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借鉴其他国家执政党执政经验教训，加强中共执政能力建设的意义和实质何在?

　　1、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一项根本建设。在中共的历史上，党自身的建设历来都是要根据各个时期党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来进行的。

　　在加入WTO之后，中国进一步同国际社会经济接轨，文化政治方面也要受到国外越来越大的影响。其他国家经验表明，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人均GDP达到1000至3000美元这个阶段，可能是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同时也是社会结构进一步变化、社会矛盾凸显的时期。把握好这个时期的特点，适时调整社会政，经济就会快速发展，社会就是加速进步；反之，登上这个台阶以后，在一段时间内，经济可能停滞不前，社会矛盾可能更突出，甚至加剧两极分化，造成社会震荡。这就是所谓拉美现象”。况且，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进行，由此带来的难题只会更多。所以说是“关键时期”。中国面临的是三大任务：一是推进现代化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二是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三是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是很了不起的历史任务。现在是很好的机遇期，但任务也十分艰难，国际上就很有阻力。我们想搞现代化，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国外有些势力就不舒服，说是我们一发展就威胁了它们。

　　其实，中国现在离有真正的实力来遏制一些国家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按2001年算，美国人口不到中国的1/4 ，GDP却是中国的9倍左右，人均GDP美国是中国的近40倍，日本人口是中国的1/10，GDP却是中国的3.5倍多，人均GDP日本是中国的35倍多。要讲军费开支，美国今年是4175亿美元，相当于我国的一年GDP的1/3 还多。所以，摆在中国人面前，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发展是硬道理。

　　但是，必须清醒看到，“面对着新形势新任务，党在执政能力建设方面还存在一些必须高度重视并抓紧解决的问题”。

　　什么是执政能力和执政能力建设?执政能力是共产党执掌和领导国家政权的能力，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能力，协调社会利益和动员社会力量的能力，维护国家民族根本利益、处理对外关系的能力，还应包括党的自身建设的能力。所谓执政能力建设，首先是解决各级领导干部的素质问题，其次要解决机制问题，这里关键的环节是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制度。

　　为什么要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其实质是什么?

　　世界上所有的政党都是为了获得和维持自己的执政地位，巩固权力。中共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说到底，就是为了维护和加强党的执政地位。不同在于，中共是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政党，共产党执政，是为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的。不应该只为少数人的利益服务。所以，中共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就是为了保证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进一步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

　　那么，中共在执政能力建设方面还存在些什么“必须高度重视并抓紧解决的问题”呢? 以我个人的理解和看法：

　　一些党员干部在观念上就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关于政党的观念，在一些同志那里，就存在从阶级的先锋队向阶级先锋队和民族先锋队的转变，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问题。他们唯恐同“全民党”沾上边。

　　在实际上问题也同样存在。比如在决策问题上，中共提出“三个代表”、“执政为民”，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都是很好的，说明在执政理念上有重大的发展，中国的高层总体上决策能力也是很强的，是可信赖的。但在有的时候和有的地方问题不能轻视。比如中国原有各类开发区有6015个，到今年4月份，就撤销了3763个。这就是说，60%是不该建的，决策是不对的) 不少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暴露出某些领导干部执政理念是不正确的，决策机制是有问题的，决策机制反映的是整个体制的问题。

　　再如贪污腐化问题，不能说愈演愈烈，但确实屡反屡犯，尽管中央一再表现出反腐倡廉的坚定决心和不寻常的行动(如最近人们所称的“审计风暴”)。这里暴露的是我们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还不完善、还很薄弱。

　　再如一个公平与效率的问题。这是当今世界各国都要面对的问题，是涉及执政党执政地位是否稳固、社会是否发展的问题，是对执政党的严峻考验。二者关系如何处理,这对中国执政党考验更为严峻，因为我们还不发达，发展任务十分突出，但如果不讲公平，任凭贫富差距这么发展下去，问题就严重了；而讲公平，比如实行社会保障制度不是靠空头支票，要有物质基础。

　　如何在公平与效率二者之间寻求最佳结合点、最合理的度。这也是最能体现领导能力、领导艺术、执政能力的问题。

　　2、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对执政党的执政理念、执政方略、执政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新产业革命使许多国家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突出的特点是新中国阶层加速发展，社会由“哑铃型”向“橄榄球型”转变。执政党既要努力保持自己的基本群众，又要顾及其他阶层，寻求不同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共同点。社会政治的变化还表现在大量的非政府组织的产生，对执政党如何发挥主导作用提出新的要求。信息化时代对执政党的执政方式等也提出新的要求，中国现在对网站的整顿就看到这方面的重要性和艰巨性。如何面对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挑战。国外许多执政党有不少做法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

　　近20年来，在西方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管理模式——“新公共管理. 正在逐步代替被称为“科层制”（官僚制）的管理模式。这种新管理模式强调的是一种灵活的、多文化的“治理”，而不是固定的、程序化的“统治”、“管理”，是协调而不是控制，是对话、沟通而不是只下命令、发指示，被管理者是积极参与者，而不是消极的被管理者。新的管理模式被称为“善治.，它的特点是强调法治、参与、稳定、廉洁、公正、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性、有效性。当然/ 这都是理想化，抽象化的东西，“善治”必须有“善人”，“善人”只有在被管理者选择和监督之下才会有。

　　3、苏东国家执政的共产党丧权亡党以及发展中国家一些长期执政的党（印尼的专业集团、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等）也接连丢失执政地位的教训，值得我们再下功夫，去揭示其深层次原因，吸取教训。美国等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打压、遏制，大搞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遗余力地推行其社会制度和价值观，需要我们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严肃回应。

　　总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确是一个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国家的长治久安的重大的战略课题。

　　二、认真研究和吸取国外共产党执政的经验教训，特别是苏东国家丧权亡党的教训

　　这是我们吸取国外执政党经验教训首先要关注的。因为同祖同宗出自同一模式，中国的改革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改掉苏联模式的弊端。

　　这方面的内容既包括原苏东执政党，也包括现在越老朝古的经验教训。苏东执政党也不是只有教训，没有经验。他们也曾取得巨大的历史成就，特别是苏联，还曾成为世界第二工业强国。军事上同美国平起平坐。但反而经验对于我们改革来说甚至是更为重要的。

　　苏东执政党的共产党（工人党）是怎样丧权亡党的,我概括为主要是三大优势的丧失。

　　第一是共产党原来有非常宽厚和牢靠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夺取政权靠的是工农大众，自觉站到这一边，因为他们拥护共产党的政策。因为共产党的政策反映了工农大众的利益。为什么真心实意地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共产党在剧变中被选民们甩掉了?

　　一是大权在握，不谦虚谨慎，而自以为是，又急于求成，搞“左”的政策；老百姓、干部有不同意见却被视为“异类”，进行批判、斗争、大清洗、造成大量冤案，不自觉地把群众推到自己的对立面去了。

　　二是经济上除了管理体制问题，还有决策上的错误。根源是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大跃进”不仅中国有，苏联、保加利亚等都有过。这是对社会主义建设造成破坏最大的错误之一。经济问题还有个发展观和发展模式的问题。我把苏联的发展观念和模式概括为七重七轻# 重工轻农、重重工轻轻工、重军用轻民用、重速度轻效益、重积累轻消费、重国家利益轻个人利益、重政治轻经济。苏联解体前，工农业产值比是4：1，重工和轻工之比是3/4：1/4，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军工企业分别占其企业数的1/23/4。

　　三是政治建设的方向有问题。重政治不是毫无道理。错误在于：其一、政经关系摆颠倒了，把政治看成可以决定一切，可以脱离经济基础的东西) 其二是把政治看成只是“政权”，而“政权”只是“镇压之权”；其三是政治建设的方向不对头，政治变成只是残酷的阶级斗争，不是不断地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第二个优势是有一个团结统一坚强有力的党组织。这又是怎么丧失的？列宁原来讲，给我一个组织，我就能把地球翻转过来。所以布尔什维克式的党强调铁的纪律，强调四个（ 或三个）服从，实行的是民主的集中制。但民主集中制实行的过程中变成只讲集中统一领导，民主被削弱，甚至遭到破坏。表现为，一是党内权力体系的倒置（总书记-〉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党代会），只讲前者对后者的领导，不讲其对后者负责和报告工作； 二是党内不同意见缺乏表达机制，持不同意见的少数人的民主权利得不到制度和纪律的保证；三是个人集权、个人专权、甚至个人崇拜，使民主受到践踏。霍查执政43年，消灭了11个“反党集团”，齐奥塞斯库独揽十来个全国最高职位，实行家族式统治。中共十六大说“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说得非常正确。没有党内民主就没有广大党员和干部的积极性。为什么戈氏一声宣布把党解散，1800万党员如此无动于衷*他们长期不被当成主人，只是一个服从上级的螺丝钉，这样组织怎么能有生命力和战斗力呢?

　　第三个优势，即有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的指导。这个优势的丧失一是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有的断语一用几十年，早已过时了，如资本主义总危机论、苏联民族问题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的理论等等；二是对群众进行马列主义教育采取形式主义，民众中需要用科学理论加以回答的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却得不到回答；三是在意识形态领域搞文化统制主义，用领袖的言论作为衡量各门学科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实际上是在一言堂中宣布自己的思想观点“战无不胜”。最后剧变中管理控制稍一松动，各种思潮如洪水滔天，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队伍”一下子溃不成军，不会打仗嘛。这对我们搞宣传、搞意识形态、搞媒体的的确是一个需要反复思考的教训。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方针、政策？什么样的理论队伍?

　　我们非常重视苏东的教训，许多方面做得很好，是改革开放前不可比拟的，比如党群关系问题。但我们现在还不能说完全从苏联模式的政治体制中走出来。重视从上述三个方面吸取教训，就能使中共有牢靠的执政基础，党有正确的思想理论，党组织有生机活力，越老朝古也很重视，吸取这些教训，也很重视学习中国经验。而中国也比较关注这几个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和发展的情况。他们一些做法和经验对我们也有很好的启示。

　　比如在坚持马列、使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实行理论创新方面，中共提四项基本原则，越南提“五项原则”，比我们多一条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将胡志明思想与马列并列作为党的“思想基础和行动指南”。老挝人民革命党则提“六项原则”，同越共差不多，又加上一条坚持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党内民主。古共则提三项原则，“不放弃革命原则、不放弃人民政权、不放弃为人民造福"，还把何塞·马蒂思想与马列一并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总的说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不搞多党制。

　　又如社会主义民主和党内民主问题，也有一定发展和进步。越共这方面做得比较突出。党员个人可以毛遂自荐为中委候选人，中委差额选举，选前包括最高领导人在内的候选人要公布家庭地址、电话号码、基本情况等，党员、群众可以提意见。越共建立了总书记任内述职，政治局、中委进行会议表决的制度，越老古的党把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作为民主集中制原则写入党章或决议。越共九大、古共五大前，还把大会的报告发至党内外征求意见。

　　越古老还十分注意党风廉政建设。党风根本的一条是党群关系问题。越共提出把党建成一个“源于人民，属于人民，为了人民”的党；古共提出实行群众路线的“四个一切”： 一切立足于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一切重大决定要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一切活动要由群众配合。发展党员要经群众推荐，群众口碑不好的干部不能提拔任用。越共对党员有19条“不准”，古共抓得更狠，干部道德法对国家干部有26条戒律，包括高干子女不得经商等。古共对干部用公车规定很死，建立对公车私用的专门监督机构，公车只要有空位和顺路，允许群众搭车，不得拒载。干部贪污300比索（部长月工资400比索，约20美元）就坚决予以撤职。

　　更为重要的是各党均认识到发展经济的重要性，金正日说：“没有比抓好经济更为重要的工作”了，朝鲜也开始实行了一些改革措施。但政治上显然不可能，目前也不敢放松，象朝鲜这种体制要一下子放开也是问题。能不能放开经济又不至于丧失执政地位是一个极其严重的考验。

　　越老朝古等与中国同属发展中国家，经济基础还薄弱，对改革的认识，改革发展的进程都有某些差别。但是，不改革就没有出路、不发展就没有根基，不稳定又站不住脚跟。各国均面临实践的考验。

　　三、要重视国外其他类型执政党执政的某些经验教训

　　这里说的“其他类型”主要是两种类型： 西方国家执政党和发展中国家民族民主主义政党。它们与共产党执政有何共同点呢, 一是如前述，它们同处于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时代-二是都是政党，就要争取执政和维护执政地位-三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执政党同中共面临的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程度、甚至政治文化) 尤其亚洲一些执政党）都有类似之处- 四是西方国家有两类主要政党，其中社会民主党与东方共产主义政党都属于广义的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政治派别，它们是西方左翼的政治力量，他们常常以西方社会广大民众的政治代表的身份进行活动。学习国外优秀文明成果已是多数人的共识，那么对社会民主党的执政经验教训也不能说不可借鉴了。

　　这两类政党执政有些什么主要可供我们借鉴的经验教训呢,这主要包括：

　　1、根据时代和社会发展以及自己国情，提出新的纲领和执政理念。

　　总的趋势是淡化“阶级性”，加强“全民性”、“群众性”- 淡化激进性，加强改良性； 淡化“主义”、加强政策性。

　　德国社民党135年历史，六易纲领，但基本价值观念没大变。

　　英国工党提出“第三条道路”，有的提“新中间道路”，试图在与新自由主义“嫁接” 中走出新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既注意借鉴西方民主政治，又以儒家思想为底蕴，试图融合东西方文明的各自优点。他们提出“得人心者得天下”、“有恒产者有恒心”等。

　　泰国泰爱泰党是他信1998年创立的。他提出“政策立党”，把这作为建党之本，认为党与民关系是“社会契约” 关系，人民选你，你为人民制定政策。人民是根据党的政策来投票。你的政策符合大多数人利益，你的执政地位就能巩固。泰政府建立“农村发展基金”，提出“30铢治百病”、“一乡一品”等政策口号。

　　2、以争取选民为中心，关注社会利益整合和社会公正。

　　在现代社会，执政党越来越象个社会“总管家”，它要以为全民谋利益的姿态出现，要展示一个开放、开明、宽容、合作的形象，要整合各方利益，协调各方关系，其中尤其要尽力兼顾多数中间阶层的利益诉求。

　　为此，执政党特别关注社情民意。通过各个渠道增强同选民的联系。西方有的党是“花钱买意见”，德国社民党经常委托民意机构为其作社会调研工作，作为制度政策的参考。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十分注意议员深入选民，“议员访问”、“会见选民”制度化，议员任期内要访遍自己选区里的选民。

　　新加坡搞的是“有限民主"，很注意对社会的调控，特别是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反对党难以出自己的报纸、外刊进来也受严格限制，国内媒体人员不得为外刊供稿，居民一律不能安卫星天线。

　　在注重社会利益整合中，处理民族（种族）宗教问题十分重要。这方面，马来西亚的巫统做得很有特色。马来西亚是多种族、多宗教国家。这里政党的分野是以种族为基础。巫统是民族统一机构，一直是马的主导性力量。1974年，巫统正式组建国民阵线，把各种族的党拢进来，以图消除主要政党的排他性。而巫统一党独大，建立了“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权力架构，“大党得大头，小党得小头”，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其他政党分享权力的愿望。

　　在整合社会利益、协调社会各方关系中，社会公正的原则是十分重要的。不管执政党愿望与否，不注重社会公正，执政地位就可能发生危机，甚至下台。因为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社会公正作为一般社会主义的最基本的价值观念是越来越深入人心的。即使经济发展速度很快，社会贫富悬殊总是威胁执政党地位的最重要的不稳定因素。近十年来，印度国大党和印度人民党你下我上的政情很说明这个道理。国大党单独执政45年，1996年大选被印度人民党取代，原因是根本性的社会问题—— — 贫富悬殊没解决好，10亿人口近一半生活在贫困线以下，1.5亿人住贫民窟。人民党上台，改革和发展经济成绩不错，8年来，CDP年均增长6%，特别是软件业的发展，但80%的广大民众未得实惠。2004年5月大选，选前似无悬念，结果是“泥块”打败“鼠标”，因为国大党吸取了教训，抓住了社会公正的旗子，标榜“面向穷人”，结果以148:139席胜人民党。农村选区选民支持了国大党。

　　3、廉洁维权，腐败丧权。

　　当今的世界腐败好象是一种流行恶症，被击倒的执政党不算少。意大利天民党、社会党就是在90年代初的“廉政风暴”中垮了台的；日本“五五体制”（自民党一党独大）也因腐败等原因被冲垮的。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绝对腐败绝对早晚要垮台。印尼的专业集团也执政几十年，苏哈托一家侵吞钱财在200亿美元以上，民愤极大，全国动乱，只有下台一条路。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把经济搞得不错，但腐败也“制度化”，最终也被选民抛弃。如何治理腐败成了世界性课题。新加坡、北欧一些国家搞得较好。其做法概括起来，一是制定严格法律和制度；二是建立党内外监督制度，特别是官员的财产申报和清查制度；三是高薪养廉1 四是严惩腐败不手软。

　　4、妥善处理外部事务也是重要的经验教训。

　　在全球化条件下，国际交往越来越多，国际关系也可以说越来越复杂。如何处理对外关系，对一国的发展，从而对执政党的地位能否稳固影响也越来越大。

　　处理出现重大失误就会把权丢了，亡党亡国。2004年3月西班牙马德里火车站爆炸事件，就因西执政的人民党不顾国内人民反对，贸然参加对伊战争发生的，结果执政经济业绩颇佳的人民党在大选中失败。萨达姆则因盲目自大，四处树敌，对外冒险，最后党亡国乱，自己成为阶下囚。

　　对外关系处理得当，则党兴国盛。马来西亚的巫统搞小国大外交，既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发展自己，又维护了自己的独立自尊的民族形象。德国社民党的“新东方政策”、“下跪外交”等政策和做法，使德国取得国际社会的某些信任和谅解，营造了有利于本国的国际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