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摘要：1927年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州工农兵群众举行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起义，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权。广州起义坚持到第3天便失败了。之后，一场围绕总结和评价广州起义经验教训的争论，在中国共产党的内部展开。1928年2月，邓中夏奉中央临时政治局之命，从上海到广东来推行"左"倾政策。但通过深入调查研究，邓中夏对广州起义的认识形成了自己的见解。在中共广东省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和撰写的《广州暴动与中国共产党的策略》的文章上，他能从实际出发，敢于批评"左"倾思想指导下作出的中共中央和原广东省委的决议案，并较客观地初步总结了广州起义的经验和教训。邓中夏论广州起义的积极作用和影响是：坚持了反对"左"倾错误路线打击同志的政治原则；强调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解决问题的重要性；为寻找中国革命正确道路提供了思考。

　　关键词：  军事时机  "试金石"   敌强我弱

　　1927年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州工农兵群众举行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起义，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权。两天后的12月13日，广州起义失败。为进一步开展中国革命实践，一场围绕总结和评价广州起义经验教训的争论，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在中国共产党的内部出现了。这场争论的时间不久，范围也不大，但它发生在土地革命初期，颇受人们关注。当时，一些中国共产党人能够以冷静的头脑，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使这场争论成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引线，有益于随后的革命实践。

　　1928年1月3日，以瞿秋白为领导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上海发表《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的决议案（以下简称中央决议）。这个决议案是听取参加广州起义的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的汇报后作出的。它以大篇幅赞扬广州起义政治意义的同时，又片面地夸大了起义过程中党的地方组织在政治协调和军事斗争的作用。中央决议指出：广州起义的武装斗争"始终是受几千万群众的拥护和一般贫苦民众的同情，"广州苏维埃政府颁布的政策促使广大群众觉悟，"誓死拥护自己的苏维埃政权"，"一般积极的群众完全站在苏维埃方面"，表现出"充满了最高度的英勇热烈毫不犹豫退缩的精神" 。这些词句显然与当时的实际情况存在着明显差距。

　　就在中共中央发表关于广州起义的决议案之际，以李立三为书记的中共广东省委在香港作出了《对于广州暴动决议案》（以下简称广东决议）。广东决议认为，广州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工人的群众尚未起来"，"农民群众很少参加"。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因素是领导起义的同志"只有军事，完全没有发动群众一同参加暴动的计划"，犯了"军事投机"错误。李立三把产生"军事投机"的现象归结为知识分子出身的领导干部"动摇不定"，"极缺乏指挥的能力" 。因而，他提出要改组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并给予那些参加过广州起义的领导干部严厉的"政治纪律"处分。

　　由于对广州起义的评价和总结的基调不同，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与广东省委之间便以来往文件、书信的形式开展起争论。中央临时政治局与广东省委之间争论，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一是广州起义是否充分发动了群众；二是能否把它定性为"军事投机"现象。当时，党中央要维护领导机关的权威和显示所发出文件的正确性，广东党组织也极力要表明自己看法的客观合理性。一时间，双方各执一词，难以说服对方。瞿秋白与李立三的争论虽然颇为激烈，但有一点却是一致的，即争论是在1927年11月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左"倾指导思想上进行的，双方都认定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不断革命"，而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不断高涨"之中 。由此他们推理出共同的论断：如果中国共产党人充分准备了暴动，广州起义可以成功。事实告诉人们，在"左"倾盲动路线笼罩的思想氛围里，争论很难得出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结论。

　　1928年1月25日，奉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的命令，邓中夏由江苏省委书记调任广东省委书记。邓中夏是中国共产党的首批党员之一。他早在1920年10月就读于北京大学时，就加入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长期从事党的工人运动。1925年4月，邓中夏来到广州，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在领导省港大罢工过程中，邓中夏对广东情况有了较深刻的了解。在1927年八七会议上，邓中夏当选为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邓中夏到香港后，立即召开中共广东省委扩大会议。在会议上，他维护中央决议。可是，当深入调查广州起义的全过程后，他便形成了自己的见解。可以说，邓中夏当时的心情较为复杂。邓中夏评价和总结广州起义的观点，主要记载在1928年2月中共广东省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和撰写的《广州暴动与中国共产党的策略》的文章上面。我们深入剖析邓中夏论广州起义的言论，剥去"左"倾思潮影响的词句，他的真实观点便活生生地展露出来。具体如下。

　　（一）广州起义有深远的政治意义，但人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它是选择了有利的军事时机的结果。

　　邓中夏首先肯定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重大实践，它所诞生的苏维埃政府是"被剥削者的政权代替剥削者的政权" 。在广州起义过程中，广州苏维埃政府颁布了一系列革命的法规和政纲，保障工人、农民和革命士兵的利益，得到群众的积极拥护。广州起义诞生了红军，使中国共产党有了独立领导革命的新型的人民军队。邓中夏指出，广州起义虽然只存在了3天，但却宣告了中国革命"新的时期的开始"。它"使得帝国主义震惊危惧，使得国民党军阀豪绅资产阶级恐慌发狂" 。这是"城市中的苏维埃政权第一次出现于中国及整个殖民地的亚洲" ，它巨大地鼓舞了东方殖民地人民的反帝斗争。就政治影响而言，他毫不含糊地说：广州起义"伟大的意义并不因此而消灭"，所以中央决议的"根本精神是对的" 。

　　但邓中夏又认为，我们在宣传广州起义的同时，也要说明它是"时机紧迫"采取的革命行动。在中央决议中，对广州起义有过分的描述。说广州起义具备了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暴动"可以胜利"的条件，暴动的发生是"像艺术一样，很有系统，很细心的"过程 ，那是不切实际的。为此，他详细分析了广州起义爆发前的情况。从工人方面看，由于以往对旧工会的态度不对，不能使更多的工人群众投入起义。加上"党没有采用街道支部的组织形式，来集中这些散乱的手工业和店员群众"，这就"阻碍了群众的发动工作。"我党虽然预先组织了工人赤卫队2000多名，但他们没有得到很好的训练，"工人阶级在军事上没有经验，他们差不多都是暴动之后第一次开始练习开枪的"。因而，起义工人的战斗力不强。从农民方面看，广州起义后没有形成几十万市郊农民暴动响应的局面，是由于以前那里的工作就"一向未做好"，其关键原因是"差不多市郊农村中没有共产党支部，农民运动之中也没有政治意识发达的领袖"。从兵运方面看，除了叶剑英的教导团和其它革命军队等近3000人外，在"白军中就没有丝毫的工作了"。根据自己在1925年领导省港罢工的经验，邓中夏说，那时我党在广州控制了近20万工人，而这次暴动的参加者仅有2万左右，当然"仍可说是社会基础不广" 。在这种情况下，广州之所以能够发动起暴动，其主要原因是当时广东处在粤桂两派军阀混战的前夜。为了对付准备进攻广州的桂系军阀，粤系军阀张发奎在立足未稳之时，便把他的主力抽调出广州。广州的敌人驻军相对空虚的状态，为我党的革命暴动提供了机会。因此，邓中夏认为：我们不可以象中央决议中所说的那样，套用列宁的话来说明广州起义的经过，广州与1917年7月俄国圣彼得堡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并不一样，并不差不多" 。广州起义是广州的工农兵群众"不能不提早"的暴动，是有必要"先给反动派一大打击"的行为。邓中夏实际上否定了中央决议"左"倾的论调，客观地指出起义是选择恰当时机的结果。

　　（二）广州起义体现了党的八七会议"新路线" ，不能因其失败而定性为"机会主义"，惩办起义领导人。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时局逆转，中国革命进入了紧急时期。这个时期，无论在中共党内还是在革命阵线里，反蒋情绪都十分高涨。可是，陈独秀顽固地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国民党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自动放弃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致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失败。为了挽救中国革命，1927年中共中央在汉口举行了八七会议。八七会议正确制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向全党宣布：要通过革命实践，"纠正过去严重的错误，而找着新的道路" 。邓中夏认为，广州起义是执行党的八七会议"新路线"的结果，在政治上是正确的。

　　对于暴动存在的问题要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地定性，是邓中夏坚持的原则。在李立三主持下作出的广东决议，把广州起义定性为"军事投机"。它指责："当时指导机关在发动暴动的计划，只有军事，完全没有发动群众一同参加暴动的计划，甚至觉得赤卫队都不必很多参加，……把此次暴动变成军事投机。" 邓中夏认为，这个决议案是不对的，有许多不实之词。他例举事实批驳了上述论调，指出：为了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广州起义的决定，广东省委"确实尽了他的力量做了不少的准备工作"。总归起来，有以下几点：一是从政治思想上纠正不正确的认识。在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时，广东省委没有依赖叶、贺主力部队，把"工农变成了一种仅仅响应的副力" ，而是积极推动全省范围的土地革命。1927年9月海陆丰第二次武装起义的成功便是证明。二是发动示威罢工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四·一五"政变后，广东省委主动对各级党组织发出"加紧工人力量的组织，扩大政治经济日常斗争"的指示。在广东省委的领导下，广州出现了一系列有声势的示威活动。当汪精卫、张发奎摆出"左派"面孔时，广东省委抓住机会，组织失业工人以"请愿"的名义向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使敌人的政治阴谋受到挫败。三是准备了暴动的人员和武器。广东省委组织了2000人的工人赤卫队，秘密选举了苏维埃政府的执行委员。同时，又与驻广州的革命军队取得联系，争取革命士兵参加暴动。以上事实，有力地批判了那种认为广州起义"完全没有发动群众一同参加暴动的计划"的错误观点。邓中夏指出："说广州暴动是军事投机，或说是军事投机的方法，这种见解是有害于暴动的"。"军事投机一辞在中国党中随处使用，遗害无穷。"

　　邓中夏尤其深刻揭露了李立三的"军事投机论"的思想根源。1927年10月贺、叶军队南下广东遭受挫折后，中共中央发出十三号通告严厉批评起义的领导人，指出：南昌起义失败的原因是他们 "根本上不信任群众的力量，不去发动农民创立真正的民众政权"，把起义"变成仅仅是投机的行动"，这是"一切错误的总错误" 。当这份文件到达广东后，李立三便把它与广州起义联系起来。李立三把未能动员大量工农群众投入广州起义、革命暴动领导人不能组织有效地退却等缺乏斗争经验的错误，统统归结为"暴动最高的指导机关完全系知识分子"领导的结果。李立三认为，知识分子在革命关键时刻有"慌乱"、"动摇"的特性。因此，"我们以后低级至高级的指导机关都须有多数的工人同志参加，方能始终坚决的领导暴动，达到最后的胜利" 。由此，李立三坚持实行惩办政策，对周文雍、陈郁等参加领导广州起义的同志给予政治处分。在邓中夏主持召开的广东省委扩大会议上，李立三及一些与会者仍然要维持那个十分错误的决定。邓中夏毅然重申不能给这些同志政治处分的主张。他深刻指出，李立三的错误在于他不能从客观实际出发，"不明了"中央的基本精神，是机械呆板地理解了中央文件。中央通告的本意是要求各地党组织从"根本打破从前依赖军队的观念"，独立地发动工农举行革命暴动，它与李立三实行的惩办主义是不同的。李立三主持通过的广东决议不仅不正确地理解中央文件，而且还做得"比叶、贺决议更利害些，因为把政治纪律都一并附下去"。这是一种"先把罪状弄好了，于是一切原因都归咎于指导机关" ，刻意地戴在别人头上的行为。邓中夏的言论牵涉到党的思想路线的问题。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处于幼年时期，还没有来得及重视这样深层次的问题。李立三的惩办意见虽然被中共中央否定了，可是，他的不正确思想却没有得到纠正。后来，李立三对知识分子的错误政策贯彻到海陆丰革命根据地，使那里的革命事业受到严重损失。邓中夏敢于表达不同意见，除了对革命高度负责的政治态度外，主要是他把革命实践的观点摆在第一位。早在1926年7月省港大罢工还在进行时，邓中夏就说过："真金或假金可用试金石试出来" 。他以马克思主义这块试金石指导革命实践，敏锐地觉察到"左"倾错误及其危害。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是不多见的。

　　（三）广州起义是创造中国工农民主政权的开始，但把暴动重心放在大城市却有质疑。

　　中央临时政治局下发的中央决议，片面而夸大地宣传广州起义的作用和影响，其实质是肯定苏俄的"城市中心起义论"。邓中夏认为，把广州起义作为中国革命的暴动样板，是不合适的。广州是国民党在华南的政治、经济的统治中心。邓中夏举出了许多影响广州起义的实例。如滞留在广州的3万省港罢工革命工人在"四·一五"政变后被遣散，影响了我党聚集暴动力量。而广州工人分裂为两派，使我党不能很快动员大批群众投入起义。广州市郊的农民运动"未做好"，使市区的暴动"陷于孤立"。在国民党军队方面，除了叶剑英的教导团和其它少数部队外，在"白军中就没有丝毫的工作了"。上述种种因素，都与国民党政府运用政权力量阻止革命暴动发生紧密地联系着。囿于主观客观的环境，起义领导人在暴动过程中，也确实犯了重大的错误。军事错误主要有以下四条：一是暴动没有在广州的河南、河北两个地方同时爆发。二是没有立即捕杀反动军事领袖。我军"只须少数队伍便可捕杀"，"广州暴动没有顾及这一着"。三是没有占领兵工厂对于石井兵工厂，我们"没有派一部分红军联络已经起来的农民围攻占领，亦一失算"。四是没有在街头堆集障碍物，以致进攻广州的敌人顺利无碍 。由于主客观的原因，导致了我们在领导广州起义过程中牺牲了5700多名战士，其中200多名共产党员。但以上的错误，不过是加速了暴动失败的时间。

　　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正视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势，是邓中夏给予人们的启示。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内，一些处于领导地位的同志不能正视敌强我弱的事实，而另一些同志却在党的严格纪律面前没有勇气说真话。邓中夏分析了影响广州起义成功的主客观因素后，冷静地指出：在广州起义问题上，"我们有一点要认清楚，即使无主观错误也不能说必然胜利"。因为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军阀的力量比革命力量"优势几倍"，即使国民党军队溃败了，"帝国主义的势力仍然存在"。他援引1927年3月24日发生的"南京惨案"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当北伐军攻占南京时，游弋在长江上的英、美、日、法、意等国的军舰竟然炮击南京城，造成中国军民2000多人死伤。由此，邓中夏合乎情势地推断：假如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胜利了，"谁能担保，帝国主义不肆无忌弹的轰击广州城呢？" 这是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它说明邓中夏在思考着如何才能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途径。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在这样的国度中开展革命的经验。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开创了一条以城市为中心举行武装起义、然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遂成为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开展革命的榜样。1927年大革命运动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都围绕进攻大城市为目标，其做法是参照苏俄革命经验的。广州起义的失败证明：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大城市是敌人统治的中心，共产党人不可能立即在那里建立起革命政权。因而，中国的革命不能照搬俄国的模式，应该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邓中夏说上述话语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们还没有意识到中国革命必须走自己的道路的道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的基本观点是"以广州暴动为模范" ，"在一省或数省之中， 领导工农兵群众为夺取政权而奋斗，不当坐待全国革命之最后胜利" 。李立三为领导的广东省委则更是急切地强调，要"极力发展各县农民暴动"，"形成包围广州的形势" 。李立三派周文雍返回广州，打算里应外合再攻广州城。周文雍因此而壮烈牺牲。在党内那股"左"倾思潮下，邓中夏敢于对苏俄革命经验提出质疑，实属不易。

　　邓中夏是怀着复杂心情表达自己观点的。出于当时的党内思想潮流，他既肯定1927年中共中央十一月扩大会议决议案总策略的正确，要求人们执行在城市和乡村举行全面暴动的指示，但他又清晰地认识到广州起义"即使无主观错误也不能说必然胜利"的事实。邓中夏讲出了当时人们不敢表明的基本事实，革命的形势是：敌强我弱。由于长期在都市从事工人运动，邓中夏不能很快认识到首先在敌人力量薄弱的广大乡村积蓄革命力量的真理。尽管如此，邓中夏宣称了广州暴动是"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开始"。他直言不讳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决不隐瞒我们的错误，我们在错误中去学习，去锻炼" 。在邓中夏写出《广州暴动与中国共产党的策略》文章后的两个月，毛泽东依据井冈山革命实践的成功经验，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进而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1928年2月，邓中夏写出《广州暴动与中国共产党的策略》一文不久，就被港英当局逮捕，3个月后被驱逐出香港。邓中夏回到上海，即往苏联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他留驻莫斯科工作。1930年7月，邓中夏回国，被派往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那时，中共中央已由李立三主持日常工作。李立三正在起劲地推行第二次"左"倾盲动主义路线，强令薄弱力量的红军去攻打大城市。邓中夏目睹了湘鄂西红军遭受的巨大损失。立三路线结束后，他决定将上述文章发表在1930年12月无产阶级书店出版的《广州公社》纪念集里，以利于人们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中吸取经验和教训。邓中夏在广东省委扩大会议的发言和上述文章，有如下积极作用和影响。

　　（一）坚持了反对"左"倾路线惩办打击同志的政治原则

　　广州起义失败后，一些参加起义的领导同志历尽艰辛来到香港，向广东省委报告情况。可是，以李立三为书记的广东省委不顾敌众我寡的事实，片面地把起义中因为缺乏经验而导致的失误，看作起义失败的主因，作出了对参加起义的周文雍、陈郁等8位同志实行惩办的处分决定。在1928年2月香港的广东省委扩大会议上，"左"倾思想严重的人仍然坚持这个意见。邓中夏力排众议，对这种"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采取了坚决的"批评和非难" 。邓中夏认为广州起义符合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没有政治错误，必须取消对这些同志的"政治纪律"。由于邓中夏的努力和中共中央的指示，遭受"左"倾路线打击的同志的处分被撤消了，从而使这些同志解除了精神负担，以饱满的政治热情继续投入革命斗争。

　　（二）强调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解决问题的重要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实践不仅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是人类认识的基础，真理则是人的思想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实践。对于临时中央决议中的夸大宣传，对于广东省委决议采取对知识分子领导干部打击的态度，邓中夏都表达了不同意见。由于党在诞生时思想理论准备不足，大革命失败后又急剧地开始了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国共产党人只能通过革命实践来摸索符合中国革命的道路。在那种情况下，人们认识问题就很难避免主观主义。在广东省委扩大会议上，邓中夏坚决批评了李立三等人采用机械呆板的思想方法来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行为。在总结广州起义经验教训时，他以马克思主义为"试金石"，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把革命实践摆在了重要的位置。邓中夏的思想方法，使中国共产党人能够放开手脚开展革命实践，最终总结出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三）为寻找中国革命正确道路提供了思考

　　广州起义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无论从客观上强调敌人的众多，还是从主观上认为我方犯了严重错误，都不能深刻总结广州起义的教训，用以指导当时的革命实践。邓中夏以"南京惨案"为例，分析了中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中国革命的情况，得出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势。他指出的广州起义"即使无主观错误也不能说必然胜利"的论断，是符合客观实际的科学分析。这个论断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思考在敌人的薄弱环节开展革命斗争，进而总结出"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有着积极的实践意义。

　　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根据党的八七会议之后的革命实践，中共"六大"指出：1927年11月党中央扩大会议对中国革命的错误估量导致了"不正确的策略"。而党内思想上的"模糊"观念是产生"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根据。广州起义是革命退却时的"退兵战" 。至此，中国共产党内的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路线得到了清算。

　　广州起义是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发生的。出于对国民党反动派"清党"屠杀政策的仇恨，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了"左"倾思想情绪。在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左"倾理论指导下，1927年11月至1928年4月中国党内出现了"左"倾盲动错误路线。1927年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利用军阀混战，广州敌军相对空虚的有利时机发动武装起义，大方向是正确的。但起义过程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邓中夏奉命到广东来推行"左"倾政策，他却能从实际出发，敢于批评中共中央和原广东省委所作出的两个决议案，并较客观详细地初步总结了广州起义的经验和教训，实属难能可贵。邓中夏关于广州起义的发言和文章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革命精神，同时，也向人们昭示了在纠正右倾错误后，党也要防止和纠正"左"倾的错误。这正是邓中夏论广州起义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