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粤督因外商对“公行”不满，设定商人保护制；次年，对公行商业交易等事宜，都加以限制，又令资本不足的商业歇业。因而外商纷纷抗议，而清廷对此极为冷淡。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以英人洪任辉不遵守中国法令案为由，下令“洋船只许在广州收泊”，封禁江、浙、闽三处口岸，限定广州为唯一通商口岸。并规定外国商人必须通过广州“洋行“ 进行贸易。接着还陆续颁布各种指令、章程，制止外国商人在中国任意活动。这种限定广州一口贸易的体制，一直延续到1842年（清道光二十二年）不平等的《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五口通商前），历时85年之久。

    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不断与清政府发生矛盾冲突，清政府对外国人规定了防范条例，并作了多次调整，日益严厉。如在1760年颁布了《防夷五事》，1809年颁布了《民夷交易章程》，1831年颁布了《防范夷人章程》，1835年又颁布了《防范夷人规程》等。其主要规定如下：

    1. 禁止外商在广州过冬。外商通常须于阴历九、十月随洋船回国。如届期因货、款未清，不能回国，只能酌留一、二名司事者，到澳门去过冬。

    2. 外商到广州，必须住在行商为之特别建造的“夷馆”里面，其生活、行为由行商负责照管。外商不得任意闲逛，不得乘舟游行江上；也不许民人出入夷馆，以免互相“结交引诱”。外商如有置买货物等事必须外出者，须由行商及通事（翻译）亲自伴随。（后经英商提出异议，乾隆末年规定外商可于每月初三、十八两日，由行商派人带赴海幢寺、陈家花园游散，但日落即须回馆。1816年又改为每月初八、十八、二十八日3次，每次10人，前赴海幢寺花地游散，由通事陪同，日落回馆。）

    3. 外商雇用中国民人（看门、挑水、挑货等）加以限制，不许雇用中国仆妇。

    4. 外国妇女（外商或大班的眷属）不许居住在广州夷馆，只许停留船上或居住澳门。

    5. 禁止中国行商拖欠外商银两，违者“照结交外国、诓骗财物问拟”。一经查出行商拖欠外商巨款，即将其革职充军，并将其资财房屋田严等，全部折变抵债，如仍不足抵债，则勒令其他行商摊还，甚至是粤海关垫付。

    6. “夷船”停泊的地方，拨派兵丁加强巡查。

    7. 禁止偷运枪炮到商馆。

    8. 夷船到中国后，不入口纳税，而在外洋湾泊，走私漏税，贩卖鸦片者，立时予以驱逐。

    以上的对外商管理规定，固然有一些过于苛刻专横，体现了某些闭关政策的精神。但有一些也是为防止外国侵略而采取的完全正当合理的措施。然而，由于清政府的腐朽，和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蓄意破坏，上述各项规定，无论正当与否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执行。

    此外，清政府对本国出口商品和商人出海贸易也采取了禁止和限制的措施：

    1. 对国产货物出口严格限制：粮食（包括豆类）、铁及铁器（包括铁锅、铁钉及一切废铁）、硫磺、硝等物，均严禁出口，丝及丝织品、茶叶、大黄的出口量严加限制。禁止茶船出洋贸易，闽、浙、皖等地的茶叶，必须由内河过五岭运赴广州，通过行商卖给外国。如直接出洋贩运，则视为“通夷”，商人治罪，茶叶入官。

    2. 严格限制中国商人制造海船。沿海各省渔船只许用单桅（福建省可用双桅），梁头不得超过一丈，舵工水手不得超过20人，捕鱼不许越过本省境界。出洋贸易的海船仅许用双桅，梁头不得超过一丈八尺，载重不得超过500石，舵水人等不得超过28名。还规定：严禁将所造商船租于他人，或租用他人之商船，更不许打造海船卖给外国人，“其打造海船卖与外国图利者，造船人与卖船人，为首者立斩，为从者发边卫充军”(《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615。)。又严禁中国商人在外国打造船只带回中国。

    3. 禁止华人赴南洋等地贸易。商民出海，每船的舵水员28人；所带口粮按路程远近，每人每日准带食米1 升，余米1升；自卫防盗武器，每船限带两枪、火药30斤。

    4. 禁止中国史书出洋。外国人到中国，不得收买史书，中国人不得将史书卖给外国人，“违者将卖给之人，照代为收买违禁货物例，枷号一月，发近边充军”(注：《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615。)。

上述那些闭关政策，它不仅仅是封闭了外商，也严重地封闭了自己，并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不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