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亡日报》在广州复刊

　　1月1日，《救亡日报》在广州复刊，郭沫若为社长，夏衍为总编辑。《救亡日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统一战线形式出现的报纸，于1937年8月24日在上海创刊，上海沦陷后停刊。《救亡日报》在广州复刊后，取得国民党广东当局的支持，余汉谋捐洋毫2000元，李煦寰、钟天心、谌小岑等担任《救亡日报》顾问。日发行量达1.2万份，影响巨大，成为广州抗日救亡运动最重要的宣传阵地。

　　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成立

　　1月1 日，广州8个抗日救亡团体，包括广州学生抗敌救亡会、救亡呼声社、青年群社、平津同学会、留东同学抗敌后援会、中山大学抗日先锋队、中大附中青年抗日先锋队和青年抗日先锋团等，联名发表《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发起宣言》，宣告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抗先）正式成立。

　　广东抗先是在中共南委（广东省委前身）直接领导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南委根据当时广东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情况，并借鉴北方中共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经验，决定在广东建立一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全省统一的青年抗日队伍。因考虑到”民先”面目过于暴露，故决定建立适合广东情况的青年群众组织一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党首先通过在各个抗日团体中的共产党员进行策动，利用一二.九运动两周年纪念的机会，提出建立全省统一的青年抗日团体意向。稍后又以市学抗会、救亡呼声社、青年群社三团体名义，召集其他抗日团体代表进行讨论，共同作出成立抗先决议，最后以群众团体联名发动方式，宣告抗先正式成立，南委的领导意图从而得到实现。党在建立抗先过程中，始终坚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原则，主动邀请谌小岑等国民党广东当局上层人士在抗先指导委员会中担任职务，接受当局给予的经济资助，推举能为当局接受的爱国青年邓明达（时在国民党省党部任职，后参加中共）担任抗先总队长。抗先以共产党员为核心，以先进青年为主体，同时接纳社会各阶层爱国青年参加。

　　2月20、 23日，抗先先后得到国民党省、市党部批准立案，从而取得公开合法地位。在党的领导下，抗先建立了比较健全的组织系统。3月3日，成立了由15人组成的抗先临时工作委员会，内设秘书处、组织部、训练部、宣传部等工作机构。在抗先工委会中，建立了中共组织，隶属于中共广东省委青委领导。工委会辖下，统编为7个大队、4个独立支队，要求各队填写抗先队员登记表，制定抗先队员名册。至广州沦陷前，抗先总人数达2000多人，遍及广州各大、中学校和部分工厂、农村。其中以青年学生占大多数。抗先十分重视队员的政治思想教育，主办《先锋队报》，指导队员学习马列主义著作， 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抗先还积极开展军事知识教育， 在市郊石榴岗举办大型军事露营训练，邀请八路军广州办事处主任云广英桉临指导。抗先日渐成为一支富有组织性、战斗性的青年抗日队伍。广州沦陷前，抗先积极参加广州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抗先队员深人到社会各个角落， 在街头、工厂、农村、学校，通过演话剧、贴标语、出板报、发表演讲等多种形式，广泛发动群众，宣传抗日。1938年5、 6月间，敌机对广州狂轰滥炸，抗先队员不怕危险走上街头，担任防空救护工作，帮助市民疏散。1938 年3月，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抗先派吴华、羊城彦为广东十人代表团成员参加了这次大会。吴华在大会上发言。大会选举抗先为全国学联常务监委。广州沦陷前夕，抗先在党的领导下，有组织、有步骤地撤出广州，之后，抗先在全省各地继续进行抗日救亡工作，总人数扩展到1.2万多人。1940年4月，抗先遭国民党当局取缔，被迫停止了活动。

　　八路军广州办事处成立

　　1月，八路军广州办事处宣告成立，地点在德政北路7号二楼（后迁百子路8号），云广英为主任。七七事变之后，虽然第二次国共合作已经正式形成，但在广东，国民党当局仍拒不承认中共广东地方组织的合法存在。经中共代表张云逸同国民党第四路军（后改为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谈判交涉，广东当局不得不同意在广州建立八路军办事处。八路军广州办事处一经成立，当即成为中共在广东的公开合法机构。八路军广州办事处以公开合法名义，协同中共广东地方组织，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功绩，接受社会各界爱国人士、港澳问胞、海外侨胞，以及国际友人所捐助的款项、物资、药； 转送八路军、新四军，介绍了 1000多名工人、学生和爱国侨胞赴延安学习或参加八路军、新四军。中共广东党组织还通过八路军广州办事处同国民党广东当局进行交涉，迫使他们无条件释放了关在国民党监狱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3000多人。广州沦陷后，八路军广州办事处迁往韶关。

　　市委派党员参加广州市社会军事训练总队妇女连

　　1月，广州市社会军事训练总队（广州当局训练民众武装机构）拟建立一支妇女连队，名称叫做“广州市社会军事训练模范妇女连”，采用公开招考方法吸收学员。第一期招100人，第二期招130人—中共广州市委为建立妇女群众武装队伍，派党员李静音、余福亲、伍坤顺和余珍、黄梅、刘恩、郑鲁秀等分别参加一、二期训练，并在第二期秘密建立中共支部组织，余珍为支部书记。党要求每个共产党员，既要学好打仗本领，又要密切联系群众， 同时又要做好上层统战工作，开展合法斗争。广州沦陷前夕，该连得到少量武器，奉命护送一批来不及撤退的妇女儿童离开广州，经过几天行军后到达广宁。

　　市委派党员参加广东妇女抗敌同志会

　　2月2日，广东妇女抗敌同志会成立，该会是国民党省党部官办妇女抗日团体，李峙山（谌小岑夫人）、陈明淑分别担任正副主席，会员总人数达600 多人，主要活动是动员妇女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主办刊物《妇女大众》。成立时，中共广州市委派妇女党员伍坤顺参与工作，伍取得该会常务理事职位。李峙山很少过问具体事务，实际工作由伍坤顺负责。稍后，市委再派妇女党员潘若茵、郑希韫、朱慕湛、邓毅如等参与工作，分别担任该会训练股、宣传股、妇女工作队等主要部门负责人，从而实际上掌握了该会实权。巿委在其中建立了党小组，伍坤顺为组长，隶属于巿委妇女部领导。

　　廖承志在广州知用中学发表抗日演讲

　　2月，八路军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以中共代表身份到广州，应邀在知用中学礼堂发表题为《一切服从于抗战》的演讲，讲话全文在2月5日《救亡日报》发表。廖在广东享有很高威望，他的讲话对推动广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产生积极影响。

　　市委派党员到南郊，推动农民抗日救亡运动

　　年初，市委派党员周锦照到广州南郊土华乡开展农村工作。稍后，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独立第一支队邹优瑞、陈恩等也来到土华，同周锦照一起， 在土华乡及其附近的小洲、仑头、官洲、新造、黎村、穗石、深井、南亭、北亭、黄埔、琶洲等乡村，通过举办农民夜校、妇女识字班、农民歌咏队、演剧队等多种方式，广泛发动农民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组织农民抗日自卫团建立农民自卫武装，参加者达100多人。在取得当地上层人士的支持后，成立了十三乡救亡工作者协会，当地农民踊跃参加。

　　击退鼓吹“三个一”的反共逆流，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年初，正当国共双方代表在汉口协商两党合作问题之时，国民党右翼蓄意制造反共事端，给两党谈判设置障碍，广州方面的顽固派遥相呼应。1月11日，广州《中山日报》刊登了反共分子伍重光《建立统一的三民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文，诬蔑谩骂中共“毒害青年”、“离间民族团结”、“收买群众”，叫嚷“必须排斥依然带着毒素来参加抗战阵营的共产党”，由此挑起了一场公开的政治论战。1月19日至23日，《中山日报》连续出了五期“专刊”，抛出大量反共文章，公开宣称“我们只有一个政府一中央政府，我们只有一个领袖一蒋委员长，我们只有一个主义——三民主义”。针对伍重光之流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反共宣传，中共党员虞焕章、宋绿绮、李仲才、龙世雄等分别撰写文章，用广东文化界救亡协会宣传部名义，在1月17日《民族日报》上发表《肃清汉奸理论专号》，指出伍重光之流对中共诬蔑毫无事实根据，要取得抗日胜利必须不分党派、不分思想信仰，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所谓“消灭思想对峙”，才是“离间民族团结的毒素”，不合乎蒋委员长许下的国共合作诺言，排斥共产党的言论是破坏抗战的汉奸言论，等等。

　　论战发生后，张文彬和黄文杰（长江局驻广东巡视员）从香港赶到广州，向党内进行部署：第一，要坚决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不因反共分子挑衅而动摇；第二，在一些次要问题上可作一些让步。党决定由瘳承志和夏衍出面，同广东当局接触，正面表明中共的政策主张，希望广东当局以抗战大局为重，制止反共宣传。广东国民党上层中较开明人士钟天心、谌小岑等，亦表示要避免“一切意气之争”。党的刊物《大路》第九期发表专号， 向社会各界公开表明党的态度，得到各方面群众好评，击退了一场来势汹汹的反共宣传，使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遭到失败。

　　革命话剧《黄花岗》公演

　　3月29日，大型革命话剧《黄花岗》在广州公演。该剧由广东戏剧协会组织进步戏剧界联合演出，通过革命史绩推动抗日宣传，富有现实意义，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盛况空前。

　　中共广东省委在广州成立

　　4月18日，中共南方工委扩大会议在广州都土地巷杨康华家召开。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长江局的指示，撤销南方工委，选举产生中共广东省委员会。张文彬、薛尚实、梁广、尹林平、张越霞、吴有恒、罗范群、冯白驹为委员（前5名为常委），饶彰风、曾生、麦蒲费、孙康为候补委员。书记张文彬，组织部长薛尚实（后为李大林），宣传部长饶彰风，统战部长古大存，青委书记麦蒲费（后为吴华），妇委书记张越霞。

　　广州市委重新组建

　　4月，在省委领导下，中共广州党组织积极分子会议在广州东山钟文钜家召开。省委书记张文彬到会指导，并作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会议根据省委指示决定撤销中共广州市工作委员会，选举产生中共广州市委员会，常委李大林、罗范群、杨康华、周楠、吴超炯。书记李大林，组织部长罗范群，宣传部长杨康华，青年部长张定邦，妇女部长黄梅棣。同年8月，李大林调任省委组织部长，市委领导成员作如下调整：书记罗范群、组织部长陆新、宣传部长邓健今、青年部长张定邦（后改为青委，张为青委书记）、妇女部长谭本基（同时又成立妇委，谭兼妇委书记）。

　　市委重新建立之后，为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于4月间决定建立工运小组，市委职工部长周楠为组长，成员有李梨、李健行、唐章等。

　　中共艺协剧团支部和锋社剧团支部分别成立

　　4月，原中共戏剧支部分为两个支部：艺协剧团支部和锋社剧团支部。艺协剧团支部书记云昌遇，党员9人。锋社剧团支部书记梁绮，党员13人。艺协剧团和锋社剧团都是广州戏剧界著名抗日救亡团体。

　　长湴农民抗日先锋队成立

　　4月，长湴乡农民抗日先锋队成立。

　　早在抗战爆发前，中山大学一批进步师生利用晚上课余时间，到该校附近的龙眼洞、长淮等乡村，开展农村教育实践活动，举办农民夜校和农民识字班，在龙眼洞，还成立了贫苦青年教育团。抗战爆发后，在中共中山大学支部领导下，中山大学青年抗日先锋队率一批进步学生，再一次来到龙眼洞和长湴村，在原来乡村教育工作基础上，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龙眼洞贫苦青年教育团演变成为当地一个抗日救亡团体，在长湴村则成立了农民抗日先锋队，其中3名成员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受中共中山大学支部领导。龙眼洞、长湴和南郊的土华，成为抗战初期中共广州市委开展郊区农村工作的3 个主要活动据点。

　　《新华日报》在广州印刷发行

　　4月，《新华日报》在广州开设分馆。《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发行的党报，1938年1月始创于汉口。广州分馆开设后，每天从汉口空运纸版到广州印刷，日发行量达4万份。《新华日报》广州分馆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领导。

　　反对查禁抗战书报的斗争

　　4月到8月间，中共广东省委针对国民党当局査禁抗战快报，组织和发动了一系列的斗争。

　　早在3月2日，广东党政军联席会议公布战时出版物检査法，就规定了10条取缔图书标准。随后于5月11日，广东动员委员会又公布关于出版物审查标准，把包括《毛泽东论文集》在内的30种书列人取缔范围。接着，广东当局又成立图书审查委员会，声称要对付印的图书杂志原稿实施审查。所有这些措施，其矛头都是针对中共，企图削弱中共的政治影响。中共广东省委对此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首先召开文化界人士座谈会，向当局提出异议。

　　接着，从4月至8月间，在《救亡日报》和《抗战大学》月刊上发表了《关于查禁救亡图书与审査原稿》等一批文章，对査禁抗战书报进行抨击，指出统制思想、统制出版并不合乎国民党公布的《抗战建国纲领》，是阻碍言论出版自由的特殊制度，应停止执行。7月间，由印刷业、书店及其他文化界联名向广东当局进行交涉。提出：（一）査禁抗战书报不妥；（二）不准出售已经印好的书刊将会造成经济损失；（三）如当局坚持要禁，则把受查禁书刊转移香港出售，这将会造成对广东当局不利的政治影响。经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广东›工4局不得不有所收敛，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胜利。

　　中共市一中支部、印刷工人支部先后成立

　　5月，中共市一中支部成立，党员有朱荣、李进阶、彭展寿、林林、谭汝铿、朱剑虹等6人，支部书记朱荣。6月，中共印刷工人支部成立，书记唐章，委员有唐奎、吕友、黎定中。

　　省、市委在广州联合举办党员训练班

　　5月，省委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专题讨论中央长江局关于加强党内教育的指示。会议决定，由省委宣传部和广州市委宣传部联合组成教育工作委员会，负责党员教育培训工作。六七月间，省、巿委在广州联合举办了两期党员训练班，每期受训一个月左右。省、市委主要领导人张文彬、梁广、尹林平、张越霞、李大林、罗范群等亲自担任讲课。课程有《中共党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党的建设》、《游击战争》、《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受训人数共76人。受训结束后，学员被派到省内各县、区党组织担任领导骨干。与此同时，巿委又参照卜.述做法，单独举办了多次党员训练班，受训人数共280人左右。

　　叶剑英向广州学生发表抗日演讲

　　5月，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赴香港就医路经广州。5月2日，叶剑英应邀到中山大学礼堂作了题为《目前抗战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长篇演讲。他根据广大师生最关心、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讲了“日寇会不会来进攻广东”、“这次中日战争局面怎样发展下去”、“国共两党最近的关系”、“苏联会不会出兵帮助中国”、“八路军近况怎样”等问题，对大家存在的疑虑一一作了解答。他在分析中日的国际国内条件，瞻望抗战的前景时乐观地说：“我们更应该了解到怎样去争取以后的胜利，我们并不能因此而觉得悲观。相反，我们觉得这次失败，正是我们中华民族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它给我们一个深刻的认识、教训和反省，使我们还有充分的时间来改正我们的错误。”他针对广东抗战形势说：“我们不但不能说日本帝国主义不会来进攻广东，我们可以高枕无忧，多睡一会儿。相反地，我们的一切宣传、组织、训练、煽动、解释和教育，都应该公开地教育本省的民众，使他们都知道日本帝国主义者随时随地都有进攻广东的可能，并且响亮地告诉全国人民，把全国的抗战空气变为紧张的热烈的总动员总武装，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阴谋，准备予侵略者以迎头痛击。”5月5日，叶剑英又应邀到广雅中学，向800多名师生作了题为《把握住抗战胜利的基本条件》演讲。他提出中国抗战胜利的基本条件是：全民全军团结一致对付日本；争取各国的同情和帮助；运用巧妙的战术，就是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配合起来。最后，谈到中国抗战的前途，叶剑英语重心长地说：“我们中国的前途，正如大海茫茫，今天中国的命运，正处在民族革命的高潮中。我们不是得到自由，就是在这波涛中沉没，但是，这个命运是由我们去决定的。青年的同志们，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希望各位努力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求得中华民族的自由，努力！前进！”由于叶是八路军高层干部，他的演讲产生了重大政治影响。

　　省委派党员到第四战区政治部第三组开展抗日活动

　　6月，第四战区成立政治部，李煦寰为主任，左恭为主任秘书，尚仲衣( 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第二组（即文化宣传组）组长。左恭是中共秘密党员，在他的配合下，中共广东省委派了一批在文化艺术界卓有声望的共产党员如石辟澜、孙大光、司马文森、郁风、黄新波等参加第三组工作，并在其中秘密建立中共党小组，石辟澜为组长，由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直接领导。党利用这个重要阵地，以各种文化艺术形式广泛幵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

　　省委派党员投考第四战区政治工作大队，推动友军抗战

　　7月，第四战区政治部设立政治工作大队，在社会上公开招考队员。中共广东省委动员了一批党员和进步青年报考。被录取的60名队员中，中共党员占了10名，其他大部分也是爱国进步青年。党在其中秘密建立支部，支部书记先后由李静筠、李见心担任。

　　省、市委先后派党员参加广东劳工干部训练班，组建抗日武装

　　8月，为培养军事干部、武装工人队伍，广东省动员委员会劳工部举办广东省劳工干部训练班（又称“劳工干部训练队”，简称“劳干班”），委托广州市警察局局长李洁之为主任，广州警备司令曾祺清为副主任，警察局督察陈百洲为教育长。该班采用公开招考方式录取学员，共录取130人。该班训练比较正规，属脱产性质，学员集中住宿，统一提供膳食，当局打算训练结束后便发给武器装备。中共广东省委和广州市委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建立受中共领导的群众武装。首先，省委派党员郭大同、李镇靖等近30人，通过陈百洲关系（陈与郭、李均是陕北公学同学），参与该班工作，并在学员中建立中共支部，刘登为支部书记，由省委武装部长尹林平领导（后又转归广州市委书记李大林领导）。该班有教官9人，其中共产党员6人。班内设训练队， 正副队长全部由共产党员担任（队员郭大同，副队长李镇靖、刘登、张庸生）。广州市委还通过党领导下的工会系统，动员了大批工人骨干（主要是印刷、榨油、茶楼、旅业、公共汽车等儿个行业的工人、店员）报名参加训练。劳干班具有统一战线性质，其中有国民党员、共产党员和当时所称的第三党的人员；有共产党领导的工会会员，也有国民党控制的工会会员，但共产党和进步分子的力量占主导地位。队员中有共产党员20多人，整个劳干班基本上是在共产党掌握之中。广州沦陷前夕，当局向劳干班发给枪支弹药，一支由共产党员掌握的工人武装便水到渠成。广州沦陷前夕，根据中共广东省委指示，劳干班在正副队长郭大同、李镇靖率领下，整队160多人撤退到韶关， 与八路军韶关办事处和中共广东省委取得联系。之后，被当局解散，大部分队员转赴东江和珠江游击区，参加中共领导的游击部队。

　　掀起八一三抗战一周年纪念献金高潮

　　.8月13日，受武汉七七事变一周年纪念献金运动的影响，广州开展八一三抗战一周年纪念献金运动。在中共广东组织的推动下，全市掀起了献金高潮。

　　早在7月15日，广州各界纪念八一三献金运动筹备委员会成立，推举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为会长，广东省主席吴铁城、广州市市长曾养甫为副会长，具体工作由第四战区政治部第三组负责，社会各界抗日团体予以协助。中共广东省委和广州市委对此十分重视，专门作出了具体部署。由于第三组工作人员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各个抗日团体的骨干分子也有很多是共产党员，所以这次献金运动实际上主要由共产党发动。全市分别在六二三路、西濠口、维新路中央公园前、文昌路、永汉路和同福路海幢警察分局前，搭起了 6座献金台。8月13日是献金第一天，省、市当局头面人物在中央公园献金台带头献金。余汉谋代表第四战区献金2.8万元，吴铁城代表省政府献金7万元，曾养甫代表市政府献金3万元。接着，各机关团体代表及一般市民相继解囊捐献，献金热潮由此掀起，当日全市献金达50万元。晚上，全市举行10万人献金大游行，群众高呼“保卫广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口号，游行历时两个多小时。8月15日，八路军广州办事处和《新华日报》广州分馆在西濠口献金台联合举行献金大会，逾千群众挤满献金台前。廖承志即席讲话，宣传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正确主张和八路军、新四军对日作战的辉煌战果，号召共产党员带头献金。廖讲话后，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工作人员当即带头献金。随后，台下群众纷纷踊跃献金。不少人献了一次又一次，情况极为热烈。尤其是参加献金的劳动群众，情绪十分激动，齐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国共合作万岁！”这是自广州起义失败以来，广州群众第一次在公开场合高呼”共产党万岁”口号。献金运动历时一周，到8月19日结束。通过这次运动，全市共获献金100万元，激发了群众的爱国热情，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政治影响。这次献金运动是在国共合作团结抗日情况下一次群众性爱国运动，有人称它为“无产阶级领导富人献金救国”。八一三献金运动是党的统战工作和群众工作的巨大胜利。

　　迎接宋庆龄到广州，推动广东妇女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8月，宋庆龄到广州视察，中共长江局妇女部长邓颖超以国民参政员身份，专程从汉口到广州迎接。邓召集中共广东省委和广州市委妇女干部座谈， 指出要借宋庆龄到广州的机会，推动广东妇女界抗3民族统一战线工作。8月22日，在省、市委妇女部策划下，广州地区各妇女团体联合召开欢迎宋庆龄莅穗群众大会，1000多人出席。邓颖超在大会上讲话，指出只有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华民族才能得救。9月14日，宋庆龄亲自主持广东妇女团体代表座谈会，并在会上提议成立统一的广东妇女界抗日救亡组织，邓颖超当即发言表示赞成，其他到会的国共双方妇女界代表亦相继发言表示拥护。最后决定由省市妇抗会、市妇女会、女青年会、中大女同学会、妇女提倡国货会、妇女慰劳会、儿童保育会、社训女队、女警队、女车衣工会等联合组成广东妇女团体抗敌工作协进会。19日举行成立大会，一致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该会的成立，标志着广东妇女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廖承志在哥伦布餐厅召开记者招待会，重申团结抗战主张

　　9月初，廖承志在哥伦布餐厅召开记者招待会，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的阴谋，重申中共团结抗战的主张。

　　8月20日，国民党在汉口悍然宣传解散中共领导的三个抗日民众团体——青年救国团、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先）和蚁社，强令《新华日报》停刊三日（经交涉后又取消），掀起了一股反共逆流。广东国民党顽固派又马上呼应，污蔑《新华日报》和共产党“破坏政府的威信”，宣布停止《新华日报》广州分馆的发行工作，逮捕了自北方来穗的民先代表于光远。香港的一些汉奸报纸也立即作出反应，大叫“国共分裂了”。为了阐明中共团结抗战的一贯主张，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逆流，粉碎其挑拨离间阴谋，中共广东省委决定，由廖承志出面，在广州永汉路哥伦布餐厅五楼，召开《新华日报》广州分馆招待会。招待会于9月初举行，广东各界人士及新闻报刊记者近800 人出席，国民党顽固派则派了大批特务和破坏分子参加，会上出现了紧张对峙场面。廖承志从容镇定，公开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叫雷及其破坏团结抗战的阴谋，重申中共维护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主张和诚意。瘳的讲话深受与会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博得群众热烈的掌声，连一些到会的国民党员也说“停刊《新华日报》是国民党少数人，我们大多数不赞成”，“共产党真光明磊落”，“统一战线是正确的、真诚的”。在广大进步群众的层层包围下， 国民党特务分子不敢妄动。最后，到会群众一致通过慰问《新华日报》工作人员和呼吁当局释放汉口三团体爱国青年的”快邮代电”。招待会在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歌声中圆满结束。会后，省委又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廖承志和云广英出面，继续同国民党当局谈判，终于迫使当局恢复《新华日报》广州分馆的发行和释放于光远。

　　省委召开广州外围各县军事工作会议

　　8月，中共广东省委在广州召开广州外围各县军事工作会议，会议由省委组织部长李大林和军委书记尹林平主持。会议指出，各地党组织的军事工作应以地方群众自卫队为中心，要派党员参加国民党当局举办的各种自卫队，利用合法形式组织群众抗日武装。会议还要求全体党员努力学习军事，积极响应省委“党员军事化”的号召。

　　中共广东省委召开紧急会议，针对日军侵粵部署应变措施

　　10月12日，0军在大亚湾登陆，之后便向广州方向进犯，广州形势告急。10月18日，省委在广州百子路八路军办事处召开紧急会议，由省委代书记李大林和中共长江局巡视员黄文杰主持（张文彬赴延安开会未归）。会议分析了当前局势，认定国民党当局必然放弃广州逃跑，保卫广州已不可能。决定：（一）省委机关立即迁往粵北，原在广州的党员分散转移到各地农村； (二）成立中共西南特委、东江特委和东南特委，分别领导各个地区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三）省委领导人分赴各地加强领导；（四）由广州市委组织部长陆新率部分党员留在广州坚持地下斗争。省委果断地作出这些决定，总的目的是要保存党的力量，并从中心城巿转移到广大农村，“全省播种，四面开花”，为以后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造条件。

　　广州沦陷，全市中共党员和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一起撤离广州

　　10月中下旬间，广州即将沦陷之际，在省委统一部署下，全巿共产党员和抗先队员合编在一起，有组织、有步骤地撤离广州，总人数接近600人，其中共产党员约为300人（很多共产党员又是抗先队员）。正式撤出行动始于10月17日。当日晚上，抗先队参加全巿火炬大游行之后，即宣布全队集中巿郊芳村住宿。18日，党组织一面进行队伍整编，一面派人同广东当局交涉有关撤离广州事宜。交涉结果，当局同意给抗先队以“广东省动员委员会战时工作队”名义和少经费。20日，以原中共中山大学支部书记刘汝深为队长，率领“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东江区队”共70多人，先行撤出广州，奔赴东江区域。21日，日军攻人广州市区，国民党广东守备部队弃守，广州遂告沦陷。当日凌晨，在中共广东省委青委副书记梁嘉率领下，抗先队本部400 多人撤离广州，奔赴西江、北江后方区域。省委领导机关主要负责人李大林等亦随队撤退。队伍从芳村出发，经佛山、三水，于25日抵达四会。由于抗先队取得“战时工作队”合法名义，故能顺利地通过沿途岗哨抵达目的地。27日，在四会凤翔山召开抗先队队员大会，宣布成立抗先队总队部，邓明达、梁良嘉（梁嘉）等23人当选为总队部委员。随即召开总队部委员会议，选出邓明达为总队长，梁嘉、陈恩为副总队长。稍后，全队编为41个战时工作队(其中先行撤出的东江区队占8个队），分别派往全省各地农村。中共党员亦以抗先队员身份编在其中，具备条件的队则成立中共支部。这41个工作队， 作为革命的种子，撒向全省，对全省党和抗先队的发展都起了重大作用。党从广州撤出之后，巿委领导机关不再保留。10月20日，市委书记罗范群率市委其他领导人张定邦、邓健今、周楠、谭本基等，从广州转移到开平，与当地党的中共领导人冯燊、谢创、陈翔南等会合，在开平赤坎镇成立中共西南特委（后改称粵中特委），罗范群为书记。广州市委组织部长陆新和李进阶等几个党员，打算在广州沦陷后，隐蔽下来坚持地下斗争。但由于时间紧迫， 陆新等未及准备，日军已经入城。广州沦陷后第二天，陆新尚未找到可靠的立足点，遂离开广州前往粤中与罗范群会合，李进阶等几个党员因失去上级联系也相继离开广州，广州党组织暂成空白。

　　中共党员阮海天率部队抗击进犯仙村的日军

　　10月20日上午，口军一部数百人经增城仙村向广州进犯，共产党员阮海天指挥增城第三区常备队和仙村、雅瑶两个自卫队在仙村一带进行截击，在当地群众支持协助下，从上午激战到傍晚，—击菀日军20多人，击沉敌汽艇一艘，缴获枪支、弹药和军用物品一批。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众自卫武装在日军即将进入广州之前进行的一次战斗，史称”仙村狙击战”。

　　吴勤率抗日义勇队伏击日军，打响广州南郊武装抗日第一枪

　　10月22日（广州沦陷后第二天），吴勤率19名爱国青年，在广州南郊崇文乡成立抗日义勇队。吴勤原是大革命时期珠江三角洲农民运动领袖，曾任南海县四区农会会长、南海农民赤卫军第二团团长，1924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逃亡南洋，与党失去组织关系。七七事变后，吴勤回国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并主动与中共组织取得联系。中共南方工委考虑到吴勤的威望和影响，授意他回广州组织抗日武装。当月，义勇队在南海平洲夏滘村附近河面伏击日军运输船队，击铑日军10多人，缴获大米面粉400多包，打响了广州南郊武装抗日第一枪。接着，义勇队又乘日军追击国民党部队之际，袭击广三铁路小塘车站，成功地破坏了交通，阻延了日军的行动。义勇队连续两次水陆战斗的胜利，震动了珠江三角洲，大大鼓舞了人民抗敌致胜的信心。后义勇队从19人发展到50多人。

　　中共东南特委成立

　　10月24日，中共东南特委在香港成立，由梁广、曾生、吴有恒、孙康、杨康华5人组成，梁广为书记。根据省委决定，东南特委辖区为惠阳、宝安、东莞、南海、番禺、顺德、中山7个县，以及广州、香港、澳门三大城市。东南特委活动中心在香港，首要任务是发动敌后游击战争。曾打算同留在广州的陆新取得联系，因陆新已撤离而未能联系上，造成广州党组织在两三年时间内仍未能恢复。

　　抗日义勇队改编成立广游二支队

　　11月，吴勤率领的抗日义勇队改编为广州市区抗日游击第二支队，简称广游二支队。这一番号来自原广州市长曾养甫。广州沦陷之后，曾养甫跑至四会并宣布成立广州巿游击司令部。他鉴于吴勤率领的抗日义勇队威名大振、深得人民拥护，遂委任吴勤为广州巿区抗日游击第二支队司令。吴勤在取得中共同意后，接受了该项委任。广游二支队成立后，吴勤即赴韶关和香港， 分别会见张文彬和廖承志，要求中共派干部来领导广游二支队。中共广东省委对此十分重视。张文彬指出，要把广游二支队改造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12月，广游二支队开始整编队伍。由于吴勤的声望，很多爱国农民踊跃参加，广州市郊及南海、番禺、顺德一带，不少地方实力派和绿林武装亦纷纷投靠。二支队迅速扩编为三个大队、一个直属队，总人数达2000多人。但曾养甫为控制二支队，委任反共分子史文坚为二支队副司令以监视吴勤。此时二支队情况复杂，真正可靠的骨干队伍仅有直属队的70多人。1939年春，中共广东省委、东南特委和中山县委，先后派党员刘向东、黄柳言、吴德堂、陈侠光、张日清等到二支队，刘向东担任二支队政训室主任。同年6 月，东南特委再派党员严尚民、林锋、黄友涯等到二支队，严尚民任二支队政训室秘书。二支队中党的力量迅速壮大。9月，正式成立中共总支委员会， 由刘向东、严尚民、黄柳言3人组成，刘为总支书记兼直属队支部书记。1940年6月，在省委领导下，成立中共珠江三角洲中心县委，罗范群为书记， 广游二支队隶属于中心县委领导。同年9月，中心县委在顺德西海召开会议， 决定进一步加强党对二支队的领导'，要求把二支队改造成为党绝对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式的人民抗日武装。为此目的，中心县委决定以林锵云率领的顺德游击队为基础，加上从中山、番禺等地抽调来的一批党员和青年骨干， 组成二支队独立第一中队，作为二支队的核心队伍。同时，中心县委又派出大批共产党员担任二支队属下各大队和中队的领导职务。另外，中心县委又把中共中央派到广东加强军事指挥工作的谢立全（原延安抗大三分校大队政委）、谢斌（原延安抗大三分校大队长）两人，派到广游二支队。谢立全任司令部教官，谢斌任司令部参谋。从此，二支队又有了经过正规训练的优秀军事指挥员。经过以上一系列措施，二支队的政治素质大为提高，战斗力大大增强，成为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活跃于广州南郊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强大的人民抗日游击武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