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的光孝寺是岭南名刹，其前身在唐代时称法性寺。唐诗人李群玉曾到此一游，写下一首《法性寺六祖戒坛》诗：初地无阶级，余基数尺低。天香开茉莉，梵树落菩提。惊俗和真性，青莲出淤泥。何人得心法，衣钵在曹溪。此诗写法性寺的景物，又紧贴佛家教义，写景与说佛融为一体，主题是赞叹佛教禅宗六祖惠能。这位佛教祖师，出身贫贱，不识一字，却自得心法，开启禅宗，成为中国佛教史上一位不朽的思想家。他不仅为中国佛教另辟蹊径，影响之广，波及哲学、文学乃至世俗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在法性寺留下了圣迹，在曹溪宝林寺（今广东曲江县南华寺）开创了南宗祖庭，在岭南大地上留下了享誉中外、光耀千古的宗教胜地。

惠能，俗姓卢，祖籍范阳（今河北涿阳）。其父卢行瑫为唐朝官吏，受贬谪流放至岭南新州（今广东新兴县），与该县瑯村李姓女子结婚。唐贞观十二年（638年）二月八日凌晨，李氏产下一子。黎明时，有二僧上门化缘，闻知施主喜添贵子，为之取名“惠能”。这似乎预兆着惠能同佛门的终生不解之缘。惠能3岁丧父，母亲含辛茹苦总算把他抚养大了。因为家境一贫如洗,使他自小失学，长大了，靠卖柴糊口和抚养母亲。当时佛教已开始在岭南盛行，耳濡目染，使在社会下层挣扎求生的惠能产生了厌世出家之念。24岁那年，他在市中卖柴，在客店门口听到有客人朗诵《金刚经》，若有所省。他请教诵经者，得知此经传自蕲州黄梅（今湖北黄梅）东山寺的弘忍禅师处，念经人还表示愿意资助他北上。回家之后，即向母亲提出要到黄梅寻师出家。母亲舍不得他远行，推说要由母舅作主。他与母舅商量，母舅不便直接阻拦，就指着村旁一巨石说：“你能将巨石拜开，我就同意你出家。”传说他诚心跪拜，居然令石头也裂开条缝。琅村中至今仍有一裂开之石，村人称为“别母石”，是这一传说的产物。这无非说明惠能出家之志已定，终于说服了家人。历尽艰辛，爬山涉水，惠能终于到了黄梅东山寺，叩见弘忍。弘忍开口即问：“居士从何处来，欲求何物？”惠能说：“弟子是岭南人，唯求作佛！”弘忍说：“你是岭南人，又是獦獠（当时中原对南方少数民族的称呼），如何堪作佛？！”惠能说：“人有南北，佛性岂有南北？和尚佛性与獦獠佛性无别；和尚能作佛，弟子当能作佛。”弘忍见他回答得还可以，遂收他为门徒。命他在碓房舂米。惠能所言，符合佛教主张众生平等的宗旨，在他的这番言语中，已经可以见到人皆可以成佛的禅宗思想的端倪，这也许是慧性之光吧！惠能在寺内踏碓舂米八个月，适逢年已花甲的弘忍要选择衣钵传人。弘忍是佛教史上传统说法的禅宗法系五祖，门徒极众，仅东山寺即有禅众七百余人.传得他的衣钵可立为宗主，名属利至。标榜与世无争的和尚，由是磨拳擦掌开始夺冠之战。弘忍命各人作偈以呈验法行深浅。上座弟子神秀志在必得，殚思竭虑作褐云：“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弘忍心下认为此偈“只到门前，尚未得入，须入得门，见自本性”，才能授以衣法。但他不露声色，只是对大众说：后世如能依此修行，亦得胜果，并劝大家诵之。惠能平时没有机会参加大堂活动，他在碓房间，闻僧诵神秀之偈，问清因由，觉得未尽究竟。他不识字，即口占一偈，请人代写出来：菩提本无树，明镜亦无台，佛性常清静，何处有尘埃？又作一偈说：心是菩提树，身为明镜台，明镜本清静，何处惹尘埃？以上两偈见于记录惠能弘法言语的《坛经》最早版本，其后的版本却改为一褐而广泛传载：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惠能之偈悟契玄机，显示出惠能根器不凡。从宣扬“四大皆空”的客观唯心主义的角度说，显然比神秀的以物喻志要彻底得多。众人见偈，皆甚惊异。惠能入寺应答，已给弘忍留下深刻印象，对他有所留意，如今见惠能领会禅机在神秀之上  即于夜间召他传授禅学，不久即秘密传以衣钵，对他说：“物忌独贤，人恶出己，吾且死矣，汝其行乎！”劝他连夜离寺，并亲送至蕲州九江驿。临别时，弘忍叮嘱惠能南去暂作隐晦，待时行化，“逢怀则止，遇会则藏”。惠能离寺后不久，神秀发现弘忍衣钵已授惠能，心下不服，派人南追去夺回法衣。其中有一位惠明禅师，率先在大庾岭追上惠能。惠能把法衣放于石上说：此为信物，不可力争，你要就拿去吧！惠明被他的气质所感动，表示不为衣钵，只想一听五祖所传法语，惠能遂给他讲法，一经点拨，惠明顿悟，他不仅劝惠能收起法衣速走，还对后面赶上来的人说惠能不可能走这么远，不再追赶。惠能按照弘忍的指点，在怀集、四会一带埋名隐伏了16年。他混迹于猎户之中，大概是因为猎户行迹无定，加上教敌绝不会料到一个佛门弟子与猎户为伍。由此可以想见争夺正宗之激烈残酷。在怀集县怀城西北35公里的上爱岭，有一座由三块天然花岗岩巨石组成的石室，据县志所载，为惠能隐居时栖身之处，当地称为“六祖岩”。因为六祖之故，这里成了怀集一处历史名胜。惠能隐居期间，弘忍圆寂，神秀去了江陵当阳山（今湖北当阳县东南）玉泉寺开讲禅法，对惠能的威胁渐渐解除。唐高宗仪凤元年（676年）初，惠能到了广州法性寺。法性寺是渊源已久的岭南名寺，四方僧众云集，高手如林。这一天，正值主持印宗法师在寺内升座讲《涅槃经》，座前佛幡高高飘扬，引得座中众人议论佛幡为何能飘动。有僧说：“幡是无情，因风而动。”有僧说：“风幡俱是无情，如何得动？”又有僧说：“因缘和合故，合动。”杂于众人中的惠能见大家争议不已，便插嘴说：不是风动，也非幡动，是你们心动。妙语一出，众议皆平。印宗见惠能所说最为玄妙，便延他至上席，询问深义，觉所答皆言简理当，十分叹服。印宗来法性寺前曾在蕲春参礼弘忍，已久闻黄梅衣法南来，不由得推测眼前这位年青人是传法之人。询问之下，惠能表明身份。印宗欢喜赞叹，愿事为师。次日    即集众就法性寺菩提树下为惠能剃发，又请名德智光律师等为惠能授具足戒。为了让众僧信服惠能，印宗法师还煞有介事地说，南朝宋代有梵僧求那罗跋陀三藏在此建戒坛，预谶：“后当有肉身菩萨，受戒于此。”南朝梁代又有梵僧智药三藏航海来自西天竺，持来菩提树一株，植于戒坛前，立碑云：“吾过后一百六十年，当有肉身菩萨来此树下，开演上乘，度无量众真。”惠能抵此，正合昔谶，众僧不能不服。此后，惠能就在菩提树下为僧众讲禅，讲说般若波罗蜜法。惠能在法性寺不足一年，至今留下圣迹。传说被誉为中国禅宗始祖的达摩高僧曾在此弘传禅法，二百多年后，六祖惠能又在此开示禅门。法性寺今为光孝寺，山门楹联谓：“禅教遍寰中兹为最初福地，祗园开岭表此为第一名山。”表明光孝寺在佛教禅宗上的显赫地位。此寺遗留有一批珍贵的历史文物，因此被定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光孝寺内，与纪念惠能有关的文物，有六祖殿、风幡堂，以及为埋藏六祖所剃之发的瘗发塔。塔旁有元代刻制的两面分别为六祖像和达摩像的石碑。惠能剃发其下的菩提树，清代为台风吹倒枯死，此树原曾分枝植于韶关南华寺，又从南华寺分取小枝补种于六祖剃发处。这株百年老树也已根深叶茂了。广州市内的六榕寺，也设有六祖堂，供有北宋端拱二年（989年）塑铸的六祖铜像，神态凝肃，形象迫真，为镇寺宝物，反映了六祖在宋代已为岭南人民所崇敬。第二年春天，惠能提出要到韶州宝林寺（今韶关曲江县南华寺）去。这其中有一段缘故。当年，惠能南遁过大庾岭，途经韶州曹侯村，村人刘志略对他礼遇甚厚。志略之姑已出家为尼，法号无尽，日常常诵《大涅槃经》，惠能为之解说妙义。无尽持卷问字，惠能说：“字即不识，义即请问。”无尽觉得奇怪，字尚不识，何以会义？惠能解释说：“诸佛妙理，非关文字。”无尽对此十分信服，告诉乡中耆老说来了个有道之僧，宜请供养。于是居民纷纷前来瞻礼，并将当地已废于隋末的宝林古寺修葺一番，请惠能小住讲佛。惠能适意此处林泉环境，因遵师嘱不宜过早暴露身份，又离开宝林寺。他在法性寺剃发受戒之后，想起回久违的宝林寺。印宗与众人见挽留不住，只好依依相送。惠能带着衣钵和在广州及家乡新兴一带收留的的门徒，回到宝林寺。今非昔比  既然已经公开祖师身份，便有一番作为。首先是大兴土木，修寺建宇，使寺院香火炽盛。宝林寺四周本来都是当地富翁陈亚仙家的坟山，陈亚仙信道不信佛，舍不得将风水宝地让与宝林寺。惠能只好设法说服。传说惠能开口要买一袈裟之地，陈亚仙说：“既是只要一袈裟之地，你只管说要哪里 即相送就是。”惠能当着众人，脱下袈裟，抛向云天。那袈裟在半空定住，阴影正好罩住陈亚仙祖墓山林整个山窝。陈亚仙无话可说，只好要求务必留下祖坟。寺内六祖殿侧，至今留有一座古墓，碑文是“施主檀越陈亚仙祖墓”。这个传说反映了唐初宝林寺一带原来释道交锋，惠能在此立足是经过一番努力的。这一带当时还是一片荆棘密林，蛇虫猛兽出没，在此建一座大型寺院，草创之功非易。因此又有惠能降龙伏虎之传说，说惠能以法钵收寺前潭内之龙，而后将潭填平，寺内鼓楼至今存有镇龙铁塔。又说山中原多虎豹，一朝尽去，于是远近惊叹咸伏。寺后有一卓锡泉，又名九龙泉，传说惠能欲洗袈裟，苦于无水，以锡杖卓地，泉水应声而出云云。这些，除了反映华林寺扩建之艰辛，也是佛教后人仰崇惠能开创之功以及着力渲染以增强宗教宣传的结果。惠能在宝林寺经营禅宗祖庭时，北方神秀也以弘忍继承人自居在玉泉寺传教。惠能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大倡顿悟，是为南宗。神秀主张身心明净是逐渐达到的，倡渐悟法，是为北宗。禅宗分为南北二宗，分庭抗礼。神秀得知惠能行迹，又起衅心。先是派遣门人志诚到宝林寺侦听惠能说法，以谋对策。志诚听了惠能说法，佩服得五体投地，拜惠能为师，不离左右。神秀见志诚一去不复返，令门徒张行昌到宝林寺行刺，刺客为惠能所感化，愿为惠能门徒，改名志彻，成为惠能十大门人之一韶州刺史韦琚仰慕惠能道风，亲自率同僚入山请惠能入城，在州城大梵寺讲堂为众说法，兼受无相戒。这使惠能的声望更盛，聚集在他周围听经的僧尼道俗有千余人。门人法海将其说法之法语编录为《法宝坛经》。随着禅宗的繁荣发展，《坛经》广泛流传，出现多种版本，迄今为止发现的《坛经》本子不下十几个，歧异甚多，反映了禅宗思想不同时期的变化。据专家考证现存《坛经》最古的版本是敦煌写本，应是比较接近真实。今人了解、研究惠能的禅学思想，也只能以此为主要依据了。即使如此，《坛经》原本到敦煌本，至少也已有过两次重大的修补。《坛经》的产生，是禅宗思想史上的大事，也是中国佛教思想史上的大事，标志着禅宗的活动已全部纳入心学的范围。中国佛教早已开始向自心探求解脱之路的尝试，至此成熟定型。惠能在宝林寺说法三十余年，中国佛教史上刮起了禅宗传播的旋风，甚至波及宫中。武则天于长寿元年（692年）和万岁通天元年（696年），两次敕请惠能上京，惠能“托病不去”。武则天只好颁《锡赉六祖大师宣诏》，遣中书舍人吴存颖为专使，御赠惠能一批法物。唐神龙元年（705年），唐中宗派薛简为专使，召惠能大师入京，惠能以“久处山林，年迈风疾”为由辞召。中宗诏令改称宝林寺为中兴寺，由韶州刺史重修，又给予法泉寺额，并以惠能新州故宅为国恩寺。中宗赐惠能袈裟一领，绢500匹。现在南华寺中存有唐代袈裟一件，上用金丝绣织千个佛像和20条神龙，是唐代刺绣之稀世珍品。这一绣衣是武则天还是唐中宗所赐，说法不一。有说弘忍传授给惠能的是禅宗初祖菩提达摩从印度带来的一领木棉袈裟。后来武则天向惠能索去，另赠惠能一袈裟，惠能只好将所换袈裟仍作为禅宗正统的信物。总之，这件存世袈裟笼罩着神秘的光环。《曹溪别传》等书还宣扬唐高宗、唐代宗等皇帝数次征请、敕问惠能之事，好事者加工痕迹明显，不足为信。年过古稀的惠能思念养育自己的新州故乡，先天二年（713年）七月八日，惠能乘舟经肇庆回新州。在肇庆驻锡城西山岗。他对梅花尤为喜爱，每至一处有“插梅为标”之习惯，在肇庆，他也这样做了。后人在此处建庵取名“梅庵”，庵前井泉，现仍名“六祖井”，以纪念六祖。明代“南园后五先生”之一的诗人欧大任曾有《梅庵》诗，借咏景以述六祖在南方创立禅宗的史迹，抒发怀念之情：西来浮海后，獦獠起南邦。悟得心为印，经行法是幢。拈花看几叶，现目散千红。独有唐年凿，寒泉下石淙。此前的唐弘道元年（683年），惠能一度派人到新州，修故居为寺，取名报恩寺，即后来唐中宗敕令改名的国恩寺。惠能在寺侧建父母合墓，并建一报恩塔，纪念其母养育之恩。垂老的惠能终于回到倾注着他一片深情的故土，八月初三日，坐化在国恩寺南五里的寺田村左侧藏佛坑中巨石上。世寿76岁。惠能圆寂之后，新州、南海（今广州）、曲江三地争夺其真身，最后商定焚香为记，视香飘何方为定。结果，香烟朝北方飘去，惠能真身遂迎至曹溪宝林寺。六祖真身通高80厘米，惠能结跏跌坐，气质超然。据考证，六祖真身确以惠能肉身为基础，用夹纻法塑造成中国式的“木乃伊”，成为流传千古的真身像。唐代宗时，下诏赐六祖真身为“国宝”，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年），诏谥惠能“大鉴禅师”，安置六祖真身像之塔为“灵照之塔”，明代改木塔为砖塔，并改置六祖真身像于六祖殿。至今殿、塔巍然，六祖真身像更为人所瞻仰。由于六祖之故，南华寺在佛教史上有特殊地位，是国务院确定的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惠能在唐代就已名噪一时。唐代大文学家王维应惠能弟子神会之请撰写了《六祖能禅师碑铭》，唐代大文学家柳宗元、刘禹锡又相继撰写了《曹溪大鉴禅师碑》、《大鉴禅师第二碑》。《坛经》之后，有关的语录、别传更是续出不断。惠能弟子众多，最著名后世的，有青原行思、南岳怀让、荷泽神会、南阳慧忠、永嘉玄觉等五人。他们得法后，各成一家。其中以青原、南岳二家弘传最盛。南岳下数传衍为临济、沩仰二派；青原下数传为曹洞、云门、法眼三派，形成禅宗五派法流。南北禅宗最后为南宗统一，致令“天下凡言禅，皆本曹溪”。禅宗对岭南影响尤深，编汇《坛经》的得意弟子法海便是曲江人。惠能在岭南的弟子不少，广州有清苑法真、吴头陀、志道、印宗等，罗浮山有定真，韶州有祗陀、缘素、刺史韦璩、曹溪令行滔等。禅门寺院，除了有惠能行止的广州光孝寺、曲江南华寺、新兴国恩寺之外，还留下乳源云门寺、翁源翁山寺、肇庆庆云寺、潮阳灵山寺等一批由禅宗门徒主持的著名佛教寺院。惠能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出现和地位决非偶然，而是有其历史、思想渊源和社会背景。按照传统的说法，中国佛教的禅宗创始于南北朝，初祖为菩提达摩。实际上，从达摩至五祖弘忍，始终只是禅学派系，尚未形成佛教宗派，只能称为禅宗的先驱。禅宗虽说与达摩禅学有思想上的某种继承关系，在法统上也有血脉之连，但它的思想体系和实践方式是由惠能奠定的。惠能禅宗是中国人以自己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建立起来的，是中国佛教创造与革新运动的产物，因而能够为广大禅僧和世俗人士所接受，不断扩大影响至于大江南北。惠能创立禅宗得以勃兴，主要原因在于其具鲜明的思想特色：其一，平等观念。惠能由一个不识字的樵夫，成长为一代哲人。他在参见弘忍及得法后，十余年间并未出家，只是到广州后才正式受戒剃发。这种身份和经历，反映了人应该获得平等的社会地位的权利，并曲折地表达为他的佛性论。他认为“下下人有上上智”，“佛不在外，在我心中，我即是佛”，“识心见性，自成佛道”。使得天竺各宗派所虚构的高不可攀的佛，变成了人人可以自称为佛，变成了举目可见的常人。他摒弃了佛教束缚人的一套繁琐做法，提出“一切诸法皆由心造，但学无心，诸缘顿息”，“一灯能除千年暗，一智能灭万年愚”。他认为出家不出家无关紧要，重要的在于修行。甚至说：“若欲修行，在家也得，不必在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只要“见性”，便可顿入“佛地”。这种“顿悟”法门，受到不同阶层群众的欢迎和接受。而且首先在当时文化程度相对不高的岭南、剑南和河西诸州郡县传播开来，首先为平民炽热崇拜，而后，也受到因社会激烈变动而寻求精神解脱的士大夫阶层的欣赏。其二，民族特色。隋唐时期，佛教理论繁琐至极，而僧侣的寄生性日益严重，加剧了与世俗地主之间的矛盾，因而在佛教鼎盛的背后，孕育着内在的危机。惠能的“顿悟成佛”脱颖而出，以崭新的姿态，排除念佛求生净土的迷信祟拜，反对糜费财物的巨额布施，把广大佛教徒从浩繁的经卷、深奥的教义以及传统仪轨的枷锁中解放出来，给危机隐伏的中国佛教开出一条新的路子。他抛弃天竺佛教主张苛刻残忍的修行方法，主张通俗简易的修持方法，取代了隋唐以来佛教各宗派对佛教经典所作的繁琐考证和僵死抱持，使人耳目一新。他提出：“若悟无生顿法，见西方只在刹那；不悟顿教大乘，念佛往生路遥。”主张在现实生活中求取解脱、成佛。现实生活当指普通人的行住坐卧、人伦日用，包括吃饭穿衣、屙屎屙尿、担水砍柴、尊敬长者、爱护弱小。这就使禅宗增强了自身应变能力，适应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生产、生活方式。惠能去世不久，禅僧开始靠劳作度日，自给自足，使禅众的日常生活更趋平民化、世俗化。惠能禅宗不但吸纳了自在解脱的道家思想，破除了人们对“西方”的迷信和对“佛祖”的崇拜，把这一切都说成是主观精神的产物，说：“慈悲即是观音，喜舍名为势至，能净是释迦，平直是弥勒。”同时，又接受了儒学主观内省的心性学的影响。他不抛弃天竺佛教的轮回说，强调孝是成佛的根本。他劝人改恶从善，净化心灵，多行善事，济世益人的主张，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组成部分。经过他的大胆改造，开创了一代新禅风，成为影响中国世道人心的一股不可忽视的思潮，还影响到日本和东南亚各国。惠能不仅称得上我国佛教史上有重大改革作为的一个高僧，而且称得上我国古代思想领域有深远影响的一个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