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后，香港出现过一张中共广东区党委直接领导的报纸——《正报》。它虽然只办了短短三年，但是，由于是香港战后首家采用延安新华社电讯的报刊，鲜明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准确地报道国内外时局的动向，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的阴谋，支持广大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因而它一出版，就在港澳、广东以及南洋各地引起热烈的反响。事隔半个世纪之后，当年担任中共正报社支部书记的李超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我至今还认为，当时正报社的党支部，是当之无愧的战斗集体”；“希望历史的风砂，不要埋没了香港《正报》”。

　　一、奉命抢时间办小报

　　1945年9月7日至10日，中共中央鉴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已于8月28日飞抵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新形势，一连给广东区党委发来几个重要的电报，其中一电指示称：因时局变化，王震率领的八路军南下支队已奉命北返，创建五岭根据地已不可能；东江纵队应即根据分散坚持、保存干部的原则，迅速讨论确定分散坚持的办法。另一电报指示称：应即派出干部前往香港、广州，建立自己的宣传阵地，宣传我党的政治主张。

　　广东区党委接到中央指示时，正是东纵司令部、政治部（包括《前进报》社）及主力部队共1200人撤离罗浮山，大举挺进粤北，军次龙门县途中，区党委书记尹林平当即决定把队伍停下来。经过开会决定：一方面，坚持斗争，保存武装，保存干部；另方面，作长期打算，准备合法的争取民主的斗争。为此，向各地党组织发出了《对广东长期坚持斗争的工作布置》的指示。关于到香港、广州建立宣传阵地一事，尹林平考虑到前不久已委托梁若尘、赵元浩进入广州，筹办以灰色面目出现的《广州晨报》，因此着重研究了如何在香港办报的问题，决定派东江纵队秘书长饶彰风到香港负责筹备《华商报》的复刊工作；同时，从东纵机关报《前进报》社抽调杨奇等人赴港，尽快创办一张四开小报，以便在《华商报》复刊之前能够及时传播党的声音。

　　饶彰风为了执行广东区党委上述指示，决定将前进报社“兵分三路”：一是留下黄稻、刘毅等几名干部給江北（东江河以北）指挥部出版《前进报》江北版；二是李冲、李牧、黄玉飞等立即返回惠阳地区，继续出版油印的《前进报》江南版;三是杨奇、黄志猷、钟紫、何松、陈梦云、何尔夫6人立即去香港筹办一张四开小报。此外，报社印刷厂的骨干黄耀堃、潘江伟等5人也移交饶彰风安排，赴港参加《华商报》印刷厂的工作。

　　于是，我和黄志猷等人从龙门县掉头南行，过东江河，经梧桐山，直奔盐田镇，9月16日到达中英分别管治的沙头角。这一天，正好是英国夏慤少将对日本防卫司令岗田梅吉举行受降仪式之日。此时，九龙新界的公共交通尚未恢复，我们是乘坐载人的自行车进入市区，分别投亲靠友的。

　　筹备出版的虽是小报，但也千头万绪。我们离开部队时，出版计划还未有，《正报》这个报名，是9月下旬饶彰风到达香港后才请他选定的。筹备工作最大的困难，是一无资金，二无地方，三无设备。我们手上只拿着一千元开办费，除了刻制图章和买了一些必需的文具外，什么都不敢购买。最急切的事，是要选定报社的地址。我在中环的旧式大厦和威灵顿街找了三天，都因租金昂贵而没法解决。最后得到了有裕纸行黎兆芳的帮助，好不容易才把皇后大道中33号洛兴行二楼后座一个房间租下来。洛兴行是一座旧楼，位于皇后戏院旁边，闹中带静，这个房间不足二十平方米，原先是制作西服的裁缝店，香港沦陷后便已停业，故此愿意转租给我们。

　　有了社址，便着手物色承印《正报》的印刷厂。不用几天，我在离报社不远的摆花街找到了一间不大的印务公司。由于香港刚刚光复，印刷业务不多，谈了几次，双方便签定了协议书。接着就向华民政务司办理注册手续.我用杨子清的名字登记为社长兼总编辑，黄志猷则用别名黄少涛登记为督印人。这时战争刚结束，香港当局许多工作还未重上轨道，在全球民主浪潮冲击下，报刊送审制度已经废除，而新的法规又未通过，因此华民政务司对《正报》的申请迟迟不予批复。为了争取早日出报，我打听到华民政务司高级帮办的住址，带了两瓶白兰地酒和水果等礼品“登门求教”。经他点拨一番，我们再委托律师填写表报，这才得到一纸批复：“可先行出版，日后如与法令不符，港府有权通知停止出版”云云。

　　至此，筹备出版工作的重点便转到编辑方面上来。

　　二、《正报》的宗旨和特色

　　1945年11月13日，一张崭新面目的四开小报《正报》终于诞生了。创刊词《工作的开始及开始后的工作》，是请饶彰风撰写的，它阐明了《正报》的办报宗旨：

　　一、站在公正的立场上为人民服务。不为权势所左右，不偏袒某一集团或个人，从广大人民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出发。我们认为：为人民服务也就是为国家民族服务，人民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

　　二、发扬正气，驱除邪气。从专制主义到法西斯主义，都是邪气高涨的时代；今天，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了，然而这不等于法西斯主义已经完全被消灭，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及其残余势力还根深蒂固。而处在战争到和平的过渡时期，邪风盛行乃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因此，伸张正气，发扬正气，驱邪诛妖，使一切企图扰乱世界和平的怪物无藏身之地，这是我们的一件重要工作。

　　三、报道正确的消息。不“车大炮”，不讲假话，不造谣惑众，也不片面夸大。我们认为，对消息的报道，必须从各方面去搜集材料，互相参考，选择真实的与正确的，抛弃夸大的与片面的；就事论事，不咬文嚼字，不吹毛求疵；也反对一切私人意气之争，以免滑出“对事不对人”的轨道。

　　香港的报刊林林总总，五光十色，小小的《正报》要占一席地，实在不容易。我们决定：在内容方面主要抓好两条：一是刊登“独家新闻”，二是办好雅俗共赏的副刊。摊开《正报》的版面，可以看到：

　　第一版——主要是刊登新华社的电讯，以及本报综合编写的特稿。评论的版头叫做《正言》、《两日一谈》。还有一个栏目《珍闻钩沉》，专门揭露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丑恶故事和政治笑话。此外，每期都有一幅时事漫画，针对时弊，抨击丑恶现象。

　　第二版——通讯版。着重反映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斗争，支持各民主党派和广大学生要求和平、争取民主的运动。此其时也，正是神州大地处于“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年代,中国民主同盟、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农工民主党等都在香港建立了领导机构，经常通过《正报》发表对时局的政治主张。

　　第三版——副刊版。其中，《正风》是综合性的文学副刊，郭沫若的《苏联纪行》、楼栖（笔名柳梢月）的章回小说《黄村血泪》，就是首先在《正风》发表的。另一个通俗化的副刊《新野》，每周一期，设有《大声公讲古》、《古今成语考》、《新粤讴》、《灯谜》等栏目，图文并茂，饶有兴味。还有一个《港粤文协》，则是港粤两地作家协会编辑的会刊，每两周出版一期，着重发表文学艺术活动的讯息。这三个副刊轮流刊出，可以说是雅俗共赏，老少咸宜。

　　第四版——香港为主的新闻版。经常刊出本报记者的通讯、特写，反映战后社会状况特别是草根阶层的苦难生活。还有两个小专栏：《扯旗山下》(扯旗山即香港太平山的俗称),三言两语，诙谐幽默；《新闻背后漫步》，则是针对读者关心的新闻，提供背景材料。这一版最大的特色，是支持工人群众争取合法权益的斗争；所以，进步工会有什么活动，都能及时通知《正报》予以报道。

　　《正报》创刊，正值蒋介石调兵遣将仅供晋冀鲁豫解放区之际。10月下旬，其先头部队三个军已攻入邯郸地区，解放区军民奋起自卫。血战一月，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部一万余人在邯郸起义，组成民主建国军。其余两个军在溃退中被解放军围歼，俘虏了另一个副司令长官兼十四军军长马法五等人。对于这些重大新闻，国民党当然严密封锁，中央社和国统区报纸是不敢刊登的。《正报》一创刊，就连续发表了上述消息，以及高树勋将军号召全国军民起来反对内战、组织联合政府、通过民主协商解决国共两党争端的通电。这些报道如同一声声春雷，轰动了香港、澳门和华南各地，外国驻港的通讯社也据此转发到世界各地去。

　　正是由于《正报》内容丰富和风格独特，吸引了市民注意。创刊之前，代理发行的商贩认为三日刊不如日报，出版前又缺少宣传，只肯包销8000份，没想到一个上午就全部卖光，只好加印3000份再度发行。出版几期之后，一些读者便猜测它是中共主办的报纸，上门拜访、问讯、寻找关系的人，每天总有几起。同时，读者自动寄来的各种稿件和反映情况的来信也越来越多。

　　《正报》仓卒创刊，人手实在过于单薄。我和黄志猷既要撰写稿件，又要编辑版式；钟紫、何松主要主要担任采访，还得兼拉广告；陈梦云除了处理公函，还要兼当校对；何尔夫既是会计员，也得包揽行政事务；“小鬼”陈广负责“一日三餐”，又要兼做信差。总之，大小事情都由这7人来做，大家同心合力，勉强支撑。到了出版第10期之后，才先后增添了四员大将：

　　一是孙孺。他本来在马来亚从事文化工作，太平洋战争后参加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经饶彰风安排到《正报》担任副刊编辑。但不到两个月，因为《华商报》需要开辟经济版，他便离开了。

　　二是陆无涯。他是粤港知名画家。《正报》出版后，他以羽军的笔名创作时事漫画投稿，刊出后很受读者欢迎。于是，我们聘请他参加《正报》工作，他欣然同意。

　　三是刘日波（即刘逸生）。他是中国新闻学院同学。《正报》出版一个月后，我和他在路上相遇，交谈之下，知道他刚从广州返港。我告诉他《正报》人手奇缺，邀请他担任副总编辑，他一口答应下来。刘日波曾在《星岛日报》工作多年，堪称编辑里手。他综合编写的电讯，条理分明，所拟的头条标题，简明有力，尖锐泼辣，很能吸引读者。国民党“国民大会”开锣时，他用章回体裁撰写的新闻连载，刻画了群魔乱舞的丑态，得到读者来信赞好，有些工人还争相传阅。

　　四是李超。广东区党委为了加强《正报》的政治领导，在1946年1月间派他来担任中共《正报》社支部书记。尽管这个职务是不公开的，谁都知道李超是“第二把交椅”。刘日波编发的稿件，都经他最后审阅。他党性很强，却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大家都很尊重他，相处得如同一家人。

　　有了上述四员大将加盟，《正报》内部精神为之一振。于是，从第16期，将三日刊改为两日刊，越来越受到读者的欢迎,销数也稳步上升，每期都在八千份到一万一千份之间。直到1946年7月21日，才改为杂志型的期刊。

　　既然这张报纸已经站稳了脚跟，为什么又要改为期刊呢？这主要是由于调整和扩大宣传阵地的需要。当年夏季，正是国民党全面发动内战的严重时期，中共十分需要一个舆论工具，旗帜鲜明地代表广东区党委发言，针锋相对地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所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的方方，在完成东江纵队北撤烟台的任务后，7月初一抵达香港，就召集黄文俞、李超、杨奇三人到他的住处开会，部署新的宣传任务。他简练地对全国的形势和南方的斗争任务作了分析之后说，我们在香港“应当不断拓展宣传阵地，让香港和华南广大人民听到党的声音”。接着，他郑重地讲了结论性的意见：鉴于《华商报》已经复刊半年，每日大量刊登新华社电讯，因而可以将《正报》改为教育干部、培养干部的刊物。与此同时，还要筹办一个中国出版社，负责出版解放区的政治、文艺书籍。他一边说，一边拿出毛泽东在武汉沦陷前写好而未能用上的“中国出版社”五个题字来。最后，方方对三个人的职务也做了调整：黄文俞任《正报》社长兼总编辑，李超任《正报》督印人，杨奇任中国出版社主编，并要求按照这个布局尽快开展工作。

　　三、《正报》改为期刊后的对象和内容

　　1946年7月21日起，《正报》改为旬刊；同年10月26日起改为周刊，逢星期六出版，直至1948年11月13日停刊。

　　从报纸型改为杂志型，不仅是版面形式的改变，而且在读者对象、编辑方针、主要内容上都基本不同了。如果说，报纸型的《正报》是以香港中下层市民、青年知识分子作为主要对象的话，那末，杂志型的《正报》读者则是以华南地区的干部和复员军人为主，兼顾投身爱国民主运动的人士。如果说，报纸型的《正报》是以左翼“文人办报”的面目出现的话，那末，杂志型的《正报》则明显地以中共广东区委机关刊物的身份发言。

　　正因如此，《正报》期刊总的办报思想是：传播毛泽东思想，指导华南各地的斗争，争取人民大众的自由民主，反对蒋介石政权的黑暗统治。具体的编辑方针是：结合香港实际，教育广大干部，力求开门办刊，力求通俗易懂。

　　《正报》改版以后，内容令人耳目一新。除了刊登延安《解放日报》的社论专论外，每期都有自己的社论，以及方方、饶彰风、廖沫沙等知名人士写的文章（方方的笔名是星星，饶彰风的笔名是蒲特、饶燄，廖沫沙的笔名是怀湘）。例如方方在第9期就写了《略论目前战局》，引起众多旅港干部的重视。此外，还有《时评》、《自由谈》等专栏文章，大多数是黄文俞用俞同、黄安思等笔名撰写的。每期一篇的《一周时事纵横谈》（后来改名《时事评述》），则是由李超执笔的。同时，李超还常用方敏、项康、崔嵬等笔名撰写其他文章。

　　改为期刊后的《正报》，还开辟了《解放区介绍》、《前线特写》、《国内报道》、《广东通讯》等栏目，让读者通过这些新闻评述，增加对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了解。

　　由于期刊要担负教育干部、培养干部的任务，因而经常发表有关整风学习、青年运动、工作方法、文艺问题的评论。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从第10期起，方方以星星的笔名连续写了10篇《献给人民团体》的文章，内容精辟，具有针对性；细心的读者很快就看出：这是老一辈革命家的经验之谈，对香港爱过的工青妇团体都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为了及时传达中共的政治主张，指导南方农村的武装斗争，《正报》周刊经常提出新的战斗口号。例如：当解放战争转入大反攻阶段之后，《正报》就响亮地发出“到农村去”的号召，对广大干部进行思想教育。又如：1947年冬，当宋子文南下主政南粤之初，大吹大擂，来势汹汹,一方面打出“经济建设”的幌子，企图诱骗华侨和港澳同胞投资；另方面吹嘘“军事建设”，大肆招兵买马，企图把广东变成支撑蒋家皇朝的最后基地。《正报》除了揭穿他的种种谎言之外，更发出了“走在宋子文前头”、“和宋子文做力量发展的竞赛”的号召。结果，一年过去了，事实证明：宋子文走的是龟步，人民走的是虎步，到1948年底，宋子文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增兵百分之六十，中共中央华南分局领导的人民武装却增长了两倍半，活动地区遍及全省，终于配合南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大军解放了全广东。

　　回顾《正报》三年的战斗历程，除了上述的编辑工作外，可以用三句话概括：经营业务是极为困难的；职工生活是极为清苦的；广大读者是极为爱护的。《正报》在香港出版的三年，是艰苦锻炼的三年，是光辉战斗的三年。积极传播中共中央的政治思想，及时报道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提高华南地区干部的信心，帮助人民认清形势。支持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等方面，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