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7月26日，在番禺县植地在与日寇作战中为国捐躯的卫国尧，是一位深受群众尊敬的爱国志士，优秀的共产党员。

　　1913年8月6日，卫国尧出生于番禺县沥滘乡（现属广州市南郊）的一个地主家庭。幼年时他在本乡私塾读书，1928年，考进中大附中。在念中学时期，他和广大热血青年一样，对当时政治腐败，国家积弱不振、内忧外患，深怀忧愤，经常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自勉，立志要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1934年春，卫国尧高中毕业后便东渡日本留学，考进了东京帝国大学政治经济系。他勤奋好学，博览群书，特别喜爱阅读马列主义的书籍和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历史，认真思考社会改革问题，因而得到该校进步校长冈山万之助的赏识。他在东京学习三年期间，在冈山万之助的指导下阅读了许多马列主义著作，还参加了郭沫若主办的学术专题讲座，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从一个纯朴的热血青年转变为具有初步马列主义世界观的人。他认识到要解决中国的问题，非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不可。为了在回国之前把冈山万之助的译著《史的唯物论》翻译成中文，他日以继夜地工作，虽因劳累过度而得了肺病，数次吐血，仍不止息。1937年6月，卫国尧回到上海后，即以康敏夫的署名，把该译稿送交神州国光社出版。

　　同年7月，卫国尧从上海回到广州，当时正值中日战争爆发，国民党政府发出通令，征召留日学生参加战时训练，卫国尧应征前往南京（后转移到庐山、武汉）受训。1938年4月集训结束后，被分配到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二厅任少校参谋（地点在武汉），从事对敌宣传工作。就在这个时候，他与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取得联系，并于同年5月秘密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卫国尧被调往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直属第五政治大队第二中队任中队长。1938年底，从衡阳转移到韶关，他与八路军驻韶关办事处接上了党的关系后，被指定为第五政治大队的中共党团书记。在八路军办事处和广东党组织的帮助和支持下，卫国尧从广州中大学生集训团（地点在韶关）中挑选了六七十名爱国青年到政治大队，这批学生大部分是抗日先锋队队员和共产党员，同时他还从中发展了一批党团员，壮大了革命力量。

　　1940年4月，由于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政治大队被迫结束。卫国尧调往参加由中共广东省委举办的干部训练班学习（最初在赣南信丰开学，后迁至广东南雄）。同年7月训练班结束后，卫国尧受党组织的派遣，到中山县第九区国民党挺进三纵队一支队梁伯雄大队做统战工作，公开身份是大队部副官兼中队长，在党内则是该大队地下党的负责人。

　　当时在中山县活动的国民党挺进三纵队第一支队，是由土匪队伍改编的，支队长潘惠原是珠江三角洲有名的土匪头目，又是当地的地主土匪武装“民利公司”的头子，但在政治上他主张抗日，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之间有矛盾，为了争取改造这支队伍，党便把卫国尧派到第一支队的主力第一大队当副官兼中队长。大队长梁伯雄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进步分子，大革命时期曾经参加共产党，后脱党，但仍与我党保持联系，卫国尧在梁伯雄的支持和配合下，建立了中共秘密组织，发展进步势力，经过两年的扎实工作，这个大队实际上已置于中共的控制之下。

　　卫国尧学识渊博，深入班排与士兵打成一片，受到士兵们的爱戴。在复杂的阶级斗争利民族斗争中，他立场坚定，时刻保持革命警惕，处理事情果断又注意斗争策略。1941年间，市桥大土匪头子、汉奸李塱鸡，派出大批伪包围三挺长一支队；同时又秘密派其心腹与潘惠谈判，企图拉拢潘惠建立所谓“互不侵犯”关系。卫国尧得此消息后认为问题严重，如果潘惠被拉了过去，对珠江三角洲的抗战事业极为不利，他便当机立断派出一支精壮的伍在途中伏击，把李塱鸡派来谈判的一帮人全部消灭，给汪伪势力一个沉重打击。

　　1942年5月，中共珠江三角洲中心县委决定在五桂山区建立由我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任命卫国尧为中山县抗日游击大队队长，负责这项工作。派共产党员罗章友带领先遣队入五桂山区进行活动，为了不过早暴露我党的力量，对外仍打着“利民公司”梁伯雄大队的番号。卫国尧则着重从外围做统战工作，对五桂山根据地的创立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亲自与地方实力派头面人物做工作，劝告他们不要在五桂山区抢占地盘和阻拦我军的活动，为更多的兄弟部队挺进五桂山区创造了有利条件。最初，汪伪不知我军的实力和意图，驻翠亨的一个排伪军被我先遣队包围之后便投降了。卫国尧听到汇报之后觉得事有蹊跷，断定这是汪伪槁的假投降阴谋，便立即该排排长抓来讯问，果然不出卫国尧之所料，这帮人图谋以假投降探听我军虚实，然后搞掉我先遣队之后“反水”。另一次被我军收编的一个土匪排，由于吃不了苦，在副排长甘土旺的策划下，把我军从敌伪军中缴获暂时埋藏在沙堆里的两挺机枪偷走，准备搞掉我先遣队之后投降敌伪军。卫国尧从失枪事件中觉察到这又是一种阴谋，立即进行调查和分析，然后断定是甘土旺一伙所为，经过审讯，甘土旺供认了他们企图叛变的计划，从而又粉碎了一起叛变阴谋。

　　1942年底，以挺进三纵队副司令员林小亚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勾结日伪势力，向活动在禺南一带由共产党员林锵云领导的广游二支队（后来改为珠纵）发起反共合流的进攻，为了粉碎敌伪顽的联合攻击，把抗日游击战争引向广州市郊，进而控制广州市区，中共珠江三角洲党委作出决定，组织挺进广州工作组，由卫国尧和卢德耀领导，在广州市南郊沥滘乡建立秘密据点。为了安排好同志们进入沥滘，卫国尧接受了新任务之后，便离开五桂山区先行回到自己的家乡，利用尽人皆知的地主少爷、留日学生、国民党少校军官这些公开身份和社会关系进行活动，在搞好各种关系后，才把我党派去的同志以各种名义安置下来。

　　当时沥滘为臭名远扬的“十老虎”所把持。他们是卫氏同父异母的十兄弟，是一群杀人越货的士匪、流氓、汉奸。头子是老六卫金允（又名大王允），广州沦陷前他长期在市内当国民党的密探，广州沦陷后，摇身一变当上了日寇的联防队长。他们依仗日本人的势力，欺压人民，无恶不作，横行于周围二十四个乡村，还经常带领日军围剿我广游二支队。因此，要控制沥滘并向广州市区发展，就必须首先把这伙汉奸势力铲除。

　　卫国尧回到沥滘后，坚决贯彻党所制定的“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秘密工作方针，为了麻痹敌人，打消“十老虎”的疑虑和掌握他们的动态，卫国尧主动与他们“厮混”，同他们一起打牌、饮茶等。有一次“十老虎”请卫国尧饮茶时，其头目卫金允向卫国尧摸底说：“一哥（卫国尧在其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十一，村人习惯地称他为一哥），你这次回来有何打算？”卫国尧便答道：“主要是侍奉老母，摆脱军政界的事务，专心经营工商业，赚几个钱，振兴家业，除了想恢复家父留下的怡和米机的经营外，还想把停办的小学恢复起来，为乡梓服务，军政界的事我就不管了，这方面由诸位负责。”“十老虎”这才算吃了“定心丸”，连连点头表示支持。因为他们不懂文墨，害怕卫国尧这个留学生回来抢占他们的权力和地位。接着，卫国尧把组织上给他的五千元活动经费，恢复了已倒闭的“怡和”碾米厂和停办的小学校。他自己担任碾米厂的经理和小学校长。还办了一间小小的文具店，安排卢德耀为该店的负责人，把另一个党员安排在碾米厂当会计，把广游二支队派来负责联络的交通员陈铨（陈国雄）安排在碾米厂当伙计。另外，聘请两位地下党员当小学教员。这样，沥滘的秘密党支部和情报站便建立起来了。

　　在沥滘这个虎穴里进行秘密工作是十分危险的。但在素有“外交家”之称的卫国尧精心对付下，未有出现过差错。有一次，日军小队长吉田到沥滘巡视，想亲自摸清卫国尧这个人的“底细”。突然到卫国尧的家中侦察，并与他攀谈起来。卫国尧善于辞令，对答如流，不露半点破绽。吉田看见挂在墙上那张卫国尧穿着日本和服的照片，就问起他在东京留学时的情况，原来吉田也是帝国大学的学生，卫国尧低班的同学，于是显得“亲热”起来，要给卫国尧介绍工作。但卫国尧却以要侍奉老母不想介入军政界的事务为由拒绝了吉田的要求，吉田这次实地侦察并没有捞到什么东西，却为卫国尧增加了一张“护身符”，自此之后，卫国尧是吉田小队长的同学之说不胫而走。“十老虎”企图通过卫国尧在日本小队长面前说几句好话，为自己向上爬创造条件，便对卫国尧进行奉承拉拢，卫国尧将计就计，装着与他们保持“密切”的关系，以麻痹敌人，掩人耳目。卫国尧往往利用晚上与“十老虎”玩牌聊天之机，把他们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的身上，而让卢德耀等同志去召开党员会议或积极分子会议。

　　卫国尧在沥滘站住脚跟之后，便在积极分子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在青年中秘密组织起“学习会”，在农民中组织“关帝会”、“兄弟会”，在店员中成立“同心会”，通过这些外围组织，团结教育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支援广游二支队，并从中了解敌人的情况。不久，安排在“怡和”米机当会计的那个党员，腐化变质，携款潜逃，使米机面临倒闭的危险。为了革命的利益，卫国尧征得母亲的同意，把家中的十余亩田卖掉，将款全部支援抗日游击队和继续维持米机的经营。卫国尧在沥滘工作期间，认真贯彻我党关于“利用矛盾，个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方针。他巧妙地利用实力派，曾任过乡长的卫轮秋与“十老虎”的矛盾，暗中支持他与“十老虎”进行斗争，使敌人更加孤立。经过卫国尧深入虎穴一年扎扎实实的工作，把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不仅动员了一批青年参加抗日游击队，经常给广游二支队提供财物和情报，还为剪除“十老虎”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3年秋，卫国尧被调回五桂山区参加整风学习，临走之前，根据每年“十老虎”部在清明节去大石礼村扫祖坟的活动规律，制定了在第二年清明节利用拜山的时机“擒拿十虎”的方案，由留在沥滘的党支部具体执行。

　　1944年春，广游二支队在沥滘乡党支部的紧密配合下，根据卫国尧提出的方案，在清明节那天，一举把“十老虎”中的八只“老虎”（老大卫金润、老二卫金汝漏网）捉拿归案，并缴获一大批武器弹药。“智擒八虎”，为国家和人民消除了一大祸害。消息一传出，附近二十四乡的群众无不拍手称快，都夸卫国尧的智擒方案高明。

　　1944年7月初，卫国尧被任命为广游二支队新编第二大队的大队长。他同政委郑少康、副大队长卢德耀一起率领部队转战于禺南一带，打击敌伪，威震四方。同年7月25日，二大队在离市桥二十里的植地庄集结，准备袭击市桥的日寇据点。不料被潜伏在该在的汉奸何志英发觉，冒雨前往市桥日寇警备司令部告密，日本兵马上转报广州的“南支派遣军”司令部，调集了一个联队（约五百人）的日军，连夜从四面包围植地庄，26日早晨，我军经过浴血奋战，击退敌人的多次进攻，打死打伤敌军七十余人。但由于敌众我寡，大队领导便决定率部突围，正患着疟疾，发着高烧的卫国尧在翻越塔沙岗突围时，不幸胸部中弹，壮烈牺牲。时年仅三十一岁。

　　为了纪念卫国尧等为国殉难的革命烈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植地庄人民在塔沙岗建立了一个纪念碑，供人们瞻仰。这正是：珠江碧水长流，烈士英名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