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广州市委党史文献研究室
广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广州市地方志馆
广州成为世界性的大港,早在南北朝时期已经形成。唐代,在原有的基础上,更加发展并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
(一)远洋航线的发展
我们在上面已经叙述了汉代从广州徐闻、合通往黄支国的远洋航线,当时因受航海技术和造船技术的限制,航行于这条航线的船舶,多数要通过克拉地峡,弃船登陆,横越马来半岛北部,再从西岸的一些港口换船至孟加拉湾或印度洋沿岸各地。但是进入唐代以后,即从公元七世纪开始,由于造船和航海技术的进步,船只能够横越大洋大海,因而航线也就起了变化。往日熱闹一时的克拉地峡,为马六甲海峡航线所代替,航行于南海的远洋航线,不用再横越克拉地峡,而可直接坐船进马六甲海峡。贞元宰相贾耽,记录了这条航线,名为《广州通海夷道》。这条航线的走向是:从广州起航,向南行至珠江口的屯门港,然后折往西南方,过海南岛东北角附近的七洲洋,到达越南东南部的海面,再南下越马来半岛湄公河口,通过新加坡海峡到苏门答腊岛。由此东南往爪哇,西北出马六甲海峡,横越印度洋抵达斯里兰卡和印度半岛南端。再沿印度西海岸波斯湾的奥波拉港和巴士拉港,如果换乘小船,,沿幼发拉底河溯流而上,还可以到达现在的巴格达。按照张铁生的《中非交通史初探》一书引斯坦因的考证:当时这条航线不但可以由波斯湾而达美索不达米亚,而且可以经红海到埃及而达亚历山大。以这条航线和汉代徐闻、合浦通黄支国航线相比,则航行时间减少了四分之三。
伊本考尔大贝在其所著《道程及郡国志》一书中,关于从阿拉伯至广州的航线,也有与贾耽类似的记载。该航线从波斯湾之西拉夫出发,经马斯卡特岬角(今阿拉伯半岛东南角)出大海向东至印度河口,再沿印度半岛西岸航行至南端的故临、斯里兰卡。再沿印度、缅甸沿海航行而至勃固,然后沿马来半岛西海岸南下,经苏门答脂而出暹罗湾,再经林邑而达广州;布罗姆哈尔在《中国的伊斯兰教》一书上的记载中则附有航行时间。该书说:从波斯湾北岸的西拉夫出发,经阿曼湾南岸马斯卡特港入海,在刮信风的时候,航行一个月后可到南印度。然后经斯里兰卡的南海岸到尼科巴群岛,再过马六甲海峡经马来半岛的南海岸北上十日可到暹罗湾。又十日或二十日后可到昆仑岛,再一日则到南海,最后达广州(参见张铁生《中非交通史初探》)。这条航线与贾耽所记《通海夷道》不同之点是:阿拉伯人的商船从印度半岛南端至马六甲海峡的一段,是沿印度、缅甸的海岸航行。行,而中国商船是从马六甲海峡横越大洋直航斯里兰卡等地。这也说明当时中国商船和航海技术比其他国家先进。
另外,从广州往印度的航线中,还有一条路线,这条路线在马六甲海峡以东一段和上述路线相同,而在马六甲海峡以西,则是经由羯茶、尼科巴岛,然后向西北航行至耽摩立底国(今恒河三角洲一带)。从耽摩立底至我国也是经由羯茶然后穿过马六甲海峡,再东北航至我国。
按日本人高楠顺次郎的考证,当时从广州至海外各地的航线,经常性的定期航行有六条:
(1)广州、南海(即东南亚)、锡兰(斯里兰卡)、阿拉伯、波斯之间(此线经阿拉伯海岸入波斯灣);
(2)广州、南海、锡兰、美崇不达米亚(即伊拉克)之间(此线经阿拉伯之南复经亚丁峡、红海);
(3)波斯、锡兰、南海、广州之间
(4)阿拉伯、锡兰、南海、广州之间
(5)锡兰、阁婆(爪哇)、林邑(越南中部)、广州之间
(6)广州、南海之间。
当时往返这条航线的除中国人外,尚有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欧洲人、东南亚诸国的使节和商人。船舶有前海舶、番舶、西南夷舶、波斯舶、师子国舶、昆仑舶、昆仑乘舶、西域舶、蛮舶、海道舶、南海番舶、婆罗门舶等十二种。以师子国舶为最大;还有一种外国商船“不用铁釘、只使桄榔鬚系缚,以橄榄糖泥之,糖干甚坚,入水如漆也。”
(二)沿海航线的发展
自秦汉以来,广州与全国沿海各口岸的航线,可以说是畅通的。进入唐代,与交趾及东南沿海的交通似乎又有了加强。唐代著名文学家王勃于上元二年(公元六七五年)往交趾省父,路过南昌,写了《滕王阁序》之后,便是从广州“渡南海,坠水而卒”的。另据《唐会要》卷八十七所记,可知东南沿海一带的海运是比较发达的。
(三)陆路与河运交通的发展
唐代由广州至中原内地的交通主要路线有两条:
(1) 取道骑田岭之路线:从广州至韶州、过骑田岭到湖南的彬州,再至衡州、潭州、达岳州,过长江抵江陵、襄州、邓州,过蓝关至长安。
(2) 取道大庾岭之路线:从广州至韶州,过大庾岭至虔州、吉州、洪州、江州,然后沿长江顺流至池州、宣州、润州,过长江至扬州,溯大运河至汴州,再由汴州至洛阳出潼关达长安。
这两条交通线都可利用广东的内河北江,故北江是当时的一条十分重要的运输线。韶州是广州通往内地的重要交通枢纽。在这两条路线中,魏晋南北朝以前,由于大运河未开凿,多通过武水至郴州一线而达中原,自随代大运河开凿之后,古人为了充分利用水运,所以取道大庾岭一线显得特别重要。
唐开元四年(公元七一六年),朝廷派出高级官员张九龄整治大庾岭道 。唐代对内河航运十分重视,造船业由工部属下的水部郎中和都监属下的舟楫署令管理。大体江南各地,如扬州、常州、杭州、越州、洪州、广州等地都是造船基地。安史之乱之后,大运河更是唐帝国的经济命脉,关系到政权的生死存亡,因此朝廷更加重视内河运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