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政府主义，产生于欧洲19世纪中叶，又称安那其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构成有三大理论派：一是德国的施蒂纳鼓吹的“绝对自由主义”；二是法国的蒲鲁东鼓吹的“工团主义”即“工会主义”；三是俄国的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鼓吹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是在20世纪初经法国从日本传入中国的，早期的代表人物是刘师培和刘师复等。

　　无政府主义虽然有一个笼统的共产主义目标，但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是无组织规章、无领导支配，各凭良心以相结合的①，是绝对自由的。当年一些专家学者认为，把无政府主义译为“无治主义”或“无王主义”，更为恰当。

　　据刘师复所说，无政府主义则以推翻政府及资本制度为目的，凡从事于此目的者即为无政府主义者②。因此，具有革命性质的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传播时，其言论、活动被当局视为“异端”，各时期均遭到查封和镇压；而另一方面，却为不少进步知识分子、工人等革命者接受和实践，尤其五四运动后广州工人运动的兴起，大多与无政府主义者活动密切相联，可见，当年无政府主义对中国、对广州工运影响甚大。

　　鼓吹“工团主义”，唤起劳工觉悟

　　刘师复，早年留学日本时接受无政府主义，尤其醉心克鲁泡特金鼓吹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思想，并在日参加同盟会。1905年回国，次年在广州从事反清暴力刺杀活动。

　　辛亥革命胜利后，“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①”其中不乏工人政党标榜的，如中国社会党等发动工人罢工斗争，后为军阀袁世凯镇压而终。原决心暴力革命的刘师复改弦换辙，致力无政府主义的理论研究和宣传。刘师复虽然以不做官、不当议员、不入政党自标榜，并非不问政治。他一面宣传无政府主义，以及攻击孙中山先生的一些理论，尤其是对江亢虎新成立的所谓“中国社会党”更攻击得不遗余力②。在其大量翻译出版无政府主义的著作中，有关工运书籍如《总同盟罢工》、《工人宝鉴》、《劳动》等等，数量不少，较多有针对批判、攻击“招牌工会”，反强权压迫、反东家剥削，引导工潮等等，坚持、扩大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和影响。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列强忙于战争，而对华经济入侵，无暇东顾。由于广州的外来产品一度锐减，从而造就各行业的制造厂、加工厂倍增，如雨后春笋，中国官僚资本、民营工商业得到一个黄金发展机遇。次年5月9日，一心想当皇帝的袁世凯与日签订卖国求荣的“二十一条”，举国愤怒，广州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尤为热烈，更助国货生产及工商业利润大增，就业人员从战前的不足百万激增到两百多万。

　　这正是中国资本主义原始积时期。城市的工商发展大量吸纳了来自各方的廉价劳动力，然而，工人工作时间之长、劳动强度大、工作条件恶劣、工资之低微，足见资方之残酷剥削到了令人发指人之地步，加上当年军阀割据、连年内战不断、社会混乱，工人的生活苦不堪言。

　　工人的生活状况，再度引起社会的关注。 1914年5月，刘师复在广州复刊的《民声》杂志，大篇幅介绍国际五一劳动节的故事，以此唤起劳工思想觉悟，而无政府主义者大力鼓吹“工团主义”最为劳工接受。

　　同年8月至9月，无政府主义党万国大会在伦敦召开，刘师复致函大会报告中国组织活动情况时，其中感叹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传播有 “两难”，即工人知识极低，不容易接受宣传，间有工会③，绝无政治的社会的思想，故欲激发之使能抵抗资本家，殊非易事，其难一；中国政府限制得厉害，传播事业异常棘手，其难二。大会报告中还提出号召各国工团、工党大联合④等等建议。可见，无政府主义者在国际上揭露了中国军阀统治的黑暗、资本主义残酷剥削的同时，早有实践工人运动之念。

　　1915年3月，年仅31岁的刘师复病逝，这大大削弱了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以后虽还断断续续印刷一些宣传册子，但理论建设，后继无人⑤。再者，无政府主义的宣传、活动在各地也不断遭到当局的查封和镇压。然而，穗垣有不少劳工，受刘氏无政府主义的鼓励，也就各本着自己的职业，秘密进行工人运动⑥。

　　1918年5月1日，广州时处桂系统治，无政府主义者与华侨工业联合会⑦在长堤石公祠首次举行庆祝五一劳动节活动。是日应邀者有雄球丝厂、士敏土厂、石井兵工厂、协同和机器厂、印字行、茶居、理发等多行业160余人参加。庆祝会设有演讲、节目表演和聚餐等，场面气氛团结而又热烈。当年的无政府主义者创刊的《劳动》第一卷第5号以《广州第一次劳动节纪念》为题，对此加以报道，称赞“此举诚广东空前之盛事也”。

　　茶居工会是无政府主义者成立的首家工会

　　1919年中国五四运动之后，多元的社会主义派系理论为主导而流行社会，更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不少爱国知识分子走向工农相结合道路，从而牵动广州工人运动。与此同时，原有的行头会馆也换上工会的招牌，一些资本家也利用工人办起由其控制的“工会”。此外，广州各种政治、宗教社会团体纷纷介入、扩大工界活动，意图把工人运动纳入其政治势力范围，扩大影响。

　　在这一时期，无政府主义者活动十分活跃。如1919年7月，《民风日刊》在广州创刊，其文章内容多为暴露社会黑暗、反映劳动人民疾苦，影响一时，而撰稿以梁冰弦、刘石心、区声白等后期无政府主义者为主。为推进工人运动，无政府主义者积极联络各业工人，组织工人座谈会、灌输工运知识、指导工人成立工会与东家作斗争。每年逢农历正月初七，都到广州北郊宝汉茶寮聚会、演说、唱歌，到会者达数百人之多，多是梁一余主持①。

　　据无政府主义者黄艺博回忆：当时各行业工人在接触五四运动的巨大风浪之后，自发的组织情绪，已经成熟，我们趁势鼓动，就马上出现了蓬蓬勃勃不可遏止的工会组织高潮②。1919年秋，无政府主义者在天成路成立了茶居工会，为广州首家工会。主其事有陈森、黎端、区迪等，拥有会员万余人。工会成立后，与东家协商制订工资和福利条例，在维护会员人生安全、维持失业会员生活订立措施，同时也促进该行业工人技术交流等等。工会活动经费源于三方面，一是各会员店号每月的“板面钱”即“下栏钱”；二是会费；三是广告收入。

　　茶居工会的成立，工人的一些切身利益得到体现，特别是制订维持失业员工方面所采取的措施，遂引起他行业工人的羡慕，故工人成立工会愿望迫切。之后，无政府主义者相继在藤业、理发、皮革、土木建筑等多行业成立了工会，且有一定的实力。

　　建立机器工人俱乐部

　　五四运动前后，机器制造、机修等机器行业最为吃香，入其行者趋之若鹜，因习其艺者众，故机器工人的收入逐年下降。同时，在“机器商务联益公会”③的操纵下，各机器厂的东家联手不断制订和修改行规，尽能力把工人的薪水压低和将工时延长等等，学徒受之欺压更甚，故机器工人有怨，却又无奈。

　　为发动机器行业工人与东家作斗争，梁冰弦、刘石心、区声白、黄尊生以及李德轩、朱敬等几个无政府主义的机器工人，租一活动场所（即后来的俱乐部），以利于在工人中宣传无政府工团主义，策动机器工人起来抗争。

　　1920年4月初，香港机器工人因工资低下而致函资方要求增加薪水，遭到资方拒绝，遂举行罢工，后因得到广州机器工人的支持而获胜。香港机器工人罢工胜利，大大鼓舞了广州机器工人抗争情绪，因为，广州机器工人的薪水比香港同行要低得多。

　　是年5月，无政府主义者梁一余、李占标、李德轩、陈滚滚、麦全、朱敬等人联络各厂工人，分别建立机器工人俱乐部。李德轩(协同和机器厂)、陈滚滚(均和安机器厂) 率先带领本厂工人在洲头咀、同庆四街、成立“互劳”“觉然”俱乐部。在其影响下，年底，广州20多家机器厂包括水、电、铁路、机织等大行业的机器工人分别建立了工人俱乐部。工人活动经费来自两方面，一是会费；二是向资方收取摩打（电动机）费。

　　俱乐部建立后，凡工人（学徒）遭遇不合理问题，俱乐部代表工人，以便于向资方交涉和签订劳资合约①。工人俱乐部的建立，已具备现代工会之形态，亦是广东机器工会之前身。

　　当年无政府主义者在机器工人中的活动，当事人梁冰弦有这样的描述：这七八个人，渐渐号召群工，领导进行组织工会。始而数十人，瞬而数百人，支分会遍东西江以至南洋群岛。经一年后，达数万人。“其规模在欧美也不多见”②。

　　机器工人首次大罢工到“广东机器工人维持会”成立

　　较广州其它政治派系之工团活动，唯无政府主义者活动卓有成效，而1921年上半年发动的机器工人罢工斗争影响较大。

　　是年初，在无政府主义者的组织下，广州多行业机器工人俱乐部联合一起，就机器工人工资低微、学徒遭受的不合理问题与资方之机器商务联益公会交涉，长达半年。在劳资双方谈判无果之下，机器工人于6月9日举行罢工，后经多方调停，资方妥协。这次机器工人罢工斗争，推翻了过去资方任意规定工时的做法，明确机器工人（学徒）每日9小时工作制、每周休息日，保障年例假8天等，同时，就每日最低工资、加薪问题、伤病身故及抚恤问题也作了详细的规定。

　　罢工期间，为解决罢工工人的伙食问题③以及集中斗争力量，无政府主义者领导、号召各俱乐部等实行大联合，于1921年4月成立罢工机构，即“广东机器工人（临时）维持会”，推马超俊为主任，各俱乐部则附之为基层组织。

　　广州机器工人罢工斗争的胜利，鼓舞和推动了他行业工人起来效尤，当然，这些斗争各自有得有失。但是，各行业工人组会、入会现象已普遍。一九一九年广东有二十六个工会，到一九二一年香港机器工人罢工胜利之后，使南部工人尤其是广州工人受了很大刺激，由二十六个工会增加到一百个工会了④。

　　顺便一提的是，“广东机器工人维持会”的成立，原“广东机器研究总会”⑤解体。总会会长黄焕廷组织东家于1921年10月成立了广东总工会，拥有工会最多，其下属工会大多数由行会演变而成的手工业和服务行业之组织。并成功争取“茶居工会”为力量支柱，代表资方利益，形成一方势力。之后，广东总工会试图把“维持会”收编靡下而统一广州工运，但“维持会”针锋相对，遂形成广州工人势力两大派，之后，双方摩擦、冲突不断。

　　1922年春，马超俊以劳工界代表身份跻身市参议会而脱离“维持会”，盖因投机，遂成为孙科之心腹。“维持会”被汪敬之、李德轩两人把持，即秘密进行改组，易名“广东机器工会”，这是后话。

　　创办工人刊物《劳动者》（周刊）

　　1920年下半年，粤军驱逐桂系后，陈炯明为广东省长。是年底，由无政府主义者主办的工人刊物《劳动者》在广州创刊，梁冰弦为主编，撰稿有黄凌霜、薛剑耘、傅无闷、区声白、刘石心等，发行是梁一余。创刊后得到了俄华通讯社的资助。

　　《劳动者》站在劳苦大众立场，向社会反映了广州工人牛马不如的生活现状，抨击了资本主义的罪恶，对工人阶级所受的压迫和剥削的根源作了中肯的分析的同时，指出根本改变社会制度的必要性。刊物对某些阶级调和论作了批驳，对工团主义推崇备至、并大量宣传经济主义和无政府共产主义观点等等。

　　无政府主义者主办的《劳动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一定的进步性，不失为五四时期一个向劳苦大众进行启蒙教育、通俗宣传社会主义新思潮的刊物，如当事人郑佩刚回忆所言，无政府主义集共产主义、工团主义、虚无主义等一身，在揭露批判旧社会的黑暗、腐朽和不合理、戳穿统治阶级丑恶面目方面，起过一定的作用①。正因如此，令起不少人（后人）误以为是共产党刊物，

　　是年年底，陈独秀应陈炯明邀请到广州任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期间曾一度与广州无政府主义者合作，包括创建广东共产党。因无政府主义的性质决定、也因共产国际干预，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分道扬镳。《劳动者》也失去俄华通讯社的资助，于1921年初停刊，此后，梁冰弦、区声白等耿耿于怀。这次分裂，令日后中共在大革命时期的工运统一变得曲折、艰辛。

　　开办“工人合作社”到“手工业工会”

　　1921年6月，无政府主义者莫克明、黄艺博等人在四牌楼师姑巷成立了“工人合作社”，鼓动、组织工人成立工会，与资方抗衡。“工人合作社”专门为工人组织工会起草章程、选举工人筹备会委员，替工人准备申请立案呈文、陪同工人代表到公安局办理批准手续等等。“工人合作社”工作不到半年，帮助多行业包括小行业的工人建立工会40多家，不久，这批行业工会联合成立了“手工业工会”，这又是广州较有实力之一的大工团组织。

　　此外，“工人合作社”设立一个读书会，大多是新书杂志及有关社会主义的译著，包括无政府主义的书籍，吸引一些知识界和工人参加。同时，“工人合作社”还在一些工会里设办工人补习夜班，灌输一些常识和认字补习。“洋服工会”的陈新、“机织工会”的黄澄甫、黄侠生、张瑞成等曾在“工人合作社”担任委员。

　　继“工人合作社”之后组织起来的，有由国民党人谢英伯所主办的互助社，设在惠福东路，吸收了一批已成立的工会，还组织了一些新工会，作为他的政治活动资本，也曾喧闹一时②，这也是广州又一大派工人组织形成。

　　是年广州的五一大巡行，盛况空前，社会影响甚大，皆因由无政府主义者组织发动全市各业工人停工一天参加，并得到各工会、社会团体的响应和支持所致，可见，广州无政府主义者思想在工会里已广泛传开③。

　　无政府主义之海外影响

　　无政府主义在工人中的活动，邓中夏的《职工运动简史》中说得最清楚。广东的机器总工会、理发工会、茶居工会，都是无政府主义派搞起来的④。无政府主义不但对广州工运有较大的影响，，而且在海外华侨也有一定的势力活动，以南洋、即马来半岛之新加坡、槟榔屿、吉隆坡三地最为热烈。梁冰弦、刘石心、梁一余、谭祖荫等曾到南洋机器工人中宣传无政府主义，发展工人运动。同时，粤省青年，承受刘氏学说，应聘充南洋英、荷各属地华侨学校教员，在缅甸、新加坡、爪洼、泗水等地，策划当地工人运动，聚汽车、机器、洋服、印刷、酒旅店侍役等粤籍工人，组织读书会，研读无政府主义书报。而各该地工人运动，也就相当发展，此亦为刘氏的贡献⑤。

　　上述，是广州无政府主义者在五四运动前后活动的一些片断，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之广州工运概况。

　　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新思想在中国传播，对根深蒂固的封建社会制度、思想观念是一个极大冲击。当年无政府主义之盛行，其背景因国家处于内乱、军阀割据之黑暗统治，使民众对现实怀有强烈不满和极度失望，并简单归结为政府或国家的罪恶。而无政府主义主张“无治”社会、“工团主义”等等，得到社会各界、尤其是广大劳苦大众的认同，并赢得了不少人的信仰和实践。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无政府主义倾向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中国历史状况，从而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及国民大革命时期，无政府主义者开始分化，分别投入到国、共两大阵营。广州沦陷后，无政府主义在社会的影响已销声匿迹。

　　历史发展的现实，宣布了中国无政府主义的破产。然而，当年无政府主义对中国、尤其对广州工运影响甚深。因无政府主义为国、共两党不接受，也因前人没有正视这一历史，把这时期的工会视为“招牌工会”而一概否定，把早期广州工运淡化或简单化，工运历史被扭曲。还有，国民党出于反共的需要，篡改历史，掩盖了当年与无政府主义者（工会）的对立和镇压，极力抹杀无政府主义运动，并把这时期的工人运动占为己有等等，也造成一定的混乱，这是需要澄清的。

　　（作者：广州工运史研究委员会副调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