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了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

　　受访者：秦桂芳

　　访谈员：周艳红、徐丽飞

　　整理者：徐丽飞

　　访谈日期：2010年4月15日

　　访谈地点：广州

　　接受进步思想  加入地下青年团

　　我于1933年出生于广番禺。抗日战争时期，全家逃难到香港。抗战胜利后，我于1946年返回广州，在执信中学读初中。那时候，广州学生在地下党组织下经常举行游行示威。如1946年12月24日，在北平发生了美军强奸北京大学先修班女学生沈崇的事件。消息传来后，中大与其他学校的学生在地下党员的组织下在1947年1月7日上街游行，抗议美军暴行，高呼“美军滚蛋”。中山大学的许多地下党员也来执信工作，执信中学的部分老师也是地下党员，他们常对我们进行思想教育。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开始接受进步思想，也参加了一些活动，但因此被学校开除。之后，我回到香港，在地下党员表姨的引导下参加工会活动，以后转学至圣罗莎学校读书。 后来，我加入了地下青年团。

　　1950年8月，因为广州刚解放不久，需要一批进步学生做学生工作，组织便安排我回来广州。我喜欢执信中学，便考入了高中三年级。当时如果我不能成功考上中学，组织会安排我去工会工作。

　　报名参军  进入航校

　　1950年，全国上下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叶剑英在广州市越秀山，即以前的观音山，举行动员大会，号召青年学生参军参干。参干其实是给学生参军的一种待遇。学校也动员我们。我们自己也想，好不容易解放了，终于有机会好好读书了，但现在美帝国主义又来了，如果我们不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安安稳稳读书是不可能的。同时，组织上也要求党团员要带头参军参干。我是团员，当然要起带头作用了，于是报名参军了。但我受白求恩大夫的影响，想当一名外科医生的梦从此破灭了。

　　1950年11月，我们报名参军。不久，我们到达汉口预总，在这里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培训。在汉口，恰逢国家招女飞行员，我便报名，通过了体检，幸运地被选上了。当时国家为什么会招女飞行员呢？据说邓颖超大姐给周总理提意见：“现在，我们有了女战斗英雄，女拖拉机手，女跳伞员，很多工作女同志都参加了，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培养女飞行员呢？”周总理说：“好啊。”周总理就给毛主席提出来，毛主席也说好。这个事就定下来了，首先从招华东军政大学招了一批人。可是参加华东军政大学的都是些刚解放没找到工作或者在学校读书读不下去的人，文化基础比较差，文化水平大多是小学或初中程度，学习飞行知识比较困难，这些大部分后来从事机务工作，这样国家决定在我们学生兵中补充几个人进行培养。

　　4月初，我们便做火车到东北航校。一路上，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也能当上飞行员了！当时想，到了航校哪怕是给飞机站岗也行！

　　航校生活

　　1951年4月份我来到到航校。女飞行员一共14个，湖南的周真明、万婉玲、周映芝，上海的何月娟、黄碧云、施丽霞、阮荷珍、陈志英，浙江的戚木木、邱以群，河南的武秀梅和广东的伍竹笛、王坚和我。伍竹迪和我是同学，她在甲班，我在乙班，高中的时候在一个班。王坚是佛山人。除了我们三个人外，其他的学员都来自华东军政大学。她们比我们年龄大些，文化基础也差些。

　　为了让我们全心全意地学飞行，连长让我们女飞行员写保证书，保证五年内不谈个人问题。我当时才18岁，是其中年龄最小的，要本就不懂事，就跟连长说：“我一辈子不谈个人问题，只要飞行就好。”连长说：“傻瓜，写五年，谁让你保证一辈子！”

　　在航校， 男女飞行员的任务都很紧张。男飞行员大部分飞战斗机，他们要上前线作战，参加抗美援朝。女飞行员当时的任务是迎接1952年的三八节表演，向党中央、毛主席和全国人民汇报。我们学了七个月，飞了两个机种，初级教练机和高级教练机。早晨三四点钟太阳出来了，我们便抓紧时间飞行。遇到不好的天气，便上理论课。在这七个月里，有人飞了一百多个小时，我飞得最少，八十多个小时。教练见你飞的好，便会抠你的飞行时间，飞得不好则让你多飞点。

　　在航校，我们主要面临两个方面的锻炼。首先是气候方面的。广东人到东北特不习惯那里的冷，但也不想被人说娇气，就硬挺着。另外一个是文化知识方面的。虽然，我是高中生，可是要学飞行原理等知识，还是要花很大力气去学。

　　当时不少人怀疑女同志是不是能够飞出来，他们认为马达一响，螺旋浆一转，女同志们早就吓跑了。在我们女同志中间，各种想法都有，也有个别人担心自己飞不出来。国家给我们安排的教员是国民党的飞行员和日本的战俘。当时，我们虽然已经培养了自己的飞行员，但他们经验不够丰富，还不适合当教员。而国民党的老飞行员和日本的战俘飞行经验还是很丰富的。航校专门有人监督他们，教育他们。我们刚开始对日本战俘很仇恨，不愿意接受他们。领导就给我们讲道理，他说：“他们参加革命比你们还早了，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他们就开始受党的教育了，比你们还早六年了。他们现在是反战同盟的盟员，你们不要还认为他们是以前的战俘。”后来我们与日本教员相处非常融洽，有个叫谷川正的教员后来回了国，成为当地中日友谊协会的负责人，积极为中日友谊做贡献，我与他与经常联系。国民党的老飞行员，有些是起义过来的，包括1947年起义飞到延安去的老飞行员。党对他们的教育确实很有成效。领导下定决心，不管有多大困难，飞多长时间，一定要把我们14个人都培养出来，一个也不能掉队。当时每一批的男飞行员都有被淘汰的。

　　在领导的关心，教员的辛勤教导下，到11月毕业的时候，我们14个女飞行员全部都飞出来了。

　　我们在航校的伙食是四菜一汤，有酸菜粉条、猪肉汤、土豆等，待遇已经很不错了。我刚进航校那几天，见每天都吃那么好，就问我们连长：“我们怎么天天都会餐阿？”但按照飞行员的标准则待遇算是比较差的了。当时七个航校，我们在牡丹江的航校生活是最苦的了。

　　航校的生活非常紧张，偶尔我们也打打篮球，除此之外，也没有其他的活动了。有苏联顾问的航校，活动比较多，如每个礼拜都跳舞阿，喝酒等。

　　天安门前的起飞典礼，毛主席的亲切接见

　　在航校毕业后，我们来到部队。从12月开始，我们开始训练新的机种，即苏联支援我们的里-2飞机。里-2飞机在当时来讲，算是比较新的飞机。

　　在部队又经过了三个月的训练，我们在1952年2月来到北京。“三八”节时，我们在北京西郊机场举行新中国第一批女航空员航校毕业后的起飞典礼。六架飞机编队飞过天安门，向毛主席和全国人民汇报。在六架飞机中，王坚飞第四架，伍竹迪飞第五架，我飞最后一架。编队飞行，前面飞机稍微一动，后面的飞机就要跟着动，最后面的飞机也得动，这样越是后面的飞机对飞行员的技术要求越高。

　　飞行结束后，毛泽东接见了我们。当时我非常兴奋，脑中一片空白，只想早点见到毛主席。空军领导、中央首长一一来看我们，毛主席最后出现。我们拼命鼓掌，也不敢动，在那老老实实站着。毛主席站在中间，我站在队伍的前头，他老人家讲了几句话，我也听不很清楚，应该就是问问飞行的情况，跟空军的领导说说话。

　　赴前线执行任务

　　1952年4月，部队转场，从北京经过锦州到沈阳，再到安东，我第一次接受任务。当时共有三架飞机，我们由教员带着，前往前线执行任务。我们开始闻到战争的气味了。

　　在锦州的时候，我们见识了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美军把细菌炸弹扔到锦州机场，站长的小孩在机场旁边抓小蟋蟀，结果却触碰到了细菌，死了。小孩的去世给了我们很深刻的印象：美帝国主义确实不是好东西，到现在离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那么久了，还在使用细菌战。

　　1952年8月29日，我第一次单独执行任务，我是机长，没有教员在旁边。当时的运输机有两个飞行员，一个领航，一个通信员，以及两个机务人员，各有分工。左边的飞行员是机长，操控飞机，右边的飞行员辅助机长飞行。通信员的任务是负责把地面的意图传达给机组。

　　抗美援朝时，最有纪念意义的一次任务是送志愿军空军司令员刘镇上前线安东机场。那时，敌机常深入到沈阳、锦州，因此去安东机场也是比较危险的。那次我们过了沈阳，快到安东机场的时候，地面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有敌机。 我们的前面有一座山，过了山，飞机才能降低高度，在机场降落。我心想，绝对不能出问题。我还算冷静，很快降低了飞机高度，降低到飞机性能最大限度。当我正在全神贯注操纵飞机的时候，突然听到背后有人在跟我说话，原来是刘司令走了过来。他也知道我们还是新手，他告诉我们要沉着、冷静，没有关系，一定要处理好。听了司令的话，我觉得很安慰，因为领导对我很信任，同时我也知道自己的责任很重。山的高度是400多米，飞机就从两个山峰中间穿过去，绕着山的两边过去，直接在跑道上落地了。飞机安全降落了，领导很满意，我自己也感到很高兴。

　　从1952年，我第一次单飞后，就不断执行任务。每一次的飞行都有记录，去哪里，做什么，都需要写在本子上记下来。在抗美援朝期期间，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送首长上前线，运送部队物资，给部队转场。遇到紧张情况，地面飞机还掩护我们去前线。1953年开始，部队不断转场。我们曾送空十八师去前线，把前线部队换回来。朝鲜停战谈判的时候，我们又送代表团去前线。

　　从技术上来讲，中国空军肯定不如美国空军。可是我们的兵不怕死，敢架着飞机迎着头撞向美国飞机。一些飞行员是由陆军转过来的，他们想，当陆军的时候多受敌人飞机的气呀，光挨打，现在我开上飞机了，拼了命也得把你给打下来。这样的事也是有的。

　　抗美援朝胜利后的飞行生涯

　　抗美援朝胜利后，我继续在国内执行各种任务。

　　1958年，因为兴安岭每年都有很多木头烂在那，国家便组织了个伐木队，运木头。每年12月，兴安岭都会大雪封山，因此11月的时候工作人员就会出来。那年兴安岭提前大雪封山了，工人被困在里头，没法出来，粮食又备的不够。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出动空军空投食物了。早上3点多，天就亮了，可白茫茫的一片，啥都看不见，怎么空投呢？我想起国民党的飞行员曾经给我讲过的他空投的故事，灵机一动，让地面联络人通知他们把附近老百姓的红被子拿出来铺成一个巨大的T字，这样就可以看到了。通过这样的办法，成功解决了被困人员的粮食危机。他们没了后顾之忧，就跟我们说，那你们天天空投吧，我们在里面把活干完。这样，我每天早晨两三点起床，把被冻住的发动机的滑油加好温，做好飞行准备，然后飞两个钟到兴安岭，又花两个钟飞回来，回来后又得做好放油准备，晚上还得研究第二天的空投情况。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坚持了一个多月，解了被困人员的围。

　　1960年大同煤矿遭到破坏，发生爆炸。党中央、国务院立即调集命令把济南、唐山、沈阳这些懂得煤矿的技术人员送往大同进行抢救。可是，当时的大同机场，没有灯光设备，晚上也没有飞机起降过，有关部门把市里的公共汽车摆在跑道两边，打开车灯，但即使这样，光线依然很差。天公也不作美，那天的西北风又很大，超过了飞机飞行的条件。领导给我的任务，一是试飞，二是送人。领导下了死命令：“你就是把飞机摔在那了，也要把人送到！”我去到大同机场，成功落地，返回去后，就带着机组过去了。我飞了两个晚上一个白天，没休息过，实在饿得不行，在飞机落地的时候赶紧在机场边上吃了碗面条。

　　我的飞行生涯一直持续到1967年，文革规定，凡家在海外的飞行员都不准继续飞行，我家在香港，就这样我的飞行生涯被迫中断了，我丈夫的飞行生涯也被终止了。伍竹迪也因为父亲曾在国民党里面做过报务员而被停飞。后来我就到航校当理论教员，做教研室主任，给第四、第五批的女飞行员上课，一直到1986年离休。

　　（受访者：东北航校原教研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