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国率先建党的城市之一

　　广州是继上海、北京之后率先成立共产党组织的一个地区。广州党组织是在党的创始人陈独秀亲自指导、参加下创建起来的。

　　1920年秋广州就出现过以“广东共产党”命名的组织。本年底，陈独秀到达广州，指导和参与广州党组织的创建活动。党的创建期间，陈独秀一直在广州工作（1920底—1923夏秋，陈三次到广州），他是广州党组织第一任书记。党的一大后，广东支部成立，谭平山任书记。1922年1月，香港爆发海员大罢工，党组织以“共产党广东支部”名义，发出《敬告罢工海员》，旗帜鲜明对罢工给予支持，这是目前见到的党在广州最早对外散发的一份文件。这年5月，中共广东区委成立，书记谭平山，此时广州党员共32人。

　　继党组织成立后，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2年3月14日宣告成立，郑重发表宣言：“我们最服膺马克思主义”（杨匏安起草），当时广州有团员400多人。鉴于广州“比较的自由”，广东曾向团中央建议：将准备在沪召开的团的一大，移来广州召开。中共中央接受了这一建议，并决定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也移广州召开。陈独秀及党的多位重要干部随之来到广州，首先于当年4月底至5月初，在广州召开党的干部会议，讨论团一大、一次“劳大”及其他与革命运动相关的重要问题。一次“劳大”于5月1日至6日、团的一大于5月5日至10日，先后在广州公开举行。党的干部会议及两个大会在穗召开，充分体现了广州地位的重要，也推动了革命运动在广州的开展。

　　香港海员罢工期间，共产国际使者马林正在广州。他认为广州是孙中山活动的基地，政治环境较好，遂于1922年夏向共产国际提议：将中共中央迁移广州，共产国际采纳了马林的建议。但当时发生了陈炯明分裂事件，广州形势突变，迁移未成事实。1923年初，孙中山重返广州，陈独秀也于3月间到达广州，任职于孙中山大元帅府。中共中央局乃于4月底5月初迁至广州（9月迁上海），在广州筹备和召开党的三大，讨论并决定建立国共合作的问题。广州党、团组织随后积极投入国民党改组和国共合作的“试验”。可见，在党的创立时期，广州不但是先走一步的地区，而且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地区。

　　二、大革命风暴的中流砥柱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国共合作建立，大革命风暴在南粤掀起。由此至1927年夏，是党在广州迅速发展、大力推进国民革命的阶段，是广州党史大放光芒的一个时期。

　　这一阶段，党在广州成立广州地委（1924，1），1924年10月改名广东区委，开始周恩来任委员长，后陈延年任书记，辖两广、福建等地的党组织。在广州市内，党在黄埔军校、广东大学、职工、妇女、军队等单位（系统）分别建立了支部（特支）、总支、党团的组织。

　　积极贯彻国共合作的方针。党的许多重要干部（谭平山、杨匏安等），被派到国民党内工作，推动国民党的发展，推动国民党及其领导的政府、军队的改革。并积极运用国共合作的条件，放手发展工农运动，迅速开拓了国民革命的新局面，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迅猛高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汹涌澎湃。广州成为大革命运动的策源地。

　　形成了广东区委的坚强领导，发展、壮大了党的队伍。党从全国各地派送大批骨干到广东工作或学习，还从旅欧、旅俄等人士中，选派干部到粤工作。党的队伍迅速发展，广东党员人数1925年10月为928人；1926年9月为5039人；1927年2月为8000人，4月为9027人。广东区委形成了由周恩来、陈延年、张太雷、穆青、彭湃、苏兆征等大批优秀分子组成的领导核心。在广州活动的还有毛泽东、刘少奇、邓中夏、罗亦农、熊雄、恽代英、蔡畅、邓颖超等。广东是当时全国辖区最广、党员人数最多的地方党组织之一。

　　在革命运动中，起政治领导和先锋模范的作用。广州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风起云涌的工农运动中，特别是在省港大罢工、统一广东之役和北伐战争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周恩来曾担任东江各属行政委员，辖惠潮梅25县，是共产党员出任地方行政长官的第一人。广东区委领导的叶挺独立团，是党掌握的第一支正规军，率先开赴北伐战场，是一支威震敌胆的铁军。广州党组织为北伐的胜利，为将大革命运动从广东推向全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广州起义及失败后的英勇斗争

　　1927年四一五后，广东党组织在全省各地发动了一系列工农武装起义。从当年4月至同年八一南昌起义前，全省已有33个县发动了40多次，至1927年12月广州起义前后，全省总共发动了大小150多次起义，从而拉开了十年土地革命战争的序幕。这是共产党人在广东发动的反抗蒋介石集团的统治、挽救中国革命的英勇壮举，是广东党史的一页波澜壮阔的篇章。

　　广东工农起义中最大规模的是广州起义。这次起义是按共产国际、中共中央的决定，在张太雷为首的广东省委领导下举行的。参加起义的有第四军教导团和警卫团，广州工人赤卫队，黄埔军校特务营，南海、花县、清远和广州市郊的农民武装，共6000多人；有广州、工人、学生、市民共约2万人；还有在广州的苏联、朝鲜、越南部分革命者。以张太雷为总指挥。起义从12月11日凌晨开始，一度攻占市公安局，控制了珠江北岸部分市区，宣布成立广州苏维埃。但三天后起义遭到失败，主要领导者张太雷牺牲。反动派随即对起义军民和无辜市民进行大屠杀，约有5700多人被害。牺牲者中有不少朝鲜、苏联革命者。广州起义是全国三大起义之一，具有光荣的历史意义。党的“六大”（1928年6月）评价说：这次是“必要的英勇行动”；“客观上是革命失败过程中的退兵战。”

　　大革命失败，广州党组织遭到惨重的损失，创党和大革命时期大批在广州活动过的著名干部，许多都牺牲了。如萧楚女、刘尔崧、李森、何耀全、邓培、熊雄、熊锐、陈永年、毕磊等在四一五时牺牲；张太雷、梁桂华、周文雍等在广州起义时牺牲；广州起义失败后，蔡和森、李硕勋、张善铭、周其鉴、黄学增、沈青等在广东各地牺牲；陈延年、彭湃、杨殷、杨匏安、阮啸仙等在外地牺牲。南方革命运动陷入低落时期，党的活动不断遭受挫折。在广州，革命者的处境异常艰险，党的活动极其困难。从广州起义失败到1932年秋，不到4年当中，中共广州市委机关遭破坏、重建、再破坏、再重建，共有13次之多，先后有麦裕成、季步高、吴毅、阮峙垣、李耀先、凌希天、杜式哲、陈复等20多名市委主要领导干部牺牲。

　　当革命潮流低落，党的事业一再遭到挫折，身处逆境之时，共产党人奋不顾身，坚持在广州从事革命活动。他们身在危境，而信仰不变，信念不改，不屈不挠，前仆后继，视死如归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纪念。

　　四、党组织的重建和恢复

　　1932年秋，广州党组织因遭破坏而陷于停顿。由此至1936年秋，共4年时间，是党在广州的组织活动陷于中断的阶段，但不是党史“空白”。当共产党组织在广州“消失”了的时候，在党的影响之下，成立了许多革命团体，开展了一系列抗日救亡运动，并在这一运动中涌现了大批衷心拥护中国革命，一心一意寻找共产党的青年。正是由于他们千方百计的努力，广州党组织在1936年秋得以重建。这是广州党史的一个特殊阶段。

　　抗日救亡运动兴起。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1931，9—1937，7），广州抗日救亡运动有三次大的浪潮：第一次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广州各界、各阶层愤怒抗议日本侵略，声援东北军民抗日。第二次是1932年一二八上海抗战时，因在上海抗战的十九路军官兵多数是南粤子弟，他们英勇抗日的行动赢得了广州民众的敬佩和赞赏。他们积极援助淞沪抗战，自觉为十九路军捐款赠物。第三次是1935年一二九运动时，广州救亡运动再次迅猛发展，连续举行了三次全市性的抗日示威游行。抗日救亡运动在广州的兴起和发展，激发了广州人的救国热情，也打破了广州城的沉寂，使南方革命运动一步步走向复苏。

　　各种革命、进步团体纷纷成立。这几年广州引人注目的政治情况，一方面是党的组织“消失”了，另一方面是有许多革命、进步团体不顾陈济棠当局的压迫而纷纷成立。有名可查的团体有数十个，比较主要的有：中山大学抗日剧社（邓克强、李克筠等，1932，1成立）、中国文化总同盟广州分盟（广州“文总”，欧阳山、何干之、温盛刚等，1933，4）、中国青年同盟（“中青”，王均予、丘萃藻、钱兴等，1935秋）、突进社（张直心、杜埃、黄焕秋等，1935秋）、马列主义行动团（李群杰、杨康华等，1935秋）、民族解放大同盟（张克明、方少逸等，1935秋）、广州民众歌咏团（徐青、陈道等，1936夏）、广州艺术工作者协会（丘萃藻、胡沥、杜襟南等，1936年秋）。此外，还有许多以“读书会”形式出现的团体。当革命潮流低落时，广州拥有许多衷心向往革命的有志青年，以上团体所吸引、团结的，正是这样一批青年。

　　以上团体，开展了许多以爱国、救亡为中心的活动，但遭到陈济棠当局的压迫，有的人为此献出生命，如龚明（“广州文艺社”成员，南海中学教师，1933 年12月牺牲）；广州“文总”六烈士（1934年8月牺牲）：温盛刚、谭国标、凌伯骥、赖寅仿、郑挺秀、何仁棠；陈黄光（陈再华，1935年1月牺牲），等等。陈黄光是培正中学教师，他创作的《奋起救国》，被认为是《义勇军进行曲》诞生前传唱最广的一首抗日歌曲。在这些团体中，还走出了许多著名的革命者，如何干之、李凡夫、何思敬、欧阳山、吴冷西、萧殷、赖少其、杜埃、李嘉人、金昌华，等等，他们奔赴延安等地，参加伟大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广州党组织的重建和恢复。“中青”、“突进社”这些团体，从成立之日起就有明确的寻找党、为建党作准备的意图。特别是“中青”，在一位革命流亡者王均予（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的主持下，按地下党的模式组建，成为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完全党化”的团体。“中青”一二九前后在广州发展至100多人，各学校主要的骨干分子有：中山大学有钱兴、曾生、李驹良；勷勤大学有丘萃藻、林振华；国民大学有陈健、张靖宇；中大附有中温焯华、刘汝深；广雅中学有尹焯辉、李土洋；省立女师有谭本基、梁绮；大中中学有梁湘；教忠中学有王彩琪、王磊，等等。 “中青”、“突进社”等，是中共在广州停止活动期间成立的、对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的团体，是对广州党组织的重建打下基础和作了充分准备的团体。

　　经过艰苦的努力、多方联络，在刘少奇为首的中共北方局的领导下，广州党组织于1936年秋获得重建，起初成立广东“工委”，还以“外县工委”名义在广州市外建立党组织。重建的过程是颇为曲折的，还发生过一些波折和纠纷。1936年冬，中共广州市委成立，书记王均予，组织部长罗范群，宣传部长丘萃藻，青年部长林振华，职工部长周明。市委重建初期的下属组织有：中山大学支部（负责人钱兴、金昌华），另一个中大支部（张直心，受中共“南临委”领导），勷勤大学支部（丘萃藻、李锦波），广雅中学支部（尹焯辉），教忠中学支部（王磊），小学教师支部（谭本基），广州学筹会支部（即地下学联，罗范群）文化界党组织（丘萃藻），妇女支部（李静音）工人支部（周明）。

　　五、抗日救亡运动、文化活动与统战工作的展开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由此至1938年10月广州沦陷，是共产党人在广州大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抗战文化活动和抗日统战工作的阶段，时间虽不长，但成效卓著，是广州党史上又一个兴盛的时期。

　　日本对广州的侵略，是从空中轰炸开始的，军队未到，侵略的战火已烧遍广州的街头巷角。日机对广州的轰炸，起于1937年8月底，止于1938年10月，连续14个月，不仅交通要道、高楼大厦、市场商铺成为其轰炸的目标，而且无数的民房、学校、医院等等被炸毁，市民的生命、财产、物业被毁于瞬间。大轰炸是日军在广州犯下的滔天罪行之一。抗战初广州的抗日救亡运动、文化活动和统战工作，是在日军的轰炸中艰难开展起来的。

　　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全国全民族团结抗战的新形势下，广州民众的抗日救国热情进一步拼发，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主要表现为：一、重建不久的广州共产党组织，在大力发动、领导各项抗日活动的斗争中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二、大批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青年，多数加入了共产党。他们是各个学校、各行各业抗日活动的骨干和先锋，推动和带动了全市抗日运动的前进。三、在新的形势下，具有广泛群众性的抗日团体不断涌现。经过实际斗争的锻炼和考验，这些团体逐步走向成熟，并在党的倡导下积极酝酿建立统一的抗日组织。经过多方的努力，1938年1月在“广州学生抗敌救亡会”等八大社团的基础上，建立了“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抗先”）。这个全市性的、半军事性质的青年抗日组织，拥有队员1万多人，后来又向全省各地发展，在华南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当时的广州，被称为是与武汉并列的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

　　抗战文化活动空前活跃。主要是因为北平和上海相继沦陷，大批爱国文化人南下，广州成为他们的落脚点，是他们开展抗战文化活动的基地。郭沫若、茅盾、巴金、靳以、夏衍、邹韬奋、郁风、叶浅予、蔡楚生、司徒慧敏、钟敬文等著名文化人，都先后来到广州。广州一时人文荟萃，先后成立了众多的抗日文化社团，出版了大量宣传抗日的报纸、期刊和书籍，创作了许多以抗日为题材的戏剧、诗歌、音乐、漫画、摄影作品，文艺舞台及各种文化阵地十分活跃。当时影响最大的报纸是以郭沫若为社长、夏衍为主编的《救亡日报》；最轰动的一台话剧是《黄花岗》，这台戏是在多位名家指导下，有众多艺术工作者参与创作和演出的。因此，广州和武汉又被称为是这一时期“文艺的中心点”。抗战文化活动的在广州的蓬勃开展，进一步鼓舞、促进了广州抗日运动的高涨。

　　抗日统战工作的展开。主要包括：对国民党及其政府、军队的当权者或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对海外华侨、港澳同胞的统战工作；对“第三党”等抗日党派的统战工作。1938年初，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公开建立，党通过“八办”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并将1000多名进步青年输送到延安。统战工作的深入开展，为广州创造了比较宽松、开放的政治环境，党组织虽然还处于秘密状态，但许多活动可以公开进行。在这种环境中，广州各抗日党派、团体多方寻求合作抗日的渠道，如合作组建社团，共同办报、办刊，携手开展抗日宣传演出活动等。党还派出许多党员，到四战区政治部等军事部门开展工作。广东在当时被称为“统一战线的模范省”。

　　六、沦陷时期党领导的抗日斗争

　　日本军队于1938年10月12日在广东大亚湾登陆，21日攻占广州，由此开始对广州实行法西斯残暴统治，时间长达7年之久。

　　沦陷期间，日军在广州滥施暴行，疯狂镇压抗日志士，大肆烧杀、强奸、掳掠，集体屠杀的事件到处发生，惨遭强奸的老妪和幼女比比皆是；扶植、操纵伪政权，在侵略者的刺刀下先后建立了所谓“广东省治安维持委员会”、“广东省政府”、“广州市政府”，由陈耀祖任伪广东省主席，彭东原任伪广州市长，五羊城遂成为日军当道，傀儡横行的悲惨世界；大搞经济掠夺，将许多官、民营企业占为已有，实施商业与金融统制，大肆掠夺或破坏广州的经济资源；摧残中华文化，实施奴化教育；他们还在人体内进行细菌试验，等等。日军的残暴统治，对广州经济、文化、社会，造成巨大破坏，广州市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广州沦陷后，党积极参加和领导抗日武装斗争。当日军进攻广州时，中国军队在增城正果、福田等地狙击日军，给侵略军予迎头痛击。这时，党组织通过统战条件建立的、有许多党员参加的第四路军“看护干部训练班”（主任陈汝棠），派出队伍急驰增城，实施战地救护。10月20日，该班的50多名队员英勇牺牲在增城战场上，其中有的是中共党员。他们是抵抗侵略，保卫广州的第一批光荣阵亡者。

　　广州沦陷之际，增城、禺北、禺南、花县、从化等地，涌现多支抗日民众武装，起而抗击日军。党组织积极利用各种条件，对抗日民众武装实行指导和领导。禺南吴勤（大革命时的党员）所部，不久被编为“广州游击第二支队”，在党的领导下，转战于珠江三角洲一带，并在抗日中发展壮大，后来发展成为著名的珠江纵队。增城、从化、花县等地的民众武装，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抗战，其中有的被编入了党领导的东江抗日游击队，在广州郊县和东江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后来成为驰名中外的东江纵队的组成部分之一。

　　广州沦陷后，党组织撤离广州市区。1941年后，中共北江特委、粤南省委、东江游击区党委和珠江游击区党委分别派出党员，以不同身份潜入市区，建立联络站，搜集敌伪情报和从事各种抗日活动。1945年初，按省临委指示，广州市地下党成立统一的领导核心，以陈翔南为总负责人。是年5月，地下党以“东纵”、“珠纵”的名义，在市内大量印发《告广州同胞书》，对日伪统治下的广州产生了震撼性的影响。

　　抗日时期，在抗日救亡运动中脱颖而出，并在广州党组织重建时陆续入党的那批党员，绝大多数撤出广州，或从事抗日民众工作，或奔赴抗日前线，参加抗日部队。他们有的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有的按党组织的安排，参加第十二集团军“政工队”，先后加入的党员有260多人，这些人曾随所在部队参加了两次粤北会战；更多的是参加了党领导的东江、珠江抗日游击队等，坚持在敌后武装抗日。抗战后期（1944年后），撤退粤北的中大、文理学院等校，先后又有600多名学生分途、分批冲破重重险阻，投奔“东纵”等抗日部队，仅中大就有200多人，他们多数是中共党员。应当指出：“东纵”、“珠纵”的主要领导干部，相当多是广州各校的学生，如：曾生（中大学生，东纵司令员）、王作尧（燕塘军校，东纵副司令员）、杨康华（中大，东纵政治部主任）、罗范群（中大，珠江人民抗日游击队政委）、梁嘉（中大，珠纵政委）、欧初（广雅，珠纵支队长），周伯明（中大附中，珠纵参谋长）、温焯华（中大附中，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政治部主任），等等。抗战初在广州从事抗日活动的党员尹林平、林锵云、梁广、周楠等等，是全省各抗日游击区和人民武装的主要领导干部。这是广州党史、广州抗战史不应忽略重要内容之一。

　　七、“第二条战线”的开辟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接收了广州。中共重视广州，积极恢复并加强党在广州的工作。此后的5年（至1949年10月），是党在极其艰险的条件下，在广州坚持革命斗争，卓有成效地开辟“第二条战线”，迎接广州解放的5年。

　　为加强广州的工作，广州市工委于1945年10月成立（书记陈能兴）。随后，党从不同渠道派人到穗活动；并从“东纵”等部选派了一批学生回广州各院校复学，先后成立了中大总支、文理学院支部等，中大的党员有60多人。1946年初，广州市委成立（书记黄松坚）。然而，全面内战爆发（1946年6月）后，国民党进一步加强了对于广州的严厉控制，广州环境变得更为险恶，党的活动更为困难。广州市委遂于本年7月间改为特派员制（特派员钟明），主动转入荫蔽状态，实行单线联系，更为严密、有效领导地下斗争。

　　党在广州领导开展的主要工作是：一、爱国民主运动。党领导成立广州“地下学联”，团结了大批革命进步师生，地下学联的成员共有1400多人。当全国各地 “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日益高涨时，广州起而呼应，并于1947年夏形成为以中大等校学生为主体的、大规模的 “五卅一”运动。这种城市爱国民主运动，涌汇成为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第二条战线”。二、郊县武装斗争。1946年11月，党决定在广东农村恢复武装斗争，广州郊县遂建立人民武装（江北支队、禺南武工队等），后逐步发展，并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三、迎接广州解放。党组织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密切合作，并同国民党内高层人士、包括其核心层内人士建立各种联系，从事策应华南解放的秘密工作。1949年5月，广州地下党发出《解放前夕形势与任务》的指示，组织开展护厂、护校等方面的斗争，策应大军南下，迎接广州解放。

　　八、几点体会

　　广州党史是中共党史、广东党史重要而有特色的组成部分之一，是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领导广州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实现人民民主而百折不挠、英勇奋斗的光辉记录，是一部可歌可泣，催人奋发及具有重要启迪意义的历史。然而，过去有人影射过广东党是“马尔托夫式的党”，“文革”时有人制造过“广东地下党”冤案，歪曲丑化党史，打击迫害老干部。现在，有的人对广州党史还是不了解、或有这样那样的疑问，所以，我们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正确评价和积极宣传广州党史，让更多的人从历史中受到教育和鼓舞，吸取更多的有益的思想营养，振奋精神，将党的事业推向前进。

　　回顾广州党史，有几点体会：

　　第一、要勇于站在时代前列，主动肩负历史重任。这一时期，党在广州主要开展了的三项大的活动：一是国民革命，二是抗日战争，三是反蒋斗争。这是党顺应历史潮流，自觉担负反帝、反封建历史任务，坚决为民族和人民利益奋斗的体现，是党组织能成为社会进步力量的先驱者和代表者的原因所在。广州党史感人之处，在于共产党人的坚定革命信念和顽强斗志。特别是当广州革命潮流低落的时期，无论环境多么复杂，条件多么艰苦，共产党人都以无私无畏的精神忘我奋斗，真正做到不屈不挠，前赴后继。他们身处逆境，而能保持革命大节，不怕牺牲，坚持斗争。这是贯串在党史中的一种浩然正气，是党能够坚持在广州活动，并最终取得胜利的一个主要原因。

　　第二、要有务实、创新精神。党过去在广州的工作，务实的时候多，介入抽象的理论争论的情况较少。党组织比较注意从本地实际出发，妥善处理工农商学、统一战线的各种问题，顾及错综复杂的情况，比较重视发挥广州的特点和优势，使之有利于党的事业的壮大发展；广泛开展对华侨的工作，争取他们支持和参加中国革命（抗日战争时回国参加抗战的粤籍华侨有4万多人，从物质上支援北伐、抗战的不计其数）；一贯重视利用香港、澳门的特殊环境和有利条件来开展工作，使港澳成为党的活动的一个重要基地，成为“革命者的走廊”和党与海外联络的纽带；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立足于市民之中，等等。历史经验说明，只有树立务实精神、开拓精神和创新精神，才能脚踏实地，开拓工作新局面，正确引导群众前进。

　　第三、要重视发挥知识分子作用。广州党史上，知识分子人数较多，作用较突出。在建党初期入党和广州党组织重建时入党的那两批人，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广州党组织不乏大学生、留学生和各种拥有专门知识的人才。党在广州领导开展的革命文化活动（如话剧、美术）、教育工作和报刊工作等，更离不开知识分子的努力。有人认为知识分子不可靠，立场不稳，但这种说法经不起史实的检验。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是广州党组织富于活力的原因之一；为革命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这部分人不但是抗战、解放战争时期的基本骨干，而且是新中国成立后广东省、广州市及各地党组织的重要干部），是广州党组织的一大贡献。

　　第四、要加强党内教育，提高党员素质。重视办党校，省港罢工时广东区委就创办过党校，七七前后，党刚恢复活动，就在广州等地办过多期学习班。广州读书风气较好，党员读书的自觉性比较高，曾组织过许多秘密“读书会”，有的人在监狱中还坚持读书。重视革命气节教育，要求党员经得起任何考验，保持革命气节。所以说，历史上已很重视开展革命荣辱观的教育。增强党内团结，注意处理好本地、外来干部的关系，处理好影响党内团结的有关问题。还有一点，就是重视学党史，将学党史，研究和借鉴党的历史经验，作为党内教育的重要内容，并取得良好的成效。这一点，对我们也是有启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