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我12岁在广州市日伪沦陷区省女师附小毕业。因受家庭的影响，十分爱好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作品。同时在1937年至1938年童年时代，已亲身经历了日本帝国主义在广州的狂轰滥炸，和在1939年至1941年在读书回家时，目睹日军屠杀同胞的惨状，于是我在儿童时心里已深埋对日帝的仇恨和对国民党政府不抵抗主义的不满。但那时我是一个无知幼稚的少年，并不知道有共产党长征和华北抗日的事迹。

　　1943年至1945年8月15日前，我在日伪省二中读初中，因胞姐谢漱珠与密友李颖群（地下党员）是伪省女师高中同班同学，常来我家聊天，并帮助介绍我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外围组织。我因受我姐与李颖群的影响，开始阅读鲁迅、巴金、矛盾、丁玲、冰心等反帝反封建的文学著作，特别是她们给我阅读了萧军、萧红的《生死场》与《八月的乡村》，在她们的作品里，启蒙了我反帝反封建、追求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意识，对日帝侵华更加深切痛恨，对现实越来越不满，我们常在家里高唱爱国反日歌曲——《义勇军进行曲》、《大刀杀敌》、《松花江上》等，歌声回绕，这是我开始接受启蒙教育的第一阶段。

　　抗战后期，东江纵队、珠江纵队、北江特委相继派党员来广州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地下交通联络站。我和姐姐一道，受地下党员李颖群、花碧君、麦汉流等同志的教育和影响，在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激励下，也参加了他（她）们的读书小组活动，学习过《大众哲学》、《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也偷阅过史特朗的《西行漫记》和在重庆转来的残旧的《新华日报》，我在学习中憧憬着将来在中国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平等、自由、博爱、富强的大同世界。这些学习，使我受到了一次爱国主义、新民主主义、党史的教育，知道不仅有日伪统治的沦陷区、有国民党统治区、还有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游击区，红军长征延安后，领导着华北、华中、华南队伍；世界上还有一个工农领导的苏联，当时出于少年时代的好奇心态，也具有一些追求进步的思想，在李颖群的姐姐的带领下，我也在北京路、万福路、泰康路、文德路（我那时住在北京南海味街）一带，张贴和投递《东纵告广东父老兄弟姊妹同胞书》的传单，开始了我参加进步活动的征途，这是我接受党的教育的第二阶段。

　　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抗战胜利，举国欢腾。我结束了少年生活，开始了青年时代。我亲身经历了旧政协国共谈判的这一时期，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停止内战，实现和平民主，结束独裁统治，成立联合政府。1945年8月至1946年3月，国民党还未完全撕破反共发动全面内战的虚伪面目，广州市中山五路和北京北路，中共领导的《华商报》、《群众》及爱国民主人士举办的《世界知识》、《文萃》、《新观察》以及《正报》在广州的办事处、兄弟图书公司，还能公开发行，出售各种进步书刊。

　　由于抗战胜利前夕，我受地下党员李颖群等同志的影响和帮助，埋下了反帝反封建、反对国民党独裁政治、压迫人民的进步思想，急切盼望了解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了解民主、自由、幸福新中国的光明前景；了解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的动向，我如饥似渴地天天到那里饱览各种党和民主人士举办发行的进步书刊。我先后阅读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还看过《中国共产党章程》、《社会发展史纲》、《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等书籍。如同一个幼稚无知的青年，突然进入了一个大千世界，光彩夺目，是我有生以来一次思想大解放，使我初步懂得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性质任务和目标。

　　1946年3月29日，我在阅读《华商报》时，目睹了国民党的暴徒捣毁兄弟图书公司与正报广州分社，中山五路满地都是被捣毁散落的书刊，自己心如刀割，更加激发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憎恨，我认识到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是最黑暗、腐败、专政和卖国的，我发誓，一定要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将来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一定要不怕牺牲，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我也要像革命先烈那样，敢于流血牺牲，为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而斗争。这是我接受党的教育的第三阶段。

　　经过了前三个阶段的启蒙教育，我的思想认识发生了质的变化，我要求参加革命组织去实现我的理想和愿望。

　　1946年9月（我15岁），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全省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广雅中学，在那里，我度过了有生以来最有意义，也是我政治生命转上参加革命的三年，又孕育了我的成长，我也在这里点燃了革命的火炬。

　　我由于有革命进步的意识，高中入学后，我即同许多同学议论革命斗争的形势，将来两种“中国之命运”。而且我也常到西村邻近的侨二师找李颖群，她知道我有参加革命组织的要求，但毕竟那时我才15岁，未经很多政治斗争风险的考验，所以，遵照党组织的指示，她要我秘密复印党的一些资料，继续在家里和学校对我反复进行培养教育。1947年初，北京和全国各地爆发了大规模反美抗暴的示威游行，发生了美军强奸中国女大学生沈崇的事件。我和几位进步同学立即张贴了支援的大字报和标语，并在图书馆请进步教师王立昌（以后知道他是民主同盟成员）举办反内战、争民主、反美抗日的时事讲座。我开始深感如果没有组织的领导是不能做好这些工作的，因此我迫切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

　　1947年2月，经过差不多一年时间对我的家庭情况、政治思想和实践斗争的考验，李颖群同志帮我写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志愿申请书、自传，经过四个月的秘密传递和上级组织的审查研究，终于在1947年6月，由中央特派员、广州地下党领导人钟明同志亲自批准我参加中国共产党（之后有审干证明通知本人）。并于1947年7月转入青委线，由黄菘华同志同我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

　　从此。我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单线联系从事秘密的革命工作，我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先进最有组织的分子之一，感到无比光荣，兴奋得一连几夜难以成眠，我告诫自己，从此我是党的一份子，我的生命和一切都属于党，我将自己一切无私奉献给党和共产主义事业，不怕牺牲为人类的解放事业奋斗终生。

　　解放前地下党的斗争，在学校主要是做好地下学联的领导工作，按照中央关于在白区执行“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我积极地在广雅中学（以后也在其它一些中学）开展宣传教育、发展组织，收集情报，调查装备解放的接管材料；配合印刷《广州文摘》等工作，直到广州解放。

　　（作者：广州造纸厂原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