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市的形成，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水上交通不断的发展；二是对外贸易的出现。既然番禺是岭南较早开发的一个地区，那么进入秦汉之际，经过中原人士与越人杂处的一段经营，广州作为一个港市的条件也就逐渐地成熟了，以下的史料可以作为依据：

1、《淮南子》卷十八载：秦之经略岭南，有着眼于“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的成分在内。当然，秦始皇统一岭南，还有其更重要的政治目的，但从这一则记载中，我们亦可以看出，在秦之前，番禺已因犀角、象齿、翡翠、珠玑等珍物的集散扬名于全国了。而这些东西在后来都是海外输入的商品，故可以想象，在秦汉之前，岭南与海外已有贸易接触。也就是说，在这期间，广州已有港市的萌芽成分出现了。

2、公元前一九六年，汉大夫陆贾出使岭南，说服南越王赵佗归汉，后来陆贾在其著作《南越行记》一书中写道：“南越之境，五谷无味，百花不香。此二花（素馨花和茉莉花）特芳香者，缘自胡国移至，不随水土而变。”据日本研究中西交通史专家藤田丰八的考证：素馨又名耶悉茗，是波斯移植至广东的。另外，在南越王赵佗给西汉皇帝的贡品中，有“白壁一双，翠鸟千，犀角十，紫贝五百、、、，生翠四十双，孔雀二双”等珍品。王士鹤在《东南亚古代国际贸易港》一文中认为：“犀角、紫贝、玳瑁等物都是东南亚地区的珍贵土产，显然是从东南亚地区输入的。”《汉书·平帝传》也曾记载：“元始二年，黄支国献犀牛。”同书《王莽传》也有：“黄支自三万里贡生犀”之说，按黄支国即印度。广州出土的文物中有西汉早期的犀角模型，则犀角自汉初输入番禺，似无疑义了。事实上，象珠玑、象齿这类珍品，即使在当时的广东有出产，但产量也是极少的，既然番禺成了珠玑、象齿、犀角、玳瑁的集散地，那么这些珍品大部分应是从海外输入的了。

3、《史记·货殖列传》在列举汉初全国十九个大城市时，特别突出了九个城市，称为“都会”。番禺是九个“都会”当中的一个，同时还特别指出是“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汉书·地理志》也说：“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秦汉之际的番禺，已是我国南方集散“珠玑、犀、玳瑁、果布”的城市了。关于“果布”最近有新的解释，认为是马来语呼龙脑香“果布婆律”的音译。

4、从解放后广州在西汉墓地出土的文物中，有一种玻璃珠和琥珀雕饰吕，据化验，玻璃珠所含铅和钡的成分低微或者没有，与古代国产铅钡玻璃系统截然不同，而与西方玻璃相类似。另珀琥产自大秦国（即罗马）和缅甸，我国当时云南也有生产，但云南石寨山和李家山两处汉墓群都不见有琥珀出土，所以，广州出土的琥珀不会来自云南，应从当时的海外贸易角度加以考虑，此外，在苏门答腊、爪哇、加里曼等岛的汉代出土文物中，有底部刻有汉元帝初元四年年号的陶鼎和陶魁，都和广州西汉墓出土的同类器形极为相似。

5、在与全国各地和港口腹地的交通贸易方面,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广东曲江、始兴、清远、增城、肇庆、德庆等地，对战国墓发据的遗物中发现与中原古文化有很多类似之处，显示出在战国以前,岭南地区与中原有经济、文化的交流。《史记》最早记载了汉朝与南越通关市的情况，该书《南越尉佗列传》云：“汉高帝十一年，遣陆贾立赵佗为南越王，与剖符通使和集百越、、、、、、高后时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听谗臣，别异蛮夷，隔绝器物，此必长沙王计也。”《宋史》卷一八六《互市舶法》亦言:“自汉初与南越通关市,而互市之制行焉。”当时南越的农业生产远比中原落后，铁器为岭南农业生产所必须，故赵佗曾三次上书请开关市，在吕后不准所请的情况下，还派兵攻占长沙王国的边界。

又据《史记》、《汉书》称：早在汉初，番禺与夜郎(今贵州)便有水路交通和贸易。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一三五年)东越反，武帝命令王恢伐东越，王恢平定叛乱后，为了显耀威，特派番阳令唐蒙出使南越，南越人招待唐蒙的食物中，有枸酱一种，蒙问从何来？答曰:“道西北胖制江(即西江的上游北盘江)。”后来唐蒙归长安，问四川商人，商人曰:“独蜀出枸酱，多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群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从这一段记叙中，我们可以知道，早在汉初，广州的水运便比较发达，与广大腹地已有贸易往来，而且蜀郡商人通过夜郎前来通商。据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的记载，蜀郡商人对外贸易路线有三路，其中“一路经夜郎通到南越；一路顺长江经灵渠直达岭南。”桓寬的《盐铁论》亦曾说到中国商人运蜀都的货物到南海交换珠玑、犀、象等珍品。

进入汉以来，番禺与东南沿海各港口的海上交通在我国史料中有了更多的反映。《史记》卷一一四《东越传》载；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一一二年)，南越在其丞相吕嘉的策动下叛乱，当时东越王余善曾出兵八千，由福州浮海至广东揭阳，以碰到大风为借口,逗留于中途,没有到达番禺。从这一则史料中可以看出，早在余善发兵之前，从福州到番禺的航路已经开辟，否则，余善是不可能选择从海路进军的。在同一时期，齐相卜式也向汉武帝上书:“臣闻主忧臣辱，南越反，臣愿父子与齐习船者，往死之。”虽然卜式只是上书请求，未曾行动，但可看出从山东到广东，亦有海上有航路可通，否则卜式不可能请求从海路进攻南越。

一九七四年十月，在广州市文化局院内发掘出古代三个平行排列的造船台，测定为秦初的产物。其中一号船台滑道间距宽一点八米，长八十八米。据测算,可建造宽六至八米，长三十米，载重五十至六十吨的木船。在当时能造如此规模的船舶，说明番禺是一个造船基地，而且还拥有比铰先进的造船技术。广州市文物管理处撰写的《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试掘》一文称：该工场的两组滑道不作固定处理，可以随时调节，根据不同需要，灵活运用。“两个船台可以分别造大小不同的船，也可以造同一规格的船。”(见《文物》一九七七年第四期)。在汉墓出土的文物中，也有船模十二件。从出土的木船模型看来，当时航行于珠江内河的船舶已有多种类型。这也反映出广州造船业和航

运业的发达。

6、《汉书·地理志》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这是我国早期史书对海外交通最明确也是较详尽的记载。这里记的国家都是远古时代的名称，日前仍无绝对准确的考证。但多数人认为、黄支国就是现在印度东南部，已程不国即今斯里兰卡。这则史料至少可以帮助我们对早期海外交通和贸易提供下列的分析：(1)它记载的是官方海外贸易，时间为汉武帝年代(公元前一四o年至前八七年);(2)它出航点在番禺附近的口岸，与番禺有密切的关系；（3）它不包括当时的民间贸易活动。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我国对外贸易要比《汉书》的记载要早，因为只有民间的海外贸易大量出现之后，朝廷才会派出译使万里远航，去冒这个风险。沈福伟在《壁流离和印度宝石贸易》一文中也提到普林尼的《博物志》曾记载汉代中国商人在斯里兰卡活动的情况。说这些商人拥有商栈，并与来自埃及的希腊船只交换货物等等。夏德也认为:“中国与罗马等西方国家之海上贸易，要以广州为终止点；盖自纪元三世纪以前，广州即已成为海上贸易之要冲矣。”由此，我

们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番禺是我国最早的对外贸易港。

7、泥城(今东风一路西端的西场)，是番禺见诸史书记载最早的码头。据考证，陆贾第一次出使南越时，是循水路而来的。古代西北两江到番禺的航线，大都经官窑、石门而南，抵泥城登陆，所以泥城也就成为番禺城外西侧的一个重要水陆码头。陆贾当时就是由这条航线在泥城上岸的，因此，《元和郡县志》称:“贾之来也，佗不即前，贾故为城以待之。”“贾”即汉大夫陆贾。当时赵佗对汉高祖的和平政策不理解，陆贾便在这“筑城以待佗”。“泥城”的名称就是这样来的。为了纪念陆贾来南越执行这一重要的使命，后人也称泥城为“陆贾城”,并建有陆贾祠。清人李微蔚还有诗凭吊:“英雄到此尽观场，归老仍余越使装。文藻自然过绛灌，逍遥差觉胜平良；阴谋未肯贻家祸，新语犹堪抵谏章。宦迹千年魂魄在，定应游戏跨仙羊。”泥城码头曾经一直沿用至清朝末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军舰曾在此登陆，并从这里进攻四方炮台，可见其在交通和军事上的重要性。

————节录自《广州港史》（古代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