法。这时，李合林收到巴黎同学的来信，谈论到陈录这个人太坏，必须予以惩罚。不久，李合林即去巴黎与他的同学交换想法。李合林回到赖古龙农校时带回一支手枪。于是便由曾是军官的熊雄训练射击。熊、李“在农校树林中试枪”。尔后，李合林将这支手枪借给在上加龙省首府图鲁兹附近农校工读的张桓涛。

　　1921年12月初，李合林只身离开农校前往巴黎觅业，在旅法华人郑毓秀女士处得到一份书记工作，其实是便利于接触陈录。翌年3月上旬，李合林回到赖古龙农校，邀熊雄陪他去图鲁兹附近农校张桓涛处取回手枪，并告知为被押回国的勤工俭学同学报仇，即将惩罚陈录的计划。张桓涛对此深表同情，并说“陈录这个东西实是太坏”，“太坏的人如不用手枪打，他必永久残害别人”。

　　熊雄和李合林于3月17日离开赖古龙农校来到巴黎。3月20日晚，即在郑毓秀住所大门外发生了李合林枪击陈录的事件，这在旅法勤工俭学生和华人中是轰动一时的，也是中法外交关系史上的一件新闻。

　　熊雄于3月21日由法国巴黎去德国柏林就读。一是欧战后德国马克贬值，生活费用低廉，在法国一个月的费用，可在德国支持二三个月；二是先期去柏林的谢寿康、张伯简常通信息相邀共读；三是怕与李合林枪击陈录事件有牵连，于是他匆匆离法国去了德国，连寄往法国他的书信也由里昂中法大学赖惟勋同学转递。此后，熊雄再也没有回过法国。

　　李合林也于21日上午去巴黎警察总局投案。李合林枪击陈录为被押回国的勤工俭学生报仇的行动，得到旅法勤工俭学生和华人的欢呼和声援，并有不少同学前去探监和献花，甚至筹款为他延请辩护律师。同时也羸得法国友好人士的理解和同情，当时担任李合林的辩护律师，即是法国众议院议员穆德，他同时也是巴黎华法教育会的名誉会长。

　　李合林案件经法国警察当局的调查和六次审讯。当审讯者问及为什么“打你们的公使时”，李合林理直气壮地说，因为公使对于本国人失去了他应有的态度和责任，驱赶里昂百余名学生回国，所以“我决意杀他”。而且列举了陈录的四大罪状：即“在国内时拥戴袁世凯称帝，助安福党殃民祸国，及他到法后暗为朱启钤运动卖国大借款，无端遣送百余学生回国”。李合林认为“不这样（枪击陈录）不足平民愤”。法国有关当局审讯者认为，李行刺陈录“是激于一种爱护同伴的热情，并非私人犯罪的行动，而他既年少，又聪明多识，处处都留有极好的纪念。虽他此次所为不无太过，但他是深可以原谅的”，而将李判处监禁一年。李的律师认为可以不必上诉，实际上只有几个月就可以出狱了。

　　李合林，1902年4月生于四川省郫县，清华学校学生，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4月旅法勤工俭学，先在蒙达尼公学补习法语，后在华法教育会任办事员和法国西南部农校工读。1922年11月21日被法国司法当局释放后即去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一所学校就读。1923年11月由西欧第二批去苏俄东方大学学习，1525年回国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教官兼宣传科长。北伐时调总政治部服务。

　　后来，熊雄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时，看到国内颇有影响的《学生杂志》1923年10卷10至12号上，载有李合林在狱中写的《九个月的法国牢狱生活》一文，详细介绍了事件的起因及经过，揭露了中国驻法公使陈录的罪行及法国当局的虚伪和反动。并知这种无政府主义行为解决不了社会的根本问题，而且已对国内一些青年有所影响，遂于1924年5月写了《读了<法国牢狱生活>之后》，仍刊于《学生杂志》1924年11卷7号上，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深入浅出地对无政府主义思想和行为作了严肃的批判。他明确地提出：1.李合林君暗杀行动不是什么神秘的行动。2.暗杀不是惟一的社会革命方法，而是“自从一班留法勤工俭学生被遣回国的事发生以后，其余一班的勤工俭学生几无一不痛恨陈录，而思有以惩罚他”的结果，是“当时社会环境造成的”。“李合林年少气锐”，“热血就沸腾到了极点，毅然决然以图一逞，不顾其他”，“遂演成暗杀陈录的事实”。这种暗杀“并不能解决一种陈腐的社会制度”，“也不是一种具体的新制度的表现”，“必须要从社会基础的经济制度上根本改造”，“必须要一种新的较好的制度来代替他，然后社会才会向前发展”。纵观中外历史以及法国巴黎公社的失败、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他认为：“只有阶级革命这惟一的社会革命的总攻击，才有可能推翻陈腐的社会制度，而代以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深受军阀官僚和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者“严刻的支配和压迫下的中国，又岂是几声手枪和几颗炸弹能把社会改良得了的”，“在中国现状下，最需要的革命，只有一个彻底的民族革命一一国民革命”，“才有可能把中国从半殖民地地位解放出来”，“始有建设真正中华民主共和国”。熊雄的这篇文章，鲜明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正确的革命道路，对国内革命青年的思想和行动的引导，以及对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批判，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熊雄于1922年3月21日到达柏林后，即与先期去柏林的好友谢寿康、张伯简二人取得联系，定居于夏洛滕堡（新柏林）康德街。他在致大哥二哥信中说，他已转学于德国，仍攻森林学。经过近一个月的考察与思索，他认为：“此邦虽值战败之余，观其一切不可侮也。”对马克思的诞生地和马克思主义的发源地的德国有了初步的认识。

　　那时，谢寿康、张伯简已与成立于1918年的德国共产党建立了联系，并被德国共产党组织介绍去德国各城市演说，赵世炎在这年4月25日致国内的信中说，这是“黄面孔的无产阶级的代表与西方无产阶级接触，此其开端了”。

　　熊雄在柏林不久便加入了德国共产党。从此，他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勤奋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知识，并在旅德学生和华人中进行革命活动。此时，旅德同志周恩来、刘清扬、谢寿康、张伯简、萧三和熊雄等，每周星期六晚间聚集于中国共产党驻柏林通讯员张申府处学习，讨论和研究工作，并进行筹组青年团的工作及商量去苏俄学习事。因进驻里昂大学而被法国当局没收护照，不得不在法国北方作工的赵世炎与在德国柏林的张申府等经常互通书信商讨有关工作，并分别同国内联系，取得指示。

　　1922年6月1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陈独秀向共产国际报告中谈到中国共产党党员数为195人，其中留俄8人、留日4人、留法2人、留德8人、留美1人，占全国党员数的12%强。熊雄便是其中的一员。

　　当时，共产国际正在莫斯科筹备第四次代表大会，赵世炎于4月25、26日分别致信国内的李立三、陈公培，谈到由旅欧同志中派出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代表事。他在致李立三信中说，“我们公荐寿康为第四次代表事。申府兄已有几次信与国内了”，“披素（熊雄）、子章（萧三）、伯简都同去”，“将来他们去时，欧洲‘青年团’当都给以代表名义，拿团体的责任，壮他们的行色”。并请李、陈“向国内亟力建白，速加委命”。由于国内己另派代表，他们四人去俄未能成行。但张伯简、萧三则于同年秋冬先后去了莫斯科。

　　关于筹组青年团工作，赵世炎致国内陈公培的信中谈到：“青年团的开始仍取极端严格手续”，“现在人数因系严格，大约法然国二十人，比国七八人，德国六七人。”同时提到“李合林事后，安那其（无政府主义）朋友奋然而起”，“一部分之安那其倾向颇变，其最著者为大陈一一延年一一趋向极为可爱”。表明勤工俭学学生中一些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已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赵世炎回巴黎前夕的4月30日下午给陈公培的信中说，青年团成立事，“目前德国诸友联合一一寿康、申府、伯简、恩来、清扬、子章（萧三）、披素（熊雄）一一给我信促于五一前告成，但实办不到……大概一月以内，准可完成。”

　　经过赵世炎的积极工作，旅欧青年团终于6月3日在法国巴黎西郊布伦森林召开成立大会，参加者有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陈延年、刘伯坚、佘立亚、袁庆云、王凌汉、陈乔年、傅钟、萧朴生、萧子章、汪泽楷、李慰农、郑超麟、尹宽、任卓宣18人，周恩来、刘伯坚分别来自德国、比国，他们代表旅欧青年团员“约三四十人”。取名“中国少年共产党”。选举赵世炎为总书记、周恩来负责宣传、张伯简（因张在德国由李维汉代）负责组织，并由他们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为了进行革命工作，“少共”成员都有假名。赵世炎名乐生、周恩来名伍豪、张伯简名红鸿、李维汉名罗迈、萧子章名爱弥儿、陈延年名林木、陈乔年名罗熟、王若飞名雷音、熊锐名尹常、熊雄名其光［取熊熊（雄）其光之貌］。

　　熊雄在柏林常与在法国友人联系，把自己游俄之意征询他们的意见。4月20日，他给在法国工读的盛成去信，谈及“聚法不过两年，断了消息就有一年多，这样的不幸，常常是我们的境遇造成的”，“然精神终能会合，也就不觉苦痛了”。“前兄与乾一（常宗会）函邀创办工学月刊，固是我量力不敢轻入，亦是环境将有大变，已有去志”。“再兄前尝有赴俄之志，雄窃赞同”，“兄现在究竟如何”，“甚愿一闻，以快积怀。我现在对国内现状固不愿一回首，就对海外，见的闻的，亦多不满意。自顾虽是个残缺不完的人，以良心上的责他自责，总使热血情感，磅礴冰天，奋斗之志，固而不已，我近集近人诗一绝题小照自警，处理社会之我见，大略如此。”诗曰：

　　坐悔飞扬误少年，不教成佛不生天；移山填海凭心力，莫付苍苍任自然。

　　熊雄收到盛成的回信又去了一信，附去他5月6日大雪天气踏雪于皇后湖的情景写成《春雪霏霏独步柏林皇后湖》七绝一首：

　　湖冰如绉雪如银，天地无情却有情；彻骨清寒谁领会，自然和我斗输羸。

　　盛成5月10日到圣狼峰采集动物标本归来途中偶和原韵，寄给熊雄：

　　天光海色映成银，鸟道羊肠做世情；有限高峰无限志，任他今日判输羸。

　　盛成将他与熊雄这些书信和诗句写进他1932年年出版的《海外工读十年纪实》一书中，足见他俩志向的一致与友情的深厚。

　　9月，旅法劳动学会成员、被遣回国的勤工俭学同学、后聚于海南岛中学教书的共产党员陈公培（吴明）、鲁其昌（鲁易）、罗清扬（罗汉）三人联名写信，提出“要在国内搞军事运动”的想法，要求熊雄予以介绍，于是熊雄写了十多封信将他们介绍给粤军中的旧友陈铭枢等人。后人他们三人在国共合作后均投身于军事运动。鲁易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罗汉、吴明曾分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正副主任。

　　1922年8月，赴德学习工人运动的廖焕星持中共中央致中共驻巴黎通讯员赵世炎和中共驻柏林通讯员张申府的两封介绍信，到达欧洲后径去柏林，适逢在柏林的熊雄、熊锐、王圭、刘清扬、张申府开会，选举周恩来为代表，出席在巴黎成立中共旅欧支部的大会。根据共产国际章程，法共党员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萧子章，德共党员熊雄、熊锐、王圭，均为中共正式党员，并组成中共旅欧支部。熊雄是中共旅欧支部德国组成员。

　　1922年11月，陈独秀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得知旅欧许多同志的学习和生活均遇到困难，决定分批抽调旅欧同志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在征得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同意后，陈独秀便直接写信给巴黎的赵世炎。中共旅欧支部接到中央的指示后，立即进行了研究。1923年2月14日，在巴黎的赵世炎致信莫斯科东方大学的罗觉（亦农）、彭述之，告知“西欧愿来俄者十五人的名单”，“请求莫斯科政府速电柏林苏俄代表，准予此十五人发给入俄护照”。“西欧青年团于本月十七、八、九三日在巴黎开会，闭会后十五同志便动身”。

　　当时，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员为72人，计旅法58人，旅德8人，旅比6人。大会如期召开，根据国内指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大会选举周恩来（书记）、任卓宣、尹宽、汪泽楷、萧朴生5人为新执委。“同意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佘立亚、高风、陈九鼎、王凌汉、郑超麟、袁庆云、王圭、熊雄十二人已预备起程赴俄入东方劳大读书”。

　　此前，熊雄闻知旧友李根源出任北洋政府农商部长。2月18日去信祝贺。告知他在法、德专心研究森林学，“以为他日致力林水，且谋销兵之一助”，提出“能否委为欧洲农业调查委员”，“更可补救学业……”由此，可见熊雄当时手头日益拮据，不得不想法予以补助。

　　东方大学全称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坐落在莫斯科市区特维尔斯卡娅大街上，创立于1921年5月。东大是一栋五层的楼房。原是苏俄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学校，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列宁提出了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的提纲，为了培养东方各民族发展民主革命的干部，便创办了这所学校，学员来自远东各国革命青年和苏俄远东少数民族骨干。学校开设共产主义ABC、经济学、唯物史观、西方革命史、国际职工运动史、俄国革命史、阶级斗争史以及自然科学和俄语等课程。

　　1923年3月18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书记周恩来陪同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等9人，由巴黎经比利时去德国柏林。由于经费问题，他们9人都分散住在旅德同志的寓所，王若飞住王圭处，郑超麟住熊雄处……等候办理入俄护照。他们在柏林停留了10天，便由周恩来、王圭等陪同参观了柏林的博物馆、动物园等处名胜古迹和动物。尔后，赵世炎等和熊雄12人，从柏林起程，经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在里加换车。他们到达俄国边境时受到俄方检查，当检查人员得知他们是到东方大学学习的便同意放行，此时他们旅费不足，只得打电报告知东大中共旅莫支部，当晚他们12人就在车站上一列空车箱中过夜。

　　当时，东方大学中国班有来自国内的罗觉、彭述之、卜士奇、任弼时、王一飞、萧劲光、傅大庆等和从西欧去的张伯简、萧子章等30多人。赵世炎一行到达莫斯科东站时，受到王一飞、任弼时、萧子章等人的迎接。这时正逢东方大学放春假，同学准备出去旅行。于是，他们匆匆办好入学手续，便一同去了旅行地一一彼得列勒。

　　办理入学手续时，学校为了使外国学生回国工作安全起见，都给每名外国学生取了一个俄国名字。于是，东大教务长便以1905年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被捕的12名委员的姓冠于从西欧第一批入俄学习的12人身上。赵世炎名辣丁、王若飞名尼姆泽夫、陈延年名苏汉诺夫、陈乔年名克拉辛、袁庆云名雅诺夫斯克、熊雄名雷尔维尔斯特洛夫、郑超麟名马尔洛托夫……

　　在彼得格勒，他们住在曾是十月革命指挥部的斯摩尼宫三楼一个房间里，据说起义时托洛茨基住过的。他们参观了冬宫、彼得保罗堡垒、博物馆及几个工厂。接待单位还组织他们观看了莫里哀的喜剧《贵族市侩》。

　　从彼得格勒回来，春假已经结束。新来的12人便随班上课。俄语是他们重要的必修课。其它课程则配有中文翻译，老师讲一段译员则译一遍。

　　当时，苏俄全国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制度，吃穿住行和生活必需品都是供给的，还包括理发、沐浴、洗衣等。每月每人还有零用钱（初为1.5卢布，后增至3卢布）。穿的是红军厚麻布大衣，戴的是红军尖帽子，每人衣服并不一致。第二年就一律穿上黑呢衫裤和大衣。陈延年同郑超麟闲谈时说，我一生从未过过这样好的生活。东大的生活的确比勤工俭学生生活好多了。不过，初去时吃的还是黑面包。随着苏俄国民经济的好转，当年暑假便开始吃上白面包了。此外，每位同学每三个星期轮流做一次厨房值日，主要是帮厨。天不亮即去厨房劈柴、削土豆、搬运主食、摆好餐具、分发汤菜等等，一直忙到晚上11时，才能回宿舍休息。郑超麟在回忆中说，这是“一件苦差事”。

　　4月28日，中共旅莫组召开党团员会议，欢迎新从西欧来的12位同学，首先由罗觉宣布，新从法国来俄同志中有6位党员，除赵世炎同志是旧党员外，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是法共党员，熊雄、王圭是德共党员，按照章程，凡属第三国际支部，均可为正式党员。“王凌汉、袁庆云二同志将由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介绍入党，须在今日的会上讨论通过；当他们在法时，本党法国组书记赵世炎同志曾有介绍他们入党动机。”经过讨论，多数通过王、袁两人入党。接着，赵世炎报告党在西欧的活动情况，“现在留在西欧的还有四五个党员”。这时，东大中国班共有党员23人，占全国党员数420名的5%强，团员35人。会议决定成立党支部委员会，主要管理党员的训练和指导团员的训练，任期半年。罗觉、彭述之、赵世炎当选为支委。此后，学习和训练更有计划、更加严格了。党支部明确指出：我们来俄的目的，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斗争经验，训练自己成为很好的共产主义者，回国后代表无产阶级活动。因为我们大多数出身于非无产阶级，有许多“天然的”毛病，如无政府主义表现、不守纪律。如不好好训练自己，将来必然困难。为此，必须在党支部管理和训练下，培养自己的革命意志和锻炼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在东方大学，熊雄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列宁著作以及中国班的课程。但他不顾年龄大、学习俄语困难，一有空隙，便坐在临窗床铺旁的书桌上专心致志地读书，间或有的同学和他谈话，他还是一边看书一边回答。由于他勤奋好学，热情亲切，给同学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1923年暑假，东大学生到莫斯科郊外瓦西钦诺村度假，住在东大校产一个村庄内，似是一个贵族宅院，还有一片林地，不远处有一座两层楼房，中国班学生住在这栋楼的二层，每日劳动几小时，做些除草、掘地和运土等农活。暑假快结束时，回城的同学带回一则消息。孙文派了一个四人代表团来苏俄考察政治、军事和党务，“为首的是个姓蒋的”。熊雄听到后思索了一下：“孙文手下姓蒋的，莫非是蒋尊簋，如果是他，那就好，他欠我300元钱，我可要回来，请大家吃中国菜。”可是以后才知道来的是蒋介石。

　　以蒋介石为团长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8月到达莫斯科，东大中国班回校上课不几天，中共旅莫支部在一间大宿舍内开了一个欢迎会，一张长桌周围坐着客人和主人，坐不下的则坐在床上。这时，初步知道了这个代表团此行的目的。10月10日，代表团在他们下榻处，邀请东大中国班同学吃饭，饭后余兴，有人舞剑，有人跳舞或唱歌。蒋介石则邀同学到一个小厅里听他讲述国民党党史，想拉东大中国班同学加入国民党。

　　代表团来后，中共旅莫支部参与接待，并指定熊雄参与陪同参观，洽谈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熊雄得与蒋介石相识。在他们多次洽谈中，蒋介石曾向熊雄表示要参加中国共产党。熊雄这时已对蒋的思想品质有了了解，乃以蒋“多年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地位领导国民党新军则名正言顺”，从开婉拒了蒋的这一要求。后来，蒋在他的日记中倒过来说，国际共产党劝他加入共产党而遭到他的拒绝。这事，中共旅莫支部大多数同志是知道的。代表团在苏俄逗留到11月回国了。代表团成员张太雷则留在莫斯科，担任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驻莫斯科的代表。

　　这时，中共旅欧支部从西欧派来了第二批党团员20多人进东方大学学习。其中有刘伯坚、李合林、袁子贞、汤儒贤、萧复之、马玉夫、尹宽、汪泽楷等。他们一见面，分外亲切。特别是由法国转学于比利时的李合林，向熊雄讲述了他在法国9个月的牢狱生活，并将此事写成文章在国内《学生杂志》上发表一事。熊雄经过半年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已知暗杀这一无政府主义的行为，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方法，而写了读后感一文，寄回国内仍在《学生杂志》上发表，以消除无政府主义思想在国内青年中产生的不良影响。萧复之同学则是他昔日旅日好友文群的亲戚。因而，他们不时聚在一起回忆旅法时工读情景及到莫斯科专门学习的心得和体会。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孙中山亲自主持下，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联合战线正式形成。共产党人李大钊、林伯渠、谭平山、毛泽东、瞿秋白等参加了这次大会，这标志着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和统一战线政策的重大胜利。东方大学中国班同学正在关注这次会议之际，伟大的列宁于1月21日病逝于莫斯科郊外别墅中，全俄顿时陷入悲痛之中。正在开会的国民党“一大”，发出了称赞列宁为“革命中的圣人”的唁电，孙中山亲笔题书“国友大师”的祭幛。为了悼念列宁，大会停会三天，足见孙中山对列宁的尊敬，对共产党的友好和对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事业的重视。

　　东方大学于列宁逝世的当日下午举行了追悼大会。由任弼时赶绘的列宁遗像悬挂在东大中国班里，以示大家对列宁的崇敬和悼念。翌日，列宁遗体停放在莫斯科工会大厦，从当日下午五时至26日晚间，莫斯科各界代表川流不息地向列宁遗容告别。东方大学全体学生排成长队前往工会大厦瞻仰列宁遗容。27日，东方大学全体学生冒着严寒去红场为列宁送葬。

　　在国民党“一大”举行中，1月24日晚间，中共旅莫支部召开党团员大会，讨论国共合作的联合战线问题，讨论非常热烈，大会进行直至第二天凌晨二时。26日，支部又举行会议继续讨论，得出两点结论：一是确认目前的中国国民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二是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后，有可能使国民党发展成为民族革命的政党。根据国内的指示，支部决定暑假后派出一批在东大学习时间较长且有工作能力的党员回国工作，其中包括罗觉、彭述之、赵世炎、任弼时和熊雄等18人。经与共产国际的维金斯基商议后，名单和人数作了调整。

　　1924年5月，准备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李大钊等来到莫斯科。不久，李大钊应邀到东大中国班讲授《中国近代史》以及报告中国革命形势等问题。代表团成员张太雷出席了旅莫支部大会，谈及国共合作的联合战线亟需大量的干部。旅莫支部据此又进行了研究，加派了彭述之、陈延年、任弼时、张伯简、尹宽、郑超麟等6人。于是赵世炎、彭述之、任弼时、陈延年、郑超麟、张伯简等20多人于1924年秋回到国内，赵世炎去北京，陈延年、张伯简去广东，彭述之、任弼时、郑超麟留在上海中央杌关工作。熊雄等仍在东大中国班学习。后来，陈延年于1925年1月致旅莫支部陈乔年、王若飞、王一飞、罗觉的信中说：“熊雄兄望他早点回来，国内工作需人孔急，军事方面尤甚。去年他未回，真失计之至。”由此，可见主持中共广东区委工作的陈延年对熊雄的信赖与期望。

　　1924年暑假，东大学生到东大另一校产处度假。这是离火车站很近的莫斯科郊外农村。在小树林中有几栋木屋，每日还参加一些农田劳动，此外就是进行军事训练。这时，参加共产国际召开的国际运输工人大会的中国海员代表林伟民来度假地，并向中国班学生作过《实行罢工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进行斗争》的报告，使他们了解了当前国内工人运动的第一手材料。

　　暑假回校后，国内又派来一批革命青年到东方大学学习。其中还有广东国民党当局派来的青年军官叶希夷（叶挺）。叶挺曾是广东革命政府军队中的少校营长。由于叶挺和熊雄都是孙中山领导下的革命军官，叶挺到校后，熊雄便主动接近，感情甚为融洽；经过党的教育和同志的帮助，叶挺于1925年1月由王若飞、王一飞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东大中国班同学、原中纪委常委曾涌泉谈到当时东大同学在课余饭后闲暇时见到熊雄、叶挺，则会戏谑熊雄、叶挺这两位军事专家、共产党员为“我们的军阀”，以示钦佩。

　　1924年9月22日，中共旅欧支部从西欧派出第三批党团员聂荣臻、熊味根、李林、范易、穆清、傅烈、饶来杰、彭树敏等27人到东方大学学习。李富春、蔡畅、郭隆真、马志远等五人因事耽搁，则是1925年1月到达东方大学的。其中江西同学傅烈、饶来杰、彭树敏三人由先期到达的江西同学萧复之介绍，始与熊雄见面。他们在法国，只知彼此姓名，从今在莫斯科朝夕相处，一同学习，相互切磋，共话当年旅法勤工俭学生活，备感亲切。

　　1924年11月，东方大学发生一名俄国学生因恋爱问题自杀事件，东大校长、党团和公社组织发表了宣言，指出这一戕害者在阶级斗争中的逃遁行为。熊雄将这一事件向国内青年作了报道。他在文中指出：“恋爱问题是受经济支配的”，“人类的真正恋爱，只有在现社会制度打破之后才有可能”，只有“确定了革命人生观，对于恋爱问题，应当是不难解决的”。熊雄这篇题为《介绍共产主义者的恋爱观》，以“熊熊”笔名刊载于《中国青年》1925年2月14日第66期上。

　　中共旅莫支部为了培养在各条战线从事革命运动的骨干，根据每个同学的专长和特点，先后将他们派往苏俄有关部门进行短期的专门教育和训练。

　　1925年1月，根据共产国际的通知，熊雄、聂荣臻、叶挺、李林、范易、颜昌颐、张善铭、杨善集、纪德福等20余人，被派往苏俄红军伏龙芝军事学院中国班学习军事理论和野营军事训练。王一飞也由东大调到红军学院担任翻译。这是共产国际为中国共产党培养的第一批具有军事理论素养的干部。

　　中国班被纳入苏俄红军的编制系统，过着正规红军的生活，供应则比红军为好，对外保密，连东方大学的同学也不知道。学习很严格，训练很紧张，尽量不外出，白天晚上轮流站岗放哨，经常到莫斯科郊外森林进行训练和演习。军事教官都是苏俄红军中师级以上的军官，他们经历了内战时期的实战锻炼，讲课很实际，加上与理论学习和实际训练有机结合，学习时间虽半年，但收获却很大。熊雄更是以他在日本军事学校所学过课程和训练，体会更深。尤其是学习了苏俄红军的政治工作，更加认识到革命军队的性质和作用以及军队政治工作的至关重要。

　　1925年3月20日，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第二号报告中谈及孙中山去世产生的影响，指出“职工运动和国民运动日益发展”，“党的组织工作也不断发展”，“工作人员和物质力量不足”，“以至失去许多有利发展的机会”。因此，希望共产国际尽量多派东方大学中国班同学回国工作。5月，中共中央决定从苏俄调40人，从法国调50人回国工作。由是，5月底，共产国际通知红军军事学院中国班20余人于7月底回国。临行前，共产国际书记季诺维也夫同他们谈话，着重谈到中国革命性质是民主主义革命问题。此前，元月30日，熊雄还致信仍在东大学习的陈乔年，希望他寄来石达林的《列宁主义》20本、《中国现状报告》10份等书物，并说荣臻同志还请他来面谈。

　　红军军事学院中国班20余人，由王一飞带队，8月上旬离开莫斯科，乘火车东到海参崴，再乘轮船去上海。从莫斯科途经莽莽的西伯利亚来到海参崴，2000多公里的路程，走了约两个星期。他们在路上听到国民党左派人士廖仲恺被刺身亡的消息，联想到3月孙中山逝世的情景。他们深忧国内政局将向何方发展。

　　当时，中国正处于内有军阀混战，外有列强割据的内忧外患之中，20多名从苏俄学习军事的留学生回国，不能不是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苏俄方面怕出问题，要回国同学一律着便服，严格注意保密。到达海参崴后，安排在苏俄远东海军司令寓所居住，不准外出。8月下旬，由海参崴上轮船时又重新化装，并分散坐着，装着彼此不认识。就是这样严格的保密，还是被跟踪的日本谍报人员发现了。轮船停靠在日本长崎港时，日本报纸就登载了“中国留俄学生回国”的消息。熊雄将此事告诉王一飞等同志。他们一行为防不测，又作了应急的准备，每人都想好了一套乘船回国原因的说法，大家都心照不宣地相互关怀着。他们就这样有备无惊地于9月3日安抵上海。但他们是由苏俄训练的第一批中国军事干部，这却招致了国民党右派的恐惧。他们回国后的工作安排都受到排斥、限制以至打击。后来他们大部分都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的杀害。

　　三

　　1925年9月3日，王一飞、熊雄等一行20余人抵达上海，即去中共中央机关报到。他们在中央机关见到先期回国并在中央机关工作的王若飞，大家寒暄过后，王若飞即领着他们去见中央总书记兼组织部长陈独秀。陈独秀宣布了分配名单，作了简短的讲话，大意是：你们回来很好，一部分到北方去，一部分到南方去。去南方的同志主要是加强黄埔军校的工作，参加那里的国民革命，军校虽是国共两党创办的，但还是以国民党为主。在军校工作要服从蒋校长的领导。熊雄、叶挺、聂荣臻、杨善集、张善铭等12人去广东，李林、范易等11人去北方，王一飞、颜昌颐留在中央机关做军事工作。

　　阔别祖国近六年的熊雄，而今回到了经常想念的祖国，心情十分激动，这次可以从上海经江西去广东，顺道回梓省亲，然而革命工作急迫地需要，他又立即乘船浮海南下，踏上中国大革命的新的征途。9月7日，熊雄离开上海时，写信给大哥春和（移嵩），告之“月之三日东归抵海上，本拟即图归省，奈人事纷纭，又须再作南游也”，“详情俟到剑处再告”。这时他的三哥平和（剑霜）在广东工作。

　　黄埔军校全称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是中国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合作创办的军事学校，因地址设在广东黄埔长洲岛，通称黄埔军校。1924年6月16日，全校师生500余人，在黄埔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亲临会场并发表演说。军校以孙中山为校总理，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校党代表，直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校本部设政治、教授、教练、管理、军需、军医6部。

　　熊雄、叶挺、聂荣臻一行12人由上海启程，航行一个星期于9月中旬到达广州。他们即向中共广东区委报到，受到区委领导陈延年、周恩来等同志的热情欢迎，战友重逢，格外亲切。区委领导向新来的12位留俄同学介绍了国共合作后，特别是廖仲恺被刺身亡后广东的局势，以及当前的工作和他们的工作去向。

　　熊雄、聂荣臻被分配到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聂荣臻并任政治部秘书，协助新任政治部正副主任邵力子、鲁易工作。熊雄则参加第四期入伍生报考等工作。全国各地党组织介绍前来报考军校的革命青年，多由他负责接待。如上海党组织（郭伯和）介绍的叶书（李逸民）、季步高表兄弟两人，经过考试进入第四期。二次东征时，叶、季所在的入伍生第二团派往惠州担任警戒任务，经过实战的考验，他们两人由熊雄和他的秘书麻植（黄埔二期、共产党员、时任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上海乘船前来广东报考的靖任秋，船至黄埔，川资告罄，同船的熊某告诉他，我可上岸到军校找熊雄求助，结果如愿以偿。靖到广州便考入第五期。

　　黄埔军校政治部成立于1924年5月25日，最初两任主任戴季陶、邵元冲，到职时间短，组织很简单，工作人员少，政治工作死气沉沉。同年11月，周恩来出任主任，政治工作逐渐建立和开展起来，至1925年2月，第一次东征陈炯明叛军，周恩来主任和第一、二期学生去前方，第三期入伍生进校。军校设前后方两个政治部，后方（政治部）主任由卜士奇（未到职）、包惠僧先后代理。1925年7月，党军与军校分离，军校政治部主任由汪精卫担任，邵力子任副主任。9月，汪精卫升任校党代表。邵力子继任主任。

　　9月15日，陈炯明在英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支持下，纠集三万余人，以“讨赤”为名，卷土重来，企图进犯广州。

　　9月27日，新成立不久的国民政府决定举行第二次东征，委蒋介石为东征军总指挥，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师党代表周恩来为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东征军分左、中、右三路纵队计三万多人，于10月5日向陈炯明老巢惠州进发。

　　熊雄到军校后，即积极支持和参与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简称青军会）左派组织的工作。他以“壮飞”、“中和”和“铁血余生”等笔名为青军会机关刊物《中国军人》撰稿，他在《中国军人》10月10日出版的第七期上写了《革命军人与地方主义》（壮飞）一文，深刻地批判了革命军队中的地方主义。他认为，广东革命根据地，在政治上要“真正了解革命和实行革命”，要“集中革命力量，廓清部落思想和地方主义”，方能“保育刚生的革命稚子一一国民政府”。在思想上要继承孙中山的遗志，担负历史的使命，不必分主客、省界，“只问他们是不是革命的军队”，因为“中国问题，即为世界问题”，这是“各阶级利益冲突的结果”。“如果一个革命军人，也带有地方主义和部落思想的彩色，那末就说不上是个革命军人，只可以说是个封建社会里的酋长。既然时代错误，那就难逃天然的公例了”。以“中和”署名的《东征胜利之预测》一文，仅见于广州的《民国日报》上的《中国军人》第七期广告目录，未见这期刊物问世。以“铁血余生”笔名写的《惠州战役日记》一文则发表在《中国军人》1925年11月20日出版的第八期上。

　　不久，熊雄调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秘书，中共一军支部书记，同时亦是总指挥部政治部秘书。有的材料称“秘书长”。协助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工作，主要是筹组东征军总政治部工作。（未完待续）

　　第二次东征政治工作较第一次东征有了许多新的发展。首先是政治部组织更加严密，分设了秘书处、社会运动科，分别处理部务，指导社会各方面运动和100多人的宣传总队的工作。其次是内容更加充实，总政治部发布了《战事宣传大纲》，规定了军队中的政治宣传包括对本军的、敌军的、民众的三个方面，对本军的有七项具体规定，其中心内容是尊重士兵，努力提高士兵在作战中的自觉性，改善军民关系；对敌军的，主要是宣传革命与反革命的区别、军阀同帝国主义相勾结压迫人民的情况，对俘虏给以优待，争取军阀部队官兵趋问革命；对民众的，主要是宣传革命军队和军阀军队的区别，人民痛苦、来源及东征的意义，同时扶助农工运动，执行群众纪律，争取民众援助。再次是方法更加周密。向政治工作人员提出了多条注意事项，如休息和宿营时利用时间作宣传，十分注意纠正士兵越轨行动，自己以身作则，诚恳指导，不要引起反感；饷械缺乏时，要多方安慰军心，切忌惊恐、焦急或恼怒；战败军心动摇时，力持镇静，鼓其勇气，并身先士卒，力谋补救。从而保证了东征军的政治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10月1日，东征军临出发之际，熊雄又被任命为归总指挥部指挥的宪兵营营党代表。宪兵营的任务是“在于维持全军的军纪、风纪及地方治安与临时特别任务”（蒋介石语）。10月6日，熊雄即率宪兵营三个连随总指挥部出发，“以偿讨贼戡乱之夙愿”。每日行军之暇，他都“信笔直书”战地的经历和感想。10月17日以后，他没有随军征伐，在惠州略事停驻后，不久返回广州，于11月4日即整理出10月6日至10月16日的《惠州战役日记》。

　　熊雄在《惠州战役日记》导言中指出：“此次东征，不仅得农民之助，且得罢工工人担任运输，工农兵实际结合，故不上两天，向号称天堑之惠州，遂为革命军所有。”他对叛变革命之徒及其行为，疾恶如仇，就是对过去共过患难的同事林虎之辈，也是大义凛然，界线分明，并且认为，“陈炯明等的罪恶，本已大的无比，非食其肉、寝其皮不可的。”

　　在17000多字的战地日记中，忠实地记录了战地行军、担任警戒等等所见所闻、所感所想。如东征军攻克惠州的英勇战斗的概况，追悼惠州阵亡将士大会的情况，宪兵营维持治安、警戒巡视、宣传活动、管教俘虏等项工作，工农商学各界对东征军拥护和支援以及控诉陈逆叛军殃民的罪行。着重指出此次东征的重要意义，一是要打倒勾结英帝国主义、蹂躏东江人民的陈炯明等逆贼，拯救东江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谋东江统一和平；二是要统一广东，进而统一全国，谋全国人民长治久安，完成国民革命。

　　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东征军击溃陈炯明叛军，收复了东江，同时又进行了南征，相继克服高州、钦州、廉州等地，歼灭邓本殷部，统一和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

　　《惠州战役日记》记述真实简朴，现摘录于下一一

　　十月六日，为总指挥部、各特种部队及各部随军人员出发之期。下午三时至大沙头车站，令第三连负警戒勤务，三时五十分，各要人均已抵步，树上挂满鞭炮，各界人民不下数千，都是满面笑容意气扬扬，此情此景，殆以解决东江的根本问题，完全期望于此次东征军也。七时车抵石龙，分觅祠堂公所驻扎，不占民房，我营驻东庆坊东江培英两小学。

　　七日，东江培英两校校长曾与谈论军队与人民之关系，渠谓该校及石龙地方累次遭陈家军的蹂躏，贵军来到，一不骚扰，一不筹饷，一不拉夫，一不强占民房。在敝校如只住几天，应该相让，如要久住，须另外设法。窃思商会人员，竟如此糊涂，将一个未停课的学校给我们住了，是何用意？我听到郭校长的话，比欲迁移，以维教育，以重民意，以得民心，而符革命军是人民的军队的原理，我营虽驻扎学校，但校中一切文具公件，不但不敢破坏，且不敢取用，各男女学生，仍可上课，此乃军人对人民应有的天职。

　　石龙市地虽镇乡，与广州无少差异。彼商民等见我军举动异常文明，交易概用现金，采买尤极公道，因之敬爱之心油然而生。如是大开市面，广陈物品，其商品畅销之望，较之平时增加数倍，由此亦可知革命军每到一地，对于地方人民必欲尽力造成幸福。

　　八日，蒋总指挥令宪兵营全体官兵，在石龙车站集合，听候训话，略谓宪兵之任务，无论平时战时比其他部队总要麻烦，而又辛苦，所以当宪兵的，非有坚决的精神，耐劳苦的体力，实事求是的学问，是不行的。

　　培英两校学生数十名，大多十三四岁，精神活泼，天真烂漫，实在可爱，谁都乐与周旋，时教以国民革命歌，时给先总理等的照片，时解释各种标语，仰仰是听，任何难唱的歌，难懂的道理，试述一二次，或歌唱数遍，即能熟悉无比，人云战争苦，我曰战争，如果能得人民心理与拥戴，不致使人民视军队如虎狼猛兽而求回避之，亦是人生快乐与真生活表现之一法也。

　　东征军政治部宣传总队在石龙公园举行工农兵学商各界联欢大会，计到各界团体二十四个二千余人，以工人为多，学生次之。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演说，他说，这次东征，完全是为人民幸福而来，人民应与革命军联合起来，如同兄弟一样互相亲爱，互相提携，将敌人早日打倒才是。

　　下午六时我营第三连随野炮兵连出发。余恐其一会儿分离就变了本来面目，乃集合训话，嘱以革命军人的意义与价值责任，一以资鼓励，一以作临别赠言。

　　九日，我营上午十时进驻布行商会，原为尊重民意，俯顺舆情，维持教育，以表现革命军之真能忍耐艰苦，而不稍图安逸，以致妨碍青牟学生的课程也。

　　第二连有学生一班，在总政治部，担任警戒，予于下午四时特往谈心，予略谓革命军人固在以武力镇压敌人，然用宣传工夫，使人民明了主义，明了此次作战的意义，也是很重要的，到与相搏的时候，再勇往向前也还不迟。

　　下午六时，政治部及各界举行双十节筹备大会，到会各团体代表十余人。首由熊秘书报告开会，讨论庆祝事宜，七时散会。

　　十日，早餐甫毕。忽奉变更日期及计划的命令，总指挥部及宪兵营一连出巡，其余各部留在明日第二批出发，我营即派杭营长率第一连出发。

　　培英两校于上午八时举行双十节巡行大会，乃携宣传品多种前往参加。小学生非常欢迎。再三要求我教歌，乃在黑板上写了国民革命歌及杀敌歌，先解释两歌的意义，继诲以唱法。

　　晚餐后，第二连全连学生及工人四十名，各手执小旗与提灯往公园参与庆祝大会。会毕提灯游行。巡行时沿途人山人海，途为之塞，东征军、宣传总队化装游行，最容易使人触目。本日大会，实为石龙空前未有之盛会。到会团体二十个，人数一万以上。

　　十一日，出巡博罗，五时二十分到达石龙桥头，十时二十分开船，人多船少，拥挤不堪，天旱已久，河水低落，到下午一时，只走二十里路，乃登岸步行。此次本军之输送队，均是罢工委员会的热心工人，掬其爱国之诚意，来援助东征军，虽三四十斤重的担子亦不能远行，但不见畏难，此种诚心所至，天地亦为之动色。下午八时，到达马嘶露营。

　　十二日，五时二十分，向博罗方向前进。行不两里，挑夫即不能挑了。至十二时才到苏村（三十里），苏村有民家千余，小商店数百，但皆破烂不堪，门窗多去，商人不见一个，其凄凉惨状，在在触目伤心。一绅士云，本月五日，见杨坤如旗帜换了，商人见势不佳，就将物品挪往乡下，谁知杨坤如的军队见而气愤，将一切店户门窗，尽行毁烂而去。予乃请他率我们往各处买米菜，学生中有巫君，此地很熟，乃嘱其寻找船只。至下午找到舢板七只，乃将行李分列载上，每舢板派学生一名担任警戒。余乃步行，九时十分始达博罗宿营。

　　十三日，前线已于上午九时开始攻击惠州，今未接到前进命令，踌躇者久之，最后决定，将第二连暂留守博罗，担任警戒勤务和地方治安事宜。营部择一部分开往前方。上午十时与第一连出发。十二时到白沙堆时，前面大炮声已经听见。下午五时到达飞鹅岭。飞鹅岭附近，驻兵及万，一睹屡击不能攻破的惠州坚城，实在高兴，只想为甚么还没有攻破呢？

　　东征军中路、左右两翼及向导于昨日进抵惠州四周，即已将飞鸱岭及西北门之古庙、雷峰塔一带高地占领，并欲同时占领惠阳县城，以堵截敌之退路，令其完全缴械。次因渡河困难，一时不能达其目的。杨逆坤如以东征军如此快捷，遂紧闭各城门，仅留水东门与惠阳县城互通声气，率残部约四千人扼守四城。

　　上午九时，双方激战，冲锋队勇往直前，计有五大队，每队一百名，以中路第四团最多，至十二时，东征军炮火愈烈，毁去敌阵地数处，下午三时冲锋，用竹梯登城，一连三次，均未得手，时将入暮，刘团长大声谓，有主义之兄弟们，不要怕，速从我来！此时离城已经不远，敌以机关枪十多挺，向城下有人声处密集射击，以致刘团长尧宸谭副营长鹿鸣相继阵亡……今日虽不能攻下，我想明日，敌无论如何亦不能再与我抵抗矣。

　　十四日，午后二时，再用快炮向北门及其左右之侧防机关，每间五分钟发放一炮，掩护第二次之冲锋队前进。同时飞鹅岭西南一带步枪机关枪，均对准快放，至四时，北门一带敌阵地过半毁坏，冲锋队及第四团机关枪队，十人一队，手持红旗，冒险登城，四时二十分，青天白日旗已飘摇于北门城上矣。

　　惠州为千年来，进攻有二十有八次不能克的名城，这次东征军花两天工夫，即将其攻陷，可知革命军为主义而战，为人民而战，无坚不可破，无险不可冒矣。

　　一是东征军之勇敢精神，二是东征军的纪律。这次东征军克服惠州，不但无奸淫抢掠行为，即夺得敌人的一切战利品，亦都直接缴到总指挥部，并不归私有。俘虏的敌人，都交到我宪兵营看守，予恐有敌人官长混在里面，如果不严密查出，难免不发生意外。因此即往俘虏收容所，将俘虏各个查问，并晓以党义。

　　十五日，早起，往晤周主任，面呈一切。并将昨日战斗经过报告表呈送。午前八时与政治部组织科长郭德昭同志，往市面游巡，一了战后的惠州城。后由西门转第四团第四连访问一切，各士兵见予去，即大声发立正口令，表示敬意，并即围绕，互相道安，共话别后，加以战后重逢，满面笑容，神情暴露，实为人生幸事也，时已下午六时。

　　十六日，上午十时至总指挥部，听总指挥训话。下午二时，全体官佐士兵，特在惠州第一公园举行追悼攻惠阵亡将士大会，以慰忠魂而励后死。周总政治部主任恩来宣读祭文。次为蒋总指挥官训话。苏俄顾问罗加觉夫等相继演说。

　　追悼阵亡将士大会之次日，国民革命军即分别追击陈炯明残部，熊雄则在惠州稍事停留即返广州。

　　不久，熊雄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军校入伍生部的政治部主任。

　　第四期入伍生招考七次计二千余人，编为一二三团。第二团进驻惠州，担任警戒。为便于管理，新成立入伍生部。入伍生部设秘书、总务、军事、外语等科。11月初，校长蒋介石陪同入伍生部部长方鼎英和熊雄前往第四期入伍生驻地，与团长郭大荣、胡树森等和入伍生见面。方鼎英、熊雄向大家略致简词。在入伍生部期间，方鼎英、熊雄间常集合入伍生训话，灌输革命思想，提倡身先士卒，培养遵守纪律和吃苦耐劳精神，自觉锻炼革命意志和军事技术，以期成为国民革命所需要的军事人才。这时第三期学生已调回军校继续训练。

　　随着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和革命队伍不断壮大，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尤显重要和紧迫。为此，中共广东区委于1925年年底提出了在黄埔军校增设政治科专门培养军队政治工作干部的建议，从欧洲和苏俄考察归来的邓演达重返军校任职后，积极支持这一建议，并和中共广东区委有关领导以及苏俄顾问等就此问题进行过多次讨论，再向校长蒋介石交涉，终于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军校开始设立政治科。

　　1926年1月1日，蒋介石、熊雄、邵力子等人出席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开幕式。

　　1月6日，熊雄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时政治部主任仍由邵力子兼任，因他是军校秘书长，不能常川驻校，政治部部务工作由熊雄主持。同年7月，邵力子奉蒋介石之命去苏俄开会后，政治部工作由熊雄全面负责），同时参加中共广东区委执委和军委，是中国共产党在军校的主要负责人。3月，还兼任潮州分校政治部主任。

　　1月8日，邓演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主持军校校务工作，熊雄十分强调并致力于政治教育以及加强政治部的组织和制度建设工作，深得邓演达的重视和支持。他们相互配合，从而促使军校政治工作迅速有效地开展。

　　政治部是负责政治教育及在学生与民众中发展国民革命意识的惟一机关。政治部对党及党代表负责，并接受党代表的命令及指导。分管全校政治教育、宣传活动和党务，机构较前略有变更。在主任、副主任和秘书之下，设总务、宣传、党务三科，财务、事务、编纂、发行、指导、组织、调查设计七股，以及图书室、俱乐部、编译室、博览室、书报流通所等。工作人员由过去二十多人增至七十多人，建立和健全各项工作制度，颁布了政治教育大纲，延聘了专职和临时政治教官各十余人，特设政治主任教官，有系统施行政治教育，学生队设政治指导员，为贯通政治部一切政治工作之枢机，颁布了政治部服务细则、政治指导员条例、宣传队组织条例、政治工作人员惩戒条例（平时战时各21条）和政治讨论会规则等，创办了八开报纸《黄埔日刊》，加强舆论和宣传，使得军校政治工作日益发展并臻完善。

　　1月17日，军校举行第三期学生1224人毕业典礼，宋庆龄、何香凝等党政高级官员和军校各部处官长等出席。典礼之后，大部分学生毕业出校，只留300人组织军事政治训练班，加紧教育，预备校中的下级干部。

　　1月21日，军校师生集会纪念列宁逝世两周年。邓演达、熊雄和苏俄顾问在会上发表了演说，介绍了列宁的革命理论和革命活动等。勉励大家继承孙中山和列宁的遗志，为国民革命和世界革命而奋斗。

　　为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党与政府决议统一军事教育机关，将国民革命军各军开办的军事学校合并到黄埔军校，并将陆军军官军校改组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隶属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地址仍在黄埔。军校更名意味着军事教育与政治教育并重，培养的学生成为既懂军事工作又会政治工作的革命干部。改组工作即从2月1日开始，旋由党与政府任命蒋介石、邓演达、严重、邵力子、熊雄、陈公博、冯宝森等七人为改组筹备委员。这时，第四期入伍生两千多人即将升学考试，第五期入伍生正在招考。第四期学生中，入伍生升学的为三分之二，三分之一为各军军事学校的学生。熊雄亲自主持新设的政治科学生入学考试，经过认真考试，选拔了政治科学生500人，占第四期学生五分之一，其中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政治上优秀分子。成立政治科大队，熊雄兼任大队长，下分三个队，委陈奇涵、许先临、詹觉民三人为队长。同年5月，大队长一职由军校管理处卫兵长、共产党员胡公冕专任。第四期学生还设步科（分一二两个团，团长为张治中、张与仁）、炮科、工科和经理科。

　　在二月整个工作中，熊雄除参加全校工作外，全力于政治部的组织和制度建设，如制订官长一月的政治教育计划、学生的政治教育大纲，考试学生7000余人，阅卷万余本，改组工作亦已告竣。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于3月1日举行成立典礼大会。校党代表汪精卫在会上讲述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建立的缘由以及它的重大使命，继续从前的历史，努力奋斗，在最短期间，要统一中国。军校颁发了新的校徽，校徽上铸有“青天白日”、“镰刀斧头”、步枪标志和地球图，象征着国民革命和世界革命，是军校师生为之奋斗的方向。

　　3月2日，军校举行改组后第一次校务会议，决定第四期新生考试、成绩公布及开学日期安排，准备了黑袜、草鞋各3000双及政治书籍，分发每人一份。3日，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日刊正式出版，5月25日改名为《黄埔日刊》，并扩大发行。

　　3月8日，第四期学生2000余人举行开学典礼。到会的有各界来宾数百人，国民革命军各军军长亦到会祝贺。盛况空前。

　　熊雄在军校工作期间，坚决贯彻党的主张和路线，认真执行军校办校方针，勤勤恳恳，踏踏实实，进行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注意与各方面的有机配合，为培养革命军队需要的大批军事和政治干部，支援国民革命军北伐，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和教育长邓演达以及4月19日以后代理的教育长方鼎英，相互配合，积极工作，如定期举行校务会议、政治工作会议、政治工作扩大会议等，研究有关政治教育和宣传等工作，使政治教育能够系统地进行，以期达到预定的效果。

　　根据军校改组后的“军事与政治打成一片”教育方针的总原则，对学生官长兵夫乃有贯彻全部的政治教育计划，使他们“具备正确的政治知识，增进革命精神，自觉地遵守革命纪律，坚确本党主义之信仰，完成国民革命之历史的使命”。政治教育主要是进行最基本的革命理论和革命知识的教育，尤以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学说为主要内容。1925年10月，汪党代表训令中规定：“除切实接受党的训练，努力研究本党主义，凡本党之一切出版物皆须细心阅览外，更必须注意世界潮流”，“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书籍，以及表同情于本党或赞成本党政策而极力援助本党之一切出版物，除责成政治部随时购置外，本校学生皆可购阅。”

　　政治教育大纲，作为对学生进行政治教育的依据，对于政治教育的最高原则、训练方法、课程分配等均有完备的规定。“因兵科不同，而决定实施军事与政治教育的进度，如步炮工各科，则以十分之七为学军事的时间，余为学政治的时间；政治科则反是，经理科亦可类推”，改变了“过去学生为客观条件所限，没有系统的政治教育，只有零碎的政治讨论会”的局面。自第四期开始，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教育大纲进行系统的政治训练，使学生得以更好地掌握社会经济、政治、历史等近代社会科学的知识及主义、党纲、政策等，即“不仅知道枪是怎样放法，而且知道枪要向什么人放”，“不仅知道以剌刀和敌人决战，而且明白怎样去运用剌刀”。要求明确本校的目的是“完成中国国民党国民革命的使命”，“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政治部依据政治教育大纲“十个条件计划施行”政治训练，使学生彻底了解自己的责任、军队中政治工作的重要，本党学说宣言组织及对农工运动之态度、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关系、各种与革命运动有密切关系的社会科学知识、世界与中国政治经济、革命运动与农工群众关系、纪律与自由、军事学术与军事训练到军队中政治工作应注意事项等。政治课多达26门，使学生在掌握革命思想理论、社会科学知识的同时，更好地贯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努力发展国民革命运动。为此，政治部聘请了高语罕、于树德、陈启修、李世璋、安体诚、李合林、恽代英、张秋人、施存统、陈祖康、韩麟符、熊锐、萧楚女、孙炳文、许德珩、廖划平、李求实、刘侃元等共产党人和知名人士担任政治教官，讲授政治课及进行政治训练。熊雄并担任《军队中政治工作》、《本党宣言训令》两门课的讲授。同时还请校负责人、政治教官和社会名人谭延恺、张静江、何香凝、陈其瑗、刘少奇、鲍罗廷、周恩来、毛泽东、邓中夏、苏兆征、吴稚晖、吴玉章、罗绮园、鲁迅等作形势、任务、政策及其它专题的演讲。政治部还定期组织政治讨论、政治问答、政治测验、政治演讲竞赛和对士兵民众进行政治宣传实习等，以巩固学生的政治训练成果。并规定各营连长和政治指导员随时考查学生的品性、思想及主义，作为政治教育实施之参考。同时，不定期地组织学生参加民众运动。

　　官长的政治教育，有计划安排并按时实施。每周两次特别演讲，校本部各部处准尉以上官佐一律均须出席听讲。每次特别演讲，由政治部选择题目，敦请党部、政府及社会名人到校演讲，若临时不到，则由政治部派政治教官演讲。1926年11月安排的官长政治教育计划就有中国革命战争略史、本党的阶级基础、教育与革命、广州工人运动之实况、本党农民运动概况、全国青年运动概况、华侨与革命运动等25个专题，由李烈钧、甘乃光、戴季陶、陈其瑗、陈克文、李求实、彭泽民和谭延恺、李济深、何香凝、宋子文、孙科、邓中夏、陈启修、施存统、彭湃、恽代英等人主讲。

　　士兵工夫的教育，第一期规定为20个星期，内容有识字教育、政治教育、特别演讲三项。政治教育有三民主义浅说、本党政策、国民革命概论、帝国主义浅说、不平等条约概略、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失业问题等九种科目。每科目授课三至六次不等。并规定各科目的纲要。特别演讲中的政治教育近40次，占全部演讲的三分之二。

　　为了报道学校情况，进行舆论宣传和扩大政治教育，曾在总政治部《军人日报》副刊上辟有《黄埔周刊》，定期组织材料。军校改组成立典礼后的第三天，政治部创办作为政治工作一部分的日刊，“整个代表了黄埔精神的舆论”，以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为中心，领导舆论与思想，设有新闻、党务、革命运动、中国经济政治状况、国际经济政治状况、特载、革命之路、政治报告等八个栏目，报道国内外要闻和全校工作动态、交流师生教与学心得、反映坚持与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的言行。每逢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事件，还发增刊、特号等。如1927年就有新年增刊、援助汉口惨案和纪念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特号、纪念黄爱庞人铨特号、纪念列宁特号。日刊刊头下方刊登总理遗嘱及关于时局、形势和任务的口号，使师生明了当前的局势和工作。《黄埔日刊》刊行量由6000份增至26000份。

　　为了有效进行政治教育，扩大黄埔的影响，在政治部推动与组织下，各种书刊和宣传品如雨后春笋，大量印刷发行。计有期刊、特刊、文集、讲义、丛书、画报及传单等等。据1926年11个月的统计，印刷即达千万份以上。发行点有三四千处，几乎遍及中国各省和东西洋各大埠。至1927年4月18日，被军校反动当局查封的书刊就达12种10万余册，其中《过去之一九二六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帝国主义集》、《政治问答》、《党的常识》等各1万余册。

　　宣传活动，主要是“对外负宣传组织及政治指导之责，务使人民确知革命军为被压迫民众谋利益而奋斗，以实现总理武力与人民结合成为人民武力之遗训，而收军事进行上得人民帮助之实效”。一般是组织宣传队、印发告民众书、标语口号等进行。宣传队是常设的学生组织，总队长由政治部指导股股长兼任，“每遇群众运动大会或纪念日及其它必要时”在校内外开展宣传活动，方式有演讲、谈论、接洽、散布宣传品、张贴标语及举行各种联欢念或化装演讲等等。血花剧社是政治部指导的革命文娱团体，是第二期学生中爱好音乐、戏剧的活动分子，在廖仲恺党代表关怀下创立的。廖党代表亲书“先烈之血、主义之花”的锦旗作为该剧社的徽号，每期学生中文娱活动分子都加入该剧社，自编自导自演，受到全校师生、校外友军、各校学生和民众团体的欢迎，而且还创作了《黄埔潮》、《牺牲》等革命歌曲。

　　每周的总理纪念周的专题演讲，也是宣传活动的一个环节。熊雄和其他政治教官经常就时局和任务发表演讲。熊雄在一次国际政治问题演讲时，指出将来的世界会有苏俄、美国和中国三个大国，这是由于他们人口、幅员和资源等因素决定的。中国的前途是无限的。当时有同学问：英国不是“太阳不落”的国家吗？熊雄说，世界形势是发展的，在可见的将来，英国的殖民地有的会独立，有的会脱离宗主国，一些后进的国家会迎头赶上的、会压倒它的。熊雄讲的最多的是纪律和军纪问题，这是关系革命军队成败的问题，要求教官严格训练学生，学生诚恳接受严格的训练，遇事开诚布公，相信问题解决是没有什么困难的。

　　3月初，在第四期学生开学典礼上，政治教官高语罕做当前革命形势问题演讲时，谈到“要坚决彻底地打倒北洋军阀段祺瑞，同时必须铲除段祺瑞那样的军阀思想”。这话却触动了在场的蒋介石的神经。不久，蒋介石即免去高语罕的政治教官职务。高语罕离开黄埔军校之前，《黄埔日刊》发表了他的《夜泊黄埔》七绝一首，诗曰：

　　读罢离骚听悲茄，入夜江声走万蛇；曾住此间三月暮，而今一水是天涯。

　　道出了他在军校任教一个来月，而今离别黄埔的悲愤心情，高语罕为此次演讲过早谈出了党对蒋介石的看法，而在党内受到批评。

　　过了两天，熊雄亦在《黄埔日刊》以“披素”名字刊出他的黄埔杂诗一首，诗曰：

　　人世斗争几日平，漫漫也应到黎明；听潮夜半黄埔客，充耳哭声和笑声。

　　这首七绝，表达了一个革命者，对当前发生的事情以及形势的总看法，坚定的乐观态度和革命必胜的信念。而这也激发了有革命意志的黄埔师生的正义感与对革命前途的信心。

　　3月20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开学20天后，蒋介石突然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军校受到国民党蒋介石当局调来的军队严密的监视和控制，师生不能随便出入学校。在这突发的事件面前，熊雄命令政治部全体人员保持常态，静候党的指示，使这一事件未能波及政治部。事后，熊雄即向中共广东区委汇报了军校的情况。陈延年、周恩来同意了熊雄要求加强党对军校的领导力量的意见。由是军校成立了中共党团这一组织，并由区委派驻军校的专职特派员，协助负责党的组织工作，足见中共广东区委对军校工作的重视与支持。

　　中山舰事件后之第三日晚间，蒋介石在校本部集合第四期学生训话，他歪曲中山舰事件发生及其经过，并说，本校长不革命反革命，同学们也应该打倒我。此时，政治科学生王襄当即提问：汪党代表到哪里去了？蒋介石尴尬地回答：汪先生有病，正在接受治疗。接着，政治科学生曾中圣提问：周主任到哪里去了？蒋介石还未回答，政治科学生叶德生、裘树凯等也相继提问，一时“报告”之声迭起，各队队长只好三缄其口。熊雄见此情况，当即走上讲台，招呼同学：“要遵守秩序，好让校长一一作答。”校值星官、经理处处长俞飞鹏趁此“请校长休息一下”。蒋介石便从后门一走了之。会后，熊雄找王襄同学谈话，谈及当前的形势，交待要遵守纪律，注意方式方法，并要他转告有关同学，在党小组内进行一次教育。

　　4月6日，蒋介石借口青军会与孙文主义学会右派组织“实于集体化、纪律化之旨相妨碍”，下令这两个组织“一律自行取消”。青军会根据党的指示，为顾全大局，于4月10日通电“自行解散”，表示“以拥护革命为始，亦已拥护革命而终”。义正词严地肯定了青军会在团结革命军人、宣传孙中山三大政策及讨伐陈炯明、平定杨刘叛乱、联合工农开展反帝反军阀斗争、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作用。

　　接着，蒋介石另组黄埔同学会，自任会长。并以原孙文主义学会骨干分子把持会务，排挤在黄埔同学会任职的共产党员，秘密调查和监视军校中共产党人的活动。

　　在军校中，初有中共支部，负责党的组织工作，至中山舰事件前，已发展公开的共产党员达到320人，他们在军校各个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中山舰事件后，中共广东区委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决定将军校中共支部改为中共特别支部，另设中共党团，统一领导党在军校的工作。以熊雄为书记，恽代英、安体诚、杨其纲为干事。调区委宣传部助理饶来杰为区委驻军校特派员，协肋工作。饶来杰公开身份是军校政治部图书室管理员。饶来杰调宣传科发行股任股长后，图书室管理员由毛覃（毛泽覃）接替。中共广东区委对军校中共党团工作明确地指示：“党在军校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左派，争取中间力量，反对极端的反动势力，积极宣传孙中山三大政策和国民革命运动，加强政治教育工作，培养配备革命军队军事政治骨干和后备力量，为国民革命军北伐作好充分准备。”熊雄据此指示，采取有力措施，积极开展工作，收到了显著的效果，使军校政治工作有了新的发展，保持和扩大了党在军校的领导地位和积极影响。

　　熊雄向校方建议新设政治主任教官，以负责全校政治教育之实施，督同各政治教官实施政治教育以及与各营连的政治训练的联络工作。聘请在国民党“二大”新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共产党人恽代英为政治主任教官，从而军校政治教育和政治训练有了专人统一管理，政治教育的收效更为明显。

　　1926年5月8日，军校设副校长一职，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兼之。

　　5月15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抛出酝酿已久的“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省党部、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人数不得超过全体执委的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部长，跨党党员不宜任党代表之职等。中共广东区委于5月23日发表宣言，对国民党破坏国共合作的企图，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号召革命势力团结起来，打倒反革命的分裂阴谋。

　　6月7日，蒋介石在军校发表反共讲话，要军校师生自动填表声明党籍，不准跨党。而且还以高官厚禄拉拢和收买公开的共产党人。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根据军校中共党团的汇报，立即指示，军校中的党团员“一个也不要向所在单位国民党党部表态，尤其是一向没有暴露的共产党员身份的，更应保持常态”。因此，军校中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没有一个表态。军校中共党团从而保存了革命实力，并为今后安全迅速转移奠定了基础。

　　中共广东区委每周日都在广州市内农民运动讲习所等处召开党团活动分子会议。由区委负责人报告当前时局、发生事件和党的工作等，这对提高共产党人政治思想觉悟，增强组织纪律性，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而且这种例会主题明确，讨论民主，能迅速集中和统一认识。军校中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都按时前往参加，他们都乘坐军校往返广州的轮渡。在轮船上，熊雄和同学们无拘无束，谈笑风生，对答亲切，犹如家人。在一次会上，熊雄和陈延年对一个问题有不同意见，争论起来，经过讨论，最后达成一致的看法。北伐开始前的一次会上，就谁担任北伐军总司令，展开了讨论，军校中的共产党员大多数反对蒋介石任总司令。中共广东区委对怎样才能搞好北伐，由谁任北伐军总司令的问题，经过反复研究，最后认为由蒋介石任总司令，并将这个决定在省农民协会会所召开的党团活动分子会上进行讨论。这次会议参加者有二三百人，主要是军校的共产党员，工会、青年团、学委会、妇委会也有不少的代表。讨论时间很长，从当晚七时一直开到翌晨四时。鲍罗廷首先报告了非蒋介石任总司令不可的种种理由，到会的发表了不同的意见。陈延年在总结中说，蒋介石当总司令有两种可能性，如果我们的策略正确，掌握得好，可形成各阶级联盟的政权，革命力量就会得到很大的发展。反之，蒋介石就要砍我们在座的这些人的头，中国必将陷入悲惨境地，重新走向黑暗之路。在大钟寺召开的一次党团话动分子会上，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乘机混入会场，进行捣乱，并且开枪制造事端。熊雄和军校师生有的也携有武器，才把行凶者当场制服下去。

　　广东国民党武装力量准备北伐方针确定以后，新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于6月召开了战时政治工作会议，解决北伐军政治工作的原则和具体问题。参加者有李富春、包惠僧、郭沫若、朱克靖、罗清扬（罗汉）、李朗如、林伯渠、熊雄、恽代英、贾伯涛、欧阳继修（阳翰笙）、铁尼罗（苏俄顾问）、陈公博、褚民谊、熊锐、邓颖超、缪斌、周恩来、余洒度、李合林、曾扩情等40多人，凡乎包括了在广州的直接的间接的参加军队政治工作的所有主要人员。熊雄在他的《一年来本校之政治工作》中说：“雄与恽主任教官代英，受邓主任之命，参加战时政治工作会议筹备会三天、大会七天。北伐进行计划及北伐宣传队之组织咸多参与。”

　　军校中设有直属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特别党部，凡是进入军校的学生都是当然的国民党员。改组后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于4月下旬成立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筹备委员会，聘请方鼎英、张定藩、张治中、张与仁、熊雄五人为筹备员，办理特别党部改组事宜。5月22日选出张治中、蒋先云、范荩等九人为执行委员，严重、方鼎英、熊雄三人为监察委员。

　　7月27日公布了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由校党代表指挥、校政治部指导的规定，可是十天以后，即8月6日，蒋介石又留言，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不需政治部指导与监督，只是相互联络”。实际上，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执监委大部分是左派分子。他们理所当然是坚决贯彻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以及国民革命运动的。这也是与政治部进行革命教育、努力办好军校的目的与方向相一致的。蒋介石限制政治部作用的发挥也是徒劳的。

　　同年12月，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召开宣传委员会第一次执行委员会议，聘请熊雄、萧楚女、张秋人、孙炳文、加罗觉乔夫（苏俄顾问）、廖划平六人为政治顾问，“解答一切党务上政治上重要问题，指示一切党务上政治上必须讨论之问题”，征求宣传委员安体诚、杨道腴、何若虚、沈至精、张秋人、杨若涛、游于艺等40人。参加每周各党小组会议，切实指导，“使人彻底认识和了解党的主义与政策”。

　　翌年3月，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改选时，由于中共党团的工作，有声望的国民党左派分子和未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都当选，执行委员有陈良、甘竹溪、邹今海、韦凤喈、陈葆华等九人，监察委员有方鼎英、熊雄、吴思豫、谭其镜、何琨等五人。使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仍然保持了左派的绝对优势，为坚决贯彻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发展国民革命运动发挥了积极作用。

　　甚至在国民党广东反动当局发动“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杀的当日夜间，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还召开了秘密会议，议决“电请中央速讨伐此（蒋介石）猛悖叛贼，以清叛逆而正纪纲外，一方面派员再向中央报告各情，一方面又派人进入民众中间与民众作更密切之结合。并切实团结内部，以待中央下令讨伐，在粤响应，满腔热血，誓愿为打倒此凶残逆贼而血洒尽。尚望全国民众一致奋起，拥护中央，声讨此贼。本党部谨率所属武装党员，枕戈披甲，屏营待命，为政府与民众之前驱，必除此凶残逆贼乃可。”黄埔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一部分执监委冲破其（蒋介石）走狗李济深调遣海陆军警企图搜查”，迁往武昌办公，召开了执委会和来鄂党员大会，作出了讨奉讨蒋等各种宣传工作应积极加紧等多项提案。由此可见，在黄埔军校共产党人影响下的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于蒋介石叛变革命的严重时期，仍然与破坏孙中山三大政策和国民革命的反革命势力进行着坚决而殊死的斗争。

　　7月1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蒋介石采取措施，加强了对后方广东和黄埔军校的控制。7月27日，蒋介石在《留别全体长官同学书》中发出了“为谋全民革命而必植基农民工人且与共产党合作”的高调。7月26日，蒋介石对军校校部教育长与各部处主任官作了训话，即席写了几个口号（即：禁绝小组织一一小团体，各种小团体就是减少本党的力量，无异扶助敌人，私人团体就是我们的公敌。）对大家略加解释，当面交与熊雄并嘱印布全校。含沙射影地攻击共产党这一代表工农的政党。一时校内一些反动势力借着蒋介石这一讲话和几个口号，公然攻击中国共产党。

　　熊雄于8月13日在《黄埔日刊》上登出了蒋介石写的“几个口号”。并且写了《对于校长“临别赠言”的说明》一文。文中说：“综合校长几个口号的意义，一言以蔽之，就是要‘统一意志，团结精神’，换言之，就是要‘团结革命分子，集中革命势力’。”坚定地指出，坚持孙中山“在改组大会主张容纳各派革命分子”的原则“是不可移易的”。严格地说：“以我在青天白日的旗帜之下，参加工作十五年之经验来看，党内时起纠纷，对外屡遭失败，并非敌人真正强大，实际我党太不健康，太不革命化了。”明确地指出：“所谓小团体私人团体，纯以乡土或感情而结合的，其目的在结党营私，既没有阶级的背景，自不能代表多数人的利益”。至于共产党，“他既是代表工农的政党，自有其独立性”，要求“各能认清合作的原则”。并且严肃地表示：“对于破坏党的组织的人，就应认作我们的公敌，即起拿起对付军阀同帝国主义的精神与之奋斗。”旗帜鲜明地进行了一次针锋相对的斗争，从而教育了军校全体人员，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军校中共产党人坚定的立场和态度。

　　在孙中山“武力与民众相结合”思想指导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对蓬勃发展的工农运动采取积极支持与保护的态度。因此，军校便成为工农运动的坚强后盾，政治部义不容辞担任了重要的组织角色，并把学生参加民众运动作为政治教育与宣传实习重要内容来安排。选派学生到农村、到工农团体中组织自卫武装，担任军事教练等等。

　　1925年6月19日开始的省港大罢工，对英帝国主义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军校师生在精神上物质上军事上予以巨大的援助。1926年3月14日，军校改组后半个月内即发动全校官长士兵捐款援肋，并组织学生走上街头为罢工工友募捐。8月25日，军校举行有师生2000多人参加的拥护省港罢工大会。广东省农工厅长陈其瑗、全国总工会代表刘少奇出席并报告了省港罢工经过及继续奋斗之方法。师生表示要以“铁血为后盾”，坚决支援省港罢工。政治部组织宣传队赴市内演讲。《黄埔日刊》刊出《拥护省港罢工专号》。熊雄在《省港罢工的面面观》一文中，分析了省港罢工的原因及其意义，指出“破坏罢工，摧残工农，尚不乏人，狡英未屈，关系革命根据地的安危甚大”。他说，省港罢工“在中国反帝国主义史上找不出第二个例子，然在世界工人运动中也算数一数二的”。他从国内国际和敌国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省港罢工，于反革命派不断打击，作了国民政府有力的外交后盾和永固的磐石，得到全世界无产阶级精神上物质上许多帮助，一定会实现罢工的最后胜利。

　　9月6日，熊雄为少年国际纪念日写了《今日之青年》一文，谈到社会向前发展，世界劳动运动和民族运动风起云涌。今日之青年，尤其是被压迫的青年，应该认清时代的潮流，担负历史使命，去参加广泛的革命工作，切不要做个时代的落伍者。在现在的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中，更有团结的必要。要求解放的希望比任何事情急切，这个解放的方法，就是“团结统一”“集中革命”，就是“联合革命势力，打倒反革命派”。

　　9月15日，熊雄为军官政治研究班毕业同学录作序，要求毕业同学“时时刻刻干革命工作”，“不但不使自己变成反革命或假半革命派，而且必当负责去打倒这类叛党害党的不良分子”，“以造就真革命的分子”，“要为党为主义即为被压迫的民众一一特别农工一一利益而奋斗牺牲”，“不可变节而有军阀性质的思想和行动，尤不可堕落而为武装的官僚，成为害民的蟊贼”；“要以党治国，以民众之拥护为基础，不容私人专政而妨碍民权的”，“我们既不可与敌人妥协，更不可疏忽我们的联合战线，我们决不可有联治派和国家主义派的误谬心理”，“才都不愧为一个出身于黄埔学校军官政治研究班的同学”。

　　北伐进军只几个月的时间，便克服了湘、鄂、赣三省，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急需大批的军事和政治工作干部，决定第四期学生2247人提前毕业上前线。第五期入伍生3000余人举行升学考试（并规定7月31日前入学为第五期，以后的为第六期），至10月招收第六期入伍生已达4000余人。另设学生军，没有录取第六期入伍生的考生可以报考，学习期限为九个月。并成立军士教导总队，在湖南等地招收学生，学习期限为六个月。同时还开办了各种军官学习班。除南宁分校外，还在武昌、长沙两地设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分校。此时，按教育的程序，军校大概可分为学生队、高级班、入伍生、学生军和军士教导队五类。军校直属的官生兵夫约有二万余人。他们来自全国26个省。并有缅甸、越南、朝鲜、南洋等地革命青年前来学习。这时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鼎盛时期，不少师生成为国民政府各部门和国民革命军各军的骨干。因此，军校曾被誉为“国民革命的中心”。

　　军校声名远播域内外，因而岛内外、省内外、国内外慕名前来参观、访问和学习的人络绎不绝。凡来校的国内外宾客，均由军校政治部派员接待和指导。有时，熊雄亦亲自参与。在介绍军校发展情况、教育情况的同时，着重宣传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国民革命运动以及与世界革命的关系。同时，还组织黄埔地区军民联欢会、黄埔农工商学兵联合会，以扩大黄埔的影响，实行武力与民众相结合，推进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

　　第四期学生升学后，即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教育大纲系统地授课，务求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培养出第一批军事政治工作干部。这也开创了中国军事学校培养政治工作干部之开始。因而第四期政治科学生演习、实习及毕业考试均严格要求。事先均有计划，在演习实习地点派员散发传单进行宣传，以示军民合作。熊雄亲任考试委员会委员长，务求培养合格的政治工作干部。他在第四期毕业同学录中重新题写了今年3月间发表在《黄埔日刊》上的黄埔杂诗“漫漫也应到黎明”以“录警同学”，表达了他对革命事业和前途的深遽的认识和喜悦的心情，鼓励黄埔同学忠诚于革命事业，坚定地走革命道路。

　　第五期入伍生升学后，于11月15日举行了升学典礼。熊雄写了《告第五期诸同学》一文，谈到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形势及其相互关系，明确认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是“现在压迫人们和被压迫人民相互争斗中的产物，漫漫长夜里的一颗明星，一线曙光下的革命营寨”。要求这个革命营寨里的分子知道自己“责任是如何繁重，使命是如何远大一一国民革命和世界革命”。并以革命同志的关系提出几点希望，一是在思想上贯通理论与实际，一是在行动上遵守革命的纪律，一是革命者必须有确定的革命人生观，要求同学“做一个忠实的革命者”，积极保持和发扬黄埔的精神，“不要为黄埔的败家子”，“不要为革命的障碍物”。

　　不久，熊雄认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成立将及一年尚无校歌，乃同政治教官陈祖康商量说：“五期生已升学，万事俱备，惟校歌尚付阙如，似乎有些说不过去，大家认为你对诗歌独有专长，拟请你作一校歌歌词。”陈祖康见情不便推辞乃提出请音乐教官林庆培一同商量，议论了校歌的大意、格调和轮廓，于是陈祖康很快就将歌词交与林庆培谱曲。此后，这首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歌（通称黄埔校歌）便在军校内外、大江南北传唱开来：

　　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主义须贯彻，纪律莫放松，预备做奋斗的先锋，打条血路，引导被压迫民众携着手向前行，路不远，莫要惊。亲爱精诚，继续永守。发扬吾校精神，发扬吾校精神！

　　武昌分校于1926年10月间筹备。移驻武昌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电令黄埔校本部第五期政治科迁往武昌，熊雄与方鼎英“因念政治科全体迁移”，“未免使本校成了一种畸形的状态，故未即行迁移”。后来，邓演达返回广州，与方、熊协商，还是“决定迁移”。11月底，熊雄对第五期政治科学生作了最后的训话，着重谈了纪律问题。他就军纪与党纪、相对服从与绝对服从、革命纪律与铁的纪律进行了论述。指出革命军是以民众利益为前提的，范围广、责任重，更非有极严的军纪一一革命的纪律不可。军纪又是党纪的一部分，党纪是能涵盖全部组织纪律，一切农工商学等团体不能违背或超越党的范围。其次谈到行军中应注意事项，要协同动作，“充塞黄埔革命的精神，布满黄埔学生的荣誉”，要理论与实际的应用。最后谈到使命问题，就是继往开来，给武昌分校在一切思想行动为他们的表率，要做进攻内外敌人的先锋队，成为真正革命军的指导者，实现孙文主义的全部，完成国民革命，担负起世界革命的重任。政治部并给移往武昌分校的学生制订了赴武昌旅途二十几天的宣传大纲，要求同学们“一天不忘担任革命工作”。

　　接着，第五期炮工两科学生亦迁往武昌。熊雄也和他们作了临别训话，首先就去留表示了意见，他认为这是革命发展的结果，并非一去一留的问题，而是要继续和扩大黄埔精神。一要充分了解革命理论，二要军事学术多求心得。接着便谈到生死离别的新意义，为“劳瘁而死”，“作战而死”，“都是为了革命而死”，“意义是很大的”。我们“还要继续去牺牲，去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若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死，为了恋爱而死，为了军阀作走狗而死……等等毫无意义之死，即使死了成千成万也不相干，并且还是死于非命。若是为了革命而死，只是死一人，意义是很大”。在后方，也要有同样的牺牲精神，无论对军阀或帝国主义者都应采取革命的手段去对付他。你们这次移往武昌，实际是革命行动的开始，是纪律的尝试，理论的实验，精神与物质关系的处理，全靠革命的精神，这也是“跑到黄埔军校来”的本旨。希望把黄埔精神一同带去，并且发扬光大到全国去充实我们的革命战线，扫除一切革命的障碍物，才能使革命成功。

　　1926年12月初，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往武昌。12月14日，熊雄被任命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代理主任，全面负责军校政治教育工作。此时，中共广东区委军委书记周恩来调上海中共中央工作，所遗一职由熊雄兼任。12月1日，恽代英政治主任教官奉命调前方服务，军校政治主任教官一职由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后方留守主任孙炳文兼任。政治部于12月4日召开第五期第一次教务会议，新任政治主任教官孙炳文等政治教官11人出席。熊雄说，过去恽主任教官常川驻校，遇事能负完全责任，亦无时常开会之必要。故至今日始有第一次会议，今后除教务会议外，每月还有教育会议，各举行两次。军校改组后，原只有训练与政治两部，训练部负军事教育及全校管理之责。政治部只负全校政治教育之责，后因工作便利起见，特规定所有政治教官关于教授方面及管理方面诸事务，都归政治部统辖之。会议讨论了政治课的主讲的政治教官15人及其分担的科目和政治讨论会、政治测验、政治问答的安排。

　　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工农群众运动迅猛高涨，军校在国内外声望的提高，博得被压迫民众和民族的称赞。同时，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内部原有的矛盾也明显地尖锐起来，国民党右派势力也日益加紧进行破坏活动，而且得到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的支持，广东的国民党右派和军校内的反动势力的破坏活动也日益猖獗，熊雄始终不渝地率领党团员和左派分子，坚决贯彻党的指示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坚持不懈地对破坏国共合作、反对国民革命运动的言论和行为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使军校始终保持了旺盛的高涨的革命气氛，成为支援北伐战争的坚强后盾。

　　留在广州的黄埔同学会也是有恃无恐地秘密调查和监视军校师生中共产党员的活动。对第四期学生揭露队上官长虐待学生、贪污不法以及驻军压迫农民工人等情事则坐视不理，反而责难行将毕业的同学们“难以应付”，甚至指诬学生们这些正当的意见和合理的要求是“校政治部主任熊雄有计划的策动”。黄埔同学会秘书曾扩情迫不及待地书面密报蒋介石。并派第三期同学陈超径送南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蒋介石见到密报后甚为恼怒，“当即埋下了残酷镇压军校中共产党人和对熊雄的杀心”。侍从秘书蒋先云见状劝说：“这是同学们中的事情，同学们如同小孩子一样，吵吵闹闹的情况在所难免。”表示愿回广州进行调处。蒋先云如言从前线返回黄埔，在一次集会上报告了北伐战况，谈到组织同学会的意义，是团结革命力量，把黄埔造成革命力量的中心，不要时起纠纷，要无条件的团结起来，努力去做国民革命工作，并且强调地说：“以革命和不革命为标准，是革命的，俄国人都要联合，不革命的就是同学也要打倒。”

　　1927年1月1日，熊雄和方鼎英等人在《黄埔日刊》出版的增刊上发表了专文。熊雄写了《一年来本校之政治工作》，简明扼要地回顾了一年来的政治部工作。“希望同志们批评，俾今后之工作有待改进”，“实革命利益所在”。

　　1月4日，军校举行新年各界联欢会，到会的有省城40多个团体和驻军代表1000多人，校本部官生和入伍生、学生军、军士教导总队的代表6000多人。熊雄担任总指导，会场两旁标语是：“拥护三大政策”、“消灭反革命派”。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党的主张和大会的主旨。各界代表热烈发言，表示要巩固北伐的胜利，统一全中国。会后，各界代表参观了烈士墓。熊雄向他们报告了两次东征经过及其意义，严肃地指出，要珍惜革命先烈的鲜血，把国民革命进行到底。

　　军校政治教育及宣传工作胜利地进行，使得校内反动势力极端的恐惧，他们与广东省内国民党右派势力相互呼应，对熊雄有力的工作进行无端攻击和横加干涉，熊雄和政治主任教官孙炳文等，经常分析形势，研究如何团结左派、争取中间势力，回击右派的破坏活动。在坚持正面的教育与宣传引导的同时，注意运用各种纪念节日，组织活动，集中宣传孙中山三大政策和国民革命运动。并在《黄埔日刊》刊出每周口号，指明当前的形势和任务。如1927年元月第一周口号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振起新精神！勤求新知识！抱定革命人生观！拥护革命新势力！巩固北伐胜利！今年统一全国！”二月第一周口号是：“去掉不良嗜好！专心革命工作！勿有虚荣心理！勿贪安逸生活！联合国际势力！收回租界主权！主张废除旧历！扩大民众宣传！”三月第一周口号是：“恪守亲爱精诚校训！光大本校光荣历史！勿忘本校誓词！勿受敌人诱惑！努力增大党的威权！反对帝国主义到底！拥护全国政治罢工！促进世界革命运动！”三月第三周口号是：“拥护总理遗嘱！奉行联俄政策！奉行联共政策！奉行工农政策！严禁妥协调和！拥护革命领袖！勿忘巴黎公社经验！为‘三一八’烈土复仇！”四月第一周口号是：“誓报英帝国主义屠杀之仇！立要沪宁外兵出境！保障沪宁民众政权！严惩沪宁反革命派！继续阵亡将士奋斗！上海政治罢工工人万岁！本校全体党员大会万岁！”通过这一系列政治教育和宣传工作，使得党的主张和指示得以有效地贯彻，从而有力地巩固和增强了革命势力的地位，揭露和回击了反动势力的破坏。

　　北伐军攻克南昌后，蒋介石曾一度主张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往武昌，以提高党政威信。可是到1927年1月，蒋介石又借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而且对广东后方和黄埔军校进行了更加严密的控制。甚至连军校补充一名政治教官，都要请示和得到南昌总部的批准。

　　1月初，由奉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来到广州的共产党人刘弄潮，政治主任教官孙炳文介绍他到校本部找熊雄谈到军校任教事，熊雄当即表示欢迎，并说：“现在补一名政治教官，都要请示南昌总部，这是一种新情况。我马上去电报，一有回电即告诉你。”月中，熊雄来到孙炳文的广州寓所告诉刘弄潮任教事，说：“总部回电不予同意。这是意料中事，他们就是不让共产党人进黄埔。”由此可知在军校工作的共产党人工作的艰难与环境的险恶。但是，熊雄格外注意利用各种有利的条件，开展政治教育和宣传活动，以巩固和扩大党在工作中的作用和影响。

　　1月21日，《荑埔日刊》出版了列宁逝世三周年纪念专号，发表了熊雄等人的纪念文章。23日，军校师生举行了纪念大会，方鼎英、熊雄和苏俄顾问分别讲话，赞扬孙中山与列宁是当今世界两大革命导师。并派学生500人及宣传队12队分赴各地宣传。熊雄在《列宁与黄埔学生》一文中高度赞扬了列宁伟大的一生，列宁“他只知他是时代中的革命工具，他认识时代，他为时代需要为被压迫民族的需要而死，死后留下了不死的主义！”简述了孙文主义和政策与列宁主义和政策相得益彰的关系，要求黄埔学生“应是最勇敢的校总理的化身”，“应是最勇敢的列宁精神之模仿者”。

　　2月7日，军校为“二七惨案”四周年发表了《告民众书》，熊雄、韩麟符、杨其纲等分别为“二七”纪念专号撰文，号召黄埔学生及革命人民踏着“二七”先烈的血迹前进。熊雄在《“二七”在国民革命中之意义》一文中指出，“各阶级人民当然在帝国主义各种侵略方式压迫下，而有共同革命的需要”，其中以工人阶级“革命性尤为强烈”。二七运动充分表现中国无产阶级反抗帝国主义的伟大力量，黄埔学生在纪念“二七”时更应明确认识“中国工人阶级是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中之先锋队”，“没有工农之联合，就没有国际革命势力之联合”，“黄埔学生是代表革命民众一一尤其是工农利益而奋斗的先锋队”，要求黄埔学生“以血来拥护总理的农工政策！以铁来打倒一切反革命派！完成国民革命，实行世界革命！”

　　由于军校的影响日益扩大，1927年来校参观访问者迅速增多。有广东各界民众、海外侨胞，还有慕名而来的外国人士，计有国际工人代表、驻粤外交官员、新闻记者等。仅1月份就有86个团体1700多人，平均每日三至五批，政治部都认真组织接待。熊雄参与了多次较有影响的内外宾接待工作，有力地宣传了中国革命、国共合作及其创办的黄埔军校，以及进行北伐与世界革命的关系等。

　　日本外务省条约局长佐芬利暨日本驻沙面总领事等于1月11日来校参观，熊雄在午餐会上发表演说，在介绍军校历史及教育方针后说，本校之创办，不是为政府，亦不是为任何团体之利益，乃是为全世界为被压迫民族求解放，为全人类求和平。在谈到中日关系时，他说，所谓太平洋问题，即中国问题，亦即世界问题，并为中日美冲突的问题。希望日本新的外交家、学者和政府当局，应有自动自觉的国民外交，以实现所谓中日亲善及世界的和平。

　　2月7日，熊雄接见了来校参观的日本东京朝日新闻报社记者竹中繁子一行三人，对于中日两国妇女运动发表了意见。他认为“日本文化在东方之成绩，且为东西两大文化之结晶”，使得日本妇女“得受国民教育，而走上解放的道路”。“中国妇女自五四运动以及最近之五卅运动，伊等皆积极参加”。“中国妇女运动，已成为民族运动之一部分”，“一为参加革命，二要求政治的与经济的平等，三要求一般文化教育的平等”，“日前中国妇女运动，亦正朝此方向进行”。

　　2月21日，第三国际代表乐易、国际工人代表团法国代表曼诺汤姆、多理越、沙克，美国代表白劳德等来校参观，军校举行了师生6000余人参加的隆重欢迎大会，会场中悬挂孙中山和列宁遗像。熊雄最后致答词时说，今日的欢迎大会，乃是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实行携手的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光荣的。是我们黄埔学校一个永久的纪念。我们应振起精神，以促进世界革命，与他们一路前进，去打倒帝国主义。

　　3月14日，熊雄与来校参观的美国世界旅行家福赖奇女士等共进午餐，向他们介绍校史、组织及近来参观的情况。他说：因为作革命工作，没有什么秘密可以隐藏的，本校是被压迫民族办的，是公开训练武装革命青年的地方，更不怕任何人探视。本校军事官佐大半读日本士官学校、本国保定学校、云南讲武堂各处著名军事学者；政治工作人员来自国内外著名大学。学生方面，大学约占百分之二十，中等学校约占百分之六十，其他来自工农及被压迫的弱小民族之青年，不分国界，只要是被压迫富于革命思想的都可以来。他回答了福赖奇女士的提问时说，国民党是打倒帝国主义的，当然不愿再走回帝国主义那条路了，至于走共产主义，要视“将来社会经济变动而定”，“中国当然不能独立例外了”。

　　3月1日，在军校改组与入伍生部成立一周年纪念时，熊雄在《黄埔日刊》发表了《我对于本校“三一”纪念的希望》一文。他说，本校在中国国民革命进程中占了一个重要的位置，即是本校改组后，由单纯的军事学校而变成政治军事并重的革命党员制造所，在庆祝和希望中，我们应当知道“我们是为革命需要而来，不要忘了本校‘民族先锋’的光荣和总理创办本校的初意一一作革命的中坚，完成国民革命！”

　　3月3日，《黄埔日刊》创刊一周年时，熊雄为《黄埔日刊》周年纪念写了题词：

　　东方被压迫民族的呼声，革命军人的道路。

　　他在《纪念黄埔日刊一周年》一文中，谈到办报在“客观上有若干缺憾”，但“仍力求进步的”，“今后有两种盼望”，一要“供给我们做政治工作的材料”，二要“不客气地指正我们的错误”，使《黄埔日刊》“与日俱进”。

　　3月8日是第四期学生升学典礼一周年，也是改组后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期学生的开学纪念日，熊雄在《本校开学周年纪念之意义》一文中，指出本校“军事教育与政治教育之打成一片，即为本校生命之根本所在”。这一“军事与政治并重的教育方针，实由第四期学生之入校始完全实现”，并在北伐中“已表现出他们的伟大的牺牲和奋斗的精神”，“证明了本校教育方针的结果”。要求今后负责军事工作的人员“都能把学科和术科打成一片”，负责政治工作的人员“都能把理论和行动打成一片”，“更要求军事工作人员和政治工作人员打成一片，共同努力，以实现我们所负的使命！”

　　3月12日是校总理孙中山逝世两周年纪念日，军校师生举行了纪念大会，《黄埔日刊》出版了纪念专号，强调了三民主义不能离开三大政策，批评了驱逐苏俄顾问和排斥共产党员的种种举动。并于3月18日北京发生的“三一八惨案”一周年时，发表了《纪念“三一八”告全国民众书》，强调拥护校总理遗策，忽忘巴黎公社经验，警惕敌人破坏三大政策，为“三一八”烈士复仇。

　　3月24日，熊雄率领军校慰问队前往广州第一医院，慰问第四军北伐受伤归来治疗休养的官兵。

　　3月29日，军校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殉难16周年举行纪念大会，《黄埔日刊》刊登军校《告各界民众书》，表示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将国民革命进行到底。

　　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到上海后，进一步与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勾结，从革命内部破坏革命，广东国民党反动当局和军校内部的反动势力也露骨地配合，斗争越来越尖锐。这时，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率领代表团去武昌，准备出席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穆清（区委组织部长）、赖玉润（区委秘书长）等主持区委日常工作，根据中央指示，召开区委紧急会议，研究了当前的形势，设置秘密机关，采取各种措施，以应付突然事变，转移和保存党的骨干力量。熊雄遵照党的指示，坚守工作岗位，以大无畏精神坚持斗争，号召军校师生掌握革命方向，保持革命警惕，不断揭露国民党右派和校内反动势力的叛变阴谋。他一面布置一部分党团员和左派分子转移，以保存革命力量；一面采取各种合法的灵活的方式，同国民党右派势力进行了公开的坚决的斗争。

　　在阴霾四布的广东，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于4月3日举行了全体党员大会。“一万五千武装党员一致提拥护中央四大方案和改选反革命的广东伪省党部的议案”，“反革命的新军阀李济深等于此时遂含恨入骨”。到会的有军校官长、学员、学生、入伍生、学生军、士兵一万多人，总政治部代表孙炳文、省农民协会代表黄学曾、欧一平，广东工人代表大会代表刘尔嵩、夏锦泉，省罢工委员会代表邓伯明，第二军代表李汉蕃，妇女运动讲习所、中山大学和中央、省、市党部代表等及各界来宾5000多人。

　　到会代表孙炳文、黄学曾、刘尔嵩、邓伯明、李汉蕃和李林相继发表热情的演说。

　　熊雄代表大会主席团致答词，他说，今天各阶级各团体代表讲出了他们的痛苦，解除他的痛苦是我们革命的责任。全体党员同志务必看清自己的责任，加紧自己的工作，发扬黄埔精神，不然黄埔就会变成反革命的大本营。在革命发展而腐化的反革命空气正浓时，只有今天大会才能排除右倾的危险，国民革命成功不成功，就在于努力不努力，同志们，努力吧！

　　会后，举行了广州工农群众起来为保卫革命胜利果实的游行示威。

　　《黄埔日刊》于4月6、7两日对这次大会作了长篇报道。4月6日并在头阪发表了《生死关头》的时评，文中指出：“一切反革命的势力，极力的在施行软化和腐化的手段，以妥协、分裂革命的力量，所以在现在这个时期，是非常危险的。也就是国民革命的生死关头！”要求“严格的执行党纪，肃清党内腐败分子，巩固党的基础，以继续在已得到的北伐胜利，而完成国民革命！”“同志们，这是千钧一发的时候了，我们革命的国民党员，应该团结起来，努力奋斗，尽我们应尽的责任！”

　　在革命危急之际，4月8日，熊雄如约邀请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鲁迅教授来军校为师生3000多人演讲。鲁迅由军校职员、共产党员应修人前去广州市内迎接并陪同来到黄埔。

　　鲁迅在政治部主任熊雄的陪同下，来到大花厅。这时大花厅已坐满了军校师生，大家都想一睹这位大文豪的丰采。鲁迅作了题为《革命时代的文学》的演讲。

　　鲁迅在演讲中，热情讴歌了革命，他指出革命的终极目的是建立一个“人民的世界”。

　　他说：“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被压迫的人讲几句话，写几个字，就要被杀。”提出了“闭口杀人，开口被杀”的名句。他并举鹰与雀、猫与鼠的关系来说明这种关系，且从实际行动来论证革命武装的必要。而这也说明了鲁迅与熊雄、孙炳文等人的思想是不谋而合的，是肝胆相照的。这对军校师生和革命青年是一次革命的催化剂的作用，在黄埔军校历史上是值得书写的。

　　熊雄邀请鲁迅到黄埔演讲，是在一月《申报》载鲁迅由厦门大学来中山大学任教的消息想到的。他到孙炳文寓所告知刘弄潮“南昌总部不同意刘到军校任教”时，同孙炳文政治主任谈起的。并征询了在座的刘弄潮的意见和委托刘去商请的。鲁迅当即向刘弄潮表示同意，并说“怕起不了什么作用”。尔后，刘弄潮回覆“鲁迅已同意到军校演讲”时，熊雄十分高兴地说，“日后派人专门正式邀请”。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逮捕和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尔后在南京另组国民政府，宣布从广州迁至武汉的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一切决议为非法。陈独秀、谭平山、林伯渠、徐谦、吴玉章、恽代英、毛泽东、熊雄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193人名字被列在“南京国民政府第一号通缉令”上。

　　13日晚，中共广东区委召开了党的负责干部紧急会议，指出当前的紧急局势，提高警惕，准备战斗，采取措施，应付突变。广东的国民党当局李济深于14日从上海回到广州，当日下午6时即与钱大钧、朱家骅等策划广州的“清党”反共，决定15日凌晨全市戒严，发动疯狂的反革命大屠杀，并派出军舰监视黄埔军校附近海面。14日晚间，李济深、钱大钧等与军校教育长代校长方鼎英“熟商”“处置”军校共产党人的办法。他们害怕军校共产党影响大，左派力量占优势，处置不慎会引起暴动，而不敢轻易下手，因而方鼎英认为：“军校政治部诚然被共产党把持，根深蒂固”，熊雄是“公开的共产分子”，然“此举关系全校安危，稍一不慎，难免不演成流血惨剧”。特别是逮捕熊雄，“深恐赶狗逼墙”，“难保不打草惊蛇，暴动起来，激成大变”。于是向李济深提出给“三天时间”，要“采取特殊的和缓的手法”即“釜底抽薪的策略”，“不动声色”“决处下去”。“熟商”结束时，已是15日凌晨2时，市内“枪声四起，交通断绝”，方鼎英从“广州不能回黄埔”，便去入伍生部，“下令驻省之入伍生团营执行逮捕”，当日第二团即逮捕共产分子20多人，翌日又补捕40多人。第一团亦于接令之日一次完成逮捕共产分子。一二两团共计约200余人。至15日天明7时，方鼎英见市内入伍生团营按他的计划执行，“始得回校，要在当时举行清党，已经措手不及了”，乃与校内“负责长官再三商量”校本部的“清党”反共办法。

　　4月15日清晨，熊雄已知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等社会团体均被抢劫查封，工农纠察队已被缴械，共产党员及各组织的干部均遭逮捕和枪杀等情况。根据中共广东区委军委留守处“保持镇静，提高警惕，等候中央指示”的通知，与政治部的共产党员商量，并秘密通知一部分党团员离开军校。这时，熊雄的七弟宽和（任远）在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总队任职也无有消息，乃着政治部总务科职员黄某（宜丰人）携款200元去市内打听他七弟的下落。可是广州市内一夜之间竟变成了恐怖世界，大街小巷遍地尸体，搜捕的军警见到蓄短发、穿西装、外乡口音的便严厉盘问，黄某见此景状，便搭船去了上海。

　　4月15日深夜，方鼎英出面找熊雄谈话，妄图逼迫熊雄就范，熊雄当即斥责蒋介石叛变革命，是不共戴天之仇，表示：“要将一腔热血洒在黄埔岛上，与黄埔共始终。”方鼎英害怕熊雄的行为会引起校内革命师生的反响，乃劝“熊雄出国留学”，并派校长汽艇“送去香港”。熊雄当即提出“要光明磊落离开黄埔，行前与军校师生谈一次话”。方鼎英于16日晨召集全校师生在校本部礼堂，熊雄作了简短的讲话，勉励师生恪守孙中山的遗嘱，将国民革命进行到底。熊雄讲完话后，到会师生列队将他送至码头登上汽艇。这时，在场的中共广东区委驻校特派员、政治部宣传科发行股股长饶来杰见熊雄所坐汽艇已驶离江岸，即去广州市内军委留守处汇报。

　　接着，方鼎英即在校本部师生中开始逮捕共产党员和左派分子。他在1927年《报告总座本校一年来的概况》中说：“现逮捕之共产分子共四百多人，尚在严重看管之中，已电请核办矣。”

　　由于熊雄是蒋介石下令通缉的“共产分子”，国民党广东反动当局非常害怕逮捕熊雄落空，乃在布置军警搜捕中作了特别交待，即在盘查当中，听说是“姓熊的江西人”，即行扣押，可见蒋介石和国民党广东反动当局对熊雄的恐惧和仇恨。当时，一在广州的江西南昌籍熊姓男子，即在盘查时回答了“江西人姓熊”而遭到逮捕关押数年，备受迫害。后以熊雄已被国民党广东李济深当局逮捕杀害，乃找保释放回籍。由于这于缘故，以致在40年后的“文化大革命”初期却出现了这样一件怪事，当时在江西省级机关工作的熊雄胞侄的妻子，即受到这名熊姓男子的侄子们的“造反”，他们说：“因为你们家的熊雄，使我们家的伯伯在广州白白的坐了几年牢！”从而反映了熊雄这一名字在20年代中国大革命时期黄埔军校的声名和影响。

　　熊雄所乘汽艇驶至珠江江心，即以“机件失灵，停下检修”，监视黄埔海面的中山舰见江心有一汽艇，即驶近询问艇上坐的什么人。艇上人员回答：“熊主任在艇上。”中山舰上官员知熊雄是共产分子，是国民党广东李济深当局下令缉拿者，即将熊雄秘密逮捕。当时即有“黄埔同学会”分子两人持抢登舰，企图就地杀害熊雄，舰上官员当即拒绝，并于当日深夜投入公安局监狱特别室。五月初的一个深夜，将熊雄转囚南石头监狱西楼。

　　南石头监狱，位于珠江南岸白鹅潭畔。珠江两岸设有互为犄角的两座炮台，一为南石头炮台，原称镇南炮台，一为车歪炮台。南石头炮台附近是一片荒坡沙滩及一些零星渔棚。民国初年将南石头炮台改成监狱，名曰惩戒场（惩教场），大门上有“惩戒场”三个字。当时，南石头监狱囚有黄埔学生、知识分子、工农活动分子等数百人。最早来的是黄埔入伍生，他们是以行军式押解来的。他们对此突发的反革命政变，毫无思想准备，不免抱有疑惑、不安、惋惜或恐怖的思想情绪。熊雄一到南石头监狱，自知为党工作时日不多，虽已身陷囹圄，仍然抓紧时间，争分夺秒地为革命而继续斗争着，利用早晚两次放风的短暂时间，同被囚的学生交谈，告诉他们，干革命总会有牺牲，团结起来争取出狱，革命最终必定胜利等道理。并说，这次事变，不是一时的风波，而是中国革命关头的转折点，大家要作长期斗争的打算，要组织起来，团结群众，实现“监狱是革命者的学校”，学会与敌人作斗争。又说，如果我能够出去，定当向党报告，给予你们指示。否则，你们定要千方百计，寻求与狱外党的联系……他的这种对党忠诚、顽强斗争的大无畏气概，为同狱难友们做出了榜样。他的这种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英勇气概，极大地鼓舞了难友们顽强斗志和坚定信心。

　　每次放风时，囚禁在单间的熊雄也不出来，只是站在房门边，从小窗口默默地望着从他面前走过的难友，难友也向他投以打招呼的目光。一些黄埔学生还说“熊主任你也来了”，他只是点点头。

　　一次放风时，隔着两个房间的黄埔入伍生宋时轮（际尧）经过熊雄房间门前时，从小窗口向熊雄打招呼：“我是五期入伍的，因病转到六期，参加过张庆孚（入伍生部政治教官、共产党员）召开的会议。”熊雄立即明白了宋时轮是共产党员，便约他下次谈谈狱中难友们的情况。

　　当时囚禁在南石头监狱的黄埔学生、入伍生等有数百人，大多是20多岁的革命分子和进步青年，大家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不安和恐怖情绪，觉得自己投身革命，还没有直接同帝国主义和军阀走狗搏斗，就这样年纪轻轻的无声无息地死去。对自己这样的悲惨结局，心中甚为惋惜，同时对于反革命者的野蛮屠杀，显示出非常的愤慨，甚至有的人在睡梦中也会惊叫起来。

　　一天，宋时轮向熊雄谈了狱中难友们这些思想情绪和行为表现，熊雄没有直接作答，而是神态自然地询问：“你是哪里人？”

　　宋时轮说：“醴陵上洪村人。”

　　“这个村子有多大？”

　　“有上中下三个村子，我只知道上洪村的情况。”

　　“上洪村有多大？”

　　“有五百多户。”

　　熊雄又问：“有钱、收租、放债、做官、作大生意的有几户？”

　　宋时轮脱口而出：“有三户。”

　　“有点钱也放债，有点田也出租，还做些生意的有多少户？”

　　宋时轮默默地算了一下：“十三四户。”

　　“他们十六七户男男女女有多少人口？”

　　“五十六七人。”

　　熊雄接着问道：“还有五百户是些什么人呀？”

　　宋时轮激动地说：“都是些没有钱用、没有饭吃、租田种、打零工、借债的人……”

　　“他们共有多少人？”

　　宋时轮略略地算着：“一千五六百人，其中有讨不起老婆的单身汉，有无子无女的孤寡残疾等等。”

　　“打起架来，谁打得赢呀？”

　　宋时轮毫不迟疑地说：“那我们打得赢，我们人多有力气，他们人少又没有力气，我们一个人一个指头，也打得赢他们。”

　　“对！全世界没有钱用没有饭吃的人联合起来，就可无敌于天下，只有劳苦大众、工人农民联合起来，才能打败他们，最后一定取得胜利！我们到黄埔，就是做这件事。现在，有什么担心，有什么可怕，有什么动摇，我们是干革命的呀！大家想一想，想好，明日再说。”

　　熊雄严肃地接着说：“告诉大家，不要怕，要杀头，首先杀我这样的人，我不怕，你们还怕什么！你要把这些话原原本本告诉大家。”

　　在与宋时轮交谈的同时，熊雄也和其他黄埔学生入伍生谈过同样思想同样内容的话。宋时轮和难友们思想豁然开朗：我们到黄埔来干什么的呀？干革命的。干革命怕什么！团结好活下去。同外边取得联系……不安情绪、恐怖情绪，甚至某些动摇情绪，逐步在消除，革命意志、坚持斗争意识、为革命而牺牲的信念，逐步在加强。狱中的氛围起了急剧的变化。

　　又一天，熊雄问宋时轮：“你想清楚了没有？大家还有什么想法？”

　　宋时轮说：“想清楚了，许多人也想清楚了。”

　　熊雄高兴地说：“这样就好。你们同人家讲事情，要讲大家懂得的事情，同年轻人讲事情，要讲年轻人熟悉的事情，这样才会有作用。切忌讲别人听不懂又不熟悉的事情，更不能讲大话、吹牛的话，。要知道人家熟悉的是什么，要看到人家在想什么，要把各人熟悉的所想的引导到当前的紧迫的问题上来一一也就是现在社会最根本的毛病是什么？在哪里？中国社会的毛病只有用革命的方法才可以治好。我们黄埔是干什么的？就是干这个事情的，就是为了没有钱用、没有饭吃的穷苦大众得到解放。”

　　5月17日晚上，狱方提审时，叫到熊雄的名字。熊雄意识到，国民党广东反动当局对他要下毒手了。他以革命军人镇静自若的态度高声地说：“好！我走了。”就这样地告诉同狱的难友们：“我们永别了！”难友们都静静地站在各自房门前的小窗口处默默地望着，埋藏着对战友即将被杀害的悲愤。熊雄被广东国民党刽子手杀害后，遗体被装入麻袋沉入南石头监狱附近的白鹅潭内。黄埔军校前教育长代校长方鼎英在1961年写的《黄埔军校“清党”回忆》一文中说：“杀熊（雄）者，李（济深）钱（大钧）朱（家骅），误熊（雄）者，实我自己，言念及此，悲愤之情，真是罄南山之竹，亦不能书其万一。”

　　熊雄当时还告诉宋时轮等同志：“萧楚女被枪决了，熊锐也牺牲了！”表示了他对战友们牺牲的沉痛的心情和深切的悼念。他的话语中告诉大家：干革命总会有牺牲，要以极少数人的牺牲，去争取工农大众的幸福。熊雄在南石头监狱大约十天的光景，却留下了革命的火种。在1928年之中，狱中难友们在共产党员的领导下，同狱方开展了数次的静坐绝食斗争，在这些斗争的基础上，与外边的中共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在狱中组织了中国共产党的特别支部，领导难友们争取改善政治犯待遇的斗争，直到抗日战争兴起，在党的营救下，他们都脱离了魔窟，重新走上了新的战斗。

　　1988年4月，中共广东省委出版的《南石头监狱的斗争》一书就这样地写道：

　　政治犯最早解到南石头监狱的是黄埔军校的入伍生……熊雄一到，即分别和他们接触，并争分夺秒地和他们谈话，一再告诉同志们说：“此次的事件，不是一时的风波，而是中国革命关头的转折点，大家要作好长期的打算，组织起来，团结群众，实现‘监狱是革命者的学校’……你们定要千方百计的寻求与狱外党的联系……”他在英勇就义之前给我们留下了“组织起来，团结群众，巧妙斗争，迎接光明”的教导，点燃了狱中斗争的火把。熊雄虽然已牺牲多年了，但难友们一直在怀念他，他点燃的铁窗烈火一直在燃烧。尽管敌人如何残暴，仍然无法扑灭熊雄烈士点燃的狱中烈火。

　　地址 100022   北京朝阳区广渠路66号院17号楼1907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