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调部第八小组到达广州开展工作 

1月25日，北平军调部第八小组到达广州，调停广东内战和谈判广东中共部队北撤问题。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谈判，达成的“双十协定”，议定广东等8个南方省的中共武装，撤往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的解放区。1946年1月10日，在政治协商会议开幕的同一天，国民党政府代表同中共代表正式达成停战协定，双方同时下达13 日午夜生效的停战命令。为监督停战协定的贯彻执行，由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美国代表马歇尔组成“三人委员会”，同时派出代表在北平组成军事调处执行部，调处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军调部下设若干小组，分赴各冲突地点进行调处。负责广东方面的调处工作的是第八小组，中共方面的代表为方方少将，美方代表为米勒上校，国民党代表为黄维勤少校（后由罗晋淳接替）。

但是，就在第八小组到达广州前夕，国民党广东当局奉蒋介石“限于1 月底肃清广东游击队”密令，分兵三路向东江地区进攻；第八小组到达广州后，他们又封锁方方与外界的联系。2月5日，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竟然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谈话，声言“从未奉到辖区有中共部队番号、驻地及驻军数目之通知，各方亦无此种情报”；在广东只有“专事扰乱治安者，仅属地方零星土匪”，“不能承认其为军队”。因此，广东只有”剿匪”任务，不存在执行停战令的问题，以此拒绝东江纵队派代表参加谈判。而就在这一期间，国民党集中了 17个师的兵力，疯狂进攻东江纵队和琼崖纵队等中共抗日部队，企图一举幵灭之，以证明“广东无中共军队”的谎言。

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广东当局的谬论予以严厉的驳斥。2月13日和15 日，延安《解放日报》和重庆《新华日报》先后发表《华南抗日游击队的功绩》一文，驳斥张发奎所谓广东区没有中共部队，只有“土匪”的谎言。15 日，中共广东区委对国民党广东当局污蔑中共领导的人民武装和挑起内战的罪行提出严正的抗议。随后，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又在《华商报》发表重要谈话，详列东江纵队的抗日战绩，呼吁社会各界速组考察团实地调查，督促国民党广东当局停止进攻解放区，实现全面和平。16日，中共中央发言人通过新华社发表评论，要求重庆三人委员会和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迅速采取步骤，使停战令在广东迅速实现，以保障国内和平。

在广州，军调部第八小组中共代表方方一方面在会上据理反驳，严厉斥责否认中共部队存在的谬论；另一方面，通过广州行营内的中共秘密特别支部成员左洪涛，向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政委尹林平报告谈判困难情况，要求东纵立足于打，并揭穿国民党企图就地消灭东江纵队的阴谋，以配合谈判斗争。

为了打破谈判僵局，东江纵队政委尹林平于3月9日飞抵重庆，随后于3 月11日按周恩来的安排，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介绍华南人民武装发展概况以及八年抗战的战绩，揭露国民党否认广东有中共武装存在，使军调第八小组无法开展工作的阴谋。3月18日，周恩来在重庆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又一次让尹林平在会上介绍国民党广东当局在东江等地发动内战的情况，并向与会记者散发了在抗战中被东江纵队营救的国际友人写的感谢信。周恩来在会上代表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各界和全国人民共同维护、监督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的实现。

上述活动赢得了国内外爱好和平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国民党元老、著名民主人士何香凝和中国民主同盟南方支部李章达，以及许多港澳同胞，新加坡、泰国等地的爱国华侨纷纷发出通电，呼吁和平，要求张发奎“立即停止进攻东江的爱国的中共军队”。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斗争，终于迫使国民党当局与中共签订了如下协定：（一）承认华南有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二）华南中共武装力量北撤2400人，不撤退的复员，发给复员证，政府保证复员人员的生命安全，财产不受侵犯，就业居住自由；（三）北撤人员撤退到陇海路以北，撤退船只由美国负责。

为了进一步促成广东的谈判和解决中共武装部队北撤的问题，3月31日由中共代表廖承志、国民党代表皮宗阚、美国代表柯夷组成的“重庆三人小组军事代表团”到广州，会同第八执行小组与广东军事当局谈判北撤的具体措施。1946年4月4日，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政治委员尹林平以中共华南武装代表身份到广州参加会谈。国共两党代表经过近50天的激烈斗争，于5 月21日达成了中共武装人员北撤山东烟台的具体协议。根据协议，广东境内中共武装2400人于1个月内，在大鹏半岛集中，由美国派轮船运往目的地。

可是，国民党当局并没有就此罢休。在中共武装按计划集结之后，美方突然通知说，3条船因飓风袭击可能迟到。这时，国民党当局加紧策划将集结在沙鱼涌的中共武装”一网打尽”的阴谋。在这危急的时刻，广州行营内的中共特支获悉了这一紧急情报，并迅速交由进步人士萨空了送到香港转交尹林平。尹研究后决定：（一）立即报告周恩来、叶剑英，向“三人小组”和军调部揭露国民党的罪恶阴谋；（二）由方方在第八执行小组向国民党提出抗议；（三）动员香港的进步舆论，揭露并谴责国民党广东当局的倒行逆施。经过中共方面及时有力的斗争，终于使国民党的阴谋不能得逞。

广州学生示威游行，争取民主、反对内战 

1月下旬，国民党政府于1945年12月1日在昆明镇压西南联大学生“反对内战，争取民主”运动，造成4人死亡，数十人受伤的消息传到广州。对国民党当局破坏和平、横征暴敛行径早已不满的广州学生立即行动起来。这时，广州中山大学学生为要求收回被国民党新一军占领的校舍，要求补课补考及提前发放生活费而成立了中大学生临时工作委员会，从东江纵队回校复学的文学院外文系学生、中共党员刘时熙和民盟成员刘成祖等为发起人和负责人。昆明“一二·一惨案”的真相传来后，中大学生700多人立即在刚成立的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召开座谈会，刘时熙等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 声讨国民党当局破坏和平，镇压爱国学生运动的暴行，支持昆明学生的正义斗争。会议印发《告广州市民书》，倡议全市学生和市民举行示威游行，并决定于政协会议结束前一天的1月30日举行声援昆明学生斗争的示威游行，得到与会全体同学的一致赞同。

1月30日晨，中山大学1000多名学生冒着严寒，从石牌步行8公里到中大附中平山堂（今中山四路省实验学校），汇合中大附中、中华文化学院等学校的同学一同出发举行示威游行。开路的汽车上高挂着“广州市中上学校学生庆祝全国政协会议成功”、“要和平、争民主、反内战”的横幅，经惠爱路(今中山六路）、西门口，转太平路（今人民路），人上下九路，从西关出黄沙进入沙面，达到六二三路，从东到西经过了广州市的主要道路。途中，国民大学、法商学院、文理学院、省艺专、广雅中学等学校的同学纷纷加人，整个队伍增加到2000人。游行队伍沿途向市民介绍昆明“一二·一惨案”的真相，散发《广州市学生争取民主反对内战大游行宣言》，呼吁实行民主政治，提出十大要求，内容包括：“政协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彻底履行停战协定，坚决反对内战!”“美军撤离中国!”“取消一党专政，组织联合政府!”“反对新闻封锁，取消特务组织!”等。当时的进步报刊《华商报》称这次示威游行在华南”掀起了民主的第一巨浪”，”为寂寞的华南投下了第一颗民主的炸弹”。《正报》也发表文章指出：“一三○学生青年的反内战运动，他们在广东的内战与反动的窒息气氛中高举起和平民主的旗帆，使魔鬼惊惶，狐鼠却步， 为华南民主运动放射出辉煌的异彩。”也有报纸称之为“华南第一声春雷”。

中共广州市委成立并在学校建立组织 

2月，中共广州市委正式成立，撤销原中共广州市工委，陈能兴调香港工作，原中共广东北江地委书记黄松坚调任广州市委书记，谢永宽任市委副书记，陈翔南、余美庆、饶华任市委委员。市委辖下党员约200人，此外，广州尚有仍保持原领导关系未转归市委的党员约400人。市委成立后，仍以恢复组织，站稳脚跟，开展群众工作，准备组织争取和平民主斗争为主要任务。

同月，中共中山大学总支委员会成立。总支书记罗湘林，委员廖建祥、罗柏元。下设支部，全校共有中共地下党员60多人。法学院支部书记雷毓彬，文学院支部书记梁天培，师院支部书记曾进添，理、工、农、学院及教师中的党员，有的设立党小组，伹均以单线联系的方式进行活动。党总支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和健全组织，大力开展群众工作，密切和民盟的合作，团结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三青团，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经济和政治相结合的斗争。为了加强对正在勃兴的青年学生运动的领导，巿委决定成立青年工作委员会，由林华康担任书记，林铭勋、吴震乾任青委副书记。

在中共广州市委的领导下，广州各大中学校基层党组织相继建立。广东文理学院临时支部，书记郑彦文，党员11人；广东文化大学支部，书记李式全，党员8人；广东法商学院党小组，组织委员康慧英，党员3人（后由各地转来9人）；广东国民大学支部，书记吴锦概，党员10多人。中大附中的黄凡元、祁九如，执信女中的孔庆余，侨二师的李颖祥等地下党员也在市委青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

中共广东区委派员到广州开展和平民主活动 

2月，中共广东区委发出《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指出：“广东党及广东人民当前的紧急任务便是迅速打破国民党造成的内战危机，争取和平的到来。”要求集中力量冲破国民党在广州的封建法西斯统治，猛烈开展各大城市的宣传、文化工作；要迅速建立起广州的学生与香港的工人中的坚强阵地， 并以此为核心，扩大各阶层的群众运动，争取更多的同情者，推进和平民主事业。为了贯彻这一指示精神，中共广东区委随即派李嘉人到广州，负责文化统战工作。在他领导下，黄焕秋、李镇靖、陈健、温盛湘等党员分别在民主人士、大学教师和经济界人士中间开展工作，并通过出版刊物对人民进行和平民主的宣传教育。

中共广州组织推动学生开展请愿斗争，争取和平民主

2月19 口，广州学生举行集会游行，并到大德路广州巿迎宾馆向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孙科请愿，要求停止内战，实现和平民主。

广州学生在1月30日举行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示威游行之后，中共广东区委即作出明确指示：“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群众运动已经开始，1 月30日广州学生的示威游行已首次打破了广州的沉闷局面”，“广东党及广东人民›3前的紧急任务，便是迅速打破国民党所造成的内战危机，争取和平的到来，抓住这个中心环节，应集中力量首先冲破国民党在广州的封建法西斯堡垒”。2月19日，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孙科自重庆飞抵广州。中共广州组织立即抓住这有利时机，以中山大学临时工作委员会的名义，在争取民主人士李济深、蔡廷锴等的支持下，广州学生以欢迎孙科为名，又一次举行要求和平民主的集会游行。中山大学、国民大学、广州大学、中华文化学院、法商学院、文理学院、艺专、侨二师、中大附中、广雅中学等20多所大中学校共3000多人，组成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沿途散发传单，高呼“停止内战”、“实现政协决议”、“争取教育民主”、“反对新闻封锁”、“马上释放政治犯” 等口号，迫使孙科与同学们见面。学生代表向孙科递交了请愿书，提出3点要求：（一）实现和平民主；（二）立即停止广东内战；（三）国民党必须承认中共领导的广东全省抗日武装存在。孙科不得不答应把学生们的要求和请愿书转交给国民党当局。

中共广东区委发出《目前形势与任务的补充意见》

3月8日，中共广东区委发出《目前形势与任务的补充意见》，指出：“必须支持民主同盟的工作，用民盟去号召群众、组织群众，争取民盟的公开活动，扩大民主政治的活动圈子及政治影响，把进步的士绅及有社会地位的各界人士、我党的同情分子，大量组织到民盟中去，通过民盟去团结广大的中间群众。目前客观上具有民盟发展的好条件，我们必须从主观上加强它。” 在中共广东组织的支持和帮助下，大批进步文化人及民主人士纷纷回到广州， 并通过学校的进步青年开展争取和平民主的活动。在此前后，在中共广东区委帮助和支持下，民盟南方总部由香港迁到广州，建立民盟广东支部，中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也在广州成立。

《正报》、《华商报》设立广州办事处 

3月27日，中共广东区委机关报《正报》在广州汉民北路234号设立广州营业处和广州分社，出售、发行进步书刊、杂志。同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报刊《华商报》在汉民路成立广州分社，驻广州特派员邬维梓。第一天，该报在广州不到两个小时就销售了 5000多份。《正报》和《华商报》都是在抗战胜利后，根据中共广东区委关于“立即派出干部前往香港、广州占领宣传阵地”的指示，先后于1945年11月和1946年1月在香港创办和复刊的。

5月4日，国民党当局指使三青团出面，威逼利诱各校部分学生在中山纪念堂召开官办的五四纪念会，会后进行反苏游行。队伍经过《华商报》广州分社及《正报》广州办事处时，乔装成学生的暴徒高呼反共口号，并捣毁《华商报》广州分社及《正报》广州办事处。《大公报》营业处及兄弟图书公司亦同遭毁掠。

事件发生后，中共广州组织发动报业界工人进行了3天的怠工斗争，全市报纸无法如期出版。民主同盟广东省委员会、民主星期刊社、《生活导报》、广东省立文理学院人权保障会就特务、暴徒捣毁《华商报》、《正报》驻广州办事处和兄弟图书公司的暴行，向国民党广东当局提出严重抗议。

6月，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发动全面内战。广州形势日趋恶化，国民党在广州举行“警备大演习”，还制造“共产党暴动”的谣言，搜捕共产党人和进歩群众，21日，査封兄弟图书公司。29日，查封《华商报》、《正报》驻广州办事处等13个文化机构。

广州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 

4月24日，广州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早在广州沦陷时期，广雅中学被日军占据作为仓库。日本投降后，一部分日军仍住在校内，由国民党军队派兵驻校看守。1946年4月7日，一初中学生因就近到驻军蓄水桶取水，被国民党士兵打伤。该校同学连夜向报社投稿公开表示抗议，得到社会的广泛支持。中旬，文理学院、法商学院、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省女师、勸勤师范学校5间省立公费学校学生，为生活得不到保障，开展“改善生活、请假待命”的罢课斗争，要求清发公粮代金，改善生活及卫生条件。15日，在中共广州巿委领导下，由中山大学学生发起的广州中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筹备会成立，并发表《告社会人士书》。16日，组织全市30多间大中学校学生2万多人罢课1小时，声援广雅中学在四七事件中受迫害的学生及5间省立公费学校开展“改善生活、请假待命”的斗争。24日，各校代表100多人在中大附中平山堂召开成立大会，选举中山大学、文理学院、法商学院、文化学院、广雅中学、中大附中、知用中学等校代表为理事，组成理事会。大会决定全市大中学校停课一天，扩大纪念五四运动27周年，庆祝学联成立，并通过决议：如5间省立学校学生的要求和广雅学生被殴打事件得不到解决，全市学生将于5月4日作出行动予以支持。

中共广州郊一区、郊二区组织成立及变迁 

6月，中共广州郊一区组织成立。王炎光任特派员，林华康任副特派员， 负责联系广州西南的南海、番禺、顺德、二水等县的部分地方党组织。

8月，中共广州郊二区组织成立。广州郊二区所辖的东江北岸一带的增城、从化、龙门、花县、博罗等地区的中共组织，位处广州东北郊，原属中共广东北江地委领导。1946年7月，东江纵队北撤后，中共广东区委决定撤销北江地委，改为特派员制，由谢鹤筹任江北特派员，欧初任副特派员。8 月，又撤销江北特派员，改设广州郊二区特派员，仍由谢鹤筹担任，吴震乾任副特派员。

1947年3月郊一区、郊二区建制撤销，改设广州郊区，谢鹤筹任特派员，辖南海、番禺、顺德、三水、花县（部分）、增城（部分）的地方党组织， 原郊二区所辖的龙门、从化、博罗、增城（部分）、花县（部分）地方党组织划归中共北江地工委领导。1948年2月，根据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的指示，中山县委与广州郊区组织合并，成立中共珠江工委，领导成员有谢鹤筹、黄佳、曾谷等人，以谢鹤筹为书记，黄佳为副书记。

中共广州组织改设特派员制 

7月，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共广东区委根据广州时局和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提出了在国民党统治区实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在这一总方针的指引下，中共广东区委决定，撤销中共广州市委员会，改设广州特派员，党的组织系统全部改为单线联系。特派员直属中共广东区委城市工作委员会领导。决定作出后，中共广东区委即派吴有恒到广州任职。数日后，吴因遇上可疑人跟踪而撤回香港。7月，改派钟明到广州任特派员。钟明到任后，即与中共广州组织的几个领导人研究贯彻党的白区工作方针问题，制定了两项措施：第一，布置在广州难以继续隐蔽下去的共产党员撤离广州，以彻底切断敌特追踪的线索；第二，改变原有中共广州组织结构，撤销原有总支、支部和小组，代之以各条不同系统的线，各线厂面采取单线联系、纵深配备的形式。经过调整，中共广州组织系统逐步形成了在特派员领导下的，分别由陈翔南、余美庆、李国霖负责的3条大线： 陈翔南负责的线主要分管在学校和部分机关、团体中的中共党员；余美庆负责的线主要分管工运和农村工作；李国霖负责的线主要分管中小学教师和国民党机关中工作的中共党员。通过这种组织结构的调整，中共广州组织在国民党疯狂镇压民主进步力量，力图肃清共产党的恶劣环境中巧妙地隐蔽起来， 并站稳了脚跟，取得新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