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解放第5天，即1949年10月18日，人民解放军广州警备司令部正式宣布成立，（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赖传珠）。10月21日，华南分局重建中共广州市委（市委书记由叶剑英兼任，副书记朱光、钟明、廖似光），10月28日正式公开宣布成立。同日，还公开宣布成立了广州市人民政府（市长由叶剑英兼任，副市长李章达、梁广）。10月30日，广州市委召开全市党员大会，地下党组织活动由此公开。11月6日，广东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省主席由叶剑英兼任，副主席方方、古大存、李章达。）11月17日，广东军区成立，叶剑英兼任司令员、政委。就在广州解放第五天（即10月18日）广州人民广播电台成立（后改名广东省人民广播电台），在军事接管国民党广播电台的基础上开始试播。之后两天（即10月20日）正式播音。作为华南分局机关报的《南方日报》，则在军事接管从南京搬来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的印刷机器和从香港中共地下党创办的《华商报》的印刷机器的基础上，由《华商报》、《正报》（中共香港地下党的刊物）工作人员于10月23日正式创刊。为了使南方日报在广州解放后得以顺利出版，当时兼任新华通讯社华南分社第一任社长的王匡、担任华局分局宣传部副部长的曾彦修与曾艾荻、徐峰等同志一起，在南下途中就为南方日报出版的头三天准备了大量稿件。

　　广州市军管会是在10月21日对外公开宣布成立的。军管会设有军事、财经、文教、交通、物资、电讯、治安、司法、卫生、供应、房屋分配，外侨事务等8个委员会和4个部、处，分别负责军管工作。各个接管委员会负责分头接管原国民党广东省和广州市党、政、军机关（包括从南京迁来的国民党中央党政机关）和事业、企业单位。广州军管会在公开宣布成立后，各接管委员会的人员分头开展对各部门的接管工作。被接管的共534个单位，被接管人员34310人。到12月底，广州市的整个接管工作才基本结束。

　　广州军管会文教接管委员会正副主任由李凡夫、饶彰风分别担任。隶属文教接管委员会的新闻出版处，处长由饶彰风兼任，副处长由王匡担任。（不久，又由王匡任正处长，罗戈东任副处长。）新闻出版处派出了以罗戈东为首，由向明、姬星波、阎培涛、鲁阳、张演、杨嘉、吴柳斯等（还有一些人的姓名我忘记了）组成的几个军管小组，分别前往广州市的各个报馆开始进行接管工作。

　　解放前夕在广州出版的国民党报纸以及与国民党有关的报纸可分为五个部分：一是国民党的党报，二是国民党广东省政府的机关报，三是国民党军队政工系统的报纸，四是国民党官僚政客半官方办报纸，五是虽为商办，但是受国民党政客把持的报纸，共计20多家报馆。其中主要有《中央日报》、《中正日报》、《和平日报》、《大光报》、《西南日报》、《建国日报》、《前锋日报》、《环球日报》、《现象报》、《越华报》、《国华报》等。当时这些报纸的总发行量不超过八万份。其中发行量最多的《越华报》发行数也达不到1万份，一般的才几千份，至于从南京迁到广州出版的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每天发行量仅有几百份。

　　我是作为军管小组的成员，在10月22日，同其他同志一起，分别由几位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陪同，开始前往设在光复中路一带的一批国民党报纸或与国民党有关的报纸：《西南日报》、《大光报》、《建国日报》等一批旧报馆进行接管的。我们一到报社大门，就把军管会“约法八章”的布告张贴在门口墙上，并进去召集全体报社工作人员开会，宣布从即日起停止该报出版，并从即日起由军管小组开始接管该报所有的房屋、机器、设备、文件、档案、财产、人员，要求报馆所有人员都得协助接管工作的顺利进行，切实保护报馆所有物资、档案等不受损失。

　　在我们军管小组进入各报馆进行接管前，除了《中央日报》已自动停刊外，在广州的其余各报都还继续出版。记得在接管时，军管小组就发现《中央日报》社的一部印刷机，已被人日前转移到别处去了，我曾同军管小组的另一位同志赶着乘车前往去追寻过。《西南日报》社的设备，虽然比较陈旧低劣，但进行接管时，首先要把这些设备全部清点、保存下来，勿使遗失。我们接管下来之后，不久，便奉军管会令，连同该报社的印刷职工一起，印刷机器设备全部交给从中共北江地委派来的代表梁木，由他带领迁往韶关，供新开办的《北江日报》印刷使用。其他许多已经接管下来的报馆如《大光报》、《建国日报》的印刷设备也随之移交给不久后成立的南方人民印刷厂、新华印刷厂使用，接管下来的报馆印刷厂职工也随之成为这些新印刷厂的成员。后来，《越华报》等报社的印刷厂也在1950年8月下旬成了由广州地区各民主党派联合创办的、由中共领导的统一战线报社《联合报》的印刷厂。1952年《联合报》停刊，其厂房设备又留给当年12月1日创刊的中共广州市委机关报《广州日报》使用。

　　当时接管下来的旧报馆设备，除了一些房屋、印刷机器外，其他的设备少得可怜，尤其是报社的图书资料室几乎空空无物。记得我参加接管《西南日报》社之初，曾经向该报社的图书资料室借阅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一书，但却无法找到。作为国民党的孙科派系主办的《西南日报》社的图书资料室，竟然没有国民党总理孙中山的主要著作《三民主义》，岂非笑话？

　　这个报社资料室藏书极少，却存有几种香港报纸。我记得，就在我到该室借书的当天，偶然发现：当月（1949年10月）香港报纸上，刊登了一条令我震惊和悲愤的消息，原来我以前在浙江大学求学时的老同学、老战友罗卓才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竟然在台湾基隆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杀害，他在刑场上英勇就义时高呼革命口号，表现得非常壮烈！当时我泪水满眶，只是因为当时在旧报馆陌生人面前，我才强忍着眼泪没有流下来。事后我从参加组织“两航起义”的老同学陈耀寰那里才知道，罗卓才是我投奔华北解放区，在西柏坡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以后，他到了台湾搞地下工作，办进步报纸时，被敌人逮捕的。

　　在把各种设备接管下来之后，军管小组就开始了对采、编人员和经管人员的集训。当时军管会文教接管委员会新闻出版处把各报社的上述人员集中起来，在原《西南日报》社内开办了一个学习班，我曾经负责主持。学习班由各军管小组的一些同志讲课，讲授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我在学习班上曾经作过一个题为《人生观的根本问题是为谁服务的问题》的报告，内容大意是，究竟是为反动统治阶级，即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服务？还是为中国广大人民服务？这是当前人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人生观的根本问题。当时我只有23岁半，在这么一群老、中、青年人都有的旧报纸工作人员面前，却侃侃而谈，一点都不胆怯。因为我认为，我是中共派来公开讲演的，我坚信所讲的这个问题，是人们应当共同遵守的真理。事后几天，我听人说起，在香港有一份亲国民党的反共报纸，竟刊登了一篇题为《广州新闻界集中营铁幕》的通讯，胡说中共在广州设有一个新闻界的集中营，专门向广州新闻界“洗脑”，集中营的头目叫鲁阳。我找到那篇造谣文章看了，实在令人既好气又好笑！我们军管小组的同志们认为，这篇文章肯定是这个学习班中的某个人写的或是提供的材料给别人编造的。但当时一下子难以查出这是谁的“作品”也就算了。从这里，可以看到当时斗争的复杂性。

　　这个学习班开办不久，军管小组就组织学员们参加了11月11日举行的有20万群众参加的庆祝广州解放大游行。在那天，当时广州最高的大厦—爱群大酒店的外面墙壁上，悬挂着一幅长达百尺以上的绘有毛泽东主席立像的，由广州、香港进步画家共同绘制的巨幅宣传画。在游行队伍中，学员们情绪高涨，表现出大部分学员对广州解放的欢欣、肯定和拥护之情。（尽管班里仍有少数人对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怀着不安心理甚至仇恨情绪。）

　　我在接管旧报馆期间，住在那里，经常和报馆内的人员见面谈话。互相逐渐熟悉后，报社的一些人员也愿意和我接近和反映情况。我从一些记者编辑那里了解到：在广州解放头几天，对报纸的军管工作还未开始，那些报纸还继续出版。但它们的口气都自动改变了，例如，过去在广州解放前，它们把解放军称为“共匪”和“匪军”，已经改称为“共军”或“解放军”了，但是由于它们对我党我军和人民政府仍很不了解，刊登的消息出现了不少错误，竟然把我们这些南下干部称为“中共青海军政大学”的师生，因为当时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对外公开使用的代号为“青海部”，这些旧报馆的记者、编辑就随便乱猜乱写了。我还从他们中一些人那里了解到，旧报馆解放前经常刊登一些社会新闻，以此吸引读者，此类新闻五光十色，内容复杂，却常常违反真实性。例如，它们曾经登过一条广州市西关的新闻，内容非常离奇，事件发生的日期、地址都写得很具体，可是这条消息的内容完全是捏造出来的。它所描述的地址——某街道某号，街道是存在的，但门牌号却是没有的。这是它们经常使用的技俩。

　　在旧新闻人员学习班开办期间，对参加学习人员都发给伙食费。学习结束以后，军管小组根据掌握到的情况，有区别地对他们的去向进行处置。有的继续使用（安排到一些单位），有的分配到革命大学和一些训练班继续学习，有的则进行遣散（发给相当三个月工资的遣散费）。本来，按照军管会的政策规定，对一些罪大恶极或无恶不作的反动骨干和特务分子可以逮捕审查处理，但直到学习班结束时，都没有逮捕过一个人。那些被留用的或继续学习的人，大部分是思想较好和工作能力较高、素质较好、具有培养前途的新闻界人士。他们通过了长期的锻炼和考验，其中不少人后来在广东新闻界和党、政部门、事业、企业岗位上，发挥了积极作用，有的还担任了领导职务。

　　现在回想起，当年参加军管工作过程：在接管前，我们学习了军管会颁布的“约法八章”，一系列的接管政策、方针和对北平、南京、上海、汉口等大城市接管的成功经验，特别是学习了叶剑英强调的接与管相结合、相统一的思想，各个系统进行分别接管、完整接管（包括财物、档案、人员）和“二快一慢”的方针（即对政权机关和物资机构接管工作要快，对文教、外事单位则要稳妥、慎重，晚接管几天也无碍，但是对广播电台报馆则要抓紧马上接管）。正是按照叶剑英关于接管工作的指导思想，所以在广州市军管会公开宣布成立的前三天，由罗戈东为军事代表的军管小组就立即接管了《中央日报》社。在《南方日报》出版前6天，军管小组就已进入国民党的广州广播电台进行接管，并在第二天用广州人民广播电台的名义广播。

　　报纸军管小组不折不扣地认真贯彻执行了接管政策。例如在接管旧报馆时严格区分一些报馆的后台老板究竟是官僚资产阶级还是民族资产阶级，从而决定对他们的报馆资产是否没收。例如当时军管小组接管了《越华报》馆之后，就立即彻查其资产来源，保留其商办资产股份，没有对它宣布全部没收。

　　军管小组切实依靠工人群众，抓紧恢复生产。进入各个报馆的军管小组都立即向所在的印刷厂全体工人讲明来意，解释政策，把印刷厂的机器设备逐一点收后，便抓紧安排恢复生产事宜，从而及时地发挥了各印刷厂的人力物力的作用。

　　军管小组成员坚持艰苦奋斗、廉洁自律的作风。在进入旧报馆之前和之后，都反复学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要求务必保持艰苦奋斗和谦虚谨慎的作风，防止骄傲自满情绪，克服功臣自居、停止不前、贪图享乐的思想；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因此在接管过程中都没有人违法乱纪和出现严重错误，从而胜利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经过两个多月的接管过程，工作告一段落，由于新的工作需要，我于1950年1月1日被党组织正式调到华南分局宣传部工作。从此，我又走上了革命生涯的一个新的阶段。

　　以叶剑英为首的华南分局及其领导下的全体成员进入广州之后，立即抓紧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的工作。除了首先做好接管工作外，同时抓紧建立各级人民政府和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维持社会治安；整顿金融秩序；保证物资供应，开办党校、团校和革命大学，培训干部；设置公办出版机构和发展革命文艺团体；加强爱国统一战线工作；搞好党和干部队伍的建设和对人民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等等。这都为其后展开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大革命运动打下了基础；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进行文化教育建设等等准备了条件。关于这些问题，在本文中，我就暂不具体说了。

　　回想当年的一些经历，我有几点体会：第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不能建设和发展新中国”，的确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中国人一定要永远记住这个真理。“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们一定要永远跟着中国共产党，把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进行到底。第二，新中国是我们的许多革命先烈和革命前辈带领着全党党员和全国军民创造和发展起来的，我们一定要继承和发扬他们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勉励自己，教育后代，不断创造新的业绩，永远奋勇前进！第三，我们的党建党至今年7月1日已经88年，我们的新中国建国至今年10月1日已60年。在这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既有巨大成就，也曾遇过许多挫折，但都在全党、全民的奋斗中，继承优良传统、创建新的业绩，改正犯过的错误，克服各种困难，胜利地走过来了。今天我们一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切实遵照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执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贯彻科学发展观，为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富强国家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