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社，是诗人为切磋诗艺、吟咏唱和而定期结聚的社团。自唐代以来，诗人们每好结成“吟社”，诗酒酬唱，即今之所谓“雅集”。广州诗人在唐代结社的情况今已无考。见于载籍最早的广州诗社当为南宋名臣、诗人李昴英所结的“吟社”，具体的活动情况亦已不详。

元、明之际，结社的风气甚盛。明李东阳曾记述诗社的活动情况：“元季国初，东南人士重诗社，每一有力者为主，聘诗人为考官，隔岁封题于诸群之能诗者，期以明春集卷，私试开榜次名，仍刻其优者，略如科举之法。”岭南地区最有影响的则是元末的南园诗社。

南园诗社

元朝末年，天下动荡，群雄并起。广州地区尚未遭兵乱，得到暂时安定。元至正十八年（1358），青年诗人孙、王佐与十多位诗友，结社于广州南园抗风轩（今中山图书馆南馆），是为“南园诗社”。青年诗人们欢聚一堂，诗酒酬唱，实在是极一时之盛。五先生的诗中也常提到当时这风雅乐事。南园诗社中的社友，除孙、王佐、李德、黄哲、赵介五先生外，其余如黄楚金、蔡养晦、黄希贡、黄希文、蒲子文、黄原善、赵安中、赵澄、赵讷等，他们的诗作早已散佚无存了。

南园诗社自元末以来对岭南诗坛的影响极大，诗人们以文会友，推动了岭南诗歌的发展。南园诗社已成为岭南诗派的实体，在中国诗史上有着重要的位置。南园诗社的余韵流风，直到近代依然未绝。

诗人梁有誉是明代诗坛著名的“后七子”之一，登进士第后，任刑部主事。奸臣严嵩父子闻其才名，欲罗致门下，有誉不屑与之多往，遂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谢病归，扃门吟哦，罕通宾客。修复粤山旧社，招邀故人，相与发愤千古之事。作《咏怀》十五，诗社中人自以为不及也。”梁有誉所修复的“粤山旧社”，汪宗衍认为即《广东新语》所载的由王渐逵、伦以训创立的“越山诗社”，并“颇疑有誉拙清楼之粤山诗社在越秀山中，与南园在水湄者有别”。而清代学者则多认为梁有誉所修复的是南园诗社。朱彝尊说：“李少偕与梁公实、黎惟敬、欧桢伯、吴兰皋称‘南园后五子’。”乾隆年间，粤中士人陈文藻等辑成《南园后五先生诗》，熊绎组为作序云：“嘉靖年间，复有后五先生欧大任、梁有誉、黎民表、吴旦、李时行者，继南园以结社，振诗学于式微。”檀萃亦云：“迨嘉靖时，社废园荒，欧虞部大任仑山，有《五怀》之作，因与梁比部有誉兰汀、黎参藩民表瑶石、吴刺史旦兰皋、李戎部时行青霞复恢前美，联吟于抗风轩，而‘南园后五先生’称焉。”自经朱彝尊等人品题后，南园后五先生之名，便与南园五先生后先辉映。乾隆二十八年(1763），督粮道京山熊定思答应郡人的请求，建“南园前后五先生词”于抗风轩中。

崇祯十年（1637），礼部右侍郎陈子壮以抗疏得罪下狱，除名放归广州，“复修南国旧社，与广州名流十有二人唱和。”这12人，据欧主遇记载为：陈子壮、陈子升、欧主遇、欧必元、区怀瑞、区怀年、黎遂球、黎邦蠨、黄圣年、黄季恒、僧通岸。并谓“先是吴、越、江、浙、闽中来入社多名流，而期不常会”，可知与会者不止12位，亦不尽是广东籍人。参与修复南国旧社的多为地方官员，张萱曾为作记：“南园旧社，国初岭南五先生之旧。初祀废二百五十余年，今王太父太常虞石王公按粤时，偕黄士明、黄亮垣、韩绪仲、陈集生四太史，陈抑之、邓玄度、刘觐国三观察，高正甫太守，梁幼宁、韩寅仲二明府，韩 孟郁、黎孺旬、黄逢永三孝廉及不佞萱捐资修复者也。”

及至清末，番禺梁鼎芬因弹劾奕山、袁世凯而被斥逐回粤，遂与姚筠、李启隆、沈泽棠、吴道镕、汪兆铨、温肃、黄节等共8人，于辛亥闰六月十七日，聚于抗风轩，重开“后南园诗社”，号召振兴广东诗学。与会者百数十人，姚筠、李启隆作画，梁鼎芬、汪兆诠、黄节等赋诗。梁鼎芬诗云：“十子芳型尚可镌，三忠祠屋旧相连。儒生怀抱关天下，时事销沉过百年。老柳疏疏人照水，山亭隐隐竹成烟。闲来风物当谁赋，长忆陈黎一辈贤。”开会时还举办了一些文化活动，如展览广东历代名家书画，并以《过学海堂有怀阮文达公》、《珠江夜月》等诗题向与会者征诗，由梁鼎芬评阅选拔，各定名次，后来辑成《后南园诗社摘句图》一册，由蒋式芬、梁鼎芬作序刊行。

后南园诗社重开，是历时500多年的南园诗社最后的一次盛会。几个月后，辛亥革命爆发，诗社的活动也停止了。

南园诗社自元末以来，对岭南诗坛影响甚大。南园诗人，标榜汉魏，力追三唐，尤重风骨，对以“雄直之气”著称的岭南诗派的形成起过重要作用。清代诗人李黼平曾作《南园诗社行》一诗，可作南园诗社史读。

明清广州诗社

明清广州诗人结社，已成习尚。大大小小的诗社，不可胜计。发起人多是一些休致回乡的官吏或地方上的名流。明叶春及说：“国初五先生设咏社于南园，故东粤好辞。缙绅先生解组归，不问家人生产，惟赋诗修岁时之会，故社以续南园。”清乾隆年间，安徽望江人檀萃南游粤东，亲见广州诗社之盛，很有感触地说：“仆客粤三年，居羊城者久，见士大夫好为诗社，写之于花宫、佛院墙壁间皆满。其命题多新巧，为体多七律。每会计费数百金，以谢教于作诗者，第轻重之。流离之英俱得与，不具姓名，以别号为称，有月泉吟社之遗风。”

明嘉靖年间，刑部主事王渐逵、祭酒伦以训在广州越秀山麓结“越山诗社”。王渐逵中进士后，任官不久，即辞归，家居十年，以荐起官言事不报，复乞归，是位高节之士；伦以训是状元伦文叙之子，与兄以谅、弟以诜均中进士，一家科名鼎盛，冠绝一时。以王、伦的声誉志节，自有较大的号召力。越秀山是广州的名胜，故为历代诗人雅集之地。

明万历八年(1580），大学士赵志皋谪官至广州，于城西浮丘建吹笙亭、大雅堂、紫烟楼、晚沐轩诸胜，“开浮丘大社，与粤中士大夫赋诗”。浮丘为西门外一小山，相传为周朝浮丘公得道之所。赵志皋所建的浮丘社，既是祭祀浮丘公和葛洪的祠，也是郡中词人骚客觞咏之所，可算是诗社的雏形。稍后，光禄寺卿郭蓒、王学曾与陈堂、姚光泮、张廷臣、黄志尹、邓时雨、梁士楚、陈履、邓于蕃、袁昌祚、杨瑞云、黄鏊、陈大猷、金节等16人，建立“浮丘诗社”，“以续南园”。

浮丘诗社成为广州文人雅士会聚之所。直至明末崇祯年间，陈子壮、陈子升、黎遂球、区怀瑞、区怀年、高明、黄圣年、梁逵、黎邦蠨、谢长文、曾道唯等复结社于浮丘寺。时广东未乱，士大夫依旧歌舞升平。直至北来的烽火惊破了骚人们的好梦，浮丘诗社也自行消散了。

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岭南三家又修复浮丘诗社。诗社虽然重修，但已不常在此进行雅集活动了。

广州城西北有光孝寺，本为三国吴虞翻故宅，历代文人会聚之所。光孝寺西廊为诃林净社，明中叶，梁有誉、黎民表、欧大任诸诗人曾在此结社，以继南园诗社的遗风。明末天启年间，顺德梁元柱以疏劾魏忠贤罢归，复与陈子壮、黎遂球、赵蔰夫、欧必元、李云龙、梁梦阳、戴柱、梁木公重辟“诃林净社”；清初，寺僧愿光又与梁佩兰、周大樽诸词人结社于此。在光孝寺中结诗社的历史长达百年，其影响仅次于南园诗社。明末广州尚有“芳草精舍诗社”，为崇祯末年广州诗人陈虬起与萧奕辅、梁佑逵、黎邦蠨、区怀年所建。诗人“感伤时事，抑郁之气时流露于诗词唱和间”。

明末，陈子壮居于城北兰湖边，因与同好结“兰湖诗社”。清人颜师孔有《兰湖诗社》诗以纪其事：“负郭悟性寺，吟社昔曾开。兰湖汩漪流，应有兰香来。红棉烛法院，青山瞰莲台。胜朝诸大老，此地同徘徊。”“当年陈文忠，园树枕湖隈。花竹宜风月，文藻逾邹枚。”明亡后，“诸老亦殉国，白社化尘埃”，诗社也不复存在了。直到清康熙十九年（1680），梁佩兰与陈恭尹、陶璜、方殿元、吴

文炜、黄河贗等又重修兰湖诗社，又称白莲诗社。时兰湖故地已辟为法性寺，寺中僧人远公、心公亦解诗，法性寺遂成诗人雅集之地，时人编有《法性禅院倡和诗》。

此外，稍有名气的诗社尚有东皋诗社，在广州东门外。崇祯四年（1631），陈子履建东皋草堂，与其弟陈子壮及黎遂球、黄圣年、黎邦蠨、欧主遇、张萱、何吾驺等饮宴其间，唱酬甚密，但尚无诗社之名。直到清初兵燹之后，王之蛟于其地建东皋别业，聘请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创“东皋诗社”，“四方投简授诗无虚日，实足抗手南园。”雍正年间，诗人韩海再结诗社于此，与李明辉等唱和。嘉庆三年（1798），羊城诗人又重结东皋诗社。

以上说的越山诗社、浮丘诗社、诃林净社、东皋诗社、兰湖诗社等，在明清两代，多次重修，可见名胜之地对文化活动的影响。

清初，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三家，更是热心于集结诗社。顺治年间，梁佩兰、陈恭尹、岑梵则、张穆、陈子升、王邦畿、何绛、梁观等诸人就常集于高俨的两园旅舍唱和。后结为“西园诗社”，参与雅集者尚有程可则、邝日晋、王鸣雷、彭钎、潘元、屈大均、王隼、梁无技及释达津、释愿光等人。屈大均曾记结社的缘起：“慨自申酉变乱以来，士多哀怨，有郁难宣。既皆以蜚遁为怀，不复从事于举业。于是祖述风骚，流连八代，有所感触，一一见诸诗歌。故于尝与同里诸子为西园诗社，以追先达。然时时讨论，亦自各持一端。”可见明代遗民每借社集唱酬，以抒发胸中的郁结，表明自己的心迹，寄托故国之思。但后期社集的诗作，则多流连光景，歌咏岁时风物，较少涉及政治了。

康熙二十三年(1684），吴绮“集海内之词人于西禅寺，结‘越台诗社’，至期则宴叙分题”。康熙二十九年(1690），岭南三家又修复广州城西的浮丘诗社。康熙三十五年，黄登于广州东郊黄村辟“探梅诗社”，花时约名流饮酒赋诗其下，延请梁佩兰主持诗社，诗人梁无技、僧成鹫等皆参与其事。

康熙年间，自称为“南塘渔父”的诗人何执，隐居在广州南塘小岛中，闭门著书，不应科举考试。“日与屈翁山、梁药亭、陈元孝、吴山带、王蒲衣辈倡和。又与海幢呈乐和尚、华林铁航和尚、鼎湖契如和尚、尘异、雪木、迹删、心月、敏然等为方外交。四方名士云集，则开‘湖心诗社’，客至不问姓名，觞咏尽欢，或有累月不去者。”湖心诗社是遗民诗人相聚之所。通过雅集活动，诗人互相交流切磋，品评高下，并培育了一批青年诗人，如王隼、梁无技、陈阿平、周大樽、

韩海以及女诗人王瑶湘等，都是在频繁的诗坛活动中成长起来的。还有一些外省入粤的诗人，也参与诗社的组织和活动，如越台诗社就是以“多风力、尚风节、饶风雅”著名的诗人吴绮所倡议的。赵执信、潘耒、严绳孙、周在浚、张尚瑗等一大批游宦诗人，都加入诗社唱和，通过这些创作交流活动，岭南诗家逐渐为中原、江左人士所知，也提高了岭南诗派在全国诗坛中的地位。

随着清王朝统治的逐步稳固，天下渐趋“太平”，遗民诗人逝去了，饱经民族动乱之苦的老诗人逝去了。岭南这繁华之地，诗人们还能写些什么呢？康熙末年至乾隆中叶，三四十年间，岭南“风雅中坠”，没有出现杰出的诗人，这也恐怕与当时诗社之多，作诗之滥不无关系。

雍乾年间，广州诗社如林，稍可述者有雍正年间何梦瑶组织的“南香诗社”，参加者有陈世和、罗天尺、苏珥、劳孝舆等人，其中虽没有杰出的诗家，但也有不少颇可一诵的佳作。

乾隆年间，番禺人潘正衡在广州结“常荫轩诗社”，招远近文人雅集，一时称盛。诗人刘彬华曾记述当时广州诗社的活动情况：粤诗社始自南园，继以越山、浮丘、诃林，唱和广，今则无所谓社也。有嗜风雅者为之主，或集名流于园林，或拈题而悬之通衢，能诗者争投以诗，悉自糊名，诗既萃，乃就博雅者品题而甲乙之。甲乙竟，乃求其姓字而榜之，谓之列最；冠军前茅，赠以物，有差，谓之谢教；冠军复踵而行之，谓之继兴。诗社已失去顺治、康熙年间的政治作用，只成为文人雅士吟风弄月的场所了。

嘉庆十七年（1812），黄培芳又在风景优美的白云山麓、濂泉之畔筑起云泉山馆。其《云泉山馆诗》十首之一云：“迹继南园后，山中辟北园。”意图继南园诗社的遗风。参与诗坛活动的除七子之外还有广州及外省入粤的诗人，如黄玉衡、汪铭谦、吴石屏以及曾燠、伊秉绶、汤贻汾、吴嵩梁、魏成宪等。云泉山馆自此便成为广州名胜之地，到来雅集的诗人络绎不绝。

道光年间，谭莹、熊景星、徐荣、徐良琛等又重结西园吟社。成员均为学海堂的学者，学养甚深，所为诗亦颇具功力。

咸丰二年（1852），许祥光在广州太平沙结“袖海楼诗社”。曾以“人日花埭看牡丹”及“羊城元夕灯词”为题，得诗数百首，由张维屏评定甲乙。袖海楼筑珠江边，三层，可容数十人，故一时文人多喜聚于此。

稍后，沈世良、陈澧、谭莹等又在广州结“东堂吟社”，参加者均为一时著名学者，具体的活动已难考了。

诗社的出现，意味着诗人群体的形成。志同道合的诗人有了自己的组织，便有可能在诗坛上发挥更大的影响。直至今天，广州的诗社仍在当代诗坛中起到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