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1961年3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了一次重义，主要是讨论农村工作问题，制定《农业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这次^义对于克服当时经济生活中的极端困难局面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回顾这，史,有许多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为了配合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本刊约请了部分同志撰写专题研究文章，从不同角度解读这段历史，总结经验教训。

　　民主集中制是我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概括地说，就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邓小平指出："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也是可以变质的，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变质的。干部可以变质，个人也可以变质。"因此，能不能正确执行民主集中制，直接影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全局， 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我们党历史上的几次重大挫折和重新奋起，都同民主集中制的执行状况息息相关。当前，回顾党在执行民主集中制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警醒广大党员干部更坚决地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困境：国民经济的三年困难时期 

　　1957年以后，由于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在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轻率地发动了 "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为了在短时间内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 中央提出了以"钢"为纲的口号,要求十五年内钢铁等重要工业物资要赶超英国，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大炼钢铁的狂潮，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和国民经济主要比例的严重失调。同样，这种急躁心态也在农业中显示出来，致使"浮夸风"盛行，各地大放高产"卫星"，并提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就连一向严谨的科学家也在报上撰文宣称：粮食亩产达到4 万斤是完全可能的。在当时有这样一首流传很广的民谣："稻粒赶黄豆，黄豆像地瓜，芝麻赛玉米，玉米有人大，花生像山芋，山芋赶冬瓜，一幅丰收图，跃进农民画。"然而，这样的如画景象并没有变成现实，粮食等主要农副产品却大幅减产,许多地方的农民连口粮都无法保证。

　　同时，以规模大、公有化程度高（即"一大二公"）为主要特征的人民公社，也在毛泽东的大力倡导下在全国城乡普遍建立起来。作为人民公社的组成部分，"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大江南北，供给制大行其道，分配中的平均主义盛行。显然，人民公社僵化的体制束缚了农村经济的发展，阻碍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的进一步发挥，导致农业产量逐年下滑。加上当时自然灾害的影响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1961年间发生严重困难，市场物资供应极度短缺，人民生活水平明显下降，共和国的城市乡村开始被饥饿所笼罩，这三年后来被称为国民经济的三年困难时期。

　　诱因：党内民主政治建设滞后，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 

　　深究国民经济困难的原因，不仅有全国范围内自然灾害的影响，党内民主政治建设严重滞后、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当我们回首这一段历史时,不难发现，党内民主气氛的逐渐丧失、民主集中逐渐被破坏的过程，其实就是国民经济一步步走向危险的深渊的过程，甚至可以说，正是随着党内民主氛围的消减，个人的决策代替了集体的领导，才是经济发展逐渐脱离正确轨道的先兆和诱因。

　　考察五十年代中后期国家政治生活中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有三个事件对党内民主政治建设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其一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由于过去党长期处于严酷的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建国后，也一直保持着对阶级斗争的高度警觉。因而，当1957年夏反"右"运动开始后，毛泽东错误地认为所有向党提意见的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都是借机向党、向人民发动猖狂进攻，党与"右"派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敌我矛盾，造成了反"右"斗争的扩大化，打击了党外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和部分党内干部的参政积极性。其二是批判"反冒进"。五十年代中后期， 党在经济建设思路上出现了急于求成的倾向， 发展步伐过快，当时主持经济工作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副总理陈云为了实现稳妥可靠的发展，及时提出了"反冒进"的调整方案。此时，正被广大人民群众冲天干劲所鼓舞的毛泽东坚信： "主观能动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无限大。"他认为，反冒进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一泄气不得了"。以后在多次会议上，毛泽东都公开批评反冒进，周恩来、陈云等主管经济的同志不得不一次又一次作自我批评。之后，冒进的发展战略继续发展，很快引发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狂潮。其三是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1959年7、8月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根据自己回湖南调研所看到的实际情况， 向毛泽东写信反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农村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引起毛泽东的不满，进而在接下来的八届八中全会上发动全党展开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此次会议开了在党中央全会上发动全党批判党内高层的不好的先例，一批敢讲真话的党员干部从此不敢发表意见，无法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助长了 "一言堂"现象的盛行。

　　如果说1957年反"右"使党内中下层干部不敢^意见，同时也剥夺了一些卓有声望的党外人士发表意见的机会；而对"反冒进"的批判则使周恩来、陈云等党内高层丧失了与毛泽东平等协商、交换意见的权力；1959年庐山封义的反"右倾"，以彭德怀为代表的一批敢讲真话的党内高层亦遭到严励比判。随着党内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人越来越少，民主集中制遭到严重破坏,个人崇拜的风气渐浓。实际上，1957年以后,党内的民主生活就很不正常了，即使在党内高层， 毛泽东也被看作是一贯正确、永不犯错的英明领袖。据薄一波回忆，当时曾有一位老领导不止一次地告诫他:"毛主席讲的话，如你觉得不对，千万不要讲，你回去想想，慢慢就会知道毛主席是正确的。"以至长期以来，"毛主席说对，就对；说错，就错，人人都以毛主席的是非为是非"。

　　这种思维习惯在高层领导中并不罕见。1958 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就说过:"对主席就是要迷信。"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则更进了一步："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至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领导方式已名存实亡，全国上下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不断发展，党内髙层与领袖之间，已无法做到平等协商、集体领导，党内中下层与髙层又缺乏沟通的纽带，在中央集体决策机制被破坏的情况下，任何重大的决策都由领袖个人说了算，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政策的随意性和主观性。一旦领袖判断失误，后果将不堪设想，这也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党内连续出现重大决策失误的内在根源。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说的一段话,为这段历史作了很好的注解，他说:"一个党，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启示：坚持民主集中制，构建和谐社会1961年3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以解决当时国民经济实际困难为要务，意在调整，力求务实，党内民主政治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加强。首先，会议的所有议题都很有针对性，没有过多地纠缠于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取得了很好的工作成效;其次,毛泽东在会上敢于自我批评，反思了前一阶段工作中的失误，能够和党中央其他领导人坐下来研究解决实际困难的具体办法，商讨应对之策，对当时的国情达成了初步共识，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党内高层之间的沟通；再次，这次会议所倡导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及会后兴起的调查研究运动热潮，有效地疏通了党的决策层与基层干部、群众交流的渠道，促进了党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的恢复。

　　然而，广州会议的大背景依然是毛泽东的个人威信不断提升，个人崇拜有所发展，民主集中制依然未能得到很好的贯彻。周恩来在196.1年6月的一次会议上曾说:"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只许一人言，不许众人言，岂不成了'一言堂'么?"民主政治建设的滞后，不仅影响到了随后国民经济调整的实际效果，也为其后"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埋下了伏笔。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文革"结束后，经过党的第二、三代领导集体的精心维护和大力发展， 民主集中制原则得到了恢复和加强，重新成为了我们党的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我们党的事业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党的十六大审议并通过的新《党章》第十条明确规定："党的各级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当前，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创造性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建设民主法治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只有加强党内民主，坚持民主集中制，健全领导体制，做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任务才能更好地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