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参加广州起义的共有四位联共（布）、共产国际代表，其中被研究得最多的是诺伊曼，研究者普遍认为诺伊曼"在这次起义中的主要作用是消极的，他的错误指导是这次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实事上，并不是这样，诺伊曼在广州起义中的作用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广州起义前，共产国际派出斯大林比较信任的诺伊曼前往广东去指导广州起义，他担负着起义最重要的角色，广州起义前，作为共产国际的主要负责人，对起义的态度是坚决的，他即没有象过去说的那样不赞成起义，更没有与粤军张发奎、黄琪翔谈判妥协，他力主起义的态度是十分坚决，对起义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是诺伊曼在广州起义中必须要肯定的，过去对诺伊曼的历史误会也要清除。消极的一面表现在，起义前，诺伊曼错误的提出一套极"左"的指导方针，后因起义时间提前，他的那套从教条出发的错误计划也随之破产了，否则，不知会给革命带来多大的损失。起义时，诺伊曼又主张坚持守广州，提出"进攻进攻再进攻"，给起义带来了重大损失。

　　关键词：诺伊曼   广州起义    共产国际代表

　　广州起义失败后，共产国际对广州起义失败原因的问题进行讨论，1928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所作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指出："在政治上对共产国际负责的直接领导人纽曼对广州起义的失败是有责任的。" 因为在广州起义期间，共产国际代表纽曼是这次起义"在政治上对共产国际负责的直接领导人"

　　共和国十大元帅的聂荣臻，广州起义时，在中共广东省军委任职，1983年他撰写的《聂荣臻回忆录》中说，当年参加广州起义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代表有三人，"为首的是德国人诺伊曼，是个'钦差大臣'" 诺伊曼有时被也译成牛曼、纽曼、威尔曼、罗曼，中国人习惯称他"诺伊曼"或者"纽曼"；"还有一个苏联人叫霍希思特，是位将军。" 霍希思特有时被译作哈西斯或者何锡思，他是苏联驻广州总领事馆副领事；"另外一个他记不上名字" 随着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新的档案资料的公布，聂荣臻记不上名字的那位代表，应是谢苗诺夫，他曾经化名安德烈，广州起义时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顾问。实际上，参加广州起义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代表不只聂荣臻说的三个人，还有当时苏联驻广州领事馆的总领事波赫瓦林斯基，他化名韦谢洛夫，也参与了对广州起义的指导。

　　四位联共（布）、共产国际代表被研究得最多的是诺伊曼，研究者普遍认为诺伊曼"在这次起义中的主要作用是消极的，他的错误指导是这次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实事上，并不是这样，诺伊曼在广州起义中的作用有消极的一面，更有积极的一面。

　　一：共产国际派出斯大林比较信任的诺伊曼前往广东去指导广州起义。

　　1927年8月3日，南昌起义军开始南下广东，以求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再举行第二次北伐。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张太雷被任命为广东省委书记,中共广东省委根据"八七"会议决议的精神，决定待南昌起义军逼近广州时，发动广州和附近工农群众武装起义。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很快批准了广东省委的决定。

　　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的建议是加伦提出的，加伦是1924年来到广州的，随后，三年间一直是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首席军事顾问，1927年夏回苏。因为大革命时期，广东一度是革命的中心，工农运动开展得比较好，联共(布)、共产国际对占领广东寄予很大的希望，还可以"占领海口，以争取外援。" 所以，加伦的提议很快就得到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同意，1927年8月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致电加伦："您关于汕头等等的意见，我们认为都是正确的。" 8月13日，苏联最高领导机关又给罗米纳兹、加伦发去电报，电报中说："广东的暴动应在成立真正革命的国民党政府、切实实行土地革命并同共产党结成紧密联盟的口号下进行。"

　　1927年9月14日，苏联红军参谋部第四局举行会议，讨论有关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后的前景问题，参加会议的多是大革命时期驻华军事顾问，会议上有两种不同意见：有的对前景抱乐观的态度；有的对前景抱悲观的态度。其中，戈列夫就十分乐观，他认为："如果对这支队伍进行相当大胆和精明的军事领导，它就会有足够的力量来占领不仅汕头地区，而且整个广东。" 他甚至以为"只要有1．2万到1．5万人，打败李济深的4万人是毫不困难的。" 。契赫伊泽对广东的农民运动也有较高的估计，认为"在广东，农民运动一直在蓬勃发展，如果有有力的军事领导和有高超的政治领导，它在军事方面就能够更加扩展开来。部队的到来将大大加强这个农民运动。占领广州，然后占领湖南，并向长江一带进发--这是可以指望的前景，是完全可能的事" 。抱悲观态度的却不是太多，斯卡洛夫就认为：南昌起义南下广东的队伍大约有12000人，"要占领广东，这么点人是相当危险的。"

　　会议上，持乐观态度的人稍占上风。9月1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即决定："在三周内准备好向中国派遣两名高级军事人员和十名中级军事人员" 还"将呆在库伦的41名中国人分成几个小组派往广东，听候H部队革命委员会的调遣。" 文中"H部队" 指的就是南昌起义的部队，用领导人贺龙的第一个字母替代。为了进一步增强广州起义的力量，9月2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又决定："立即从孙逸仙大学学生中选出十名最坚强和最忠实可靠的共产党员，派他们经欧洲去广州。" 还致电已经在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认为有必要在广东的工业城市里建立工人、士兵和手工业者代表苏维埃。" 为了加强对广东方面的指导，共产国际还派德国共产党员诺伊曼前去广东。

　　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7月下旬，共产国际派格鲁吉亚人罗明纳兹接替罗易和鲍罗廷为共产国际驻华的全权代表，由于诺伊曼在20年代初曾参加领导过德国工人起义，被共产国际看作是善于组织城市暴动的能手，就以罗明纳兹助手的身份与罗明纳兹一同来华。可见，被派往广东指导广州起义的诺伊曼是非常重要的，他担负着起义最重要的角色，所以，后来聂荣臻等人的回忆录在提到广州起义的共产国际代表时，常常只讲到诺伊曼，其他三位代表，有的名字都不记得了。

　　二：是诺伊曼不赞成广州暴动吗？他是否提出过与粤系军阀进行妥协谈判？

　　1927年9月24日，南昌起义军攻克广东汕头，但是，9月30日至10月3日，南昌起义军在潮汕的汤坑和三河坝两地连续失利，只有少数部队在朱德、颜昌颐等同志率领下分别退向闽赣边界和海陆丰地区。这一切使我党在南昌起义部队配合下发动广州工人暴动的计划落空了。中共中央也致信广东省委，认为"叶、贺既已溃败，在最短时间暴动夺取广东全省政权的计划，暂时已经不可能，因叶、贺之溃败而停止各地之暴动。""广州暴动的计划应即停止。"

　　但在诺伊曼的指导下，广州起义的准备并没有因此而停止，而是在继续进行积极的准备中。1927年10月15日，在香港举行的中共南方局和广东省委的联席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诺伊曼指定张太雷、周恩来等六人为南方局委员，会议还通过了《中共广东省委通告（第十四号）》，提出了接下来的工作纲领，认为："贺、叶军队的失败，并没有增加敌人的稳定，反而更引起剧烈的内部冲突。" "工农运动的高潮非特不因东江军事失败而低落，实际上更形高涨。" 所以广东的暴动"还不应停止，而应努力扩大，" 。

　　其实，早在1927年9月下旬，广东粤军军阀张发奎、黄琪翔率国民党第二方面军进驻广州，这就导致了与原来占踞广州的桂系军阀产生矛盾，11月中旬，张发奎、黄琪翔与桂系军阀终于发展成了公开的武装冲突。11月17日，张发奎派军队包围李济深、黄绍竤的公馆，当时，李济深被汪精卫拉到了上海，黄绍竤在得到别人通风报信的情况下，才得以逃回广西，桂系驻广州部队的武装被解除，张发奎夺取了广州的全部政权。黄绍竤回到广西梧州后，立即布置军事，准备进攻广州，此时，驻潮汕的陈济棠部和驻阳江的徐景唐部也秉承李济深的旨意，准备配合黄绍竤从东、南两面夹击广州。在广州受到三面夹击的情况下，张发奎的主力部队不得不倾巢而出，留守广州的只剩下第4军教导团和警卫团及少量部队和保安队1000多人，乘张发奎在广州统治危机之时，我党再次酝酿在广州组织武装起义。此时的张发奎、黄琪翔也多次派代表要求同共产党谈判，寻求如何保护广州。

　　广东省委对张发奎、黄琪翔不抱幻想，再次主张起义，但联共(布)共产国际的一位代表却主张拉拢张发奎、黄琪翔，11月22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就曾提到："毛子对张幻想，主张我们拉拢张发奎，曾与省委同志吵过一次。现张发奎又要见我们最高负责同志，毛子又与广市[委]争论，现市委来信要我即去广州解决。"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5月出版的《广州起义》一书，注释"毛子"是"此指纽曼" ，不少研究者也都认为，文中的"毛子"就是诺伊曼。

　　其实，这是一个历史误解，当时说的"毛子"指的是谢苗诺夫，时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顾问。查阅有关资料，你会发现诺伊曼当时并不在广州。当年广州起义的领导人黄平，揭开了这一历史谜团。黄平回忆说，在1927年"11月初，曾奉中央之命到上海去过一次，""在那里，遇到第三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和纽曼，""罗当天就要离沪回国，纽曼留下来。我记得某天晚上到过拉祖英娃家里，纽曼也在那里，向他们报告了广州斗争的情形。" 据查，罗米纳兹是在临时中央政治局11月扩大会议之后，离开中国回莫斯科参加联共（布）十五大的，黄平在上海见到罗米纳兹和诺伊曼，应该是在罗米纳兹回莫斯科之前，时间是11月中旬。临时中央政治局十一月扩大会议后，诺伊曼又在上海停留了几天，驻广州的联共(布)代表与广州市党组织关于是否同张发奎、黄琪翔谈判的争论就发生在这期间。再查阅一下，诺伊曼是何时回到广州的呢?《广东政治报告(二)》（1927年12月5日），提到"二十六日黄平、吴毅、陈郁、沈青及王强亚及新由港返之德国毛子在广州开了一个常委会，讨论广州暴动问题，决定立即暴动" 。文中的"德国毛子"指的就是诺伊曼，可以推断，诺伊曼从上海回到香港，因为开会的时间是11月26日晚，他应该是11月24日或25日到广州的。

　　我们还可以根据《广东政治报告(二)》一文进行认真比对，证明诺伊曼没有提出过与粤系军阀进行妥协谈判。1927年11月18日，广州召集了一个2000人的群众大会，会后，"在粤之毛子对省委的意见认为暴动是不应该的，他即召集张善鸣、吴毅、贺昌等开会，他发表意见，主要的是说：张发奎与李济琛的冲突是小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的冲突，我们如果现在广州暴动。即是帮助了李济琛。他主张以共产党军事委员会名义和黄琪翔说话" 当时，张发奎不在广州。文中提到的是"在粤毛子" 是谢苗诺夫，因为在这篇文章中接下来称诺伊曼为"德国毛子"，当时，谢苗诺夫是中共中央军事部的顾问，只有他才能"以共产党军事委员会名义和黄琪翔说话"。广州起义失败后，1928年2月15日，谢苗诺夫在莫斯科向苏联军事人员作关于广州起义的报告 。谢苗诺夫也承认他是主张同张发奎谈判的，谢苗诺夫说："说服张发奎，特别是说服黄琪翔投诚的工作，一点有投有做。本来这种可能性是有的。"黄琪翔"是张发奎的助手，是个杰出的年轻将领．对苏联和共产党有一定的好感，他在自己军队里留容共产党员比谁都久。""我一直坚持必须同他进行谈判。共产国际代表团却对谈判下了'禁令'。只有个别一些军事人员主张谈判。" 文中的"共产国际代表团"指的就是诺伊曼。

　　1927年11月29日，诺伊曼致电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电文说：张发奎"采取了明显反动的方针，逮捕工人，驱散罢工者。工人强烈不满，情绪激昂"。"市内除警察外只有三个团，其中在特别独立团里，共产党支部很强大，领导着大多数士兵和党员。在第二团(即也很大。海丰地区的农民暴动正在迅速发展""我们决定在广州采取准备起义和成立苏维埃的坚定方针。""张发奎和黄琪翔不止一次非正式地要求会见，""我们拒绝了。实际上我们还没有确定起义日期，因为鉴于上述决定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恳请你们立即向广州发出指示。"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广州起义前，作为共产国际的主要负责人，诺伊曼对起义的态度是坚决的，他即没有象过去说的那样不赞成广州起义，更没有与粤军张发奎、黄琪翔谈判妥协，他力主起义的态度是十分坚决，对起义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是诺伊曼在广州起义中必须要肯定，过去对诺伊曼的历史误会也要清除。

　　三：起义前，诺伊曼错误的提出一套极"左"的指导方针。

　　决定发动广州起义后，随后就组成了以广东省委常委张太雷、周文雍和黄平三人组成革命军事委员会，张太雷任总指挥，诺伊曼也参加了发动起义的组织和领导工作。

　　在制定起义的行动计划时，诺伊曼"是个十足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者。他不懂得军事，没有实战经验，连打败仗的经验都没有，对中国的情况和广州的情况全不了解，又听不进我们的意见，只是靠本本，生搬俄国城市暴动的模式。在举行起义的方式上，他主张象当年列宁格勒那样提出，举行总同盟罢工，从罢工发展为示威游行，进而形成城市暴动，夺取政权，成立城市苏维埃。" 。在起义的时间选择上，诺伊曼甚至还"主张白天搞" 。而"当时领导起义的以张太雷同志为首的省委一些同志，象恽代英、陈郁、张善铭、周文雍等同志，很勇敢，革命热情都很高，但缺乏军事知识，没有武器斗争经验，有秀才造反的味道，往往都是诺伊曼等国际代表说了算，" 诺伊曼的意见也遭到一部分同志的反对，这些同志认为，反动的广东总工会、"革命工人联合会"和机器工会控制了多数工会，举行总同盟罢工是不可能的；武装起义应当选择夜间进行，因为夜间敌人戒备松弛，我们突然袭击，取得胜利的把握较大。但是，诺伊曼就批评这些同志是"单纯军事观点" 。没有办法，起义总指挥部只得按照诺伊曼的决定去行动，并积极准备总同盟罢工，并定于12月13日发动武装起义，争夺工人和革命士兵准备起义的活动时，国民党反动派察觉到了这一情况，12月9日、10日汪精卫接连发给张发奎等人三个紧急电报，要他们立即在军队中"清党"，当张发奎准备收缴共产党掌握的教导团的武器时，紧急时刻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将起义时间提前至12月11日凌晨，这样，原定的诺伊曼的那套从教条出发的错误计划也随之破产了，否则，不知会给革命带来多大的损失。

　　四：起义时，诺伊曼主张坚持守广州，提出"进攻进攻再进攻" ，给起义带来了重大损失。

　　11日凌晨2时许，广州起义正式开始，张太雷亲自领导军事行动，叶挺、叶剑英分任工农红军总指挥和副指挥，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哈西斯等四人参与起义的军事指挥。经过两个多小时激战，到11日清晨，广州城内的警察区署、保安队、邮电局、电话局等要害部门都被起义军攻占，除了第四军军部等三、四个据点未被攻克外，广州珠江以北市区基本上被起义军控制，随即成立了以苏兆征为主席(由张太雷代理)的广州苏维埃政府。11日天亮以后，起义军又陆续攻占了一些地区，但起义军在进攻敌第四军军部时却遭到挫折，还有第四军军械处和十二师师部两个据点，敌人凭借钢骨水泥的楼房，居高临下以机枪顽抗，起义军也无法攻克。此外，敌军还有一个团蛰伏在观音山附近，对起义指挥部威胁很大。总之，江北市区残敌不能肃清，牵制了起义军的力量，影响了整个战局。11日晚，张发奎、陈公博亲自乘船奔江门等地催调援兵，镇压起义。

　　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太大，起义军不可能坚守广州城，11日深夜十二点，起义军领导人在起义指挥部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对策，富有军事经验的起义军总指挥、工农红军总司令叶挺分析了广州当时即将面临的严峻形势后，指出："广州周围敌人兵力太多，而且近在咫尺，一旦组织起来，向我反扑，形势对我们很不利，提出最好不要再在广州坚持，把起义队伍拉到海陆丰去。" 叶挺的提议得到了时任中共广东省军委负责人聂荣臻等大多数人的支持。但"即不懂打仗而又非常主观的诺伊曼，却教条主义的认为，搞起义只能进攻，不能退却。他甚至声色俱厉地批评叶挺撤出广州的主张是想去当土匪。" 而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广州起义总指挥、苏维埃政府代主席的张太雷"不懂军事，只听诺伊曼的意见，没有支持叶挺的正确主张。于是，叶挺从此就不再讲话了。"

　　其实叶挺的提议在当时是最可行的建议，因为张发奎从肇庆、江门和韶关等地调集的军队虽已向广州进发，但这些部队12日清晨大都无法赶到广州，张发奎、陈公博等人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军队尚未包围之前，"起义军抢先从广州东北方向撤退" 。而张发奎在广州东路仅驻有一师，这个师既要抵御海陆丰的工农红军，又要防备驻在潮汕的陈济棠部的侵扰，如果起义军从广州东北方向突围，广州东路敌军一个师首尾难顾，堵不住突围的起义军。对起义军来说，从东北方向突围后，向东可以开入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向北可以与朱德的领导的南昌起义的部队会合。

　　12月12日，中外反动势力纠集起来，向广州珠江以北的市区反扑，起义军陷于被包围的不利的境地，下午，张太雷出席完广州人民拥护苏维埃大会后，乘车往大北门一带指挥战斗，途中遭敌人袭击，不幸牺牲，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广州市委书记黄平接替张太雷的工作，黄平在关键时刻惊慌失措，使起义军失去统一领导，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见情况危机，改变了原来进攻的主张，建议有组织地突围撤退，但已经错过了撤退的时机，当时，起义军的组织系统混乱，领导人之间失去联系，一部分地区已进入巷战，敌我战线已无法分清，只有教导团等少数起义部队得到撤退命令突围，"十二月十六日，在花县进行了编制，和其他的零星人员，组成了一个师。以后，又转到了海陆丰。" 4000多工人赤卫队组成的起义军没有接到撤退命令，留在市里与敌人继续战斗。

　　12月13日，张发奎、李福林的反动军队从西北和南面攻入珠江以北市区，在"杀绝共产党"的口号下，对广州人民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当时"军警满街搜捕，听讲话不是广东口音的，抓着就杀，甚至连问都不问，看你不像本地人就杀。有些人在街上过，想看看热闹，也被杀害了" 据当时的书报记载"十二月十三日以后的五六天时间，敌人枉杀广州人民多达五千七百多人。"

　　周恩来回忆广州起义时说，当初采纳了叶挺的建议，起义军"实行有计划的退却，或同海陆丰农民运动会合，或同在曲江的朱德同志会合，都不会如此仓皇，可以保持更大的力量，可以保存更多的干部。" 而造成这种结果的责任人就是诺伊曼，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苏联莫斯科召开，代表们对诺伊曼及其他来华的共产国际代表的错误提出尖锐的批评，共产国际总书记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提议并宣布共产国际不再向中国派遣代表，改为由中共在共产国际设立代表团，通过中共代表团指导中国革命。

　　诺伊曼回到苏联后，他始终固执的认为："广州起义失败的原因在于起义时没有发动总同盟罢工；起义军不谙巷战，没有构筑街垒；叶挺政治上动摇，指挥不力等等。" 但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人布哈林认为，诺伊曼"把广州起义失败归咎于军事上和技术上的原因，是不正确的。"

　　纵观诺伊曼在广州起义中的作用，有积极的一面，就是起义前，坚持暴动，拒绝与粤系军阀和谈，推动了广州起义的发生；也有消极的一面，就是他坚持坚守广州，提出"进攻进攻再进攻"的策略，给起义带来了重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