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9月，中共西江特委通知我，要把我调到郁南河口省立庚戌中学工作。我的职务是“训育员”，上学生的《公民》课，在调动工作以前，我是三水县大塘区区长，这是地下党组织安排的。这一年8月，因为三水县长田竺僧被免职，广东省政府派了李敏接任三水县长。新县长把我“免”了职，调回县府“侯差”，地下党安排我到庚戌中学任教。

　　我到了庚中以后，才知道训育主任是余明炎，是我的老相识老同学，他是广东抗日先锋队的秘书长，在青年学生中很有威望，校长许培轩，怕在郁南新建的庚中招不到学生，想利用“抗先”的威望招生，这一步棋走对了。庚中在短短两个月中招了400多人，学校办成了。

　　庚中开学的时候，在教师中有党员三人：余明炎、冯蓉生和我；工友一人，学生四人：王肇汉、黄衍螽、陈隆基( 即陈克) 、何绍芬，经过几个月的工作，在组织上有较大的发展，教师中的党员发展了许健、刘华、莫志强，学生中的党员增加了伍基然( 又名伯坚) 、钟国……祥等九人；钟的表现很好，他非常勇敢、机智、立场也很坚定，我是他入党的介绍人，他入党几个月后，即担任党支部委员。后来因为全国政治形势恶化，反动的学校当局掀起了反共高潮，有的学生党员被捕，有的被击毙，钟国祥不得不撤离，转移到粤北文理附中与文理学院就读，后来文理也站不住，就调到东江纵队去了。

　　我1940年春调到韶关工作，就很少机会见到钟国祥。1944年，他以从东江纵队到粤北动员青年学生参加东纵工作，我当时与梁若尘等在韶关办《晨报》，国祥到我的住处来看我，我才知道他担负着重要任务到韶关、坪石等地，还经常来往广州，我把他广州家的地址记下来，准备必要时去找他。

　　1954年2月，韶关沦陷了，韶关《晨报》十多个同事撤退到西岸龙归镇，三个月后，龙归也沦陷了。我们爬山越岭撤到英德氵含洸，把人员安排在阳山，办《北江日报》之后，我和梁若尘一家四口，我也是一家四口要回到广州，主要原因是韶关沦陷后，党的组织联系中断了，没有组织联系就失去了斗争的方向，那么，到哪里去找组织？只有一条路：到东江纵队去，那是广东临时省委的所在地。我和爱人张维静、梁若尘三人决定找关系到罗浮山找“东纵”，我和张维静及第三个孩子到广州惠爱中路( 即中山四路) 谈家巷二号之一找到钟国祥；梁若尘一家四口则住到番禺邬维梓家去，钟国祥家就是地下党及东纵的交通站。交通站的负责人彭汇是我庚中学的党员学生，他派交通员带我、张维静和梁若尘到罗浮山东江纵队司令部去找党组织，由于从广州去罗浮山的路上驻着日军、汉奸军，还有国民党反动军以及“大天二”的土匪武装，要应付各种各样的军队很费心思。所以从广州到罗浮山发行要四、五天时间( 有些地方白天不能通过，要到晚上才能通过) 。#"&* 年, 月的一天，我们到了“东纵”司令部并且见到临时省委书记尹林平和司令员曾生。我们多么高兴啊！还有，使我们更为兴奋的是入党以后同我们有过组织联系的同志如梁威林、余明炎、黄康、尹重……等，都见到了。因为刚好这个时候中共临时省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和学习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我和梁若尘都被邀去参加旁听传达报告会，会后，尹林平找我和梁若尘安排工作。他要求我和梁若尘及邬维梓到广州去办一家以灰色面目出现的大型报纸。并办一个大型印刷厂，从侧面宣传党的政策和印发各种宣传品。并指定余慧同志同我们联系( 后来改由李嘉人同我们联系) 。我们三个人在东纵司令部住了一个月左右，然后返回广州。

　　1945年7月，在我们回到广州时，钟国祥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了。据说他是在西江广宁被捕的。当时他是被东纵一支队政委派去广宁找政委梁嘉同志汇报及请示工作，到广宁后随部队转移时遇到伏击打散了而被捕的。他全家都为此事紧张和担忧。据说他被关在新兴监狱。我们一面安慰他的家人，一面设法营救他。

　　在韶关沦陷前，余汉谋( 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的高参黄范一，办了一份杂志《民族月刊》，是由中大教授张良修为他主编的，张教授找我帮忙做具体的编辑工作。因此认识了黄范一及他的弟弟黄菊圃。黄菊圃当时是肇庆中学校长，在地方上很有威望，他在政治上也很开明，我和梁若尘都认识他，我们两人联名写信给菊圃营救国祥。由于国祥家在沦陷期间全无收入，我们给他一只金戒子作为费用。由国祥的庶母亲跑到肇庆去找黄菊圃搭救国祥，幸而把他救了出来。国祥在狱中患了痢疾，脸色灰白，已经不醒人事，出狱以后，医了一个多月才恢复元气。但国祥全不恢心，继续战斗，为党工作，这种精神，十分可贵！

　　我们离开东纵以后，我把爱人孩子带回台山，梁茗尘的家人则安排到邬维梓番禺家，集中人力筹办广州《晨报》，约花了10天功夫，广州《晨报》出版了。风行一时，销量为名报之冠，但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寿命不长，三个月里被封三次，最后被迫“关门”。我和梁茗尘被调到香港工作，梁若尘办了一个《愿望》杂志，我则到香港《华商报》担任采访主任兼港闻版、经济版编辑。

　　1948年下半年，钟国祥和几位同志到了香港，筹办汉华中学，我又见到他了。国祥到香港办汉华中学，没有经费。收了学生的学费，仅仅够教职员工的最低生活( 吃饭)的开支。大家不拿工资，只供吃饭，校舍是个老旧的酒楼，破破烂烂的，艰苦奋斗了一年，汉华中学越办越好，办成香港较有名气的中学，培养了不少人才。这和国祥的努力，团结师生专心办学是分不开的。

　　1948年中秋节，国祥夫妇在广州办地下交通站。在家里又被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逮捕了。他的全家和亲友们又紧张起来，他是新会人，同CC特务头子高信认识。他家里花了不少钱，给特务送礼，才把国祥夫妇救了出来。

　　广州解放以后，国祥安排在肇庆粮食局任副局长，三反五反期间，在“大胆怀疑”的政策下，有关方面没有积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竟拖了三年时间才把问题弄清。使他受到“莫名其妙”的委屈。但是，国祥对此并无怨言，仍继续努力为党工作，而且做出显著的成绩。他这种任劳任怨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

　　我和钟国祥交往了64年，知道他受过敌人不少迫害，也受过“自己人”官僚主义的磨折，但从未见过他因此而消极。即使是在“自己人”的折磨中，他也一样认真工作，从无怨言，也从不“后悔”！

　　钟国祥不仅自己忠于革命的理想，他还教育他全家为理想而工作，不避艰难险阻。他家在广州惠爱路( 即中山四路) 谈家巷二号之一，解放前就做了地下党的交通站，不少领导同志都住到他家里( 现在这个交通站已被市政府定为历史文物) ，他们全家认为是十分光荣的事。钟国祥解放前是共产党在粤北青年革命者的联系人，他联系的面很广，他在青年学生中有很高的信誉，大家对他非常亲热和爱戴。在他生病期间，许多老朋友经常到他家里或医院看望他。对他的去世，感到非常悲痛。

　　国祥，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