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的政论文章及演讲辞，可视作是思想深邃、说理透辟的散文。

19世纪80年代至辛亥革命期间，广州报刊众多，为散文创作提供了园地，出现了记叙民主革命题材的作品。小说家黄世仲在辛亥广州起义失败还不到一个月时，写成 5万字 的《五日风声》，及时反映了黄花岗起义斗争，热情颂扬了革命者不屈不挠的牺牲精神，总结了失败的教训。这篇作品于宣统三年（1911）五月在广州《南越报》上连载，以文学家之笔法，寓激情于铺叙之中，刻画了黄兴、赵声、林时爽等一大批革命党人的英雄群象，以鲜明清晰的画面，展示了革命党人与清朝腐朽集团殊死决斗的历史画面，具有报告文学的新闻性、纪实性和文学性的特色，是近代广州乃至全国的报告文学开篇大作。

朱执信参加革命后，写了近百篇政论散文。辛亥革命前，无情地揭露清王朝的腐朽与专制，批驳维新派保皇实质；辛亥革命后，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反对帝国主义，宣传科学思想，反对宗教信条。其散文内容丰富，语言朴实，气势纵横，说理透辟。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现代散文迅速发展起来。民国 9年（ 1920）4 月，岭南大学 陈受欧、陈荣捷等主办的《南风》，开设了“随感录”专栏，在创刊号就发表了4 篇议论性散文。其中《生人勿近的广州社会》，揭露广州赌馆、酒楼、妓院直至衙门、会堂，都是一个“黑幕重重”、“万恶集中”、“生人勿近”的社会；《西关阿宦的生活》则是揭露广州西关阿宦们“终日追逐于花天酒地之间”，使西关成了“废物的巢穴”。此外《新学生》、《劳动与妇女》、《广东群报》都以“杂感”、“评坛”、“论说”、“短评”、“时评”等栏目，发表了许多议论性散文，有不少是写得尖锐泼辣而又有文学兴味的。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革命先驱者是最早用杂文去揭露社会问题、宣传革命道理的。如阮啸仙早在民国6 年就发表了《黄种白种之智能力论》、《青年创造环境的工具》，语言朴素，境界开拓，动人以情，以理服人。民国9年他创办的《新学生》，发表过不少杂文。他写的《一个奋斗的女子》和《一个人家的蜜蜂》是两篇叙事与抒情结合的散文。前者表现摆脱封建束缚，争取婚姻自由的重要主题；后者以象征手法，由蜂及人，指出受剥削者只有起来革命，才能掌握自己命运，描写生动，语言流畅，堪称“美文”。

散文作家钟敬文，陆丰人，在中山大学任教时，出版了散文集《荔枝小品》，收集了他在民国14 ~ 16年间发表的散文作品。郁达夫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选入其中的4  篇：《西湖雪景》、《花的故事》、《黄叶小谈》、《太湖游记》。阿英编选的《散文小品十六家》，亦选入钟敬文的作品，称赞他的作品“是新文艺的小品中的优秀之作”。

报告文学在大革命时期已开始从新闻纪实的文体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如李春涛的《东征纪略》，全文一万余字详细记叙了民国 14年 10月东征讨伐军阀陈炯明的战斗历程，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此外，有玄庐的《游俄报告》，杨白的《“小莫斯科”纪游》等，这些作品在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同时，文学的形象性也增强了。

特别值得珍视的是民国 16年鲁迅在广州 3个月发表了杂文 33篇，笔锋犀利，思想深邃，富有战斗力。如《黄花节的杂感》、《革命时代的文学》、《老调子已经唱完》、《无声的中国》和《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等。

杂文作家厉厂樵，从民国 16年冬任《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编辑后，写了不少杂文，到民国 4年先后出版了《朝生暮死》 20 、《求生不得》、《拉矢吃饭及其它》和《推窗集》本杂文集。他的杂文取材日常生活小事，思想内涵较为浅窄，由于思想及阶级立场所限，有些篇章表现了一种错误倾向，但大都在娓娓而谈中，抒发了自己对黑暗社会的不满，有民主主义思想。

现代散文特别是报告文学在大革命中萌发，但由于当局的压制，作家没有创作自由，备受摧残迫害，所以没有得到健康的发展。到了抗战时期人们渴望能及时读到真实描写战局的文章，同时许多作家投身抗日救亡战斗，并以自己的笔去为抗战服务。民国26年广州文学协会发起了“文学通讯员运动”，兴办“五月文艺通讯竞赛”，通讯、特写、速写等各种广义的报告文学作品，得到较大的发展。

民国 27年3 月，巴金到了广州，复刊《烽火》。这时广州已处于日军的大轰炸中，他连续写了《在广州》、《广州在轰炸中》、《在轰炸中过日子》等速写，记述广州在死亡威胁下的惨象，展现广州人民顽强不屈、同仇敌忾的动人情景。是年10 月 20日在日军入城前10多个小时，巴金才离开广州。离别前的深夜，他以痛苦难言的心情，写了《广州的最后一晚》，表现了对广州的挚爱和信心。接着写了《从广州出来》等 7篇速写，记述离开广 州去桂林的境遇，表现了对难民的同情、对政府当局一触即溃使广州迅速陷落的愤慨。这些作品把生活真实和真挚感情融会起来，朴素自然，富有激情，格外感人。司马文森于民国 27年初上海沦陷后南来广州，写了一系列特写，描述广州沦陷前后的战争状况。如《广州四月的轰炸》、《死难者》、《为死难者复仇》、《在轰炸下》等速写，都以事实的报导、形象鲜明的画面，实录遭难者的惨象，以血和泪控诉日军飞机轰炸广州的滔天罪行。他撤退到韶关后所写的《粤北散记》，是19 篇特写的结集，其中《记尚仲衣教授》记述了中山大学著名教授参加抗战活动的感人事迹，更是一篇优秀作品。

广州被日军侵占后，广州作家分赴粤北、桂林或香港等地继续从事创作，写了许多抗日救亡、浴血奋战的悲壮作品。如华嘉，南海县人，是在抗战中成长的作家，抗战初期从上海回到广州，发表了许多战地通讯和报告文学。广州沦陷后到了香港，香港陷落后到了桂林，出版了《香港之战》和《海的遥视》。民国 33年华嘉到重庆，又写了《西行记》，真实记述了桂林大撤退的动乱场面，是难得的文学兼有历史价值的好作品。建国后他一直在广州工作，出版了散文集《奔流集》、印度尼西亚访问后记《千岛之国》和《华嘉散文集》等，建树良多。于逢的长篇报告文学、有相当影响的《溃退》，是最早描述日军进犯广州、国民政府军队迅速溃败情况的作品。李育中在民国32 年出版了长篇报告文学《缅甸远征记》，记述了中国一支远征军赴缅抗日的可歌可泣的历程，把缅甸风情和战斗历史结合起来，使作品真实丰厚、新奇风趣，文笔生动朴素。楼栖于民国33年出版了散文集《窗》，抒发自己对抗战生活的感受，写人写景华美细致，而没有忘记祖国正在日敌铁蹄践踏之下。民国35年，他又出版了杂文集《反刍集》，说古论今，题材广泛，文字简洁，讽刺有力，尖锐泼辣地揭露国统区的黑暗现实，抨击了社会的丑恶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