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国革命斗争中惊天动地、波澜壮阔的一页。国共两党之间， 政治和军事方面的较量，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三大战役的胜利和北平、长沙的和平解放，光耀史册；全国大中城市汹涌澎湃的反蒋斗争，开辟了著名的"第二条战线"。1949年4月20日子夜，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4月30日解放南京,令毛泽东发出了"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感叹。

　　广州，地处国统区的大后方，是全国最早爆发内战的地区之一。1945年9月国共两党重庆谈判期间，国民党军队以"绥靖"为名，向广州外围的东江、北江、韩江、中区、南路等地区的人民抗日武装的军事进攻即已开始。1947年9月，宋子文出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后兼广州行辕主任及广东省军管区司令，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是国民党方面在战场上节节败退、预谋后路之举。1949年1月,蒋介石宣布"引退"，为加强对广州的统治，陆军总司令余汉谋及薛岳继任宋子文的军政职务。1月24日， 南京最高法院宣布设立广州分庭，2月5 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迁广州，《广东日报》奉命改名为《中央日报》，广州遂成为国民党政权盘踞大陆的最后首府。因此， 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在全国范围形势大好,胜利在望的情况下，广州形势加倍严峻。南京解放后,广州警备司令部宣布戒严，实行宵禁，成立突击队,对"严重违反戒严令者，格杀勿论",杀气腾腾，一片乌云蔽日之势。

　　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在广州地区，国共两党之间，从力量对比来看，敌强我弱不可逆转，国民党方面拥有政权、军队、法庭与舆论工具，而共产党方面仅有的只是为数不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自1946年夏开始，为避免遭受损失和破坏，基层组织也不复存在，代之以单线联系。但强者不能和胜利者划等号，在双方的较量上， 应该说国民党方面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以1947年5月为界线，共产党领导下的斗争，之前以公开的非法斗争形式罢课集会、游行示威为主。1946年"一，三0"争民主、反内战示威游行、1947年"一'七"反美抗暴示威游行、1947年"五，卅一"反迫害、反饥饿示威游行，锋芒所向直指国民党政权。之后以加强组织建设、扩大团结面，开展合法斗争为主，并迅速转向准备接管、迎接解放。中共广州地下组织，面对貌似强大的国民党政权，从来没有低估过自己的力量，从来都处于进攻的姿态。

　　回顾本时期广州第二条战线精采纷呈、高潮迭起的斗争历程，党的领导机关和众多机智坚强的共产党员，确实功不可没。他们的杰出贡献和他们的英名，值得永载史册。但是，由于当年进行的是地下斗争，全部活动均处于绝密状态，尤其是在较长的数年单线联系中，严格的秘工条例、强化的组织纪律，令组织及成员之间， 除工作关系之外，无其他联系及来往，见闻极为局限，知情人极少。为适应地下斗争的保密需要，当时也无从建立文字和人事方面的档案。建国后，全党积极投人社会改革和各项建设及政治运动，无瑕回顾这一历史,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三十年间，留下的文字资料极其有限，甚或刻意回避。时过境迁，至今不觉已过了半个世纪，亲历当年斗争的辞世者众，幸存的亦已是耄耋之年，为数甚少的访问记录和回忆文字,亦因环境的变迁而被淡忘甚或湮没。自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至1949 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长达四年的时间内，中共广州地区基层组织及成员情况， 虽为许多老同志念念不忘，也令热心的史志工作者心神向往，但详尽记载始终未能公之于世。

　　本文的写作，意图尽可能査阅和搜集现存的回忆录及口述史料，争取向健在当事人进行査对核实，对本时期中共广州地方组织及成员的情况，作较详细的记载。由于本时期中共广州市委的领导机关共有过两次变迁，故本文按领导机关沿革的时间顺序，分为三个时段进行记载。

　　一、中共广州市工委阶段(1945.9-10-1946.1 ) 

　　1945年7月，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广东区委员会成立。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在罗浮山会议上决定，成立中共广州巿工作委员会，由陈能兴、陈顿（即陈翔南），麦光(即麦任)组成。8月，增加余化（即余美庆） 为委员。10月，中共广州市工委正式成立。[1]陈能兴任书记，陈翔南负责组织工作,余美庆负责职工.运动，麦任因病未到任。这是本时期建立的第一个中共广州地方组织的领导机构。市工委成立后，联络沦陷时期在广州坚持地下斗争的党员，接收各游击区战后派入广州的党员的组织关系， 恢复各级党的组织，以党的白区工作十六字方针"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为指导思想，发动群众投身和平民主运动。

　　此前，在抗日战争期间，广州于1938 年10月21日沦陷，中共广州地方组织辖下的400余名党员匆忙撤退,广州地区党的活动处于真空状态共历两年多。1941 年初开始，在粤南省委的领导和部署下， 一批党员从港澳和珠江三角洲游击区进入广州，随后，东江、北江、西江地区也陆续派党员进入，1943年底，粤南省委书记梁广进入广州，分别联系和领导各线派入广州的党组织,直至1945年2月，才将全部关系移交给从珠三角临工委副书记岗位上调来广州的陈翔南。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后，陈翔南在中共广州市工委分工负责组织工作，实际上是他在抗日战争的最后一年中，在广东区委领导下，负责联系和领导省内各地区派往广州坚持地下抗日斗争的党员的继续。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解放战争时期内，最早在广州进行地下斗争的这一时段的党员，实际上就是抗日战争中原有的这一批党员。

　　这是一批应该备受尊敬的青年共产党人,是勇敢坚毅的爱国志士，自1941年初开始陆续进入广州，在日寇和汪伪的凶残统治下，坚持斗争近5年之久，他们的美名应永存史册。现在，据已公开发表过及一些未发表过的史料记载于下：

　　一 粤南省委线  粤南省委是在1940 年12月成立的，书记梁广，省委机关设在香港。香港于1941年12月25日沦陷后， 1942年2月，南方工委决定撤销粤南省委，成立广东省临委，梁广为省临委委员负责城市工作，他于1943年底从香港转移到广州。现在被称为粤南省委线的这一批党员，一直由梁广直接领导，约在1942 年春开始进入广州，这一批人包括：肖泛波、黎秀琼、余美庆、冯平、曾珍、何琼、何雪云、黎培之、肖芳、曾序堂[2] 、黎沛、马文義[3] 、吴虚名[4]、何婉莹、莫剑峰[5] 、司徒敏、曹慧芬[6]、谢岳[7]、叶丽卿、王群[8]、梁尚立、吴康年[9]等22人，当时进入广州最大的困难是无法立足和无以为生，梁广回忆说： "广州那时是工厂不开工，商店不开门，要想找一份职业能够维持自己的生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党是没有钱发给的，是党员养党。"这一批人中的肖泛波、余美庆、曾珍、冯平、肖芳、曾序堂等都是党内重要的负责人。肖泛波挑卖自制杏仁饼. 余美庆做过泥水工、收过破烂，曾珍打入伪法院当过录事,冯平打人伪广东妇女会当过科长，他们坚持斗争，相当困难。

　　二 东江游击区线  这一条线由后来成为广东省内规模最大的一支抗日人民武装东江纵队派人广州市的党员组成，主要任务是为部队服务，提供交通、情报，购买物资、药品等，成员有王达、王永祥[10]、陈坤[11]、麦任[12]、钟文钜、杨和、高华[13]、关婉明、许X X（父亲为黄包车厂主人）、区锦、王竹[14]、关谓梅、张竹筠、陈汉洪、陈棣琪[15]、陈友[16]、陈洪、王惠珍[17]等18人。

　　三  珠江游击区线  这条线是广州沦陷后最早进入广州坚持斗争的，因环境恶劣，难于立足，据传最早由林锵云同志亲自布置中学生崔揩权和女大学生李少华（李淑明）以求学身份进入广州。这一条线的线头先后是黄友涯[18]和郭静之[19]、郑鼎诺[20]。曾在这条线坚持斗争的党员有崔楷权[21] 、关玉英[22] 、李颖群[23]、麦棋、翁志中、小冯（邝任生妻）、肖佩芳、吴兴文[24]、麦扬、董世扬[25] 、黄少英[26]、梁圻、巢健、梁铁、王兰[27] 、徐恩、崔文光[28]等20人。这一条线在广州坚持抗日斗争时间较长，也比较活跃。1943年冬,在梁广领导下，曾联系珠江纵队拟就袭击广东大学的计划，准备活捉大汉奸汪精卫的妻子陈碧君等。李少华曾凭藉与汪精卫女儿汪文洵同学的关系出人汪家，并绘制了汪家住宅的地图，还曾带领珠纵卢德耀实地侦察。可惜后来因形势突然变化,部署的行动未能实现。

　　四  北江特委线  这条线由北江特委书记黄松坚直接领导，也是较早地在1941 年春夏间进入广州活动，主要负责人是王磊、何君侠[29] 、下面的党员有陈赞、冯光、陈风、黄莹杰、莫惠行[30]、林照民、何福和、刘玉珍、王仲华[31]、何杰、王培燊、陈长源、陈长源妻[32]、张恩乔、麦道时、何杰妻[33]、黄秀文等20人，据王磊回忆，这一条线的党员总人数约在30人左右，与现在搜集整理的名单人数基本相符。但其中王磊、陈赞、冯光均于抗战期间离开广州，他们未参与解放战争时期的地下斗争。

　　五  西江线  这样称呼这一条线，仅因为这一条线的5名党员均来自西江地区， 但现在并未查到他们与当时的西江地区党组织有组织联系。1944年，省临委书记尹林平将3位来自西江的党员张心吾、邓俊贤、苏茂芝的关系交给梁广[34]，这3人均在广州，并均已打人国民党军统特务系统，3人组成一个支部，张任书记。党内简称他们为X邓。邓的妻子宋兆真[35]也是中共党员。曾打人广东纺织厂当工人。张的妻子唐宝垣也是党员，因在三水工作暴露而撤退到广州，因此这一条线事实上有5名党员。

　　六  广东大学  当时的广东大学是广州沦陷后，汪精卫以恢复孙中山当年创办广东大学为由创办的一间大学，以原岭南大学为校址。汪精卫派亲信干儿子林汝珩为伪省教育厅长兼广东大学校长。汪的妻子陈碧君也住校督阵。当时打人广东大学以求学为名坚持地下斗争的中共党员，分别仍由自己原属的各线领导,相互之间没有组织联系。他们是珠江纵队系统的李少华(李淑明）、梁慧惺、源方舜、黄金凤、汪德简、陈秀莲[36]，东江纵队系统的祁峰、陈霖、王灿东、李焕明（以上二人为职员）及他们发展的新党员王治洪、陈展鹂[37]。北江特委系统的陈新、庄碧君、黄尉芬、刘宛枫[38] 、刘树楷、邓克达[39]、黄莹洁。以上共19人，本文写作时将他们集中记载，是为了有助于后人了解当时的情况。以上是抗日战争期间，曾在广州市坚持地下抗日斗争的中共党员名单，他们的领导人先后为梁广（省临委委员）和陈翔南（未明确职务）。东纵特派员、省委特派员余慧曾于1944年秋、1945年春节和7月，三次进入广州，联系各线党组织负责人，传达上级指示，并布置工作任务。先后和她同行的有张逸、黄惠、林彩容三位女党员。

　　以上是现在能搜集到的沦陷时期曾在广州坚持抗日地下斗争的110人名单。时隔60多年，现在来阅读这些由普通的中国姓氏组成的名单，不免显得单调平凡和枯燥，但如果深人了解内情，他们中的每一位都有过极不平凡的经历，都有着许多动人的故事。这是一个藏龙卧虎的英雄青年群体，是一群叱咤风云的爱国志士， 他们大多是抗日战争爆发初期加人组织的青年党员，是当时青年中的先进入物。例如20岁左右的女大学生李少华（后用名李淑明）原是澳门四界救灾会派出的回国服务队第五队的中共支部书记，她带领珠江纵队的军事领导人深人虎穴，竟然进入汪精卫的私宅察看地形，这是何等的胆识！又如东纵地下交通站的彭会，刚从高中毕业，他在日寇投降前夕，奉命进入有如魔窟的日本宪兵司令部，联系有意向我部队出售新式武器的日军反战同盟的人士。商谈武器的品种、数量及要价。这又是何等的义无反顾！这百余名中共党员还曾在1945年夏天的一个夜晚，在统一部署下，选择在灯火管制前的同一时刻，在全市范围散发《东江纵队、珠江纵队告广州同胞书》，试想想几大麻袋的印刷品从印刷、分装到派送，要经历多大的风险和付出多少的艰辛。这一次的统一行动，令死寂数年的广州满城风雨，给日寇以沉重打击。进入解放战争时期之初，这一批党员中的绝大多数,仍然留在广州，继续与国民党进行又一场较量，他们中也有少数人原属部队领导，因此亦有不断的来往进出。

　　自中共广州市工委建立后，除抗日战争时期原由陈翔南联系领导的一批党员仍在继续坚持斗争外，本时期最早进入广州的，是国民党"第二方面军司令部中共特支"中的一批党员。他们随司令官张发奎前来广州接受日军投降，于1945年10 月至11月，到达广州，坚持地下斗争。这个特支的前身是国民党第八集团军总司令部战地服务队中共特支，由周恩来亲自部署建立。张发奎任广州行营主任后,这个组织被习惯称为"广州行营中共特别支部"，共有8名党员。支部书记郑黎亚0939年参党〗，成员左洪涛〔1927年参党，当时任行营副官处代处长〗、杨应彬0936年参党，曾任张发奎部作战参谋）、何家槐0933年参党，曾任张发奎部秘书）、孙慎（1936年参党，音乐家、吉联抗《1939年参党，音乐家）、方兮（1938年参党）、吕璧玉（1938年参党〉，此外，尚有和这个支部有过联系的交通员高世亿、负责收党费的蒋仲仁以及曾失去组织联系的老党员吴仲禧（中将军法执行监)[40]。这是一批潜伏在敌领导核心和机要部门坚持革命斗争的老党员。他们直接受周恩来的领导，但也和广东区党委有较密切联系。广东区委派出广州负责文化统战工作的李嘉人,曾与他们有过交往。1946年6月， 左洪涛、杨应彬、郑黎亚的组织关系，由中共中央南京局转交中共广东区委[41]。1946 年夏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相继撤往上海。在周恩来作出"相机撤退"的明确指示后,左洪涛于1946年9月撤往香港，坚持到最后的是杨应彬和郑黎亚，于1947年8月撤往香港。结束了在敌人内部潜伏10年整的地下斗争。在本时期近两年的斗争中，这个支部的成员，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和地位，为党提供了大量机密情报，联络了国民党进步上层人士 ，协助他们加强联络，为进步文化团体和人士提供了有力的帮助，帮助他们免遭迫害。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为东江纵队的安全北撤，提供了重要的情报。

　　1945年11月，中共中华文化学院支部成立。这是本时期内最早成立的学校支部。支书李适存，组织委员林卧龙，宣传委员邝平，党员林奕龙、刘克洪、何达渊、陈荻波、全国民共9人。现在查明，这个支部当时不属广州市工委领导,支部的上级领导人为林华康，林华康通过该校夜校学生黄孟霑与支部联系。林华康原任北江特委组织部长，此时他已随广东区委委员黄松坚进入广州，即将出任下一届市委属下的青委书记。这个支部成立后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发动全校同学参加由中山大学学生发起的1946年1月30日广州学生"一-三0争民主、反内战示威游行"。支部较好地完成了这个任务，中华文化学院的队伍成为除中山大学外的一支重要的主力。其他大学因学校行政当局的阻挠，很多都未能组织队伍，仅为少数学生自动参加。

　　据黄友涯《1945年6月至1946年2 月广州番禺顺德武装党组织概况》手稿记载,他所在的珠江纵队第二支队因主力为建立五岑抗日根据地撤出，他留原地坚持斗争。抗日战争胜利后，陈翔南持珠江纵队司令员林锵云介绍信前去接洽，留守部队及党组织转由广州市工委领导。他直领联系的党员有：番顺武装党的负责人谭颂华及下属谭卓贤、冯志谦、陈智明、梁瑛、卫民、苏民哲、梁木带；番禺土华的梁陈华;梁铁及由她联系的巢健、崔嘉玲、陈家碧、吴星涛。黄友涯并述及当时番禺地方党员负责人为周锦照。据陈翔南回忆，周锦照亦由市工委负责领导,顺德的十多名党员也由周锦照联系。这一批名单现在能査找到的有郑鼎诺、吴志强（越华中学学生)二人。其余的可能即陈汉华回忆录中的十余人。将在下节亦以记载,这一条线除珠纵线已记载的外，共14人[42]。

　　这一届广州市工委存在的时间为1945年10月至1946年1月，前后共约4 个月左右。这4个月实际上是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交接点，全省各地因城市开展和平民主运动的需要，陆续有党员调入广州。但他们的组织关系,或者仍留原组织系统，或者仍在秘密辗转交接中，现在很难辨别准确时间，因此在这次收集整理工作中，仅能确认抗日战争中留下的110 人，广州行营特支10人，中华文化学院9 人，番顺地区14人，共143人，其余的只能统一放在下一节予以记载和介绍。据陈能兴和陈翔南回忆,这一届市工委的工作重点，主要是调整组织，建立支部、接收和恢复关系，继续为部队服务，力求打好基础,站稳脚跟，准备斗争。

　　二  中共广州市委阶段（1946.2-1946.7-8） 

　　针对国民党当局调集大批军队不断进攻广东抗日根据地的严重形势，中共中央指示广东区委坚持自卫斗争和加强城市工作。1945年9月，区委决定将城市工作部改为城市工作委员会，由梁广、连贯、饶彰风负责。还决定"可能回城市的干部，都派到城市去"。从东江、北江、韩江抽调一批干部进入广州，充实党组织的力量，1946年1月底，区委决定撤销广州市工委，2月成立中共广州市委员会。市委会由5人组成：书记黄松坚，副书记谢永宽，委员会陈翔南（负责组织工作）、余美庆（负责职工运动）、饶华（即饶东，负责宣传工作)。下设工作机构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林华康,副书记吴震乾、林铭勋。这一届市委存在的时间到1946年7月至8月间， (全国内战于6月28日全面爆发）得以进行工作的时间为半年整，因为这一时段的工作内容以争取和平民主，坚持自卫斗争为主，工作重点是城市的和平民主运动， 学校工作相对比较突出，不少党员从省内各地以复学名义进入校园，建立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现在能查找到的，亦主要是学校方面的材料。

　　市委成立后，首先建立了党员人数最多的中山大学总支。总支书记罗湘林,宣传委员廖建祥，组织委员罗柏元〖廖茅〉。总支下设文学院支部，支书梁天培，副支书周辉。法学院支部，支书雷毓彬,支委张善儒、汪应昌。师范学院支部，支书曾进添(方萌）。理、工、农学院建立小组，医学院不在石牌校园内，个别党员由市委直接联系。总支所辖党员，据3位支委1989年发表的署名回忆录为62人〈回忆录共发表3 次的总人数、据九十年代的调査，实际人数为105人,名单如下：总支7人：总支成员罗湘林、廖建祥、罗柏元。教师刘渠、符罗飞、卓炯、覃正光。文学院支部21人:梁天培、周辉、刘筠秀、吴蘅芳、潘佛章、余啟

　　勋、林纾贤（林丹、关照禧、刘兰天（刘宾）、刘时熙（王康〉、陈海仪、杨东昌、林谷、黄菘华、唐北雁、陈梓桥、蒋惠仪、徐庆贤（丹华）、陈冠铨、林辉钊（林若、何之光。法学院支部21人:雷毓彬、张善儒(张文藻）、何锡权（何锡全）、陈连珂（陈国安）、肖曙华、杨世英、沈辉（林岗〗、李士铮、朱引龙（石础、罗彦群、肖俊琳、何超、黎绍裘、陈湘安、彭厚望、张卓寰、蔡智常、梁耀端、吴道岐、汪应昌（汪梅森）、周玉珍。师院支部16人：曾进添(方萌〉、张韶（张筱芬）、陈珍华（陈君明）、陈从远（陈康〉、杨东桥（杨山）、熊东祥（熊燎）、陈琼裙（逸之、陈遐瓒、刘碧霞（刘碧）、林正吾、董丽庄、何国霑、陈啟（陈仁恕）、罗宏天、张昌仁、罗万明。工学院11人：胡泽群、施泽霖、邓乃炯、邓克流、孔召棠（孔刚）、陈汉威、姚泽华、朱舜韶、赖奕辉、曾传鎏,陈璋。农学院5人:胡福群、邓锡勋(邓强、陈甲寰、梁慧惺、甘涤垣（甘力〕。理工学院3人：曾日东（曾东、许俊杰（张弓）、赵力田。未查明院系8人:张伯刚、叶剑峰（叶扬〉、张X X、陈传流、张苍浩、罗汉基、许华、陈惠宜。组织关系未转人中山大学者9人:诸幼慧(诸桦〗、黄新娥、李明宗、邓其炎、涂先求、区炜、何辛、张伟贤、张运贤。中大附中3人:黄凡元、王杏文、祁九如（何值〉。在这一时段中，中山大学仅发展新党员1人，由陈连珂（陈国安)介绍杨克入党（1946年3月）。以上中山大学系统，共有党员105人。[43]

　　随后成立的是文理学院党支部，成立时间在1946年上学期初，由郑彦文任支部书记，共有党员15人。他们是：梁棟生、李秋英、罗杰林、刘玉珍、彭育祥，尹叶芝、吴庆荣、余先麟、梁绍魏、卢积仁、黄梅初、黄莹洁。支部成立后，1946年上半年发展新党员王怀勋、杨茵芬。

　　法商学院由抗战时期内迁信宜的广东省立勦勤商学院扩建改名，反动势力一贯占上风，校内中共党员人数较少，本时期成立党小组，康慧英任小组长。组内有党员伍振威、冯宗基、罗锦清、梁光煊共5 人。以党员为骨干，后来成立了进步组织"学习壁报社"，带领同学参加了广州1946 年2月19日举行的"迎孙"斗争。

　　在教会学校岭南大学,此时期仅有党员伍子高一人。

　　这一时段内，广州各中学均未建立基层组织，除中大附中有中共党员3人（已计人中大）外，侨二师录取的春三班新生中，有中共党员李颖群一名。[44]

　　小学系统，也有一批党员在活动，主要由青委林铭勋负责联系，下辖市二小的李淑明、惠福路禺山市继梅小学的陈健梅以及许明、汪逊华、周逊、梁森、邓宝珠、赖阳共8人[45]。在广东纺织厂,有一位女党员司徒敏，她是为数不多的工人党员之一[46]。

　　1946年2月市委成立时，正值广州和平民主运动的高潮阶段。中共广东区委派李嘉人到广州，负责领导文化统战方面的工作，在李嘉人的领导下，以黄焕秋为主要助手，联系了一批从事文化统战工作的党员，他们的组织关系未交给广州市委， 另外作为一个系统，投入和平民主运动。黄焕秋当时任职于广东省民众教育馆为掩护进行工作，据他的回忆，当时经他联系的有：1937年夏加入中共，曾任中山大学附中党支部首任书记的温盛湘、负责联系著名民主人士李济深的李镇靖、著名作家周钢鸣和陈残云以及当时负责图书出版工作的吴仲（他又联系着董世杨〉、殷肇、陆一清、李文浩、容洁英、谢文思、张白萍以及谢一峰、廖建祥、吴华胥、吴逸民、邓邦俊、吕白阳、廖X X 。此外他和左洪涛、工波以及失去组织关系的吴荻舟也有联系。另据余慧回忆，她曾将赵元浩的组织关系转交给李嘉人。据谢永宽回忆,陈健亦可能是李嘉人领导下的负责人。这样，这一条线下的党员共有23人[47]。这一条线的活动，过去未有过文字记载。此次由91岁高龄的黄焕秋同志亲笔提供回忆录。

　　这一时段中,广州的政治文化生活中还有一件应予记载的大事，即当时名为剧宣七队和剧宣五队的两支文艺队伍先后于1946年2月23日和4月10日到达广州。这两支队伍的前身,是周恩来于1938 年在武汉亲自组建的抗日演剧宣传队，此时因抵制去反共前线打内战，经左洪涛做张发奎的工作，同意两队调来广州，隶属广州行营。五队和七队到达广州后，进行了数次大型文艺演出，宣传和平民主，对广州的政治气氛,产生很大的影响。但与此同时，都遭到官方的压制，第一场音乐会演出后，次日即遭禁演。对两队人员的政治迫害也日渐升级，经左洪涛设法秘密向周恩来请示，周指示"相机撤退"，两队遂在左洪涛的帮助下，经张发奎批准集体复员。这两支队伍均没有建立党的基层组织，但都有中共党员在队内坚持斗争。五队有工波，黄力工。七队有胡振表、张琢， 七队队长吴荻舟是1930年1月人党的党员，副队长徐洗尘是1938年10月人党的党员，此时均失去组织联系。但均在周恩来同志的亲自安排下领导剧队的工作。1946年7月两队复员后，大部分队员撤往香港，在中共香港工委领导下，组建中国歌舞剧艺社，前往南洋进行文化宣传和演出。远征南洋前夕在夏衍和冯乃超的亲自参与下，发展郑达、齐闻韶、徐洗尘、史进、潘予、林宗熹入党。六人均在五、七队工作时，受到党的教育培养，并经历过斗争的考验[48]。此次查对这一段历史，令86岁高龄的林宗嘉感叹不己，他说："这是六十年前的事了 ， 没想到还有人恼记着。"据他的回忆，七队的王莘农、叶霖、韩震博当时都应为中共党员，但现在查不到有关的文字记载。

　　这一时段是广州党员人数最多的时段，广东区委曾作出指示：可能回城市的干部，都派到城市去，开展群众性的和平民主运动。故各地区都尽可能抽调党员派往广州，以求学和求职的方式取得合法身份。1942年5月因"粤北事件"广东省委被破坏,党组织停止活动而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也纷纷来到广州，寻找组织。据当时任市委副书记的谢永宽回忆，经他审査批准恢复关系的有涂夫、伍兆辉、张莜芬、余遂平等，他并安排苏秉鉴和林西平出版了杂志《十日谈》。在他的记忆里，余美庆领导下，还有一批印刷工人党员，据八十年代樊玉泉提供的资料，这一批党员是：建国日报社的樊剑智、黄炳、关炳淳、谢剑映、报业工会的赵昌、中山日报社的卖X X共6人[49]。

　　1946年6月，东纵北撤前后，更有不少未能北撤的人员，被安置去各地或自谋生路前来广州或过境，人数众多且系统繁杂，具体人数及姓名，现在已难于查找。中共广州市委党研究室保存着一份题为《珠江激浪》的未发表过的回忆录，由珠江纵队东三独立大队的老战士陈汉华亲笔书写，他回忆在抗日战争中，他们一支队伍在高山密林的烽火硝烟中，正准备与兄弟部队会师时，突然接到上级指示，说日寇已投降，国共已签停战协定，他们队伍中的七位党员中的五位因已公开暴露政治身份，不能继续留在当地活动，当即解下了身上的手枪和手榴弹交给留下坚持斗争的战友，按组织指定的路线来到广州西湖路流水井一位党员家中。经谢永宽同志(时任巿委副书记)接见后，由周锦照（当时负责联系番禺、顺德地区的地下党员〕安排，先后在广州市郊土华、顺德桂洲、禺东石牌教书，1947年5月，调广州黄埔沙浦村，仍以教师为职业，坚持地下斗争至广州解放。据他的回忆，在这一段经历中， 与他有过工作关系的中共党员，由珠纵同到广州的有陈汉华、张皎如、李曼辉、石培坤、陈仁畿共5人。在土华村共事的有^ 芬、张盘石、张竹筠、张月嫦、伍子平、梁维德(梁陈华)共6人。在顺德桂洲,有林科、郑英、徐觉3人。后经徐幽明、伍子柏2的关系，才调往广州黄埔。加上他刚到广州时逗留的地下联络站利华商店里的谭煦、谭东然，以上与他有过联系的党员共达18人之多，由此例可以看到：当时曾进入广州的中共党员，人数确实不少[50]。

　　这一时段中，前届市工委时段留下的143人，仍在不同岗位斗争。树段据以上不完全的200人,两共343人。

　　1946年3月20日，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尹林平在向中央作《关于广东军队和党组织情况报告》中写道："城市部直属广州百多人，属市委领导外县百余人，……最近队伍疏散去的还未算在内，保持原来关系还未拨交市委，及连贯的系统另外约有四百人，但这都算在各地及队伍中党。" (原文如此)。尹林平作此报告的时间，是本时段开始之际，本文现在收集的名录343人(不包括市委所属外县的党员)，与尹林平报告〔此报告刊载于《广州革命历史文件集甲56》)的数字相去不远。

　　[1]《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组织史资料(上)》中央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367页。 

　　[2]以上10人，引自《沦陷时期广州人民的抗日斗争》，中共广州市委党史办公室1985年版第5页，梁广《沦陷时期广州地下工作片断》。 

　　[3]以上2人引自同上书第51页肖泛波回忆录。

　　[4]引自同上书第55页余美庆回忆录。 

　　[5]以上2人引自同上书第59页何琼回忆录。

　　[6]以上2人引自同上书第166页宋兆真回忆录。

　　[7]同上书第196页

　　[8]以上2人见(广州党史资料〉第22期第18页。

　　[9]以上2人据余美庆自述,未刊稿。

　　[10]以上2人据〈广州党史资料》第22期第18页。

　　[11]据〈沦陷时期广州人民的抗日斗争》第8页，梁广回忆录。

　　[12]同上书第11页，陈翔南回忆录。

　　[13]同上书第19页，余慧回忆录。 

　　[14]同上书第24、25、26页，麦任回忆录。

　　[15]同上书第67、68、69页，钟达明回忆录。 

　　[16]同上书第159页。 

　　[17]《广州党史资料》第22期第19页，第7页。

　　[18]《沦陷时期广州人民的抗日斗争》第111页。

　　[19]同上书第11页。

　　[20]同上书第82页。 

　　[21]同上书第8页。

　　[22]同上书第113页。

　　[23]同上书第15页。

　　[24]以上5人同上书第82页。

　　[25]以上2人同上书88页。

　　[26]同上书第114页。

　　[27]同上书第117页。

　　[28]以上2人同上书第155页。

　　[29]以上2人同上书第31、32页。

　　[30]以上5人同上书第33-36页。

　　[31]以上5人同上书第39-42页。

　　[32]以上4人同上书第45-46页。

　　[33]以上2人同上书第65-68页。

　　[34]见同上书第7页。

　　[35]见同上书第164页。

　　[36]见同上书第155页。

　　[37]见同上书第131页。

　　[38]见同上书第155页、第41页。

　　[39]见同上书第31-35页。

　　[40] 《特支十年》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165页。

　　[41] 《南天艺华录》广东省委党史室1989年版第12页。

　　[42]据李适存回忆，原件存中山大学档案馆,黄友涯手稿存市委党史研究室。 

　　[43]《广东党史资料》第31辑第64~66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44]《广州党史季刊》2001年第1期第10页。

　　[45]由许明提供材料。

　　[46]《沦陷时期广州人民的抗日斗争》第166页。 

　　[47]《访问黄焕秋同志记录》(未刊稿)。

　　[48]《国门内外写春秋》第280页；《南天艺华录》第11页、《吴荻舟》第37页。以上三书均由中共广东省委党史室出版。 

　　[49]《广州党史资料》第12期第3页，樊玉泉提供的名单，存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50]陈汉华回忆录《珠江激浪》（未刊稿）原件存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三、中共广州市委特派员制阶段(1946.7 ~ 1949.10) 

　　1946年6月下旬，国民党反动派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相继向其他解放区开展大规模的进攻，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6月30日，广东人民抗日武装东江纵队（含珠江纵队、韩江纵队、南路部队、粵中部队)离开广东北撤山东。广东的政治军事形势激变，敌我力量对比更趋悬殊。中共中央南京局属下的广东区委为适应形势的变化，决定撤销广州市委，广州党组织实行特派员制。原有的基层组织，总支、支部及小组均不再活动，党组织的活动改为单线联系。最先决定派出吴有恒任广州特派员，据《中共广东省组织史资料》记载，"因吴有恒在广州无法立足，即撤冋香港，遂改派钟明负责广州丁作。"钟明任广州市特派员，自1946年7月始，至1949 年10月广州解放止。在这一时段中，1946 年7月至1947年5月，隶属广东区委城委领导。1947年5月至1949年5月，隶属中共中央香港分局辖下的香港城工委领导。1948年8月，钟明被调任香港城工委副书记，但仍兼任广州党组织的特派员。[1]

　　特派员钟明负责全面领导工作,下面设三条线，分工负责各方面工作。实行纵深配备，单线联系。三条线的情况如下：陈翔南线，负责学运和妇女工作0946年11 月他被调离赴香港工作，1948年7月重返广州）；余美庆线，负责工运、城市贫民和近郊农村方面的工作；李国霖线，负责联系国民党机关和中小学教师中的党员（李国霖1947年冬到任）。以上只是大致上的分丁，因过去的组织关系和地域远近等原因,其中亦有交叉和变异。陈翔南去港期间，钟明联系过学生方面的党员。钟明1948年8月调任香港分局城工委副书记， 往返于港穗之间这一时段,钟明不在广州时，市委决定由陈翔南负责召集碰头会， 协调广州各线工作。

　　据钟明回忆，他到任的时候，广州形势之严峻，非同寻常。广东区委最初派来的吴有恒，到穗仅数天，在街上碰到一位老同学，这在当时就视为是暴露了 ，无法立足，因此马上撤回香港。钟明到任后采取了绝对隐蔽的措施，即算去香港，也不参加会议，不与老同志老战友见面，以保安全。他回忆在他到任前，广州党即已开始陆续撤退，他到任后，主要也是搞撤退， "外线转来的巳暴露的党员我们一个也不接受，一直到1946年底才把组织稳定下来。飞946年5月调人广州负责领导广州郊一区（番禺西部、南海、三水、顺德等县）的王炎光回忆当时的情况说："46年下半年发生全面内战，形势大变。……黄松坚时期是大批人从农村进入城市，钟明时期是大批人从城市转到农村。"以中山大学为例，市委时期有总支和支部，党员人数达105人。大撤退后改为以胡泽群为线头的单线联系，留下党员27人,仅占学生总人数3518人的0.76%。。从现在已掌握的材料进行分析，市工委及市委时段，即从抗日战争胜利开始至1946年7月为止的一年中，在广州参与和平民主斗争的大部分中共党员,均撤出广州，转往省内其他地区。特派员制时段起于1946年7月，至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为止，计三年零两个月。这个时段中的1946年下半年, 主要布置撤退，稳定组织，自1947年开始，重新组织对敌斗争，以公开的合法斗争形式为主，如1947年1月7日的反美游行，1947年5月31日的反饥饿反内战示威大游行等。对这一时段的情况，钟明曾作如下的回忆："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妄图消灭革命力量的关键时刻，坚决把所有暴露的成员撤退转移，切断敌人追踪破坏的线索，把组织隐蔽下来，取得时间，部署重新发展；组织上采取单线联系、纵深配备的原则；明确依靠和配合解放大军解放广州的观点，立足于放手发动群众，生长有生力量，充分利用全国有利形势，酝酿组织对敌斗争，不打无准备之仗， 每战力求必胜，每次胜利生长一批力量， 扩展一批阵地。运用港澳和游击区回旋余地，及时撤退在斗争中暴露的积极分子， 支援游击战争，贮备训练后备力量，待机配合解放军解放广州。” [2]1947年5月23 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提出要灵活地运用斗争策略，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既区别又结合，使群众斗争沿着发展蒋管区第二条战线的方向前进[3]。按中央指示精神，广州在1947 年的"五卅一"示威游行之后相对地以组织合法斗争形式为主开展工作。

　　单线联系、纵深配备形式下的党员分布情况，学校系统的情况如下：

　　中山大学:共增加党员59人，其中发展新党员52人:俞仲达、蔡劲光、陈慎旃、刘成器、杨泰芳、林广英、陈元泰、沈振元、彭克扔、潘绍雄、胡兆瑞、周修文、严子颖、林振环、关燕如、吕式根、张锦培、黄建树、钟貽荪、陈宝玲、邹愉新、赖大让、潘明丽、曾松浪、张寇康、蒋埙、张志诚、陈承义、李绍膺、潘毅生、李正寰、邓明华、林木、方郭良、李灏、黄国寰、李恩迈、叶万统、陈奎昌、陈烈、张承衮、钟子芳、黄维中、何礼荣、李上林、周国昭、赖汉广、梁瑞琛、胡大均、李卓儒、吴志道、张翼。外地转入党员5 人，李伯天、杭雄文、司徒梅芳、霍颖常、伍绮贞。附中转人党员1人：张惠珍（张若子）。发展党员1人，江宗X。

　　中华文化学院：调人及发展党员共21 人：李海岳、沈潜、刘洁莹、源子华、谢震、罔东、杨宝莲、张桦、凌扬、刘造华、徐航、陈雪贞、陈浦、崔耀钟、李子德、王培燊、钟可、(允之)林展凌、源志坚、谢锦波、李仲。

　　文理学院：发展党员19人：曾鹜珠、谢婉仪、陈培玉、覃铿泉、李明权、谢学宏、钟锦全、吴懿端、许平安、罗声、李广铸、赵维汉、凌扬澄、张汉良、谭国泰、刘尚镇、方瑞莲、杨芷芬、潘辉。

　　法商学院:调人及发展党员共21人： 刘树揩、吴梅初、钱涤笙、谢祝全、王靖中、吴锡康、李毓群、张绰善、丘秀瑶、方井生、周林、庄碧君、谢根畅、谢日平、邓景墀、陈官渡、柯财、吴耀华、胡伟川、黄宪、邓静玲。

　　国民大学：1946年秋，地下党派唐北雁(他受广州市郊一区地下党周健夫领导）来校接收抗日战争中人党的吴锦概、谢乾双、吴瑞泮的组织关系。1947年初建立党支部，吴锦概任支书。谢乾双任组织委员，吴瑞泮任宣传委员（注:这一记载与单线联系的组织形式有矛盾，可能因为郊一区当时不受广州市特派员管辖？。发展党员周俊豪、吴作舟、胡秉明、朱彩英、朱天赐、甄文宇、吴炳堂、莫日芳、唐意嫒、赖汉光、林奎光、梁沙零、罗圣纶、李焕明、张盘石、黄维金、黄明、何栻军、冯芷、冯梅辉、钟华、黄存兰、刘利民、陈宜景、谢根畅、朱士进，以上共29人。

　　广州大学3人:岑明锦、陈广华、伍辉。

　　岭南大学:发展党员黄志坚、黄淑暖、金应熙、吕宝琅、蔡耘耕、卢永根、叶受能、何宪钦、黄金凤、盘莜鑫共10人。

　　省艺专12人:李毅、李清达、李清坚、潘楚轻、钟自勉、袁建修 、袁修敏、李小文、钟淑颖、游灵韵、成崇仕、刘明秀。

　　市艺专4人；张连品、叶平万、王素徽、符罗飞教授。

　　省海专2人：调入谭有衡〈1945年在阳江入党），发展潘宪仪。

　　各中学内的中共党员，大部分由李国霖线负责联系，多为教师党员。中大附中： 黄杏文（已计入上时段中大内）。执信中学:潘佛章(已计入上时段中大内)、陈悦、李晖、黄月芳、张清媛。市立师范:虞泽甫。中正中学:黄国祥、张源、朱泽友、潘濂。知用中学:黄永湛、黄凤英。广雅中学：邵元堃。华南中学:吴耀初。广东中学:陈焯岳。侨二师：肖慧平、李颖群、韩庚元、黄桂林、严锦元、林仙凤、郑惠凤、郑秉秀。佛山音专:黎文。以上共23人[4]。

　　小学中的中共党员较少，也都由李国霖线联系。广中路小学：郑英伟、刘坚（二人先后任校长〉、张建高、陈梓桥。其他小学：邓培新、钟泳娴、钟淑颖、李玉、何理明。以上共9人[5]。

　　以上学校系统，共有党员202人。

　　特派员领导下的三条线，情况如下。

　　陈翔南线：陈翔南曾在1984年9月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召开的座谈会上，回顾了市工委时期他接受的一些党员关系，因这一批党员的绝大部分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均在广州坚持斗争，他们中的许多人，下面又分别联系着一批党员，现在集中介绍如下。陈翔南直接联系的有：麦任、曾珍、郭静之、冯新、汪梅、李建森、黄云耀、陈顺燕、谢相庆、胡复群、钟克宗、曾序堂、何君侠、黄友涯、梁铁、高天柱、周锦照、朱赞林，以上共18人。据何君侠回忆，经他联系过的党员有：赵式健[6]（自来水厂）、刘安毅（税局）、何瑞、黎耀能（烟厂）、何琼玉〈警察局〉、王培燊、陈慕静〖兴华中学）、黄少英（省银行）、邓俊贤（国民党军统）、李卓云（国民党军统〉、宋兆真（纺织厂）、王俊生、王俊生妻、区元枢〔打人军统、保安团政训室主任）、岑冰薇、余道平(善后救济总署）、伍少辉（德宣警察分局）、余炳登（德宣警察分局）、黄梅仙、张惠亮（行营秘书科、朱钟昌（财厅〉、黄XX （电话局）、何琼（交通站）、陈荻波(教师)、冯宗定（粤商报）、邓维亚（柴栏）、曾序堂、张基、梁尚任（梁培基药厂）、徐恩、陈友（东莞国术团）以上共31人[7]。他亲笔书写的冋忆录,现存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另据何志桥、吴家骥共撰的回忆录中记载，当时在开明书店工作的吴志桥，直属陈翔南领导[8]，故以上这一条线共有党员50人。

　　余美庆线：据余美庆的冋忆，他联系过的党员有：肖泛波、何澄宇、肖芳、冯容芷、郑志文、何雪云、梁尚立、梁X X 、吴康年、区锦、陈有、何杰、陈霖、黎沛能、黄光夫、温坚（由香港派回）。据原国民大学学生吴炳堂自述，他于1949年初大学毕业后，由余美庆、陈霖介绍入党（陈霖有回忆录予以证实〉。以上共17人。据肖泛波回忆，他联系过的党员有：李秀峰、邝辉、何礼娴、何东流、黎全、黎沛。何君侠回忆,黎秀琼、马文義、亦由肖泛波联系。以上共8人。何澄宇下面联系的有:王寿祺(黄沙丁务段人容右剑（南绍机修厂）、李焜（省工路局）、陈有（搬运工人）、林洽（侨二师学生）、周树中（小学老师、以上共6人。据肖芳的回忆，她联系过的党员有:王爱莲、李瑞庆（女青年会、陈为敏（医院）、何婉莹（万善小学） 、林展凌、陈风锦、黄群、何琼玉（警察局户籍），以上共8人，这一条线共有党员39人[9]。

　　李国霖线：李国霖回忆说：他的这一条线主要联系国民党政权机关中和中小学中的党员，教师党员主要由他自己和潘佛章联系。国民党政权中的党员主要由王达负责联系。王达在座谈会上回忆，他联系过打人敌广州行营政治部任中校秘书， 后更进入特情处的陈超和他的妻子冯容生。多次转送过重要情报。也联系过打人市警察局户籍科的黄梅仙和德宣警察分局的伍辉夫妇。此外还联系过打入民政厅的李焕民、天河机场的杨焕尧及陈国勋等人。李国霖本人联系过的中小学教师,前面已有记载,除教师外，他联系过廖赵文、何理明、魏德华、黄素心。潘佛章下面则联系过张慰书、李海慧、李焕泉、周加林、陈悦、罗志文。这一条线共有党员16人(潘佛章、陈悦巳计人中学部分，此处未重复）。当时的组织纪律是十分严格的，联系方式也是绝对保密，当时陈翔南、余美庆、李国霖三人同为大线负责人，但据李国霖回忆，他仅知道余美庆的住址，却与陈翔南互不联系。有一次陈超得到国民党特务企图逮捕中大学生运动领袖的情报后,他立即把这一重要情报通知王达，王达转知李国霖，李国霖急告余美庆，再由余美庆告知陈翔南，陈翔南这才向中山大学党员作出撤退部署，使敌人的搜捕未能得逞。这一条线的党员陈悦，于1949年10月1 日上午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他严守党的秘密,英勇牺牲于广州解放前夕。关于他的牺牲，李国霖回忆道："因一个在国民党机关内办事的南路同事出卖了他，被逮捕， 最后牺牲。这个同志在牺牲时表现很英勇。"[10]

　　除以上3条大线外，特派员钟明亲自联系的有3条小线，即海关线、妇女线、涉外机关线。海关线共有党员9人:黄戾贵、程逸岩、张家栋、陈康羡、陈弘仁、曾保棠(以上广州海关）、李欧平、梅振荣（以上江门海关）、李国安(深圳海关)[11]。妇女线共有党员4人：关景霞、孔庆余、杨瑾英、冯树棠[12]。涉外机关线这个名称是九十年代撰写《中共广州地方史》时，经钟明考虑后采用的。钟明过去在谈话中称之为画家线。并说他能忆及的有画家黄志坚一人。下面还间接联系着少数人，姓名已无法忆及，当时称之为涉外，可能主要指这条线负责向港澳及国外进行一些文化方面的宣传之故。这3条小线，现在能搜集整理的名单，共14人。这3条小线之外，钟明还曾回忆过，大学教授方面也曾有过一条线，他曾亲自联系过刘渠一段时间。

　　据以上的记载，特派员时段学校系统共增加党员202人,大部分为新发展的党员，少数由省内外调人。陈翔南大线共有党员50人；余美庆大线共有党员39人； 李国霖大线共有党员16人（学校系统的巳计入学校方面）。钟明的3条小线共有党员14名。这一时段增加的党员总人数为321人。

　　四、结束语 

　　解放战争时期迄今已逾半个多世纪， 试图记载这一段当年没有留下文字档案的历史，虽然难度很大，但却是专业的地方党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幸喜建国后，相当一部分老同志留下了回忆录,上世纪八十年代党史部门又召开了一系列专题座谈会，当年的市委副书记，九十高龄的谢永宽同志也仍健在，这都为进行这一工作提供了可能。

　　1946年的市工委时段，现在保存着"沦陷时期广州党史座谈会"的记录。梁广、陈能兴、陈翔南等到会，陈翔南作为两个不同历史时期交接的重要领导人，对当年的情况作了较详细的回忆，是记载这一时段历史的重要依据。1946年上半年的市委时段，现在可供査对的有1983年对市委副书记谢永宽的访谈记录，概括地勾勒了当时的组织状况，也涉及一些具体材料。1946年秋至广州解放的特派员时段， 长达3年多。现存有"解放战争时期广州党史座谈会"（1983年11月召开）的记录可供查证。廖建祥、王达、肖泛波、何澄宇、潘佛章、肖芳等并在会上介绍他们的所联系的党员情况。此外，尚有部分老同志留下了回忆录,也是记载这一段历史的重要而可靠的依据。

　　本文依据以上材料，进行査对梳理， 在遇到疑难时，向健在的老同志进行访问核实，共收集到:市工委时段，党员总人数143人名录。市委时段增加200人名录。经过1946年夏内战爆发后的大撤退，特派员时段党员人数321人名录。剔除人物在不同时段的重复出现（25人）,据本文的统计，整个解放战争时期，曾在广州从事地下斗争的中共党员共639人。我们只能期望这个统计数字，比较地接近准确，因为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组织的变迁和成员的流动极为频繁，联系线索千丝万缕并且不断变换，半个世纪后的记忆，也难免有误。因此，遗漏肯定存在，虽力求避免.但错载亦在所难免。并且,整个时期的党员总数，也不能反映出敌我力量的对比，市工委时段人数为143人，市委时段虽有增加，但据钟明在1983年找到的一份1948年3月给省委的报告记载，1946 年撤退后，"广州剩下不够一百党员"， 1947年"五卅一"前人数为150人，1948 年3月，加上新发展的七十五人，总人数约为230人[13]。1949年大军渡江前后，广州撤往省内各游击区的人数更多,钟明本人亦从香港率东江教导营进入粤东。留在广州坚持斗争的党员，据传不过百余人。这些数字表明，在敌我力量的对比上，中共广州地下组织虽然处于弱势，但由于坚定地执行了党的白区工作方针，能从广州实际情况出发，制定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在组织上采取单线联系，纵深配备的原则，放手发动群众，运用港澳和游击区作回旋余地支援游击战争，贮备后备力量， 故我方得以凭藉弱势的力量，使强势的敌方处于被动挨打的处境，我方终于配合解放军解放广州，取得了最后的胜利。钟明说得好："我们在城巿没有山林作依托，没有青纱帐作掩护，我们必须依靠'人山'、'人海'，采取合法和非法相结合交替使用的策略，对敌人展开各种形式的斗争。” "整个解放战争时期，敌人始终摸不着我们的骨干力量所在，几次重大破坏行动， 都一一以失败告终。'[14]广州第二条战线的斗争,精采纷呈，髙潮迭起，中共广州地下组织功不可没，本文收集整理其成员的芳名，意在保存资料，永载史册，让后人永志不忘。

　　[1] 《中国共产党广州市组织史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页。 

　　[2] 《粵海风涛》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页。

　　[3] 《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6页。 

　　[4]《广州党史》2001年第1期第9-12页。 

　　[5]《访李国霖同志记录材料》11983年3月I原件存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6]《广州党史资料》第22期第33页。 

　　[7]何君侠手稿《我在广州市工作时间所接触及联系过的党员及外围秘密组织的成员情况》（1984年4月26日）原件存市委党史研究室。

　　[8]《光荣岁月》132页，广州市工运史办编印。

　　[9]解放战争时期（1946年6月-1949年10月）广州党史座谈会"纪要附件。

　　[10]解放战争时期（1946年6月-1949年10月）广州党史座谈会"纪要附件。

　　[11]《在粤海关我地下党情况》（调查记录）原件存市委党史研究室。 

　　[12]钟明同志提供。

　　[13] 《广州党史资料》第16期第6页。 

　　[14] 《粤海风涛》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