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革命时期的广州，黄埔军校先后存在过“火星社”，“青年军人社”、“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孙文主义学会”、“黄埔同学会”5个军人团体。这些军人团体极其活跃，不仅在军校政治、军事生活中颇有建树，并且影响到国民革命军各军中。

　　一、火星社

　　火星社是中国共产党在军校建立的一个秘密革命团体。据黄埔军校第1期学生、共产党员黄雍回忆：“黄埔军校成立时，中国共产党曾先后派了一部分党员参加校务领导工作和一部分党员参加受训，但人数不多，难以适应当时工作发展的需要。这时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下，党在军队和军校中组织的发展受到严格限制，而群众革命情绪高涨，又迫切需要组织起来加以团结教育。因此，由一部分共产党同学和一些同情党的同学效法列宁在1900年创办《火星报》的意义，组织火星社作为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来推行党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并为吸收党员作些准备工作，”①

　　1924年12月，由第2期学生中的共产党李劳工、周逸群、王柏苍、吴明、萧人鹄、吴振民、陈若、谢宣渠等人倡议，在北较场成立了“火星社”，参加这组织的人除当时在校一部分共产党员学生外，还吸收了一部分接受共产党影响较深的左派学生。到1925年9月前后，参加火星社组织的人数，第2期学生有60余人，第3期学生约30人左右，军官中参加的人数甚少。火星社以“SM”为代号。另有特定的手势作联络接头信号。“这个团体人数虽然不多，而且是不公开的，但由于它代表着当时的革命潮流，团结了学生中最进步的骨干分子，因此它在群众中有着异常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它的主张每每反映了广大学生的意见，它的号召经常得到大家的拥护，对推动黄埔学生走革命道路，起着很大的作用。”②1925年1月，军校特别党部进行改选，火星社运用自己的组织力量展开了竞选运动，结果按照自己的预定计划获得完全胜利。当选为特别党部第2届执行委员会委员的有周逸群、王柏苍、吴明、陈作为、罗振声、黄锦辉等人，可以说全部为共产党员。蒋介石仅得60票，没有当选，后来由党代表廖仲恺推荐，才得当了一名监察委员。“火星社在这次选举中的胜利，为全校民主创了一个先例，同时也震惊了蒋介石及校内反动派。后来蒋介石和西山会议派把这件事作为反共的借口，说成是“共产党借国民党名义扩张势力”。1925年9月第2期学生毕业后，“火星社”主要负责人离校，该社随之解散。“参加组织的除少数人外，大多数人均已先后正式加入了共产党。火星社活动的时间总共不到一年，但在对当时校内反动派（西山会议派与孙文主义学会分子）的斗争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①

　　二、青年军人社

　　1925年初，中共黄埔特支分析了广东的形势，认为广东革命政府面临着极其严峻的局面，陈炯明叛军在东江一带蠢蠢欲动，帝国主义企图用武力干涉中国革命，驻扎在广州的滇、桂军争夺地盘，军纪废驰。因此，在粤的革命军人必须团结起来，成为革命政府的忠诚卫士，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于是，共产党员蒋先云、王一飞等提议成立一个革命军人的联合组织。1925年1月，黄埔军校成立了以党、团员为核心的青年军人社，聘请军校党代表廖仲恺担任社长，下设编辑部及编辑股、校对股、发行股。校长蒋介石担任名义上的编辑部部长，共产党员吴明担任编辑股股长，王一飞担任编辑股员，共产党员吴振民任校对股股长，共产党员麻植任发行股股长②。该社出版刊物《青年军人》，社员有数十人。青年军人社成立后的主要工作是在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领导下，筹建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

　　1925年2月，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成立后，该社的全体成员参加“青军会”的活动，因此，青年军人社在无形中结束。

　　三、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

　　中国青年军会联合会是在中共广东区委军委书记周恩来领导下的，以黄埔军校共产党人为核心的进步军人组织。它的前身是“青年军人代表会”，1924年8月，广州商团叛乱之际，廖仲恺、周恩来指示蒋先云、王一飞等以黄埔军校学生为中心，联络粤军讲武堂、桂军军官学校、滇军干部学校、铁甲车队、军用飞机学校及福安、飞风、飞鹰3艘军舰的青年军人成立了一个青年军人代表会。参加这个组织的每个单位派出代表数人，每个星期在黄埔军校等处开会一次，讨论挽救时局等问题。会议主席由各单位代表轮流担任。会址设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代表会提出的口号是：“革命军人联合起来”，“拥护革命政府”，“拥护中国国民党”，“解散商团”，“打倒帝国主义”等。

　　不久，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广东区委军委对这个组织很重视，决定将青年军人代表会扩大为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简称“青军会”)，并建立严密的组织系统和领导机构，还要以黄埔军校的革命思想教育和影响各军，团结和改造旧军队，使之成为革命政府的武力后盾。1925年1月25日，蒋先云、王一飞召集各军事单位代表开会，推举蒋先云、曾扩情、贺衷寒、何畏能4人组成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筹备会。30日，筹备会召开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组织临时执行委员会。2月1日，临时执行委员会在广东大学召集会员大会，宣告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正式成立，参加大会的除了全体会员之外，还有国民党、广州政府和广州地区的工商农学各阶层群众团体的代表及人民群众数千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大元帅府代理大元帅胡汉民，广州大学校长邹鲁等出席了大会并致贺词。同一天，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由临时执行委员会起草总章。2月8日，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总章，选出正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蒋先云，秘书贺衷寒、袁焱烈，编辑委员王一飞、欧震，宣传委员高煊、何畏能，组织委员廖俊一、杨锦棠。该会下设组织、宣传、调查3科，最初由蒋先云、李之龙、关学参等负责。主要骨干还有金佛庄、郭俊、茅延桢、鲁易、许继慎、左权、王逸常、傅维钰、蒋友谅、曹渊、关学参、李之龙、彭干臣、杨其纲、王逸常、傅维钰、孙以惊、徐向前、陈奇涵、李侠公等。

　　“青军会”发出《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成立宣言》、《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总章》、《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告亲爱的兵友们》、《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为东江事告国民》等重要文告，阐明了其宗旨和奋斗方向。《总章》明确指出：“本会以下列各项为宗旨：(甲)团结军人保障自身的利益；(乙)联合军队中革命份子，不分等级，以拥护革命政府，实现三民主义；(丙)帮助国民党建设一个统一的坚固的国民革命政府和有革命纪律的国民革命军；(丁)、在军队和广大人民群众中，作政治的文化的教育的工作；(戊)建立军队与民众间的密切关系；(己)建立各军队间相互的密切关系”③。

　　蒋先云、李久龙、王一飞等全力投入到“青军会”的组织建设工作，在有“青军会”成员的军校和部队建立了小组(一小组5人)，在小组基础上又设立干部执行委员会(由二个以上小组组成)，干部执行委员会之上设地方执行委员会。直辖于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各级组织分别设书记、候补书记、执行委员、候补委员，负责公务工作和发展会员等工作。

　　“青军会”的组织发展很快。不久，除黄埔军校，粤军讲武堂、桂军军官学校、滇军干部学校、铁甲车队、福安兵舰、舞凤兵舰、飞鹰兵舰、军用飞机学校等九个发起单位外，鄂军讲武堂、湘军讲武堂、大本营卫士队、滇军干教导团、飞机掩护队、粤军宪兵营、黄埔的广北、永丰、江国等兵舰等亦建立了“青军会”小组和干部执行委员会。到1925年4月，即“青军会”成立二个月后，会员就发展到2千多人。“青军会”经常举行集会，积极开展政治宣传活动。1925年3月13日，在滇军干部学校大礼堂举行哀悼孙中山大会，到会2000余人，请代行大元帅职务的胡汉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谭平山到会讲演。3月15日向国民党中央党部提议获准，由该会干部推选20人组成宣传队，赴广州市重要聚会场所、公园、戏院等进行演讲，宣传中山主义与历史，解除群众之错觉和安定民心。

　　1925年4月，“青军会”常务委员蒋先云因担负工作太多，辞去了这个职务。“青军会”代表大会推选王一飞接替蒋先云：担任常务委员，主持日常工作。4月16日，“青军会”第5次代表大会决定全体会员参加5月纪念周活动。4月28日，“青军会”在北较场举行讲演大会，有刘少奇、谭平山及5千多工农兵群众参加。王一飞担任大会主席。他向来宾报告了“青军会”开展纪念“五一节”、“五四青年节”，“五七国耻日”的一系列计划，得到与会者一致赞同，并高呼“工农兵大联合万岁!”“无产阶级祖国苏俄万岁！”等口号。5月17日，“青军会”在大沙头召开第一次全体职员联席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谴责北洋军阀段祺瑞召开善后会议，承认列强不平等条约的罪行，及声讨云南军阀唐继尧企图进攻广东的阴谋。与会者指出：“只要看木会会员团结的历史及现在所处的地位，就知道木会在革命大潮流中所负的使命是如何的重大，尤其是在时局紧张反革命潮澎湃的时候，本会不辱使命的工作是如何的重大”。随后，参加会议的李汉藩等共产党员提议发出讨伐段祺瑞、唐继尧的通电及本会会员向各军队宣传，全体会员无论在何时何地均一致行动等决议。会议通过了这些决议。王一飞向大家汇报了会务进展情况，指出了“青军会”存在的一些缺点；“一、内部组织不完密，二、各干部及特别组织除最少数外，工作太少，如开会及报告多有不能按章举行者”。6月4日滇系军阀杨希闵、桂系军阀刘震寰叛乱，进攻广东革命政府，5日该会号召所有滇、桂军校会员即日脱离滇、桂军。事后，滇军干部学校脱离者20余人，桂军军官学校脱离者80余人。黄埔军校政治部以滇、桂军起义学生编为特别宣传队，周恩来派李之龙兼任队长，赴省河一带专做滇、桂军的宣传工作，对于瓦解叛军、平定杨、刘叛乱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6月30日，王一飞、李之龙、刘云联合主持了“青军会”第10次大会。王一飞首先作了会务报告。他指出：“青军会”成立5个多月来，不仅在驻粤的滇、桂、湘各军及海、空军中建立了组织，还在河南、四川等地设立了分部。“青军会”成为一个以黄埔军校为核心，团结全国进步军人的革命团体，在支援广东的工农群众运动，宣传工农兵大联合等方面都起了很大的作用。有人还提出了设立“青军会”的东北组织部、西北组织部、中原组织部、长江组织部、西南组织部，将革命势力发展到长江中、下游去的计划。另外，会议还赞扬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和谭延闿、陈嘉祐等人每月为“青军会”捐集经费等义举，提出以后要向北方进步军人筹集经费。大会通过将组织发展到长江中、下游去的计划。另外，会议还赞扬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和谭延闽、陈嘉祐等人每月为“青军会”捐集经费等义举，提出以后要向北方进步军人筹集经费。大会决议马上派骨干到华北、四川等地活动，建立“青军会”组织①。

　　因为黄埔军校第2期学员即将毕业，周恩来指示王一飞辞去“青军会”常务委员职务，回军校准备毕业。王一飞在这次会议上传达了周恩来的意见，表示了辞职的意思。他还说，“现本会已有基础，将来发展，定有可期，但以后常务委员及办事员，务须驻会办事，才能有进步，望各代表注意”。经王一飞推荐和与会者选举，黄埔军校第1期学员、共产党员李之龙接替王一飞担任“青军会”常务委员，军校第一期学员、共产党员黄锦辉担任编辑委员。1925年8月，该会为廖仲恺被国民党右派枪杀发出告工农兵学商传单。1926年2月8日，该会发表援助省港罢工宣言，22日通电声讨吴佩孚、张作霖。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从成立起，即受到国共两党革命领导人的大力支持，得到广大革命军人的拥护，不久便成为南方革命的坚强力量，以其声势浩大的政治宣传，将其政治影响扩大到广州所有的军校及附近驻军。

　　“青军会”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创办了会刊《中国军人》。当“青军会”一成立就认为：要扩大“青军会”的声势和影响，首先要办好会刊，将会刊作为“青军会”的喉舌。1925年1月30日，王一飞被推选为“青军会”的执行委员兼编辑委员。他担任常务委员后，仍兼任编辑委员。1925年2月20日，《中国军人》在广州创刊。在《创刊启事》和《本刊露布》中指出：“本刊以团结革命军人，拥护革命政府，宣传革命精神为主旨。” “无论会员非会员，来稿一律欢迎。”《中国军人》初为半月刊，从第6期起改为不定期出版。经常撰稿的有蒋先云、王一飞、周逸群、李汉藩、曾干庭，杨石魂、唐澍等共产党人。

　　《中国军人》大量报道了“青军会”的组织状况和各项活动，刊登“青军会”的大量宣言、文告、通知。这个刊物公开宣传共产主义理论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猛烈抨击北洋军阀政府，积极配合国民政府的军事行动。它还用大量的篇幅探讨和阐明革命军人的职责和使命，深受广东及全国进步军人的爱戴和欢迎。据王一飞说：第一、二期发行量为5000册，第三期起增至1万册。

　　“青军会”还特别注意针对形势的突变，在《中国军人》开辟专号。1925年4月，《中国军人》第4号出版了《中山专号》，刊登了《中山先生事略》、《中山先生与革命军人》、《中山去世后的青年军人》等10篇文章，悼念在3月逝世的青年导师孙中山先生。1925年6月23日，英、法帝国主义军队在沙基屠杀革命群众，《中国军人》第6号上刊登了蒋先云以亲身经历撰写的《六月二十三日沙基惨案报告》，披露了沙基惨案的真相。另外，还刊出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第九次代表大会对于沙基惨案决议案》、《为沙基惨杀案通电全国》、《我们应该怎样追悼沙基死难的烈士》等文告，控诉帝国主义的暴行，号召全国青年军人为烈士复仇。这些专刊起了很大的宣传作用，提高了“青年会”的战斗力，对国民革命军举行第一次东征起了鼓舞士气的功效。蒋先云、李之龙、王一飞等政治觉悟高，亦有很好的文化修养，他们抽出时间为《中国军人》撰写了《中国军人与世界革命》、《质问社会评论记者》等文章。在文章中分析了国内外形势，认为：“全世界的人类中，已经很明显地划分了两个对垒的阶级，一个是压迫阶级，一个是被压迫阶级，在西方对垒的为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在东方对垒的为帝国主义与弱少民族。”呼吁中国青年军人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团结起来奋斗：“只有中国军人大联合的力量，能够帮助全世界被压迫阶级打倒帝国主义。只有国际帝国主义勾结国内军阀用经济政治的侵略，才使我们被压迫受痛苦。只有我们军人与全世界的被压迫阶级携手，才能解放20世纪的世界。再郑重地说一句，只有国内封建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者，是人们的仇敌”。这些论述体现了“青军会”负责人有很强的政治敏感性和预见性。当时，在广州这个大革命的策源地里．驻扎着拥护孙中山的湘军、滇军、鄂军，而广东一些旧军人有狭隘的地方观念，竞声言要驱逐客军。“青军会”针对这种情况，专门发表《革命军人和地方主义》一文，尖锐地指出：“自民国以来，即有很多封建遗孽如袁世凯及段张吴唐，利用南北皖直奉湘鄂川滇粤桂等部落和地方观念，驱民相杀，争相雄长，在广东革命政府之下，也不幸有此败类，挂起革命招牌，充满部落思想。”认为：“中国问题，即为世界问题，全国的革命民众不但不能分省界，并且不应抱狭义的国家主义”。“如果一个革命军人，还带有地方主义和部落思想色彩，那末就说不上是个革命军人，只可以说是个封建社会里的酋长”。“青军会”还出版《青年军人》、《兵友必读》等刊物。密切结合形势任务，宣传革命统一战线，在团结教育革命军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青军会”是周恩来等联系青年军人的桥梁，因为共产党人在会里占居领导优势，于是被国民党右派视之为“赤色机关”，贺衷寒等右派学生公然退会，另立山头，成立“孙文主义学会”。这样就使青军会成了以共产党人为核心的组织，拥有2万多革命会员，以最富战斗性、革命性，而名声大震。“青军会”自1925年4月后，根据周恩来、恽代英等人的指示，与右派分子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国军人》作为与孙文主义学会分子进行公开论战的阵地，驳斥他们反动舆论，宣传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的正确主张。《中国军人》上接连刊登了蒋先云写的《怎样去做革命派》及《反共产?》，曾干庭写的《中山先生去世后的青年军人》，周逸群写的《外祸与内忧》等一批文章，揭露右派分子违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破坏革命统一战线的阴谋。王一飞、蒋先云多次在公众场合指出：反共就是站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一边，最终会堕落成反革命。

　　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蒋介石进一步打击军校内的革命势力，排挤共产党，公然下令解散青年军人联合会，另组织黄埔同学会。蒋介石自任会长。4月16日，“青军会”通电解散，通电中表示“本会拥护革命而始。亦以拥护革命而终”，“为巩固革命势力，统一军人观念，取消骈枝国弊不可滥费起见，特决定且行解散”。

　　四、孙文主义学会

　　孙文主义学会是黄埔军校内外一批国民党右派分子为对抗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而建立的反动团体。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黄埔军校中的国民党右派害怕共产党势力壮大和工农群众运动的深入进行，开展进行反对国共合作的活动。“如教授部主任王柏龄等以及学生贺衷寒、潘佑强、冷欣等。极尽造谣煽动的能事，说：“共产党名虽与国民党合作，其实是想乘机篡夺国民党的党权，一朝得逞，所有国民党员、尤其是黄埔同学中的国民党员，将受到无情的迫害，而无立足的余地”等等，危言耸听，激起了一些人对共产党员同学的仇视。后来又感到蒋先云、周逸群等在学校内公开散发《向导》周报和其他宣传共产主义的刊物，而他们又都是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核心分子，就断定青年军人联合会这个组织不是一般青年军人的联合，而是作为发展共产党组织的据点，从而决定采取以组织对付组织的行动。孙文主义学会，就是在这样情势之下，专为对付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而起①。在1925年2月，“第一次东征前数日，蒋介石集合1、2期学生在校本部举行聚餐，说明东征的意义。席间发现了油印文件，内容大意是：为了“研究三民主义，团结革命力量……”，要发起组织孙文主义学会，来反对马克思主义(这个文件是由贺衷寒起草的)。他们在校内由贺衷寒、曾扩情，潘佑强、伍翔、杨引之等负责，在校外由甘乃光等出面，上海由戴季陶直接领导，分头进行活动。这是孙文主义学会酝酿和组织的最初阶段”② 。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后，“黄埔同学闻讯，人心颇为不安。西山会议派分子乘机造谣煽动右翼分子合谋反共。他们宣扬戴季陶的《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中的反动理论，企图假借孙中山学说思想为号召，组织反共集团③”。黄埔军校的贺衷寒，缪斌、冷欣、杨引之等右派学生，在蒋介石、戴季陶、何应钦的指使下，于1925年4月24日，成立了中山主义学会，同年12月29日在广东大学操场上正式召开成立大会，改名为孙文主义学会。该会的主要成员，在学生中有贺衷寒、桂永清、邓文仪、袁守谦、刘永尧、肖赞育、宋思一、周兆棠、刘仪珍等，军事教官中有顾祝同、刘峙、陈诚、蒋鼎文等，均是国民党右派的骨干分子”④。据第1期同学黄雍回忆：“他们以小宗派为中心，以第2期学生作为发展组织的重点。如以谢廷献，谢纯庵、杨引之为首的川籍同学约20余人，均与西山会议派有关系，反共最激烈，后来都成为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分子。此外，史宏熹、杨耀唐、谢振邦等以江西同乡为活动目标，李士珍、周兆棠专联络浙江同学。他们彼此串联，互相声援，使一些中间分子慑于反动势力，不敢有所表示”⑤。据苏联顾问加伦回忆：“黄埔军校政治部的一个秘书组建了孙文主义学会。中共地方党委决定派几个党员前去加入。”⑥孙文主义学会主要负责人和核心成员均在黄埔军校。孙文主义学会的理论基础是戴季陶主义，坚持反俄、反共的立场反对国民党左派，专门与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作对，矛头直指以周恩来为首的黄埔共产党人。王一飞、蒋先云更被孙文主义学会分子视作眼中钉，肉中刺。孙文主义学会还专门出版了《国民革命》周刊和《革命导报》等报刊，对“青军会”和《中国军人》进行人肆攻击诬蔑。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以信仰、研究孙文主义为幌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进行排斥打击共产党人和分裂国共合作的活动。在军校内无故找共产党员寻衅肇事。1925年5月1日，孙文主义学会头目、军校管理处处长林振雄，借故刁难青年军人联合会负责人李汉藩，双方发生争执，林振雄竟然拔枪要向李射击，被旁人制止。此事引起全校进步师生的极大愤慨，周恩来立即找到廖仲恺，将林振雄撤职查办。这一件突发事件为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之间的公开冲突揭开序幕。1924年5日，“当东征军回师广州，平定刘(震寰)、杨(希闵)  叛乱，到廖仲恺先生被刺前后，在这一段期间内，孙文主义学会组织已逐渐形成。各军中左右派的磨擦日益尖锐；在黄埔2、3期学生中斗争尤为剧烈，打架冲突，时有所闻。当时2期四川籍同学多与谢持、石青阳等西山会议派保持密切联系，成为极端反动的集团。他们常常气势汹汹，找共产党员周逸群、王伯苍、吴振民等为难。幸周、王等人比较老练，力求避免无原则纠纷，因而没有酿成重大冲突。这些反动分子还常在深夜偷窃共产党人的文件，并用种种卑劣手段对共产党员进行打击。”①

　　1925年底，孙文主义学会的反共活动更加倡狂，在上海、北京等地成立了分会。1925年12月6日上海孙文主义学会成立，在宣言中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反对马克思主义。在其会刊《革命导报》中，鼓吹分裂国共合作的联合战线，在发刊词中指名攻击瞿秋白、陈独秀，谭平山、周恩来等人，公开宣杨“合则两损，分则两便”的反动谬沦。在12月27日的一次会上，孙文主义学会分子针对即将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了决议：①凡是国民党员不准加入其他政党；②跨党党员应该没有被选举权；③凡是国民党不能宣传其他的主义和政纲。随后，他们把这三条决议递交给了国民党中央秘书处，他们声称要用手枪来对待反对的人。29日，还举行了游行示威，公开反对国民党二大。

　　孙文主义学会成员“千方百计地找共产党员同学惹事生非，寻衅肇祸；种种蛮不讲理的情形，真是举不胜举”②。有一次，军校政治部的一个共产党员秘书，不慎丢失了一份第1师政治部写给“君伟”(军委)的党内报告，报告中对全师官兵的思想动态作了分析，提到师长何应钦时，加以“非同志”的称谓，并把他列为中派。这份报告给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拾得，乃作为反共叫嚣的绝好材料，他们将此文件大量进行影印，散发给校内师生员工及在东江前线的部队，并邮寄到上海的右派报纸杂志发表，掀起了一出反共宣传的闹剧。又有一次，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在中共两广区委的领导下，组织了党的外围组织——西南革命同志会，借以联系在粤的滇、川、黔等地的青年军人。此会在筹备期间，曾得到何应钦、朱培德的赞助。但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侦知了该组织是从属于“青军会”后，就密谋进行捣乱破坏。大会在大佛寺成立的当日，孙文主义学会一小撮流氓打手乘机混进会场进行捣乱，以达到其破坏大会成立的目的。当日何应钦出席了大会，但在大会尚未结束时，即借口有事先退席。何退席后，孙文主义学会分子、黄埔军校第1期学生王惠生就跳出来叫喊反动口号，几个同伙也乘机向群众动武。在一片喧闹声中，王惠生即向主持大会的周逸群开枪。因“青军会”成员已有防御的组织准备，特别是熊雄带领的军校学生也带有武器，才得把这些杀人者制服下去，使他们不敢再开第二枪，会议才得继续进行。③

　　还有一次“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在军校集会，宣传戴季陶的《孙文主义哲学基础》，硬把孙中山先生说成是周公孔孟的继承人，妄图扭转历史潮流，破坏国共合作。为了戳穿这种谬论的反动实质，“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在周恩来同志的指导下，设计了一幅漫画：戴季陶身穿长袍马褂，头戴瓜皮疙瘩小帽，十分吃力地背着一尊孙中山先生的塑像，朝着阴森破败的孔庙里走，旁边站着的洋人，军阀，党棍、财东，拍手称快。这幅漫画对国民党右派作了辛辣的讽刺和无情的揭露，很快贴遍了军校内外，反响强烈。”④

　　黄埔军校内部出现左、右两派组织时，蒋介石那时表面上似乎超然于“青军会”和孙文主义学会之上，因为这两个组织都是在他的同意下成立的，并且他对“青军会”还每个月拨给200元经费，但在实际上他是偏袒孙文主义学会的。

　　随着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势力大大超过了孙文主义学会，蒋介石便企图限制革命力量的发展。利用校长的职权，凌驾于两派之上，别有用心地要求两派“和解”。1925年12月5日，他为第3期同学录作序，“阋墙之祸，甚于外侮之内侵，革命之成，全凭同志之相亲与相爱。”8日，他在潮州行营召集第1军各政治部职员及各级党代表会议，讨论调和党争问题。在会上，孙文主义学会分子贺衷寒宣称：“一个革命政党内决不能容许两种不同主义的信仰者长久存在，长期合作。与其将来斗争分裂，不如及早各走各的路。”双方意见分歧，最后蒋介石提出两项办法：“(一)校内准共产党员活动，凡有一切动作均得公开；(二)总理准共产党跨国民党而未准国民党跨共产党，然亦未明言不准。现在本校亦不禁止国民党加入共产党，惟加入共产党者须向特别党部声明，请得照准”①。

　　随后，蒋介石在广州卫戍司令部公开宴请少校以上各级军官会上声明：“青年军人联合会，孙文主义学会，在本党未改组前，暂时不能承认。”1926年2月2日，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召开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国民党中央代表汪精卫；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代表李之龙、周逸群等人；孙文主义学会的代表缪斌、潘佑强等人。会上作出决议四条：“（一）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两方面干部互相加入；(二)两会在本党军校及党军，须受本校校长及党代表之指导；(三)团长以上高级长官(除党代表外)不得加入两会；(四)两会会员对此有不谅解，得请本校校长及党代表解决之”②。同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打击共产党人，进一步夺取军权，借口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两组织之间争斗有违“亲爱精诚”的校训，下令解散这两个组织。4月7日，蒋介右颁布了《取消党内小组织校令》，命令“自本令公布日起，除本校特别党部各级组织应由党部加意工作外，其余各种组织着即一律自行取消，此后并不得再有各种组织发生，如稍有违犯，一经查出，实行严肃究办，以维纪律”。4月21日，孙文主义学会发布自动解散宣言称“学会本以团结本党革命信徒始者，难免不将因谣诼而使革命者离散，因特本会自行取消，以杜绝造谣者之对象”。③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发表了致孙文主义学会的信：“在校则为相亲相爱的同学，在军则为同生死共患难之同志，尚何畛域之分与廉隅之隔？”“兼秉总理之遗训，努力于三民主义与国民革命之奋斗，相亲相爱，不计其他。敝因甚望贵会同人与前在敝会之会员从此毫无芥蒂，共为国民革命而努力。”④孙文主义学会也复函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径复者，顷诵来函，具征本总理亲爱精诚之旨趣，体校长流涕而道之苦衷，至深钦佩。同人等向以真正革命分子同隶于三民主义旗帜之下，应无党见之分歧及思想之冲突。故敝会自成立以来，纯以发扬光大孙文主义为职志。乃少数人不察，多方破坏，以致谣诼纷乘，言之滋痛。”“同人等誓始终与诸同志为相亲相爱之同学，共生死之同志。噫！北方之军阀复兴，革命之战线宜固，愿与诸同志共勉之。”⑤孙文主义学会虽然宣布停止活动。但是，黄埔军校的国民党右派的反共和进行分裂国共合作的活动却没有停止。孙文主义学会的头目王柏龄关于该会解散前后的情况有一段较形象的回忆：“东征凯旋，蒋介石在第2师师司令部宴请全体军官后，命令我解散学会，……于是找到负责同志贺衷寒，同他说明现在环境，不能不暂时隐让，而将招牌收起来。……将招牌收进去了，活动停止了，然而一个团体，既然产生，不是一时可以将他消灭的。幸好这样，这解散的‘孙文主义学会’，才能不久为他解除大难。”⑥果然，两会虽然宣布停止活动，但原两会人员之间争斗还经常发生。1926年5月31日，蒋介石发表了《告本校外各期同学与同志书》，文中多次提到两会之间的纷争。“联会与学会之出发点，究在何处?其立足点，又在何处?是岂凭空而能产生乎?抑有所本乎?今日所称学会与联会之干部，共产与非共产之分子，非皆出自吾总理所首创本校之同学?如无总理，安有今日之本校?更安有今日之学会与联合会平?如此，当知联会与学会皆产自本校。而其出发点，自在本校。而其立足点，亦皆在本党与本校之上。无论学会或联会之损失，而其为本校与本党根本上之损失则一也。今日退出本军之同学，大部皆为联会之会员。而学会之会员对之，不知其作如何感想也。以此为乐乎?抑以此为悲乎?以此为荣乎?抑以此为耻乎?呜呼，‘同室操戈’‘自相残杀’之名词，不幸加诸吾本校诸同学将士之衔上。蒙此恶名者，是我诸同学，”⑦原“青军会”中央执行委员周逸群、段子中、张其雄等亦发表了对蒋介石的信：“敝会实由钧座与廖前党代表扶植而成，一秉钧座与廖党代表之意旨，俾于国民革命前途稍有补益；”“同人等与孙文主义学会之关系，在党及军中系同生死共患难之同志，在校中为相亲相爱之同学。徒囚小故而略有意见，初亦不自知其酿成错谬若是其大也。今当仰体钧座之至意，于同学同志之间，再不敢稍分彼此”⑧。原孙文主义学会也发表了上蒋介石书，文中多次狡辩：“学、联两会均由钧座及廖前党代表扶植而成，亦均由本校同学所发起，本无畛域，何来纷争。查两会刊物，素来绝无一言之互相谤毁，间有同志间思想上之冲突，敝会同人认此为在思想未成熟时所常有之现象，不足以证两会之冲突，”“在本党及钧座提携指导之下，完成革命之大业，决不以小节而误大局者也。然而，一年来同志间思想上之冲突，迭起纠纷。个人问题，往往牵涉至于两会，遂重贻钧座之忧，同人等诚不能辞其罪。故恳钧座严予惩处者也，然而同人等区区为党之心，可质天日。此后当一本亲爱精诚之校训，团结同学同志，亲如手足。至敝会同人等鉴于京沪等处之组织学会，虽名同质异；然而足以混淆是非，使敌人得有造谣之机。用特决将敝会自行取消，以灭造谣者之对象；而亦足以舒钧座之廑念”①。同年5月7日，原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成员在广东大学操场举行纪念“五·七”国耻大会，原孙文主义成员在东较场也举行同样内容的集会。孙文主义学会骨干潘佑强、杨引之却冲进广东大学会场借故滋事，大打出手，潘、杨二人被原“青军会”成员打伤后住院。蒋介石还特地前往探望，并送潘佑强赴日留学。同时7月7日，蒋介石因此发表《再告本校各期同学与同志书》，文中声称：“去年以来，中正对于同学所引为殷忧者，不一而足。而本校同志互相仇视与传统旧习二者，不能破除殆尽，尤为革命前途之悲观。至于互相仇视之恶弊，推而至极，实足使本校本军同志自取败亡而有余。不料两会取消以后，而复有此次潘、杨二同志致伤之恶剧，思之能不伤心！以后同学间，如有互斗仇视之举，不论其是非曲直，对于启衅殴人者，当以破坏团体视之，不能如同志待之。故必严厉处分，不稍假借。否则所谓纪律，所谓亲爱精诚者，皆属虚妄，尚何有革命之足言哉。”② 此事更加暴露了蒋介石貌似公正，实质上借助孙文主义学会分子限制和打击共产党在黄埔军校势力的真正面目。

　　四、黄埔同学会

　　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两个组织宣布解散之后，蒋介石估计到共产党学生决不会因“青军会”的解散而中止其暗中的组织活动。蒋介石认为只有建立一个自己直接控制下的统一组织，才能防止共产党的活动。因此，乃决定成立黄埔军校同学会（黄埔同学会）。

　　1926年5月24日，蒋介石派贾伯涛、李正韬、曾扩清、伍翔、余程万、杨麟、梁广烈、钟焕祥、蒋先云为筹备委员，后又增加了葛武棨、李超、胡静盦、关巩为筹备委员，拟定黄埔同学会简章。6月19日开第三次会议，在省各部队同学代表均出列席，决议决定于6月27日开同学恳亲大会，先期互相联络而产生同学会，并议定是日开会，一切筹备事宜，及推定各同学分配担任负责办理各事项。③ 6月27日，在广东大学礼堂开恳亲大会“同学到者有七百余人。潮汕代表胡秉铎等九人亦到会。下午一点开会，校长主席。一时本校从前开校之老师、教官等及军政学界要人，均热烈赴会庆祝，约计千余人。”④蒋介石发表了演说：“今日之恳亲会，乃因本校同学尚未能尽恳亲之事实所发生。今日开此极大之恳亲会，甚愿同学自今日起，凛然于本校精神已渐形涣散，长此不改，革命势力将有瓦解之虞，而总理、廖党代表及已死同学之历史，皆将为吾辈所消灭。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可也；以后种种，不可不由今日生。过去之未能恳亲者，自此而恳亲之；过去之秘密团体自此归于公共唯一之组织。从今以后消除一切成见，改正过去错误。惟以今日恳亲会所产生之同学会为本校同学惟一之团体，期成为本党革命之中坚，誓不另立团体秘密进行，解除永远之纠纷，免蹈以往之覆辙。凡吾同学，如在本校本军范围之内，不得本会许可，而有私立团体，希图分裂者，当引为吾同学全体之公敌也。”苏联顾问加伦也应邀发表演讲：“敌人希望革命军内部破裂，解体，冲突，而且想种种办法达到他们的希望。要不中他们的计，我们惟有团结我们的精神，统一我们的意志来抵制他。所以我对各位同学、同志惟一的希望：是团结一致，打倒敌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都是希望团结一致，来为他们谋解放。各位要拿起青天白日的旗子，努力作国民革命的工作，而达到他们那种希望啊。”⑤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在讲话中意味深长地指出：“我们想起黄埔创办之艰难，应该怎样自警自惕，来团结一致，完成我们的使命。各位想想，现在我们团结没有？一致没有？怎样对得起我们总理，怎样对得起我们廖先生。”“总理说：‘只要精神一致’。武昌的革命，只有数十人，就把满清推倒。我们能团结一致，这次北伐马上就可以成功。我们大家拿良心来想一想，去年我们党和我们的学校是怎样？那时候环境不同，大家都捐弃意见来抵抗敌人；今年我们应该同舟共济才是！我时常在说话的时候，同志们都说我是共产党，我不管是不是，我承认总理容纳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共产党即是我们的朋友。我时常对孙科同志说：你是总理的亲生子，共产党是总理的养子。总理死了，就不管养子了。总理死了，就不管养子了吗？我希望大家不要歧视共产党，我们要同他共同奋斗，向敌人进攻，完成国民革命。”会上宣布黄埔同学会正式成立。

　　其后，“散会后拍照及各期推举同学会代表，结果第一期举出曾扩情、贾伯涛、余程万、杨其纲、刘仇西、伍翔、蒋先云等。蒋同志因欲赴前方，自己声明不受选，计共六人；第二期余洒度、葛武棨、杨引之、陈超、蒋友谅、关巩六人；第三期黄仲翔、黄格君、曾晴初、金亦吾、张炎无五人；第四期杨新民、张兆尼、魏亮生、史保享、李联珍、王廷汉六人。”①

　　蒋介石指定同学会各职员（一）暂不设主任，以曾扩情为秘书。（二）总务科长李正韬，科员游步瀛、李超、金亦吾。（三）组织科长杨引之，科员刘仇西、陈超、黄仲翔、张炎、杨新民、张兆尼。（四）宣传科长余洒度，科员葛武棨、关巩。（五）监察委员刘汉珍、伍翔、蒋友谅、杨其纲、蒋先云、贾伯涛、余程万、胡静安、曹勖、魏亮生、李联珍、黄格君。（六）潮汕分会组织员吴斌、刘汉珍、牟庭芳、高明、陈泰运、彭熙、李劲夫、王吉树、胡秉铎，以胡秉铎任秘书。（七）决定军校军官一、二团各营选出代表一人。（八）派贾伯涛组织入伍生部分会。（九）林桓为组织科员，郑峻生、周复二人为宣传科员。应该指出：曾扩情、杨引之、余洒度、李墨庵、胡静安分别被蒋介石任命为秘书、组织科长、宣传科长、监察干事。他们之所以能得到蒋介石器重，有的公开坚决反共，如杨引之；有的向蒋介石声明脱离共产党，效忠国民党，如曾扩情、李墨庵。而在会仲任职的共产党员蒋先云、杨其纲、胡秉铎、余洒度、刘仇西等实际上是挂名而已，没有掌握同学会的实权。

　　黄埔同学会的权力极大，凡属黄埔军校学生，均为当然会员，由同学会负登记考核之责。凡毕业同学的任免升迁调补等等，均须根据同学会的登记考核来决定。无论毕业与未毕业的同学，均须在同学会的监督指挥之下。黄埔同学会规定，凡是会员必须效忠于国民党，奉行三民主义，绝对服从校长领导，不得有任何其他的组织活动，尤其不准从事共产主义的宣传；如有违反，应受严厉的处分，或以叛逆论处。这表明同学会不仅对所用同学有任用罢免之权，而且操有生杀予夺之权。

　　据黄埔同学会的核心人物曾扩情日后回忆：“此时虽没有明白提出‘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敌人’的法西斯独裁的政治纲领，而同学会在实质上却为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建立了初步的基础。”②

　　黄埔同学会是一个跨校组织，既包括黄埔军校在校生，也包括毕业学员，甚至还包括非黄埔军校毕业生。这样，不仅蒋介石的嫡系军队中有黄埔同学会的组织，即所谓的杂牌军队中，只要有黄埔同学渗入，亦无不有同样的组织活动，并进而掌握军队中的党权。蒋介石自成立黄埔同学会后，即在中央党部成立一个“军人部”，自任部长，以同学会秘书兼军人部秘书，其主要职员如组织、宣传、总务各科科长，亦无不由黄埔同学充任。凡军队中的党部组织和党代表的委派，都要通过军人部的提请，才能作出决定。如国民革命军第6军的党代表林祖涵、第8军党代表刘文岛、第9军党代表吕超，第14军的党代表熊式辉等，都是军人部所提请委派的。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以反共更加坚决的第一期学生酆悌接任黄埔同学会秘书。“为清除黄埔同学中的共产党员和与共产党有关的同学，特在同学会内设一“纪律股”，以嗜杀成性的第3期同学有关联的刘伯龙任股长，以流氓成性的第1期同学王慧生、第5期同学柏良等任股员。他们有对共产党同学与共产党有关的同学等执行逮捕、审讯、监禁和处以死刑之权。③有许多革命的黄埔师生被该组织诬告和迫害。蒋介石在1927年8月被迫下野时，把所有军队和军事机构的指挥权都交给了何应钦，唯独把同学会交给了住在上海的朱绍良，派曾扩情任秘书，令他迁往杭州办公，以便就近控制。蒋介石要同学会团结在职同学，保持和发展力量，以便他复职时驱使。同时，收容了失业的军校学生1000余人，编成一个总队，派贺衷寒为总队长，在杭州集中起来训练，俟日后为其效劳。该会于1930年11月撤销，改为黄埔军校毕业生调查科。

　　蒋介石通过黄埔同学会加强了对黄埔军校的控制，并将手伸进国民革命各个军队中。成立黄埔同学会是蒋介石为篡夺军权而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孙文主义学会虽在名义上被取消了，但黄埔同学会却是孙文主义同学会的翻版。黄埔同学会在实质上为蒋介石的军事独裁统治奠定了初步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