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蓝色的家

　　中国国民党的党旗是蓝色的，中国共产党的党旗是红色的。我生长在一个蓝色的家：父亲劳柏秋是国民党军邮少将总视察，负责军事邮政及封锁和侦察蒋管区与解放区、游击区的电讯邮路，检查侦察与共产党有关的来往书信刊物，与共产党有联系的“赤色分子”。抗战时期，他参加过蒋介石为团长的国民党中央干部训练团受训。我家客厅，挂着一幅由蒋介石用毛笔正楷亲手题写：“柏秋同志惠存，蒋中正敬赠”盖上蒋中正朱红印鉴的用镜框镶起来的蒋介石大像。我们叫它做神主牌。后来，我们利用这个蓝色的家做掩护，开展红色地下革命活动。

　　二、蓝旗与红旗在一家

　　父亲为人正直，廉洁奉公，不贪污、不腐化，不嫖娼、不赌钱、不吸烟，不烂酒。他崇拜孙中山，不满国民党后期的腐败。我家家风严谨，家父的为人，影响着儿女，我们从小就立志做一个爱国的中国人。因此，我们长大后都投奔共产党，参加革命。二姐劳翠云参加粤桂边纵游击队，妹妹劳翠华和我参加“广州地下学联”。我家红旗包围蓝旗。后来我家成为地下秘密文件、传单收藏转发站，也成为国民党追捕地下共产党员时党员的隐藏地方。广州爱国学生“五卅一”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示威游行，国民党特务殴打追捕中大学生，中大地下党员吕式根（二姐之友）逃到我家，我把他收藏起来。地下党员谢乾双（我的联系人）把共产党的传单带到我家，叫我把传单带进造币厂（我已打入造币厂）秘密散发。当时谢关上房门后问我：“如果你被特务抓住，问你是否共产党，你怎么办”。我答：“是，我们就是要推翻国民党黑暗统治”。谢说：“打死你都不能认，你要紧记秘工条例：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又说：“经起拷问，保存生命，迎接解放。”我答：“是，我会紧记，保证完成任务。”临别，谢紧握我手说：“小心谨慎，祝你成功。”我被谢乾双的智勇和对党忠诚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深深感染。次日，我毫不犹豫，学着谢乾双把传单穿在袜子里，再穿上皮鞋，把传单带进造币厂。工厂警卫森严，出入分开男女两个门房搜身。入厂时，上下搜身，防武器、爆破物。出厂时，上下搜身，连鞋都要脱出来，防偷带大银元（光洋）。十密一疏，我利用敌人入厂不用脱鞋之疏，早上开工把传单带进去。利用中午下班人少，把传单散发在工厂每个角落。当工人回来工厂发现传单，有的偷传阅，有的看了放下，有的不敢看，这时，一种喜悦、满足感涌上我心头。我按照谢乾双的吩咐，有一部分传单留在家里，写好信封，用投递方法，寄到工厂厂长和职员中去。

　　父亲万万没有想到，他生养教育出来的子女，后来都亲共，投奔革命；更没有想到，后来儿子动员老子起义。

　　三、满堂红的家

　　地下党交给我另一个任务：摸清劳柏秋思想情况，策反父亲起义。1985年4月25日《广州党史资料》第二十三期已刊载了我写的《广州地下党领导我策反父亲劳柏秋的经过》的回忆录。此文不再详述。父亲起义立功；向共产党提供他所参加的国民党广州市特别党部党魁高信召开的应变对付共产党的广州最高级会议的许多重要情报，又提供情况和保留他管辖的广东省邮政管理局档案，物资、设备，迎接了解放又配合军事代表，迅速恢复邮政业务，受到党的信任。解放后广州市人民政府安排他做广州邮局副局长，聘请他为1949年11月召开的广州市首届人民代表大会的特邀代表（国民党起义将领李洁芝、 肖文、曾天节等也是这届的特邀代表。我因较好地完成地下党交给的四个任务：1、发展学联二十四人；2、打进造币厂发展二人参加广州地下工协，组织罢工保护工厂，解放后协助军代表抓捕工厂特务缴了特务的手枪和子弹；3、建立我党在柔济医院——今市二医院的秘密联络投递站——由该院护校进步学生司徒汉云秘密收取中共香港分局寄来的秘密文件、传单、书刊，给我转交地下党；4、动员了父亲起义。得到党的信任，故我也被广州市人民政府聘请为市首届人民代表。这是党给我们全家的光荣。人代会后，父亲又去北京，参加全国首届邮政工作会议，荣幸地受到周总理接见。回来后，他畅谈北京的进步，赞颂周总理的政治家风采，感谢共产党对他既往不咎，说他感到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的光荣与幸福。至此，我们无不为这个“蓝色的家”全面的、彻底的转变为“满堂红的家”感到光荣与幸福。是共产党正确的政治路线、方针、政策，指引我们全家走向革命。父亲起义成功，是我们党在白区第二条战线的地下斗争中，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取得成功的一页。

　　四、被抹黑了的家

　　1950年至1953年，我党开展一系列的肃反、镇反、清理干部中内层和整党等政治运动。目的是要把潜伏下来的、打进来的、历史的、现行的反革命分子及干部队伍内和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特嫌分子”按性质论处；进行关、管、杀、开除、“挂起”（一时弄不清，在档案中挂起来，不提升，不能任正职）的处理。

　　父亲从北京开会回来（大约1952年）便被送进设在芳村的一所叫做“广州新生公学”的专门审查历史反革命嫌疑分子的地方“学习”。后于一九五四年六月由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送进英德劳改场。

　　1952至1953年整党，组织认为我们父子政治历史复杂，有打进来之嫌疑，整党对我的处理意见是：“政治历史不清，取消候补党员资格。”一个满堂红的家，被抹黑了，变为一个“反革命的家”。

　　1956年6月20日，省委直属党委给我做了历史结论，叫我在结论上签名。这份结论写得很正确，我很满意，终身难忘，今天我虽然已八十多岁，这结论仍可以背得出来：“一、劳永全同志工作表现一贯积极；二、整党期间对党忠诚，交待问题与调查材料相符；三、与父亲没有反动政治关系；四、属一般三青团员，政治上无问题。”

　　1966年“文革”开始，我们父子又逢厄运。我被抄家，关进“牛栏”，劳动、批斗。在港口码头做重体力劳动，不幸工伤，跌断脚跟骨，粉碎性骨折，由“工纠”用“工纠棍”押送到市三医院，三天查房无人问，没有得到及时救治，出院后成了三年都靠拐杖走路的“跛子”。父亲遭遇更甚，坐了十二年冤狱放出来遇到“文革”，被当作“劳改释放犯，押送回乡顺德劳村，继续劳动管制，他年老病重，无人理，身心折磨，1969年他69岁，跌倒在屋里地上死了，死后才被人发现。”我工伤住院时，弟弟来探我，传来香港姑姐们对我的讽刺语：“永全不给父亲来香港，要父亲留在广州，给共产党整死了。如今，又轮到他自己被共产党整了，好啊！共产党好呀！”这种政治影响是无法挽回的，我唯有沉默，把泪水往肚子里吞，无言以对。

　　1985年，我给《广州党史资料》写策反父亲一文，其时，父亲早已于1969年冤死家乡。该文我只写我党统战工作成功光辉的一面，没有写父亲冤死这一面，是考虑维护党的声誉和对海外、港台不好的政治影响。党史应该是真实的、全面的。此文作为“策反”一文的续篇。

　　五、坚持党性  经起考验

　　我在被取消候补党员资格的支部大会上向党表态说：“服从组织处理，我要做个党外布尔什维克，虽然组织上离开了党，但思想不离开党，继续积极工作，接受党的考验，相信总有一天，党会了解我的。”从“取消”到“恢复”党籍漫长的三十三年中，我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现了我对党的承诺。

　　1953年我任华南区海员工会秘书处处长（见附件）的工作岗位，下放到海员俱乐部，刻腊板，搞油印（技术讲座的讲义），后来又下放到西江线“桂海”拖轮，随船工作，我写了近二万字的《珠江水域系统，如何开展航运劳动竞赛》的调查报告，被组织采用，打印成文件，成为华南区海员工会秘书长用来参加省航运厅工作会议上的大会发言。1956年省直党委给我下了“政治上无问题”结论，我在1957年申请恢复党籍，支部大会开会讨论，认为我表现好，经得起考验，表决时，百分百举手，同意恢复我的党籍。散会后，几位同志紧握我手，祝贺我说：“劳永全同志，天亮了！”我思绪万千，彻夜难眠。可是，数月后，支部对我说：“上级党委没有审批，因为现在整党整风期间（1957年反右）暂不研究你的问题。”我如同从天下跌到地上。我懂得，我是被限制使用，只能作群众的干部。但我从支部大会上一致同意“恢复”的决议中，得到鼓励。故把它作为又一次考验。以后，我在调任航运工会生产科长、广州港务局工会副主席、港务局长堤作业区副主任，港务局东风作业区工程队长（股级），东风作业区学大庆办公室负责人（无职称）。自取消党籍后，三十多年中，虽然职务越做越低，但我的干劲越做越足，“共产党员，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干革命。”这就是党性；无论处在什么环境（特别处在逆境），党放你在哪里，你就在那里发热发光。当年，学大庆，我有三个办公室：一个在单位，一个在家里，经常开夜班在家里写整顿、改革企业管理的方案、报告、总结……还有一个办公室，在梦里。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中醒来有所悟，起床用笔记上要点。我感到工作的乐趣。由于我定了要做一个党外布尔什维克的诺言，故工作做出成果。八十年代（忘记哪一年），我负责的学大庆办公室被评为局先进单位，我本人被评为局先进工作者。我还热心社会工作，当年被评为广州市社会治安积极分子。1984年，得到组织关心，批准我到从化省干部疗养院疗养（“文革”跛了，仍扶着拐杖），得到在疗养院疗养的很多老同志的关心鼓励；梁广同志勉励我：“好好疗养，相信组织，你的问题一定会得到解决的。”原湛江地委副书记（现忘记名字）临走时对我告别说：“永全同志，我明天出院了，临走前我给你送四句话：‘出于污泥而不染，动员父亲弃暗投明，几经考验遭挫折，一心向党意志坚。’”广东省人民出版社副社长陈海仪送给我她作的一幅画“虾”，题词写：“永全同志惠存，屈伸自如也，一哂（即一笑）”她笑说：“你像虾，能屈能伸，本来我想写：能屈能伸大丈夫也，这未免过高，故用屈伸自如也。”1997年杨奎章同志（省级干部）赠我一幅他为我作诗并书写的字画：“嶙峋石上岁寒枝，风雨来时共撑持，野草闲花空自落，欣看绝顶显奇姿。”我是党培养出来的，党的教导与领导同志的勉励是我经起考验的精神力量之源。其次，我心中有党，正确认识党，任何政党与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正确是从错误中总结出来的，我相信党，党总有一天纠正错误给我们这个家落实政策的。也要正确对待自己的遭遇，要革命就会有牺牲。我把个人和家庭的不幸，看作是革命历史长河中，某一个错误阶段的历史牺牲品。我深信总会有一天，党的光辉会照到我的家。

　　六、党的光辉照到我的家

　　粉碎“四人帮”，平反冤假错案。1984年，我得到省市有关领导同志的关怀；在钟明、陈翔南、黄菘华、李善培等领导同志的关心、帮助、指导下，父亲和我的问题逐步得到了解决。黄菘华同志对我说：“钟明同志看过你写的材料，说你的问题一大堆，一揽子不好解决，他说先解决父亲这个主要问题，其他以后再解决吧。”遵照领导指示，我写了“策反”一文，待《广州党史资料》刊出此文后，作为附件，我写报告给法院要求复查劳柏秋案件。1985年6月24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85）穗法刑监字第258号的刑事判决书作出复查判决：“……在任伪职期间（指劳柏秋一笔备注），有一定罪恶，但劳柏秋在解放前夕，曾与我方工作人员发生联系，并接受了我党的指示，为迎接广州解放做了有益的工作，根据有关政策规定之精神，原判为反革命论罪科刑不当，应予纠正，为此，特改判如下：一、撤销本院一九五四年六月镇字916号判决。二、对劳柏秋的历史问题，不予追究。”（见附件2）（此文不知有否送给原单位广东邮政管理局，局没有开过为父亲平反恢复名誉的追悼会。也不知有否发文给顺德县劳村乡政府，父亲死于村中，劳村乡政府也没有为父亲开平反会。）

　　1986年，我得到市委经济工作部部长李善培同志的关心，派同志到广州港务管理局，与局党委研究复查我的党籍问题。1986年11月局党委发文《关于劳永全同志入党时间及党龄问题的决定》其中一段是这样写：“……现经复查劳永全同志的政治历史问题已有明确的结论，认为劳永全同志政治上无问题……，此外劳永全同志被撤销候补党员资格以来，思想上一直靠拢党组织，曾先后于一九五七年、六0年、七九年三次再重新申请入党，且于一九八二年八月十一日被重新批准入党……因此，根据《中央组织部关于历史遗留问题中有关党员党龄问题的处理意见》的精神，经研究决定：确认劳永全同志的入党时间为一九五0年四月三日，候补期一年，党龄从一九五一年四月三日算起。”（见附件3）

　　我已于1988年离休，党给我一个幸福的晚年，我让党的光辉天天照着我的家；我把党给我的几件“宝物”用镜框镶起来，挂在厅堂上。它们是：（一）1949年十一月广州市人民政府聘书。叶剑英市长聘请劳永全为首届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二）1984年10月14日广州日报第一版《建设新广州》——记广州市首任市长叶剑英给市人民代表劳永全题词（报导文章及叶剑英亲手写给我的题词）；（三）1989年10月14日广州日报，《广州第一面五星红旗曾经在这里庄严升起》市总工会在东亚酒店举行庆祝广州解放四十周年座谈会的报导文章，报导劳永全在座谈会上发言；（四）1998年12月15日在“广州地下工协成立五十周年纪念座谈会上，钟明同志（原地下市委书记，解放后曾是任市委书记，后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和劳永全二人的合照；（五）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编的《广州近现代大事典》（1840年～2000年晚清、民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在广州发生的大事）该书第416页“造币厂工人分地沙斗争，记述……劳永全设法打进造币厂，团结工人开展罢工，护厂，迎接解放……”一页纸的史记。

　　儿孙看了这些文物，笑着说：“爷爷的家，好像一个小博物馆。”不错，我要让党的光辉——我家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天天照着我的家；激励我和我的后代，永远不忘党的革命历史，永远不忘做一个爱中国的中国人。（作者：广州港务局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