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和森是中共二大的中共中央委员，并担任中央机关刊物《向导》的主编，他自始至终参加了中共三大的筹备工作，并且赞成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中共三大后，他撰写的多篇文章中记述了中共三大会议情况，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党史资料。

　　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首先提出来的。1922年1月，共产国际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主义团体代表大会，决议各国共产党和民族主义团体应该结成反帝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派代表参加了大会。大会期间，列宁曾亲自接见了国共两党的代表，鼓励国共合作。会后，少共国际代表达林来到中国，和孙中山商谈了中俄联盟和国共合作问题。同年4月底，中共中央召集参加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党团干部开会，达林建议中共整个加入国民党。经过讨论，蔡和林和到会多数人都赞成国共合作，却不同意中共加入国民党，而只赞成实行两党的党外联合。1922年7月，蔡和森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二大，参与起草大会宣言。二大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议诀案》，决定"先行邀请国民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适宜地点开一代表会议，互商如何加邀其他革命团体"，"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但是，孙中山不承认国共两党进行党外联合。正如蔡和森指出的：孙中山认为："中共如加入国民党，就应该不能另有共产党存在"。1926年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一文中记叙了当时的情形："1922年C.P.第二次全国大会时，国际代表主张加入国民党，而有一部分不赞成加入，有一部分在理论上赞成，但关于具体方法，会议的结果要中央解决之，所以我们决定用C.P.中央执行委员会写信致国民党，请求联席会议，但中国政治问题而实际上做不到，因为孙中山不承认有C.P.的党，故因此未作"。①

　　1922年8月29日、30日，中共中央召开西湖会议，专门讨论共产党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组织形式问题，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马林、张太雷出席了会议。据陈独秀在中共三大的作的报告中指出："起初，大多数人都反对加入国民党，可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说服了与会的人，我们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从这时起，我们党政治主张有了重大的改变"②。蔡和森是属于被共产国际代表说服同意加入国民党的人之一。他曾说："在西湖会议上已决定全体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③。西湖会议后，他由张继作介绍人，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在中共中央作出加入国民党的决议后，蔡和森对不同意此决议的同志作了说明教育工作"在第三次大会前，根本反对加入国民党的只有陈公博、李汉俊、沈玄庐、杨明斋几人及一部分广东与湖南的同志，张国焘、蔡和森和陈独秀一起反对这个倾向"④。

　　1923年1月，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决议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形势。指出："由于中国独立的工人运动还很软弱，由于中国的中心任务还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在国内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尤其是由于这一民族革命问题对于尚未从其他阶级中充分分化出来成为一支完全独立的社会力量的工人阶级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必须使国民党和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的行动协调起来"。"但是，在这样做时，不应该以取消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政治特点为代价。党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组织，并要有一个严格的中央领导机构"。共产国际认为进行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条件已成熟，指示中共要在保持自己独立性的前提下，和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共产国际派驻中国代表马林提议从速在广州召开中共"三大"，以统一全党的思想，制定国共合作的方针和策略。

　　5月，中共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到广州办公。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瞿秋白、张太雷以及马林陆续到穗进行三大的筹备工作。6月12至20日，共共三大在广州东山恤孤院后街31号召开。到会的有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瞿秋白、张国焘、张太雷、项英、罗章龙、何孟龙、陈潭秋、向警予、徐梅坤、邓培、王荷波、林育南、金佛庄、于树德、孙云鹏、谭平山、冯菊坡、阮啸仙，朱少莲等30多人，代表全国420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参加了大会。

　　三大在中心议题是讨论和确定国共合作问题。会议开始时，陈独秀代表第二届中央委员会作工作报告，总结了党的二大以来的工作情况和经验教训，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指示。在大会讨论中，发生了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已不是要不要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如蔡和森日后指出的"自以西湖会议（1922年8月）以后，经过很坚决的反对李汉俊、陈公博、施存统等的不加入国民党的观念，到三次大会时，对于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已经不成争论的问题；所争论的是关于C.P.政治面目和劳动运动的独立性"⑤。蔡和森将在中共三大争论的中心问题具体归纳为三条：

　　"（1）联合战线问题：马林、仲甫、秋白、太雷认为中国目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故应与资产阶级联合，国焘、和森、仁静以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不革命的，因阶级性使然，所以我们只应与小资产阶级联合，即是与国民党联合，因为他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

　　（2）党的地位与独立工作（亦分为二派）：

　　第一，马林、仲甫、秋白、太雷以为目前应加入国民党作国民革命，故当完全作国民党的工作，将来国民革命成功，这时党的独立不成问题的了，因为那时共产党自然会出现了。

　　第二，国焘、和森、仁静以为加入国民党后应保存党的独立性。

　　（3）是否保持产业工人（亦分两派）：

　　第一，主张不保留产业工人，因为保留就是减少国民革命势力；

　　第二，以为产业工人是共产党的基础，应留，而不应加入国民党内去"⑥。

　　双方争论的焦点是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还是部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要不要动员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认为：中国革命目前的任务，只是进行国民革命，不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国民党是代表国民运动的党，要成为革命势力集中的大本营；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现在都很软弱，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力量；因此，全体共产党员，产业工人都应参加国民党，全力进行国民革命；凡是国民革命的工作，都应当归于国民党；由国民党组织进行，即所谓"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只有这样，才能增强国民革命的力量"。以陈独秀为代表的这种看法低估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的作用，过高估计国民党和资产阶级的作用，会使共产党在国共合作中降到从属的地位，这也是错误的。但是他们强调民主革命是党在当时阶段的中心任务，不要忽视国民党和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主张把一切革命力量汇合起来，实现国民革命，则是正确的。蔡和森等人承认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是当前中国革命的重要任务，赞同部分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但是认为共产党还有它的特殊任务，就是领导工人运动，与资产阶级作斗争，这两个任务同等重要，应当同时进行。他们反对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认为那样就会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把工人运动送给国民党。他们强调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和加强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虽然是对的，但是由于脱离了建立统一战线的任务，这些意见只能导致孤立自己。1926年，蔡和森在莫斯科应中共中山大学旅俄支部的邀请讲授《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时也认为他和张国焘等人的意见有三方面的缺点：一是怕加入国民党而削弱了自己的势力，因而不积极地去参加国民党；二是想等孙中山左倾后再加入国民党，而忘却了支配国民党的责任；三是不能加入国民党，去促进国民党改组，而站在了被动的地位。蔡和森还说：当时他们"只看孙中山是对象，而未看清全国民党的群众"，"太过火"。1928年6月，蔡和森出席中共六大时谈到他在三大时的发言时也说："特别我的左稚病，当时我说的话最多，偏于认定资产阶级革命作用是怎样薄弱，是怎样没有力量，这当然是错误的"。经过讨论，中共三大最后决定，接受了共产国际在1923年1月作出的关于共产党和孙中山领导的国共合作的建议，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大会还讨论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三个目的：改组国民党为左翼的政党；在中国共产党不能公开活动的地方，扩大国民党；把优秀的国民党员吸收到我们党内来。会议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指出：党在现阶段"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以解除内外压迫"。"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决议案还提出要保持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的独立性，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要保存并努力扩大共产党的组织，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并且强调，拥护工人农民的自身利益是我们不能一刻遗忘的，"对于工人农民之宣传与组织，是我们特殊的责任；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更是我们的中心工作。"

　　大会最后选举了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共选出中央委员9人，按得票数目排列如下：陈独秀（40）、李大钊（37）、蔡和森（37）、王荷波（34）、毛泽东（34）、朱少连（32）、谭平山（30）、项德隆（27）、罗章龙（25），另选出李汉俊、邓中夏、徐梅坤、邓培、张连光等人为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会又成立了由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五人组成的中央局，处理中央日常工作。陈独秀任委员长，毛泽东任秘书兼管组织工作，罗章龙任会计兼管宣传工作，蔡和森负责编辑党的机关刊物《响导》。

　　蔡和森在中共三大中是同意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关于与国民党进行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决议的。至于在会上出现的两种不同意见，反映了中共领导核心中对一些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的不同看法，蔡和森在日后的革命斗争中也认识到自己在中共三大时的想法是有严重不足的。属于党内正常现象，并且都能在以后的斗争实践中加以总结和纠正。蔡和森对此曾有一个看法"看来根本的意见不同，具体的方法亦不同，一派右倾，一派左倾"⑦；"自然，两种倾向都有错误都是很幼稚的，……不过这也还说不上是固定的，有系统的，继续的一贯的机会主义"⑧。蔡和森还认为："可以说是共产党在其初期所犯的错误，这些错误的性质和程度，现在可以从我党的新方针的观点加以讨论"⑨。

　　注释：

　　① 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载《"二大"和"三大"》第48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

　　② 陈独秀：《向第三次党代表会议的报告》，载《中共"三大"资料》第58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

　　③ 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载《"二大"和"三大"》第493页。

　　④ 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载《"二大"和"三大"》第508页。

　　⑤ 《中共"三大"资料》第151页。

　　⑥ 《中共"三大"资料》第143页、第144页。

　　⑦ 《中共"三大"资料》第143页。

　　⑧ 《中共"三大"资料》第152页。

　　⑨ 《"二大"和"三大"》第510页。