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三三轰炸后的济难工作 

3月3日中午12时45分，国民党军队5架8-25飞机侵袭广州市区，在黄沙车站（今广州南站）、沙面一带及珠江河面等处扫射、投弹，造成412人死亡，330人受伤，炸毁房屋564间，炸翻船艇近百只，致使近千人无家可归。特务分子乘机打冷枪，袭击哨兵、放信号弹、散步谣言，猖狂进行破坏活动。晚6时35分至4日凌晨1时45分，国民党军队又先后派出3批飞机进人巿区骚扰。

三三轰炸事件发生后市政府、巿警备司令部、巿公安局联合发布防空紧急命令。3月4日，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召开防空会议，研究部署宣传、救济、动员疏散等问题。市政府召集广州各界代表会议，组织各界人民反轰炸委员会。广州各界人士纷纷分集会，声讨和控诉国民党这一罪行。市人民政府及时部署抢救，组织救护队人进行抢救工作，计收容医疗229人，抢救伤员293 人。与此同时，借用长堤朝州会馆作临时收容所，共收容难民294人，发给每人大米15~25公斤，先后发出棉衣145件、棉被171张、毛毡80张、席200张，并供给住宿和通过介绍职业、贷款等方法，解决其生活问题。至4月20日救济工作结束时，全巿共发出大米0.7万多公斤、救济款383万多元(旧人民币）。

贯彻统一国家财经工作的决定 

3)13日，政务院发出《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提出统一全国财政收入，使国家收入的主要部分集中到中央，用于国家的主要开支； 统一全国物资调度，使国家掌握的重要物资从分散状态集中起来合理使用， 以调剂余缺；统一全国现金管理，一切军政机关和公营企业的现金，除留若干近期使用者外，一律存入国家银行，资金的往来使用转账支票经人民银行结算，并要求各级党委必须用一切办法保障这个决定的实施。根据中央的决定，针对广州财政经济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市委、市政府主要采取了下列措施：

第一，建立和健全物资管理机构，制定财经管理制度。1950年3月，广州市开始建立金库，统一收人报解，制定供给标准，随后又建立了会计制度、审计制度、现金管理制度等有关统一国家财经的各项管理制度。7月，广州巿财经委员会成立，统一领导全市的财经管理工作。

第二，清査物资，节约开支。广州市建立了市编制委员会，进行各级政权的整编工作，核实人数，避免浮报浮支，大力节省财政支出；建立了市仓库物资清査委员会，清理接收敌产，进行清查仓库工作；建立了生产节约指导委员会，大力发展生产，厉行节约。

第三，积极完成税收和公债推销任务。税收方面，到1950年上半年，全市共征收税粮3. 026亿巿斤（上级规定任务为2. 8亿市斤）；在规费和其他收入方面，共收人470万巿斤；公粮方面共征得603万巿斤，完成了任务；推销公债方面也完成任务的71.6%。

第叫，整顿巿政企业。对关系人民生活最大的水厂、电厂等企业进行了整顿，改革不合理的机构，明确了职权，逐步建立起负责制度。同时发动群众性的生产节约运动，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民主管理企业，扭转企业亏损。

上述措施，为市委、市政府在掌握物资、统收统支方面打下了基础，对紧缩丌支，减少浪费，保障国家资财集中、合理使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从而有力地保证了统一国家财政经济的工作在广州得以实施。

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 

4月21日至5月1日，广州巿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到会代表493名。大会通过主席团成员有：叶剑英、李章达、朱光、梁广、丁汉、王力、朱竟之、李伯球、吴辉、杜国庠、林克泽、林志澄、周乐怡、陈汝棠、陈恩、张君华、黄适安、郭翘然、廖似光（女）、刘向仁、潘毅生、郑天保、谭甫仁、谭政文、饶彰风、苏惠（女）、龙庆忠；秘书长陈志方。会议中心议题是恢复生产。会议提出“生产”、“治安”、“团结”三个问题，以及通过《广州市人民政府组织暂行条例》，选举市第二届协商委员会委员。

会议由市长叶剑英致开幕词；副市长朱光作《广州巿人民政府三个月来施政工作与1950年的工作任务》的报告。报告中关于施政工作的主要内容是：治安工作；财政工作（金融、推销公债、税收、征粮、清理公逆产和房屋租赁等）；政权改造；文化卫生及各种建设。今后的工作任务是：大力恢复生产；继续肃清特，巩固治安；完成财政任务；健全基层政权机构，进行市政建设。广州市公安局局长谭政文作《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四个月来的治安工作与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办理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提案情况的报告，其主要内容是治安、财经、文教、市政等方面的问题，已交政府执行或建议政府研究办理。

会议通过了广州市人民政府市长、副市长和委员名单：市长叶剑英，副市长李章达、朱光、梁广，委员丁颖、王力、王作尧、丘玉池、李达潮、林志澄、梁湘、许崇清、郭翘然、陈志方、陈卓凡、陈泊、曾昌明、冯伯恒、杨康华、瘳似光（女）、黎明、钟明、苏惠（女）、饶彰风。

会议通过了《广州市人民政府组织暂行条例》，选举出第二届市协商委员会委员。

代表们在讨论中，对口前物价平稳、治安良好、干部工作刻苦和部队纪律严明表示满意认为叶剑英和朱光就税收、公债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税务局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所作的自我批评，更加密切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也加强了十部为人民服务的观点。

会议通过了副市长朱光所作的《广州市人民政府三个月来施政工作与1950年的工作任务》报告、关于发动慰劳解放海南岛将士、关于如期完成推销公债和关于救济失业工人的4个决议。

叶剑英致闭幕词。会议向毛泽东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发了致敬电，向朱德总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发了致敬电，向中南军政委员会和渡海作战解放海南岛全体指战员发了致敬电。

收容难民乞丐，组织生产自救 

5月12日，巿政府成立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对失业人员进行紧急救济。广州解放初期大批工人和知识分子失业，仅失业工人就有4万多人，城市遍地乞丐、难民。对流落街头的难民、乞丐和无业游民，党和人民政府采取收容、遣送、赈济与教育相结合的方针，并组织失业人员生产自救。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成立后，在1个半月内，共登记失业人员3.39万人，领救济粮的有3. 03万人，每人发米25公斤，共发出救济粮75. 85万公斤。在发放救济粮、解决失业人员吃饭问题的同时，市政府组织人民进行生产自救，主要的方式是“以工代赚”，以区为单位成立工赈队，全巿共组成65个中队和1个汽车工人劳动队，分别承包修建运动场，清扫垃圾污泥，疏通河涌、沟渠、下水道，修筑马路，参与市政建设。工赈队工人最多时达6596人，每天工作人数平均4217人。全市先后有67万人次在工赈队得到赈济。通过这些工作， 广州大批难民、乞丐得到安置，并进一步稳定了广州社会治安。

破获国民党特务爆炸广州市军管会案 

5月31日晚9时左右，位于中华北路的广州巿军事管制委员会（今解放北路广东迎宾馆）正在举行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四十军、四十三军解放海南岛凯旋的宴会，北围墙外突然抛进一枚土制炸弹。6月1日，特务分子又在省政府围墙内引爆炸药包。两起爆炸事件均无造成人员伤亡。但是， 敌人的攻击矛头，明显是对着省巿领导人，特别是叶剑英。案发后，广州市公安局治安处处长苏青和侦察员张强立即赶到现场勘察，认定两起爆炸案均是同一案犯所为。经过缜密侦査，发现了军管会斜对面小巷里一幢两层的楼房屋顶上竖有电台用的天线。通过这一线索很快破获了这一案件，逮捕了“广东三角洲反共救国军自卫军第九独立支队队长兼中统局华南办事处杨山站第四组”组长陈正（化名戴天仇）等武装行动特务23人，缴获电台一部、武器弹药一批。8月4日，陈正、冯启凌、吴棠（又名吴福荫）等3名主犯被广州市人民法院处决。

调整工商业 

6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和《不要四面出击》的重要讲话。全会决定合理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使工厂开工，解决工人失业问题，改善与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关系。这次会议是党在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为全面实施《共同纲领》规定了明确的战略方针和行动纲领，对于统一全党思想，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社会力量，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进而实现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6月18日，市委发出《关于学习和拥护毛主席在三中全会上的报告的通知》，号召全市党员认真学习并在实际行动中拥护与贯彻毛主席的报告，并应结合学习具体执行中南局《关于调整工商业与公私关系的指示》与中南军政委员会发布的《关于调整工商业与救济失业工人的补充指示》。7月7日，华南财委与广州市人民政府联合召开省、市财委、工会与各有关部门、工商业界的联席会议。朱光在会上指出：“目前全国性的3个主要任务是：土改、工商业调整与平衡国家财政收支。在广州，调整工商业则为目前中心的任务。”会上成立了广州市工商业调整处理委员会，由广州市财经机关负责人和工商界人士组成，易秀湘、朱光分别担任正副主任，负责全市工商业调整处理工作。

调整工商业包括3项内容，一是调整公私关系；二是调整劳资关系，三是调整产销关系。市委、市政府坚决贯彻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会议精神，按照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内外交流、城乡互助的“四面八方”政策，围绕调整工商业这一全巿财经工作的中心任务，为扶持私营工商业主要采取了5项政策措施：一是召开工商各界座谈会，大力宣传党的调整工商业和公私关系的方针政策，并主动对过去处理公私关系存在的问题进行检査，及时纠正偏向。二是合理调整税收政策，妥善调整公私关系。三是妥善调整劳资关系。四是改进加工订货、收购产品和发放工商贷款的工作， 维持私营工商业的正常生产。五是调整产销关系。

由于采取了上述政策、措施，广州工商业经营状况逐步好转，资本家出逃现象停止，以往逃到港澳者大多又返回。从6月到12月，广州正式批准开业的工业户1172家，商业户5459家；而歇业的工业户仅60家，商业户1246 家，开业户数大大超过歇业户数。同时，市场逐步趋向活跃，新的购买力开始形成，商场销货数量7、8月平均比4月增加1至2倍。1950年全市工业总产值2. 92万亿元（旧币），社会商品零售总额2. 74万亿元（旧币），地方财政收入1.03万亿元（旧币）。

中共广州市委开展整风 

7月14日，市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全军进行大规模整风运动的指示》精神，发出了《关于执行整风的决定》，指出：这次整风运动的任务是解决官僚主义、贪污腐化、无组织无纪律的问题；整风的重点是县团级以上干部的作风；方法是从阅读文件入手，提高认识，然后结合检査和总结工作， 自上而下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随后进行总结，定出改进办法与健全制度。广州巿的整风运动从7月14日整风动员大会开始，分三期进行。巿委代理书记朱光在市委整风会上，就工作方法、民主作风、党委会议制度等问题带头作了自我批评。整风运动至9月底结束。

市委领导人调整 

7月29日，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指示：经中央批准，中共广州巿委进行调整，市委常委由叶剑英、朱光、肖桂昌、谭政义、梁广、廖似光（女）等6 人组成。叶剑英任书记（兼），朱光、肖桂昌任副书记，朱光任代理书记。此后，市委先后又进行多次调整：1951年6月至9月，巿委常委调整为叶剑英、朱光、肖桂昌、田坪、谭政文、梁广、钟明、杨一辰、何伟等9人。1952年10月，巿委第三次调整，设立市委第一、第二书记，叶剑英兼任巿委第一书记，何伟任市委第二书记，朱光任市委副书记。1952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电示：叶剑英不再兼广州市委书记及广州市长，由何伟任广州市委书记兼市长。1954年2月，王德调任广州市委第二书记。巿委常委由叶剑英、何伟、朱光、梁广、田评、钟明、吴有恒、陈志方、薛焰、魏今非、杜星垣、王德等12人组成。1954年11月，市委进行第四次调整：王德任书记，赵武成任第二书记，朱光、杜星垣、曾志任副书记。市委常委由王德、赵武成、朱光、钟明、吴有恒、薛焰、陈志方、杜星垣、曾志（女）、刘谦、苏惠（女）、梁湘等12人组成。1956年3月，市委进行第五次调整：王德、赵武成、朱光、吴有恒、曾志等5人任书记，钟明任巿委副书记（ 1956年6月任）。巿委常委由王德、赵武成、朱光、钟明、吴有恒、曾志、薛焰、刘谦、梁湘、焦林义（1956年6月任）等10人组成。

开展禁烟禁毒斗争 

9月12日，市人民政府颁布《广州市禁烟禁毒实施暂行办法》。29日再次发出公告，禁止郊区种植鸦片。10月1日，市禁烟禁毒委员会成立，副市长梁广任主任。

新中国成立前，广州是帝国主义国家向中国输人烟毒的总口岸，也是华南和西南地区买卖烟毒的总巿场，巿郊还广种鸦片，种植面积约200多亩， 因而在广州有“烟档多过米铺”之说。解放初期，全市仍有鸦片烟档1900多档，广大群众深受其害。广州市禁烟禁毒委员会成立后，立即有组织地在全市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禁烟禁毒运动，一方面开展禁烟禁毒宣传教育， 另一方面发动群众检举揭发经营贩运烟毒分子，协助政府贯彻禁令。

1951年1月25日，广州市民政局公布禁烟禁毒办法，并开始办理烟民登记。至3月25日止，全巿登记烟民5715人，其中郊区1991人，巿区3724 人。已登记的烟民，家庭富裕者令其入医院施戒；有家庭负担须继续工作者， 在家限期自戒；确实贫苦者，由卫生部门免费配给定讨戒烟药品；烟龄短、年轻有劳动力者，人戒烟所免费施戒。至10月止，已根绝烟毒的有4483人，占总登记人数的78%。在帮助烟民戒烟的同时，市人民政府组织力量打击贩卖毒品的罪犯。

1951年6月3日，市人民政府禁烟委员会召开有1.3万人参加的禁烟禁毒群众大会，公开宣判了一批贩卖毒品的罪犯，并将缴获的烟土、烟膏19528 两、海洛因269两、红丸80两又30包、罂粟壳27806两、烟灯1.3万多盏、烟枪1. 25万枝、烟秤1244把当中焚烧，市人民法院当场宣判一批贩毒罪犯。会后，群众冒雨游行，高呼禁毒口号。

1952年7月，广州市再次大张旗鼓地开展禁烟禁毒运动。广东省、广州市统一组成禁烟禁毒委员会，山占大存任主任，李章达、梁广任副主任，下设指挥部：各区成立指挥所，由区长、公安分局长任正副指挥。随后，两次召丌万人以上的公开宣判大会，判处了一批毒犯，其中5名罪大恶极的被判处死刑。运动至10月底结束，共逮捕案犯1104名，缴获烟土 4636两、烟膏268两、吗啡1182两、白面123两、红丸3754粒、烟具4179件，还缴获手枪188枝、冲锋枪1枝、子弹73发、雷管2个。广州解放初期的禁烟禁毒运动，有力地打击了烟毒犯的嚣张气焰，使广州的社会风'〔大大好转。

中共广州市第一次代表会议召开 

9月14日,中国共产党广州市第一次代表会议召幵。出席会议代表241 人，列席代表81人。会议的中心任务是讨论市委今后4个月的工作计划：继续调整工商业；巩固社会治安；准备郊区土改；加强群众工作；结束广州市第一期整风运动。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兼广州巿委书记叶剑英和巿委副书记肖桂昌，分别在会上作了讲话叶剑英在讲话中特别强调要重视基层组织、基层干部和基层工作问题，指出：当前“工作问题是深入问题。我们的工作要贯彻到基层去，抓基层的组织。不论青年团、工会、妇女等工作都是这样。广州巿工作成绩很大，如果我们满足于表面的成绩，不巩固基层，我们的工作是不稳固的”，“一年来，我们的棋盘还未完全打开，棋子还未放好，所以我们要把棋盘打开，把棋子放好。”市委代书记朱光传达了市委1950年最后4 个月的工作计划，并要求各区党委定出计划，健全制度，努力做好工作。

越秀山体育场建成并投入使用 

10月，越秀山体育场建成并投入使用。该运动场原是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地。1949年11月，由于要举行“庆祝广州解放文艺演出”，广州市青年团工委需要一个可容数以万计观众的演出场地，最后找到了越秀山脚下的一块荒地。这里南北宽83米，东西长180米。三面环山，每面的山坡上可容纳许多观众。自从成功地组织了大型的文艺表演会后，团市工委又于1950年元旦组织了体育表演会，仍选定在这片荒地举行。1950年3月，朱光副巿长召开专题会议，传达了市政府关于修建越秀山运动场的决定，并成立修建运动场委员会，以朱光为主任，工务局的邓恳、市青年团的朱幕湛、工程界的周乐怡、体育界的马杏修等为副主任。

修筑越秀山体育场的总体计划，包括：平整出有400米跑道环绕的运动场；建筑5层看台，每层11级，共有可容纳7万人左右的座位。工程分为3 期：第一期是平整场地，修建跑道，修建容纳1万观众的座位；第二期向东扩展伸延并向上修建座级；第三期则建筑运动场办事处、司令台、门口牌楼、停车场等。修建委员会以市建设局为核心，成立工程建设委员会。又以市青年团为核心，成立联络动员委员会，负责发动各界青年参加义务劳动。3月24日，建场工作正式开始，南方大学师生800多人首先进入工地，一连奋战了 3天。在以后40多天的时间里，便有48个单位，共1.8万多人参加了建场工作，其中有工人、学生、战士、机关职员、医护人员等。据建设局当时的不完全统计，共挖土 7000立方米。动工时正值春雨绵绵，人夏以后，又多次遇上暴雨，影响了正常施工。叶剑英市长到工地视察后，指示交通厅派出挖掘机、平路机、压路机、推土机共5台投人施工，大大地加速了工程的进度。其后，又采取“以工代赈”的形式，组织了 5000多失业工人参加体育场的修建工作。

10月上旬，越秀山运动场第一期工程完成。14日，庆祝广州解放一周年的广州市第一届人民体育运动大会在这里举行。不久，第二、第三期工程也相继完成。

广州郊区开展土地改革 

1950年10月至1951年3月底，市委和市政府在市属芳村、新洲、沥滘、西村、三元里、沙河、石牌7个郊区和河南、大东两个半郊区开展土改运动。广州郊区土地改革，是广州人民根据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从而为广州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开辟道路的一场政治运动。整个运动历经准备和试点、全面实施、土改复查3个阶段。

1950年10月，广州市在新洲区琶洲乡和芳村区东激乡进行土改试点。琶洲乡由参加过北京郊区土改的马文云负责，东激乡由芳村区委书记瘳志华和从北京调来的萧萍负责。与此同时，市委和巿政府还于同年10月14日至12 月10日先后举行了 3期郊区干部培训班，培训干部1061名；派出干部参与《广东省土地改革实施办法》的草拟制定工作，起草、讨论广东省在土改中关于华侨土地、工商业者、乡村小圩镇、民主人士和起义人员等具体政策。通过一系列工作，初步取得了领导土地改革的经验，为郊区全面开展土改运动准备了干部，明确丫有关政策界限。1950年12月7日，市人民政府颁布了《实施郊区土地改革的布告》，宣布于当年冬至翌年春在郊区范围内实行土改。广州的土改工作进入了全面实施阶段。12月8日，广州市人民政府土地改革委员会成立，由副市长梁广任主任委员，市郊委副书记、巿政府郊区办事处主任安平生任副主任委员。市属7个郊区和两个半郊区也相应成立了区土地改革委员会。是日，巿政府召开了有1200名郊区干部和农民代表参加的土地改革动员大会，号召郊区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土改运动。

广州实施土改工作分4步进行：第一步是宣传政策，组织队伍；第二步是划分农村阶级；第三步是反对地主分散和隐瞒土地财产，没收和分配土地及其他果实；第四步是烧毁缴获地主的地契，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召开农民代表会议，庆祝郊区土改胜利，动员农民转人生产。1951年3月27日，市委召开了广州巿郊区农民代表会议。市委副书记肖桂昌作了土改工作总结。广州市郊区的土改工作历时3个半月，参加土改共186545人（其中农业人口89559人）。经过土地改革，彻底消灭了地主阶级和封建土地剥削制度，建立和巩固了党在农村的政权。土改结束时，市郊的农民协会会员发展至34959 人，农民协会委员896人。青壮年农民踊跃参加民兵组织，民兵发展至3513 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和妇女组织也普遍建立起来。

为了检査郊区土改工作中执行政策的情况，1951年12月底，郊区农村进行了土改复査。首先在市郊南激、萧岗、大塘、琶洲、云桂、冼村等6个乡进行土改复査试点。1952年9月，广州市郊区土改复査委员会成立，由杜略任主任，杨左生、古关贤任副主任，并于当月开展第一批12个乡的土改复査工作，到同年11月15日结束。12月初，又在34个乡进行第二批土改复查工作，到1953年3月初结束。开展土改复査工作共有52个乡，总人口 139267 人（其中农业人口 88374人）。市郊泮塘、小梅、西村、西增、彩虹、南源、流花、黄花岗、黄华、寺右、大沙头、黄埔等乡因农业人口少，土地不多， 或搞水利工程而没有开展土改复査。

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 

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随后，一场轰轰烈烈的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镇压反革命运动是广大人民群众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斗争的继续。经过镇反运动，基本上消灭了土匪、特务、恶霸、反动党团和反动会道门中的反革命分子，保证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等运动的顺利进行，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镇反运动开始时，广州市在原肃匪反特斗争的基础上，继续开展对反动党团和匪特的清査镇压。1950年12月15日，市军管会和市公安局分别颁布《关于反动党团分子限期登记自新的布告》和《反动党团分子登记实施办法》，严令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国青年党、民主社会党等反动党团分子于1951年2月5日前登记自新，并号召群众进行检举揭发。3月9日，巿军管会军法处判处粤桂边区反共救国军独立支队队长兼新编第五师副师长谭宝灿等45人死刑。4月25日，市召开各界人民代表控诉反革命分子罪行大会，到会代表3万多人，对一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提起公诉，并将该批反革命分子押赴刑场枪决。镇反运动在广州掀起了高潮。

1951年5月，中共中央及时决定立即实行谨慎收缩的方针，集中力量处理积案。据此，广州镇反运动从5月起即基本停止了大捕大杀的做法，逐步转人“清理积案”、“清理‘中’、‘内’层”（“中层”，即军政机关内部；“内层”，即中共内部）阶段。组织清理积案委员会，采取先两头后中间的方法，着重对5800多名在押人员中未经审查结案的3000人进行审査清理，公开宣判。7月20日，市委作出关于清理“中层”、“内层”工作的决定，在市委统一领导下，各部门领导亲自动手，对留用人员、解放后新参加工作的人员以及解放前后新发展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进行一次自上而下的普遍清査，以达到肃清少数反革命分子、巩固机关内部、纯洁干部队伍的目的。在此期间，广州继续大造声势，开展宣传运动，进一步发动群众。7月15日，广州举行了有3. 5万人参加的控诉、公审反革命分子罪行大会。7月20日，配合码头民主改革运动，举行了对码头案犯的宣判大会。7月21日至27日，举行了全市规模的镇压反革命宣传周，参加人数达到37万人。由于贯彻了中央的“收缩”方针，这一阶段的镇反工作既做到大张旗鼓，又注意了掌握“准”、“稳”方针，基本纠正了草率从事的作风。

从1952年冬开始，镇反运动重点转为取缔反动会道门、圣母军，并在水上交通运输业中开展镇反。据当时统计，广州各种反动会道门的头子达370 多名。到1953年底，镇压其中的首恶分子9名，其他作关“管”、“放” 处理。在水上交通运输业镇反方面，广州巿先后抽调200多名干警，配合水上交通运输业民主改革的总部署，采取水陆配合、内外配合的方法，组织“访贫问苦、诉苦挖根”，进行发动群众的工作。同时通过随船调査、整顿户口、建立群众治安组织等方式，逐步巩固水上基层政权。在此基础上先后于1953年8月18日、9月15日召开斗争大会和宣判大会，镇压、逮捕、管制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取缔丫反革命组织。

1953年11月，广州镇反运动基本结束。在运动中，全市先后查获反革命分子8200名，处决了其中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同时，对其余的反革命分子根据其罪恶大小和表现，分别以逮捕、管制和释放。广州的镇反运动也出现过“左”的错误偏向和草率的现象，造成了冤假错案。

全市掀起抗美援朝高潮 

11月2日，广州5万多群众在越秀山体育场举行“反对美帝侵略朝鲜动员大会”，听取叶剑英巿长的形势报告。鉴于美帝国主义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把战火烧到中国力;北边境，严重地威胁中国安全，中共中央根据朝鲜党和政府的请求和祖国安全的需要，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广州人民积极响应中央的号召，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

11月4日，广州市召开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叶剑英市长作了《目前形势与抗美援朝重大意义》的报告，号召全市人民起来反对美帝侵略，维护世界和平。会议还通过了组织“人民抗美援朝委员会广州分会”、举行抗美援朝宣传周等决议。此后，大规模的抗美援朝运动在广州掀起。运动着重从4 个方面展开：

一是进行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全市组织了 40多万人学习叶剑英市长的形势报告，并组织了 10多万人先后召开300多次控诉会，控诉美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侵略，以及迫害华侨的罪行。通过举行报告会、和平签名运动、组织抗美援朝宣传周、反美示威游行等，宣传抗美援朝的重大意义，揭露美帝国主义罪行，激发人民群众对祖国、对人民志愿军的热爱，解除部分群众思想中的恐美、崇美心理，树立起抗美援朝必胜的信心。

二是发动各界人民积极参加捐献飞机大炮运动。1951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军属三大号召后，广州各界人民踊跃捐献。文艺界进行义演义唱，学生组织“洗衣队”、“擦鞋队”，三轮车工人开展义踏，擦鞋童实行义擦，佛教界举行“素食义卖”活动等，筹集捐款。广州工人于6月10日掀起捐献飞机大炮运动后，共计捐款186亿元（旧人民币）。全市工商界捐献了可购买35架飞机的款项。到1952年5月止，全市人民先后捐献金额达1064亿元（旧人民币），可购买战斗机71架。此外还捐献了大批图书、刊物以及各种慰问品，分别送往朝鲜前线。

三是发动参军参战。为响应中央人民政府的号召，1950年12月12日， 广州市成立军事干部学校招生委员会，朱光任主任，杜国庠、邹平任副主任， 黄菘华任秘书处主任。随后，分别在同年12月和1951年7月，两次发动青年报名参加军事干校和参军参战。第一次报名的青年1.3万人，被录取的2100人，其中参加空军的1500人。第二次报名的青年8500人，其中学生6000人，最后按招生额选送了 1026人到军事干部学校。在此期间，广州市还动员了 198名医务人员参加志愿援朝医疗队，673名铁路工人和41名汽车工人参加志愿援朝后勤服务队。

四是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支援朝鲜战争。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提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据此，市委、巿政府及时向全巿人民发出号召，开展以增产节约为中心的爱国运动，各机关团体和各行业群众纷纷订立爱国公约，展开爱国生产竞赛，提高生产效率。此外，全市普遍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以抵御帝, 主义的细菌战。

市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 

11月4日至9日，广州市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出席会议代表555名。大会通过主席团成员有：叶剑英、李章达、朱光、梁广、肖桂昌、陈汝棠、郭翘然、李道之、谭政文、廖似光（女）、董世扬、苏惠（女）、陈雄、胡根天、王力、陈玉环、陈卓凡、陈秋安、陈君冷、陈大年、王生保、叶树、骆贵记、陈鸿楷、林志澄；秘书长陈志方。会议是在美国发动侵略战争，在中国东北边境挑衅的形势下召开的。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抗美援朝， 防袭（空袭）、防钻（敌特分子钻进我机关、部队、生产部门）。

会议由市长叶剑英致开幕词并作《目前形势报告》；副市长朱光作《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半年来工作情况与今后三个月工作计划报告》。会议还印发了7个政府工作补充报告，包括半年来的财经工作、治安工作、政权建设与社会事业工作、文教卫生与市政建设工作、郊区农村工作与今后工作任务、失业工人救济工作、关于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提案执行情况等报告。

会议收到提案473件，经整理合并为257件，其中关于财政经济65件， 文教卫生62件，市政建设49件，公安司法28件，民政23件，农业生产12 件，失业救济6件，其他12件。并针对当前任务，提出了关于防袭防钻、整顿工商业、巿政建设、准备土改和健全基层组织等问题的办法。文化教育界的代表，提议成立抗美援朝委员会和资料编辑委员会，搜集美帝侵略中国的历史资料。

代表们通过大会和小组讨论，对国际国内形势统一了认识，对中央的决策和市长的报告一致表示拥护，决心开展爱国竞赛运动，支援生产，巩固国防。会议对《目前形势报告》和《市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关于拥政拥军报告》作了决议，还通过了组织”人民抗美援朝委员会广州分会”、举行抗美援朝宣传周等决议。

叶剑英致闭幕词。会议向毛泽东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发了致敬电，向朱德总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南军政委员会发了致敬电。会议期间，组织全体代表参观了广州巿巿政工作展览会和参加重建海珠桥暨凤安桥通车典礼。

海珠桥修复通车 

11月7日，海珠桥修复工程完成，通车典礼在广州珠江北岸的桥头广场隆重举行。市长叶剑英亲自为通车仪式剪彩。海珠桥是广州市第一座跨江桥， 于1929年12月动工，1933年2月建成通车，全长356.67米，主桥全长182.90米，南北两跨对称布置，原为三孔下承式钢桁架桥，设计荷载为二列10吨汽车，中跨为开启式结构，能向上分开，以利大船通过。1949年10月14日，国民党败退前夕把桥炸断。1950年3月，广州市人民政府决定重建海珠桥，由衡阳铁路管理局工程技术人员日夜奋战，不到8个月时间便把海珠桥修复并通车。修复后的海珠桥仍为钢桁架梁，但中孔不再活动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