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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广州市委党史文献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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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1858~1861年的不战不和现象
  • 来源:中共广州市委党史文献研究室
  • 日期:2012-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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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7年底,英法联军突入珠江,俘虏了两广总督叶名琛,占领了广州城。次年初,联军司令官和广东巡抚柏贵联合发出布告:广州城在联军的武力控制之下,但政府机构则由柏贵继续掌权。此后近四年时间里,出现了这样一个“奇怪”观象:清政府与英法时战时和,而在广州的清廷官吏却一直与英法占领军相安共处,这是一个值得反思的历史问题。

这四年间,广州城中存在着两个政权系统。一是由英国人巴夏礼、哈威罗和法国人修莱组成的英法“三人委员会”,一批彻底投敌的中国人协助这个委员会工作,为首的是李小村和王道崇,两人都是“鬼衣鬼帽,番字番语”的汉奸。另一政权系统是清廷的地方官。叶名琛被俘后,奉命署理的两广总督有黄宗汉、柏贵、王庆云、劳崇光等人。广州城实际上是由英法联军控制。“三人委员会”设在广东巡抚衙门,配有130名英法联军组成的警备部队,随时可以弹压中国人民。明文规定,在联军占领区以外的只涉及中国人的案件由中国官宪处理,涉及外国人的案件由外人委员会处理。但中国官宪张贴布告必须经外人委员会同意。中国官宪与“三人委员会”会同办事时,其座位通常在英法理事官之下,并且不准声张;中国官宪之间互相见面时也常有洋人在旁监视,可见中国官宪不但没有行政自主权,连人身自由也几乎失去了。手握生杀大权的是巴夏礼,被称为“广州的总督”。一些清廷官吏乘机巴结洋人以取宠,如候补道蔡振武就颇得巴夏礼的欢心。这是18581861年间广州城中的政治状况。

18582月,在联军的授意下,柏贵宣布广州开市。起初百姓都不大敢交易买卖,市面只有洋米、布匹等物流通。4月,咸丰皇帝承认了开市合法,买卖才逐渐兴旺起来。劳崇光接任广东巡抚后,实行鸦片征税,重开海关,又用英国人掌管关务,贸易额大幅度上升。全城分东、南、西、北及西关五部分,被缴了械的清军由联军统带,分头维持治安。民间的兵器被没收,老百姓不准称洋人为“番鬼”,见面要除帽握手为礼。街上的店家和河面船只一律换上或标上英法文字,有些建筑物被改为西式。占领军在广州出报纸,收钱粮,丈量街道,绘制地图,立治民章程,视广州为己有;同时为了笼络民心,也约束官兵不得滋扰民间,购置食物用具也“公平”交易。有时还在街上放粥派米,施舍穷人。而正当广州城中敌我双方“和平共处”的时候,称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却在天津外围率军与英法联军展开生死搏斗。

以前的论者都认为,广州的事例说明了清廷的软弱无能。可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一个事实,咸丰皇帝命令柏贵留在失陷后的广州,是要他以情理开导侵略军,使其撤出广州,皇帝嘱咐柏贵:“不可失之太刚,如叶名琛激成事端;亦不可失之太柔,致生该夷轻视中国之心。”而柏贵等人在联军的刺刀之下办的事情,使皇帝十分失望,“其畏葸无能,殊出意外”,一口气将柏贵等人撤了职。由此可见,并非简单的“投降”动机促使咸丰承认广州城的既成事实。

鸦片战争前清朝统治者处理中外关系的一个主要原则是“夷夏大防”,往往是恩威并施,叫做“羁糜”。当咸丰听到广州失陷的消息后,立即暴跳如雷,下令广州将军将敌逐出省河再与理论。但是上一次鸦片战争的惨败使他记忆犹新,而太平军正横扫江南半壁,清廷无从两面作战。于是他决定用“抚”以补“剿”之不及,用“恩”以济“威”之不足,执行一条所谓“刚柔并用”的政策,从而演成了广州城上述的怪现象。

咸丰不是面对现实,或战或和,解决问题,而是一面虚声恫吓,一面假意劝说。他给英法联军下了最后通牒,要其交还广州,否则“必当攻打省城,以示惩创”。而这一通牒却是超长期的五个月。他派钦差黄宗汉统率各路大军,进逼广州,同时又要黄“切不可误信人言,轻入省城”。黄宗汉心领神会,五个多月才到广东,然后驻扎在惠州不肯再进一步,远远地向广州城中的侵略军骂阵。咸丰听说他到了广东,立刻一道金牌发去:“用兵与否着候旨遵行,只可先行慑以兵威。”这就是咸丰的所谓“刚”的一手。此外,咸丰还有另一手:“柔”。首先,他把广州事件的一切责任都推到叶名琛身上,以“办理乖方,激怒来人”为名撤了他的职,宣布广州事件中“起衅虽自该夷,而我国大臣办理亦未尽善,以是暂缓用兵”,向敌人表示自己“一秉大公”和“宽宏大量”。并要求在广州以外的其他地方不但不与洋人作战,反而继续通商,不久连广州也恢复了通商。咸丰的目的是要洋人由此感激涕零,从而乖乖退出广州。

与之紧密相连的是绅民武装。1849年,广州绅民的武装斗争使清廷成功地拒绝了英人的入城要求,咸丰由此深信“广东绅士咸知大义,其民亦勇敢可用”。广州事变后,他一再命令大臣们联络绅民驱逐英法联军,并亲自传旨绅士罗衍:“如能众志成城,正所以尊国体而顺民情,朕断不责其擅开边衅,慎勿畏葸不前。”他这种真真假假的把戏挫伤了绅民们的斗争热情;在此期间,广东绅民从未停止过武装斗争,但也从未真正给敌人以致命打击,盖源于此。

那么,英法两国又是如何看待和处理广州问题的呢?法公使布尔布隆认为:“广州是最恶毒敌视外国人的中心。”英军统帅额尔金也认为:“广州是他们整个排外和傲慢对外制度的寄托所在。”他们占领广州更重要的目的,是以此要挟咸丰皇帝。西方国家在华活动的最终目的是扩大其商业利益,战争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之一。他们在广州本来就有许多商业利益,因而没有理由希望广州处于混乱状态,一占领广州就立即着手恢复通商正说明了这一点。英国政府给额尔金的命令说:“你应记住,最后一种行动(占领广州)可能会为广州带来严重混乱,所以应尽可能加以避免……女王陛下政府极盼望在那里没有什么不必要的生命财产的毁坏。”法国政府也主张只要有可能就决不采取引起广州城内混乱的措施。占领广州后,他们相信“广州事件已必然会使这种和解语调具有无可争辩的力量”,因此他们着手恢复和维持广州的秩序,然后以“封锁广州的朋友”的身份前往北京,向清廷暗示如果交涉失败,将在北京重演广州的一幕。但是,面对一个有几十万人口、到处潜伏着杀机的城市,由联军直接管理广州是不现实的,他们必须利用广州城原有的政府机构作为他们控制广州的媒介。就这样,一打一拉,广州便出现了不战不和的奇怪现象了。

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后,清政府的对外交涉一直在上海和天津进行。以后是按照《北京条约》,英法占领军于186110月退出了广州,结束了广州这段屈辱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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