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农工民主党、民主同盟与中共番禺党组织并肩战斗，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迎来了番禺人民的解放翻身，做出了卓著的贡献，堪称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的典范。

　　位于广州市郊的番禺禺北、禺东地区，鸦片战争期间，爆发了中国人民第一次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三元里抗英斗争。随后，又爆发了大规模的天地会反清起义，是个富有革命传统的地区。1946年6月，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悍然撕毁国共两党共同签订的《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发动全面内战，疯狂进攻解放区和大肆镇压民主运动，把人民推落苦难的深渊。禺北既富有革命传统，又是粤汉铁路交通枢纽，既有大片的平原区，又有绵延十多平方公里的帽峰山区,是从事武装斗争建立游击区的好地方。中共番禺党组织和农工民主党、民主同盟都派出一批同志，在禺北禺东地区先是以学校为掩护，秘密发动群众，建立革命组织，继而组建革命武装，在帽峰山成立广州东北郊人民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配合南下大军解放广州。

　　一、 禺北事件

　　1947年，我在禺北仁风乡第一保国民学校任教师，从事革命活动。当年各校教师情况复杂，我们为了了解邻近各校教师的政治面目和思想倾向，也为了要在邻近各村发展革命群众组织，故常至邻近各校进行篮球友谊赛，借以了解情况。我们曾到相距数公里的长溢小学进行师生篮球赛，看到学校贴的壁报十分反动，胡说什么“共党公妻共产”等等，原来这间学校的几位教师都曾是“剿共”满手腥血而又失意的国民党退伍军官。我们到扒沙井、大圳口、马市岭等学校，看到的全不一样。这些学校有的老师是共产党员，有的是农工党员、民主同盟盟员，他们和农民打成一片，亲如手足，对学生循循善诱，关怀备至。学校壁报写的、学生唱的，都是反映人民的痛苦，表达人民呼喊的心声，给我们深刻的美好的印象。由于当时是地下工作，单线联系，只看到他们思想进步，倾向革命，却不知道他们同是革命营垒的战友。

　　经过同志们艰苦深入的发动，很多村庄秘密成立地下农会、农民行动互助团、农民起义委员会，革命力量迅速发展。不幸的是农工民主党个别同志经验不足，贸然向当时失意的国民党旧军人谢大傻(禺北的土豪，当时在太和市开设赌档)，进行策反工作。当国民党四处培植地方反动势力时，谢大傻便当上了广州警备司令部刑警队队长。他为了向主子邀功，以求飞黄腾达，于1948年7月2日，派出大批刑警便衣，分两路搜捕禺北禺东的革命同志。一路从广州至太和，随即南下至扒沙井学校搜捕了李奋之(即李汉光，共产党员)，吕任远(共产党员，交叉民主同盟盟员)，大圳口学校黎荣民(即黎春华，共产党员，交叉民盟)，横江学校吴棣华，马市岭学校吴锦华、刘乐容；另一路从太和镇北上，搜捕了水口学校靳培心，石船学校张腾辉，木糨学校吴创中等9位同志，其中三位共产党员(二位交叉民盟)，四位农工党党员(二位交叉民盟)，两位是革命群众。7月3日，中共番禺特派员、县工委书记周健夫，冒着生命危险，亲自到一些学校据点作应变指示。我那时尚在仁风乡第一保国民学校，他前来通报敌情，指示我立即将进步书刊转移，学校墙报刊有反对国民党三征(征兵、征粮、征税)文章的，立即予以覆盖，以免被敌人发现搜捕。还指示我坚持工作，时刻提高警惕，一旦发现敌情，立即撤离至广州隐蔽，届时再行联系。这便是轰动一时的“禺北事件”。

　　敌人搜捕的主要对象是共产党员，被捕的9位同志，虽坐牢7个多月，饱受敌人的严刑拷打，但始终拒供哪个是共产党员，故香港《星岛日报》特讯的标题：“番禺县乡校教师，以参加民盟罪名，被穗特刑庭审讯。”因而后经组织营救，9人得以全部出狱，谱写了“风雨同舟，胆胆相照”的一曲响彻云霄的战歌。

　　二、帽峰山事件

　　1948年底，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全境解放。1949年1月，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亦相继高奏胜利结束的凯歌。2月3日，人民解放军举行进驻北平入城式。解放战争形势迅猛发展，中共番禺县委和农工民主党、民主同盟的组织，为迎接全国解放的到来，配合大军解放广州，在禺北帽峰山创建了广州东北郊人民游击队，政委徐幽明(共产党员)、队长李汉光(共产党员)、副队长周伯尧(中共党员)、梅日新(农工民主党、民主同盟的番禺负责人)、政治部主任陈明(共产党员)。

　　蒋介石军队节节败退，频临绝境，妄图垂死挣扎，固守广州，在广州地区扩展地方武装和大肆搜捕革命同志，围剿我游击队。广州地区一片腥风血雨。

　　1949年3月间，番禺禺北沙河的农工民主党负责人江坤，了解到国民党的广州警备司令部企图在沙河建立群众武装组织，力求保住广州，便向中共禺北党委周伯尧反映。经过共同研究，决定利用这一时机，打人敌人内部，在沙河成立广州警备部第一总队第三大队，大队长赖祥辉、大队副何甘棠、总务何春林，均是农工党员。大队文书陈伟文(原名陈鹏，共产党员)。随后又成立独立第十中队，中队长江坤(农工党员)、文书陈伟文(共产党员)。招牌虽是两个，其实都是这些人。是白皮红心的革命组织，插进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

　　第三大队和独立第十中队成立后，在沙河联合办公。7月20日下午3时，广州警备司令部向他们下达当天下午九时到人和镇集中，配合军警前往帽峰山围剿游击队的命令。情况危急，时间紧迫，陈伟文和江坤果断地立即雇了“的士”赶往太和镇大源洞交通站，向李活洲(共产党员)反映了这一情况，请他立即上山通知游击队迅速转移，万勿延误。部队及时获悉后，立即化整为零，连夜分散转移到平原区的一些村庄里隐蔽，广州东北郊人民游击队避过了一场劫难。

　　部队转移时，曾派专人前往转告同在帽峰山活动的东江第三支队先遣总队，无奈相距较远，山路崎岖，先遣总队发现敌情时，敌人已四面包围。突围中，总队长朱骥，政委崔楷权、大队长陈光照等七人壮烈牺牲，另四位战士被俘后惨遭杀害。

　　三、大源洞战斗

　　1949年10月上旬(具体时间记不清，待考)，广州东北郊人民游击队在帽峰山驻地召开干部会议，全体干部和战士200多人听了政委徐幽明传达党中央迅速解放广州的指示。全国人民盼望解放的日子终于盼到了，同志们心情激动，热泪盈眶，掌声雷动。政工队队长李活洲霍地站起来，举起指挥棒，向全体同志放声领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哟……”，嘹亮的歌声，在帽峰山回荡。此情此景至今尚历历在目。会议还决定全体同志立即贯彻上级指示，搞好支前、筹粮、扩军工作，组织群众投入战斗，给残敌狠狠打击，配合大军解放广州。

　　会议于结束的当天中午午饭后，禺北平原区来的十多位同志，不顾白天易被敌人发现的危险，争分夺秒地分成几支小队伍，从各条小路回去，我和几位同志经大源洞返平原区，第三区队的二十多位战士要返回大源洞驻地，我们便一起下山。副队长梅日新是兼第三区队的，我们便随着他边行边交谈。

　　我们顶着酷烈的太阳，走了廿多里路，翻过了几座山岭，到达了凤凰山顶，当我们从山顶望下去，发现了山脚下的小路上，一个年约四十穿上唐装便服的人，看样子可能是当地乡公所的人员，他走在前头，后面是六个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兵，向着这里的村庄前来。同志们在低声私语，操着山区客家口音的一个游击队员说：“这些敌兵是来征粮的，一年总来两趟呢!”接着又说：“这些国民党兵敲诈勒索，强令农民交线交粮，要这要那，比老虎还要凶恶。”同志们对凶残的敌人疾恶如仇，纷纷向副队长梅日新请战。他思考了一阵子，最后坚决果敢地说：“打吧!要捉活的，一个也不能让他跑掉。”老梅的话刚说完，同志们便斗志昂扬奔下山去。“扛长枪的不要下去，敌人会发觉的”，老梅向扛长枪的战士下了命令。拿手枪的便飞快地跑到了山脚下追歼敌兵。

　　敌人分成两股，一股到火烧天村，一股去何屋村，我们也分成两个小组去执行任务。到火烧天村征粮的四个国民党兵，闯入农民家里，用枪杆殴打农民，强向农民要这要那，勒令农民交钱交粮，群众痛哭求救之声不绝。我和罗雨(共产党员)、何大海(农工党员)等四人迫歼敌人，目睹敌人迫害农民的暴行，眼睛冒出了火，可是还不能动手，在群众家里打起来，农民是会伤亡的。我们只得忍气吞声，隐蔽在农舍两边的小巷，伺机进击敌人。红日西沉，炊烟缭绕，老梅派人下山和我们联系，并指示说：“敌人收队晚归，是动手一网打尽的时候了。”过了一刻，敌兵从农民的屋里走出来，边骂农民边走出村子。我们趁着夜色，尾随在敌兵的后面，寻找有利地形打击敌人。约走了半里路，前面是一条小河涌，涌上横架独木桥，对岸是杂乱的竹树丛，这有利的地形条件，是全歼敌人的最好时机了。何大海是第三区队的战士，驻地大源洞，地形熟悉，他领着我们跟踪敌人。步至涌边独木桥前，我们便利用这地形的大好时机，四人扑上前去，分别用枪咀贴着敌人的脊梁，喝令敌兵举手缴枪。老梅早已派出了长枪队在对岸竹树丛埋伏，闻声立即跨了出来，又是一片“举手!缴枪不杀!”的吆喝声。老梅闻声立即命令在山上负责警戒的战士，向天空放了两声冷枪，警告敌人不得反抗。敌人的枪被我们缴过来了，一闻枪声更是惊惶失措，哀求说：“大佬，要钱好啦!不要椤命呀!”，罗雨随即大声吓唬说：“我们不是土匪，我们是解放军的前头部队，是来解放广州的!”敌兵听说是解放军的前头部队，吓得魂飞魄散，“噗”的一声跪在地上，又是磕头，又喊绕命，敌兵的狼狈相，惹得大家忍不住笑了起来。就在这时，梁栋(农工党员)、罗杰(共产党员)、周棠(共产党员)，也从何屋村活捉两个国民党兵回来会师了。

　　翌日下午，山村里的群众，到处传阅着部队发出的传单，大号标题写着：“广州东北郊人民游击队胜利出击，俘虏敌兵六人，缴获长枪六支，子弹三百多发。”

　　往事并不如烟，至今记忆犹新，禺北事件、帽峰山事件、大源洞战斗，谱写了中共番禺党组织与农工民主党、民主同盟并肩战斗的一曲又一曲“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的凯歌，永远铭记在番禺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