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周艳红、徐丽飞

　　整理者：徐丽飞

　　访谈日期：2010年4月28日

　　访谈地点：广州市陈守芳家中

　　受访者简介：陈守芳，1924年12月生，河北人。1939年参加革命工作。1947年参军。1951年赴朝，任19兵团联络科长。1954年回国，调到总政联络部，后到总政广州联络处。文革时，任广州生产建设兵团副师长。后到湛江解放区当副政委，在警备区当政委，直到离休。

　　从儿童团团长到后勤部政委

　　我于1924年12月出生于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区栗园庄。1937年秋，严荣正带着一个骑兵营到我们家乡。他们的宣传员在我们村开展抗日宣传工作。我因为喜欢听他讲抗日战争的故事，便老跟在他后面。母亲当时还警告我：“别老跟着人家，小心他把你拐跑了。”宣传员见我机灵，就让我担任儿童团团长，组织儿童，展开宣传募捐的工作。儿童团成立后，我带着一帮“手下”，宣传抗日，号召村民有钱出钱，有粮出粮。1939 年在一位炊事员老党员的介绍下，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我进入了区青救会。1943年来到敌后寿阳区，了解群众情况。三个月后回来，便担任了寿西四区区委书记。解放战争后我被调到县委当宣传部长。

　　1947年春节过后，共产党号召地方干部参军，我便进了部队。在晋察冀军政大学进行了为期10个月的学习。毕业后就进入警区政治部当协理员。年底到野战军联络部当部员。后随部队解放兰州和宁夏。宁夏被解放后，我来到马洪逵的起义部队后勤部当政委。

　　回家结婚

　　1946年，我在县委当宣传部长的时候，家里来信，让我回家结婚。临走的时候，我跟县委书记商量：“这次我回家结婚，如果对象是个共产党员，我就直接把婚给结了，不再办手续了。”回家后，对方果然是个共产党员，以前在青救会工作的时候见过。当时见到的有两个女孩，一个女孩流着鼻涕，另外一个女孩就是她了。我当时想，如果对方是那个流鼻涕的女孩，那可不行。我们在她大姑（也是我大娘）家见面，当时就说了几句话。我一进去，她坐在炕上，说声：“回来了。”“回来了”，我应着，“你来了。”然后我问她有没有意见，她说没有。这样，我们就结婚了。

　　抗美援朝那时，妻子因为在过河时摔了一跤，睡了三年石膏床。1954年才出院。而作为丈夫的我，却未能陪伴左右。

　　赴朝前，部队的速胜观念

　　朝鲜战争发生后，我被调回19兵团当联络科长。19兵团司令是杨得志，政委是李志民，参谋是耿飚，主任是潘自力，后来是陈先瑞。当时普遍存在着速胜的思想，认为三个月就可以结束战斗回国。在进朝鲜前，部队在山东兖州集结，开全兵团团以上干部会议，朱老总亲自前来做动员工作。当时，坐在下面的人员给朱老总写条子，问我们需要打多长时间。朱老总讲：“你们至少要准备三年。”我们不信，以为首长不过是把问题说得困难点、时间说得久一些，好叫我们有个思想准备。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委李志民他们在和夫人告别之时，也说：“三个月后再见。”

　　1951年春节我们在丹东度过，春节过后，我们坐火车前往朝鲜。我们进朝鲜时刚好赶上第五次战役。

　　第五次战役，我军以顽强的意志力抵挡敌人的进攻

　　美军的武器装备很好，第五次战役时，敌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以机器代步，展开反扑，速度很快。而我们在陈先瑞的带领下，向后撤退。但装备太差，且只能靠两条腿走，以至有时敌人可以做到架好大炮等着轰炸我们。也就在这次战役中，我们的伤员来不及撤退，很多人被俘虏了。我们被俘的战士后来被送到济州岛。在那里，我们的战士仍然同他们展开斗争。最后通过交换战俘的办法，战士被送回来了。部队过了临津江后，我们住在山沟里，开展坑道战，以顽强的意志抵挡了敌人的进攻，形势才开始稳定。

　　在这次战役中，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比如在汉城至平壤这条路上，敌人动用几百架敌机、几百架坦克攻击我们。一个排的战士们咬紧牙关，死守阵地。事后，李志民在开大会的时候，动情地讲：“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有狼牙山五壮士。现在，在这里涌现的又何止五壮士呢，而是一整个排的人。他们全部壮烈牺牲了。我们的五星红旗就是他们的鲜血染红的！”

　　还有一次，晚上战士们外出侦察。一个来自上海的战士在临走前把一包东西托付给同样来自上海的广播员李士奇，并嘱咐他：“若我回不来，请你把这包东西寄给我在上海的妈妈。”那晚，那名战士牺牲了。

　　虽然美军的装备很好，可是美军的战斗意志不如我军。美国的士兵在国内就被训练怎么打白旗，怎么当俘虏。在美国人心中，丢掉武器，当俘虏是没关系的，最重要的是保住自己的生命。甚至，还有美国士兵怕脏，将白布铺在阵地上才敢躺上去。因此，在武器不如敌人的情况下，我军就利用近战、夜战打击敌人。

　　实践出真知

　　我们在与敌人的较量中，不断地总结经验，摸索出对付敌人，尤其是对付敌机的办法。敌人的飞机非常猖狂，我们刚进入朝鲜，看到的第一个大城市就是新义州。而新义州已被敌机炸成了一片废墟。我们的汽车要躲避敌机，在白天不敢开动。晚上汽车行驶，不敢开灯，在汽车外面站一个人，指挥汽车向左或向右行驶。那时候在朝鲜的汽车基本只有一个右灯，因为在黑暗中行驶，左灯都给碰坏了。一个晚上也就跑个五六十里路。后来我们有经验了，设立了防空哨。飞机来了，防空哨打枪，汽车就熄灯慢慢行，飞机走了，再开灯快速跑。这就是实践出真知。

　　用步枪打飞机也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敌人飞机太猖狂了。我们天不亮就得吃饭，然后赶快上山，进入树林里面。敌机还进行搜山，飞得很低，甚至比我们防空的地方还低。它一个山沟、一个山沟地搜，看到哪里有洞就打，哪里有高粱就用机关枪扫射。后来，我们的战士看它飞那么低，就用步枪打，结果有一次真把飞机给打下来了。这下好了，全军通报，以后看到飞得低的敌机就用机枪、步枪打。那以后，敌机不敢飞那么低了。

　　坑道也是通过实践得来的。我们的阵地上有战壕，战壕下面又挖有洞，敌人打炮的时候我们就钻进洞里面，炮一停，就出来了。后来我们就从洞摸索出了坑道，形成了有名的坑道战。坑道有两层的、也有三层的。

　　我的工作是对敌宣传

　　我是联络科长，主要负责西线的对敌宣传工作。我们的机关所在地离老秃山不远。朝鲜战场有三个有名的地方，中线是上甘岭、东线是上星岭，西线就是老秃山。机关所在地曾经转移过两次，第五次战役时转移过一次，后来又转移了一次。

　　我们在阵地上设有广播站。广播站的成员和战士们一起在坑道里生活。敌人阵地和我方阵地离得不太远，最初的时候我方人员只能使用拿在手里的喇叭对敌进行宣传，后来喇叭大一些了，就把喇叭放在外面，稍微伪装下。广播的内容主要是“反对战争，不要搞侵略”之类的。福建对金门使用喇叭那次就是从这里学的。

　　我们还在没打仗的时候，去阵地给敌人送中华烟、茅台酒等宣传品，等他们自己过来拿。宣传品没法用飞机从高空中抛撒，只能使用人手。后来听说有人建议使用炮弹来运送，不知道采用了没有。他们特别喜欢中华烟和茅台酒。听说有一次发展到高峰，我们的人员和英军在开城那开上了联欢会。

　　我还负责俘虏的训练工作。当时我们有个俘管团负责对俘虏进行训练和教育。我们实行优待俘虏的政策，他们吃的食物比我们还好。我们有时候老吃黄豆，没青菜吃，导致看不清楚路了。后来我们也请朝鲜老百姓给我们腌菜，里面放点辣椒。

　　我在朝鲜也修防空洞。住在防空洞时间太长，得了风湿症。开始的时候只是比较小范围，后来范围就越来越大了。

　　革命文化艺术家在朝鲜战场上

　　在朝鲜战场上，常有祖国的亲人来进行慰问。1951年4月17日晚上，在芦洞的山崖松林里，我兵团政治部召开了欢迎祖国慰问团大会。在会上，著名的天津相声演员常宝坤同志（外号小蘑菇）和著名的说大鼓艺术家富少舫同志（外号山药蛋）做了精彩表演。常宝坤后来在一次美机轰炸中牺牲。

　　著名文学家巴金来常驻我十九兵团政治部，深入前线了解情况，体验生活，撰写文章，赞扬我英雄战士。著名艺术家常香玉也曾带领剧团深入前线，给战士们演唱花木兰代父从军保家卫国的故事。范瑞娟和王文娟也来部队给战士们演出。

　　菊花洞的一位阿妈妮

　　朝鲜老百姓，尤其是朝鲜老妈妈对我们很好。如1951年４月24日夜，五次战役打响后，我带警卫员于26日上午从古色里出发，向东北方向走到菊花洞。我军一位英俊的小战士，看样子也就是十七八岁，东北人，因为受伤在老乡家休息。一位大娘做饭给他吃，坐在门坎上，看着小战士吃，吃一碗盛一碗，就像妈妈看着自己的儿子一样，真叫人感动。

　　朝鲜人是非常直爽的。他给我们吃的，我们一定得吃，不然他不高兴。同样地，若我们有好东西，他看到了也跟我们要。朝鲜人个个都能歌善舞。

　　回国

　　1954年，我回到祖国怀抱，调到总政联络部，后到总政广州联络处当科长。联络局成立后，我就当处长。文革时，红卫兵砸了总政阎王殿，我去了广州生产建设兵团，在师里担任副师长。生产建设兵团解散后，我又到湛江军分区当副政委，在广州警备区当政委。1982年离休。1985年和老伴搬来广州。

　　（作者：原广州警备区政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